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與薄熙來站同一起跑線 劉源：不求理解

更多新聞請進入文學城“薄熙來案”專題頁麵

高考過後是招生。北京師範學院曆史係教師周興旺當時在北京崇文門內旅館招生。他住的房間裏，床上攤滿檔案袋。他所能接觸到的檔案，都是經北京市高招辦篩選過的。高招辦當時掌握著一份20個典型“可教育好子女”的名單，都是被打倒的中共中央一級領導人的子女。高招辦領導讓周興旺在劉源和薄一波的兒子薄熙來這兩份檔案中選一份。周興旺想：那就選個“大”的吧。本文摘自2010年第3、4期《黨史縱覽》，作者餘瑋，原題為《劉少奇之子劉源：在特殊環境下成長》。

這些年來，前國家主席劉少奇的子女過著低調、平凡而務實的生活，很少走進公眾的視野。作為劉少奇的幼子，劉源是劉家後人中唯一從政的。他1951年生於北京，1982年畢業於北師大曆史係，當過知青、做過鉚焊工。他的從政生涯自公社副主任起步，曆任副縣長、縣長、副市長，36歲時成為全國最年輕的副省級幹部。進入不惑之年後，他步入軍界，現已是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政委，上將軍銜。

劉源對自己的家庭背景並不回避。他說，盡管父親沒有給我們留下什麽物質上的東西，但是留下了最珍貴的精神財富。如果說有什麽特殊的話，那就是一些“特殊”的嚴格鍛煉的機會。

中南海裏的小“芝麻醬”

在劉源看來，人民在父親的心目中，具有至高無上的地位。說起父親，他那深深的懷念之情溢於言表。劉源說：“我父親曾說過，他光著屁股來到這個世界，離開這個世界的時候，也要作為一個無產者。他做到了。我們為他沒有給自己的親屬們留下任何資產倍感自豪。他給後世之人留下的是光輝的思想、高尚的品格和不朽的功績。現在，人民群眾懷念他，也正因為此。我想，能繼承他的這筆巨大遺產，並發揚光大，正是他老人家唯一寄望予我們的。”“父親對我們一直是很嚴的，從小就給我們定了嚴格的要求。比如，9歲必須學會遊泳，學會騎自行車，13歲開始下鄉勞動，每年逢暑假、寒假必須到農村、工廠勞動，到解放軍連隊鍛煉。”劉源記得，有一次在北戴河，他想下海遊泳，可是到海邊一看，風浪很大，下不去。父親就說：浪這麽大，你敢不敢下？劉源說不敢下。這時，父親生氣了，說：現在脫了衣服，下去！劉源隻好脫了衣服，穿著褲衩下去。回來後，父親問他什麽感覺。劉源說在岸上看著很害怕，下去以後好像沒有那麽可怕了。劉少奇這時笑了，說，這就對了，你要掌握水的規律，會遊泳，不能一開始就害怕。

1956年以前，在中南海甲樓一層秘書的辦公室裏，有一台用軍用發報機改裝的收音機，體積很大，也很粗糙。但在當時，這是稀罕物，劉少奇的幾個孩子經常到這個辦公室來收聽廣播節目。

為了滿足孩子們強烈的求知欲，一位秘書與改裝這台收音機的總參謀部聯係，希望能用這台大收音機換兩台小的。總參那邊不僅爽快地答應了，而且還送來了3台由他們組裝的簡易“小收音機”。秘書留下一台，送給衛士一台，剩下的那一台就放到了孩子們的房間裏。

一天，劉少奇在孩子們房間裏發現了這台收音機，覺得奇怪，便問：“這是從哪裏來的？”孩子們如實地告訴了父親。

劉少奇從孩子房間出來，就把那位秘書叫去。問明情況後，他麵色嚴肅地說：“你們怎能隨便向人家要東西呢！以後再不準隨便接受別人的任何禮物，不準占公家的便宜，不準打我的旗號辦不應該辦的事。要來的這些東西，通通退回去。”於是，孩子們房間裏的那台收音機又消失了。

劉源是在北京市實驗二小念的小學。雖然離家並不遠，但為了培養孩子獨立的生活能力，在劉源7歲那年，劉少奇就要求他在校食宿，他的姐姐妹妹也都住校。當時正值3年困難時期，學校夥食狀況很差，天天吃紅薯幹。劉源實在吃不下去，有一次星期六，他就把紅薯幹裝在口袋裏帶回了家。結果，這一小塊紅薯幹被父親發現了，他嚴肅地問：這是什麽東西？你把這個東西拿回來是什麽意思？

