有美國官方背景的亞洲自由電台網站6月27日報道，海外一名接近薄熙來家族的人士披露了這一消息。報道稱，薄熙來目前正在大連棒棰島治療及療養。而在此消息出現的前幾天，中國異見人士劉曉波罹患肝癌保外就醫的消息，已經讓輿論對中共能否妥善處理好意識形態分歧中，對那些極端人物的“命運走向”增添了更多的關注。
而早在當年，薄熙來主政重慶風頭正勁時，就有海外政治觀察人士指出，薄熙來在重慶的所作所為已經證明其是“一個不折不扣的政治投機者”。
2012全國兩會上的薄熙來（圖源：AFP）
薄熙來的“左派”標簽
“薄熙來因患肝癌目前正在大連棒棰島治療及療養”的消息，目前還無法獲得中國官方證實，也沒有第三方證實這一消息的真實性。
海外政治觀察人士認為，薄熙來雖然已經被中共正式審判，但其曾經代言的黨內“左派”勢力仍在努力讓薄“標簽化”，類似這樣的行為時有發生。
薄熙來是中共前副國級領導人。中共元老薄一波的次子。中共第十七屆中央政治局委員，2012年3月，時任重慶市委書記的薄熙來，因時任重慶市副市長兼重慶公安局局長的王立軍“叛逃到美國駐成都總領事館”，而於2012年9月被開除黨籍。2013年10月25日，中共以薄熙來涉嫌受賄、貪汙、濫用職權案的名義，判決薄熙來無期徒刑。
薄熙來在重慶主政將近5年，並創造了“重慶模式”，輿論普遍認為，“重慶模式”是當時中共黨內左派勢力力捧並高度認可的“國家發展模式”的樣本。
雖然當時薄熙來不止一次宣稱“我們從沒提過什麽重慶模式”，但在其治下的重慶頻頻召開的有關討論“重慶模式”的會議，以及重慶政府公開還為相關研究提供了財力支持的消息從事實上確定了當時薄熙來確實在試圖開創一套獨特的施政道路——這也被普遍認為是重慶方麵在有組織地推廣“重慶模式”。
分析指，當“唱紅打黑”也開始成為“重慶模式”的一部分時，由經濟發展經驗而來的“重慶模式”，便塗染上了濃重的政治色彩和薄熙來的個人色彩。而這種被附著了“唱紅打黑”等各種元素的發展模式，顯然是以薄熙來為主體的，稱之為“薄熙來模式”可能更為名副其實。
多維新聞在2011年的記者走訪重慶後撰文《隻有薄熙來 沒有“重慶模式”》，文章指“薄熙來在重慶的所作所為也不過是在施政,並沒有對製度進行根本性的改造。的確，在其施政中有些個人風格,但也不涉及製度，特別是根本製度層麵。那麽，哪來什麽“重慶模式”？恐怕有的隻是薄熙來的工作特色。”
海外政治觀察人士指，薄熙來在重慶主政時，個人想要在中共十八大上位的願望非常急迫，而其推行的“重慶模式”，模仿“文革”中的前中共領導人毛澤東，隨即得到了當時中共內部左派人士的支持。而薄熙來也樂於迎合左派人士尋求“公平”的發聲，在重慶的個人施政中刻意將如戶籍改革、公租房項目——都是中國中央政府一直在推動的，卻是舉步維艱的頭痛工程，變成了公關方式運作後的政績工程。薄熙來迎合左派是為了獲得權力，而左派力捧薄熙來是為他們眼中的“公平”能夠泛化到整個中國政治領域中。
隻是，沒人能夠預料到“王立軍事件”的出現，能夠在一瞬間讓薄熙來和中共左派的政治訴求都成為過眼雲煙。
不過，中共黨內的左派顯然不會那麽容易放棄自己的政治訴求。
極端人物的命運走向
中共十九大的臨近，讓中國政治氣候變得異常敏感。薄熙來和劉曉波，兩個人是中國大陸意識形態分歧中的極端人物，“一左一右”的兩極。
劉曉波罹患肝癌保外就醫的消息已經得到了各方的證實。
多維新聞撰文《符號崩塌民運已死 劉曉波罹癌的政治解讀》中指，“六四之後的劉曉波，已經被民運人士、西方如諾獎委員會，甚至中共自己，打造成為一個‘符號’，一個代表著挑戰中共權威的異見人士群體的符號。”並稱，如果各方能夠放下這種“將劉曉波符號化”，尤其是中共，在劉已經罹患癌症的情況下，用更寬容的態度去麵對，是展現其在新時代下政治自信的契機。
海外觀察人士亦稱，無論薄是否身患肝癌，中共都應該謹慎處理薄在輿論場中的“位置”，沒有必要將其塑造成“左派殉道者”的形象，亦無須將其符號化。
實際上，在中共將劉曉波符號化，並以“右派精神領袖”的等級對待時，就已經陷入了尷尬的境地——中共麵對的海外民運人士的訴求是“自由與民主”，而中共的政黨現代化中恰恰早已包含了這部分內容。
當下，麵對中共黨內左派人士推崇的身在秦城（中共關押幹部囚徒的監獄）的薄熙來時，如果中共處置不當，很有可能將薄熙來推向了“左派精神領袖”的符號化位置，這對中國大陸政治層麵上的現有的任何一方，均無好處可言。
輿論普遍認為，中共能否妥善處理好意識形態分歧極端人物的“命運走向”亦是檢驗執政黨政治智慧的一個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