原來，劉少奇以為劉源是拿著紅薯幹找他告狀的。劉源解釋說自己在學校吃不了，拿回來吃。劉少奇就說：“現在全國都非常緊張，你能吃到這個已經不錯了，千萬不能浪費。你拿回來是讓我看看，我知道，但是，你們能吃到這個已經不錯了。”

當時，有一些叔叔阿姨很關心劉家孩子，跟劉少奇夫婦提出：“孩子們吃得太差了。現在正是長身體的時候，能不能讓他們回家來吃飯？”學校的校長老師也如此提出。但是，劉少奇拒絕了，說：“人民群眾現在吃不飽，我們有責任，是我們沒有領導好。讓我的孩子們跟大家一樣，也吃不飽，這樣，將來他們長大的時候，就會牢牢記住。他們給人民做事的時候，絕對不能再讓人民吃不飽飯了。”

劉源記得，14歲以前自己都是撿哥哥姐姐的衣服穿。在他印象裏，小時候似乎沒穿過不帶補丁的衣服。“我妹妹也一樣。記得有一次，阿富汗的國王和王後到中國來訪問，由我父親和母親接待。阿富汗王後提出：我要見見你們的孩子，跟他們吃一頓飯，照張相。這種要求很難拒絕。我母親馬上回來準備，給我們這幾個孩子找衣服。可是，翻來翻去找不出不帶補丁的衣服。怎麽去見人家國王和王後呢？最後，我是從北京市一個少先隊獻花隊那裏借的衣服。我妹妹穿的是她自己的衣服，但褲腿上有一個小補丁，我們的老阿姨繡了一朵小花給補上了。後來，我妹妹在照相的時候腿還得交叉，以便把這個擋上。當時確實找不到一身合適的沒有補丁的衣服。”劉源記得，當時穿的鞋子往往張開了口子，還要湊合著多穿些時間，最高興的事之一就是換新球鞋。劉源用的那個舊鐵皮鉛筆盒還是姐姐傳給他的，已經用得很舊了，以至於後來不得不用橡皮筋綁著用。

1959年5月10日下午，劉少奇在中南海的家裏，接待了女兒平平和兒子源源就讀的北京第二實驗小學的老師陶淑範、褚連山等。在認真詢問了老師們的工作和生活情況後，劉少奇說：“平平和源源是我的孩子、你們的學生。有句老話說，‘養不教父之過，教不嚴師之惰’。今天請你們來，就是想告訴大家，希望能嚴格要求他們。你們不嚴，我就不高興。”劉少奇望了望在座的老師們，突然問道：“平平和源源在學校表現怎麽樣啊？”

老師們隻顧聽“首長指示”了，腦子一時還沒轉過彎來，都愣在那裏。為了打消老師們的顧慮，劉少奇又補充了幾句：“請你們說實話，他們好就是好，差就是差，或者哪方麵好，哪方麵差。我雖然是他們的家長，可是沒你們接觸得多，了解得多。”

“平平和源源在學校裏學習都很努力，他們生活很儉樸，對老師也很尊重，也能團結同學，積極參加各項活動。我們知道您對孩子要求非常嚴格，他們有缺點錯誤時，我們也敢批評，沒有顧慮，從不護短。”一位老師想了一下如是說。王光美肯定了老師的這種態度：“這樣就好，這樣就好。做父母的沒有不愛自己的孩子的，但溺愛和嬌慣，實際上是害他們，是對他們不負責任的表現。你們能嚴格管理平平和源源，我們非常感謝。”

另一位老師說：“你家的這兩個孩子的勤儉和樸實，在全校是出了名的。”劉少奇接過這位老師的話頭：“勤儉是一種美德。不要說現在我們的國家還很窮，就是將來我們的日子好過了，也還要提倡勤儉節約，學校和家庭要從小培養他們的勞動觀念和集體主義思想。”

劉源從小拜著名美術家黃胄為師，學習中國畫，11歲那年參加巴黎國際兒童畫展，得了金獎，另外還得過兩次三等獎。一次，他在廬山畫了一幅畫送給毛澤東，隨手把自己的名字寫成“元元”。毛澤東看了後，半開玩笑半認真地說：“這個名字不好，不要‘圓’，要有棱角嘛！”劉源趕忙說：“不是那‘圓’，是‘源泉’ 的‘源’。”毛澤東笑著說：“這用‘源泉’的‘源’，挺好的！”

提起毛澤東，劉源認為他比起自己嚴肅謹慎、不苟言笑的父親要隨和親切得多。毛澤東特別愛逗孩子，當時住在中南海內的中央領導人的孩子都認識毛主席，也都和他逗笑過，劉源在這位“毛伯伯”麵前，覺得比在父親麵前要隨便自由得多。

劉源起初對自己的名字並不滿意，那時他叫“源源”。他想，這是個小孩的名字，將來長大了，怎麽還能這麽叫？於是，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向父母提出改名的請求。父親被說動了，思考了一番後，給他更名“鑒真”。父親把這個新名字告訴劉源時，還和他交談了許久，給他解析“鑒真”二字的涵義：世間的事物是複雜的，遇事不應簡單視之，要加以鑒別，求是求真；要養成獨立思考的習慣，不要人雲亦雲，對實際情況要求實求真，要善於鑒別並勇於堅持真理……

然而，沒過太久，首都文化界、宗教界舉行了一次紀念鑒真和尚的活動。活動提醒了王光美：“鑒真”與曆史上一個著名的和尚同名。她不讚同這樣改，改名之事就被擱置了下來，但父親那諄諄教誨，卻烙在了劉源的心裏，終身受益。

劉源“可以說生於軍中，長在兵營，加上胖乎乎、傻憨憨，不論從哪方麵講都笨笨的，大人們總喜歡逗著玩。今天一個叔叔刻把槍，明天另一個叔叔做柄刀，我整天衝呀殺呀滿院子瘋”。1955年我軍第一次授銜後的一天，有人給劉源畫了一副肩章，花裏胡哨的，用別針別在肩膀上，“那個得意勁兒就別提了”。正巧楊尚昆走過，細看了看，說：“跟我來。”劉源莫名其妙，歡天喜地跟著到了懷仁堂。正巧朱德、彭德懷、陳毅3位元帥和鄧小平在門口說著什麽，楊尚昆拉著劉源過去，說：“看看咱們未來的將軍！”幾位老總圍著劉源，躬身眯眼細看劉源的肩章，陳毅嘟囔著：“嗯？肩章還有字呐——‘芝麻醬’！”頓時引起一片爽朗的大笑。鄧小平按著劉源的腦袋，把劉源推進會議室裏，更是引出哄堂歡笑。劉源回憶說：“在身經百戰的將帥中間，我鼓肚昂頭，可以想像，要多牛有多牛！直到楊爸爸將我拽出懷仁堂：‘去！玩兒去吧！’我簡直是飄然欲仙，腳底生風。之後有好長一段時間，‘芝麻醬’成了我的別稱‘雅號’，甚至到3年困難時期，我竄到那個大灶食堂，大師傅還冷不丁拿出5分錢一小碟的芝麻醬免費供我解饞。這在當時，可是極其罕見、特別實惠的優待。”

13歲那年，劉源圓了軍人夢。入伍期間，劉源每次回來都要向父親匯報個人表現。“不管工作多忙，他都放下手頭的工作，專心聽，聽我講每天幾點起床，吃什麽，怎麽安排一天的時間，連隊的生活怎麽樣，每天都做什麽，聽得很仔細。每當他聽到我有一點進步，比如得個‘五好戰士’、‘特等射手’，他由衷地高興。”

　　“文化大革命”中陪父母挨鬥

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狂飆席卷中國大地。劉源說，一開始父親對運動很不理解。“後來批評他，特別是派了工作組以後，毛主席又批評。他就感覺到老革命碰到了新問題。他講了一段很有代表性的話，說：你們不知道怎麽搞‘文化大革命’，來問我們，我老實回答你們，我也不曉得。這是他那個時候的思想，但他還是力圖主動理解‘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爆發後，在部隊當兵的劉源被退回北京四中接受批判。他回憶說，我們從外麵回家把運動的情況跟我父親講，他每次都是陷入深思中不說話。一天，在吃晚飯的時候，劉源和姐姐劉平平悄悄議論著晚上要跟同學們去抄某某家的事。劉少奇聽到他們的談話，心情十分沉重，便嚴肅而堅定地對他們說：“你們不要去！”飯後，劉少奇從書櫃裏取出《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語重心長地告誡一雙兒女：“我是國家主席，我要對憲法負責。你們不能去抄家，不能去打人。很多民主人士跟我們黨多年合作，這是我們黨統戰工作的重要成果，幾十年的關係來之不易，不能讓它毀於一旦。我現在的處境不能出麵阻攔，也攔不住你們，你們去攔你們那些同學也攔不住，但我要跟你們講清楚，我要負責任。”父親的話，深深地震撼了兩個孩子的心靈。於是，他們不再和別人一起去抄家了。

1967年1月1日，中南海內的造反派在劉少奇住處院牆上張貼了“打倒中國的赫魯曉夫劉少奇”等標語。3日晚，在戚本禹指使下，造反派第一次直接批鬥了劉少奇、王光美。

在一次批鬥會之前，劉少奇跟子女們說：“將來我死了，骨灰交給你們，要把我的骨灰撒入大海裏，我生是一個無產者，死了也是一個無產者。你們記住，這是我給你們的遺囑。”他鼓勵子女們說：“你們一定要在群眾中活下去，經受住委屈，在實際勞動中接受鍛煉，人民對我不理解，對你們也可能有些過火的行動，你們一定要理解人民。中國的人民是最好的人民，爸爸是人民的兒子，你們也一定要做人民的好兒女。永遠跟著黨，永遠為人民。在這種不正常的情況下，一定要挺住，一定不要與群眾有對抗情緒。”劉少奇默默地看著家人，想到他們因自己而受牽連，不禁有些激動：“我多次跟你們說過，對我而言，人民的信任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幸福。但是，我今天要告訴你們，還要說一句，人民的誤解是我一生中最大的痛苦。”

這年8月5日，劉少奇、鄧小平、陶鑄夫婦分別在中南海受到殘酷批鬥。

瘋狂的人群擁擠著，人們揮舞著“紅寶書”，“打倒”聲此起彼伏。劉少奇已是68歲的老人，暴徒們扭著劉少奇的雙臂，坐“噴氣式”，揪著劉少奇斑白的頭發，逼他喊打倒其他老幹部的口號。劉少奇緊閉雙唇，就是不喊。造反派就對他拳打腳踢，厲聲質問：“你為什麽不喊口號？”劉少奇頑強地昂起被按住的頭，堅定地回答：“我負主要責任，要打倒，就打倒我一個人。”

劉少奇的鞋子被踩掉了，隻穿著襪子，豆大的汗珠不斷地滾落，飽經風霜的臉龐因內心的憤怒而抽搐著、曲扭著。被強行拉來陪鬥的孩子們看到自己的父母遭受折磨，鼻青臉腫，坐在家門口的當時隻有6歲的小小非常害怕，“哇”地號啕大哭。劉源見狀，忙掙脫人群去照顧妹妹小小，卻被造反派攔住，“你要幹什麽？”劉源怒目圓睜，強抑悲憤：“你沒看到一個小孩子被嚇哭了嗎？”劉源回憶說：我跑到小小那兒，把小小擱在哨兵那兒安撫下來——那時候場麵已經是一片混亂。

劉少奇和王光美被毆打著，被推搡著，漸漸近了。劉源看見母親突然掙脫了扭住自己的造反派，撲上去抓住父親的雙手。父親也緊緊握住母親的雙手，不顧造反派的拳打腳踢，相互凝視著，因為他們知道，在一起的日子不多了，能夠互相看到對方、傳遞心聲的日子越來越少了。造反派凶神惡煞般掰開了他們緊緊握在一起的雙手、王光美又奮力掙脫，拉住劉少奇的衣角，死死不放，哪怕是多一會兒也好啊！這是生離死別啊！

劉源不願回憶這些。他說：我不知道人們是否能想像和理解，作為一個16歲的孩子，看著自己的父母在這種場合生死訣別是什麽心情。盡管過去了40多年，但是對他來說刻骨銘心。“從那以後，我父母就分開了，再也沒有見過麵。有一段時期，我負責給父親端飯。有一次，我父親吃完飯，我給他洗毛巾，他走到我身邊問：你媽媽在哪兒？當時有人在旁邊監視，我隻好說他們不讓我告訴你。我父親站了大概有1分多鍾，又問了一遍：你媽媽在哪兒？我說他們不讓我告訴你，說著指指後牆。我母親被關在後院。當時我想，我不說，還能見到你，我要說了可能就見不到你了。我沒有明白地告訴他母親在什麽地方。我要知道後來事情發展成那樣，我應該告訴他”。

這一年9月13日，王光美被正式逮捕，11月轉押秦城監獄。劉少奇的子女也被趕出家門，或到校接受批判，或流浪街頭。劉少奇獨自一人被關押在福祿居前院，並不知道他的家人已經不在福祿居了。

劉源不理解：作為國家主席的父親一夜之間怎麽就成了“階下囚”？因為受牽連，兄妹幾個最困難的時候連吃飯都成了問題。劉源曾偷偷地跑到醫院去賣血，但因為沒有證明，醫院不收。

1968年10月，中共八屆擴大的十二中全會在北京舉行，批準了江青一夥蓄意炮製的所謂《關於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罪行的審查報告》，“撤銷劉少奇黨內外一切職務，永遠開除黨籍，並繼續清算劉少奇及其同夥叛黨叛國的罪行”，從而釀成了中國共產黨曆史上最大的一樁冤案。

但是，早就被單獨關押的劉少奇根本不知道強加給他的這一係列莫須有的所謂“罪名”，更不知道他已經被“永遠開除出黨”。然而，為黨奮鬥了終生、為中國人民的徹底解放和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奮鬥了終生的劉少奇，自始至終都沒有動搖過對黨、對人民的一片忠誠，對共產主義事業的堅定信念。

劉少奇以沉默來反抗對他的種種誣蔑和惡毒攻擊。在心力交瘁之下，劉少奇這位已經70歲高齡的黨和國家領導人，身體狀況每況愈下。1969年10月17日晚，身患重病不能活動的劉少奇，被用擔架抬上飛機，送到河南省開封市，秘密監禁在開封市革命委員會院內“同和裕銀號”舊址的小屋內。由於長途轉運，加之長期以來醫療條件跟不上，到開封後醫療條件更差，林彪、江青一夥又拒絕調撥必需藥物，劉少奇病情進一步加重並迅速惡化。10月24日、31日，11月10日，3次病危。

1969年11月12日淩晨6時45分，在到達開封後的第27天，劉少奇在河南省開封市含冤逝世。

劉少奇逝世後，遺體當夜即被火化，骨灰被秘密存放在開封。在火葬申請單上，從北京趕來的專案組人員冒用了“劉源”的名字，死者姓名則是外界很少有人知道的劉少奇少年時用過的名字“劉衛黃”。

1978年底，王光美獲釋。劉源回憶道，即使母親從監獄裏出來，他們一家當時也沒有想到父親案子的平反問題。因為當時那個政治環境還不到時候，“而且也不大可能”。

王光美出獄不久，就帶著兒子劉源、女兒劉平平，來到剛擔任中央紀委第一書記的陳雲家裏表示感謝。陳雲立即接待了他們。劉源回憶說：“說實在的，我們去的時候隻是就中央紀委放我母親出來這個批示，向他表示感謝，但陳雲一見麵就提出了父親的平反問題。”劉源記得，陳雲說，少奇同誌這個案子是全黨最大的冤假錯案，如果這個大案子最後能澄清，那麽，與這個案子牽連的其他案子和所有受冤屈的人自然都平反了。

好在曆史是人民寫的！1980年2月29日，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作出《關於為劉少奇同誌平反的決議》。5月13日至14日，在全國政協副主席王首道、劉瀾濤等陪同下，王光美率子女前往河南，迎取劉少奇的骨灰。

關押劉少奇的房間還按當時原物原樣陳設著。王光美攜子女進入小屋，當他們看到房裏的狀況，以及劉少奇最後用過的簡陋器物的時候，睹物思人，再也控製不住心情的激蕩而潸然淚下。孩子們撲倒在床上，抱著劉少奇用過的枕頭，哭喊著：“爸爸，爸爸！”王光美強抑心中的悲憤，大聲地勸慰：“孩子們，堅強些！”

劉源說，抱著父親的骨灰盒時，覺得沉甸甸的，那一刹那感到了自己身上的使命，感到自己的靈魂在與父親的對話中得到升華。

5月17日，劉少奇追悼大會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黨和國家領導人以及首都各方麵代表1萬多人參加了追悼大會。

　　“激情燃燒”的知青歲月

在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40周年之際，劉源等20多位當年的北京知青，於2008年國慶期間，回到他們40年前插隊生活工作過的地方——山西省山陰縣白坊村進行回訪。在白坊村，劉源一行受到村民們的熱烈歡迎，他們與老鄉共敘舊情，共同回憶那段難忘的歲月。

劉源說，40年前，他們這些十七八歲的孩子來到山陰縣白坊村，是胸懷博大的白坊人民接納了他們，給了他們關懷和幫助；是勤勞淳樸的白坊村民教會了他們終身受用不盡的勞動知識和技能，從白坊村農民的身上，他們也看到了中國農民的勤勞和善良。此次回到第二故鄉，更是看到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了解到了朔州在全省、全國的優勢地位，這讓他們感到無比的驕傲和自豪。

時間撥回到了1968年12月24日清晨，北京火車站。那時，許多年輕人，響應毛澤東“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的號召，踏上火車，奔赴陌生的農村，開始了一段未知的人生旅程。

當時的劉源無家可歸，父母被分別囚禁，兄弟姐妹全被趕出了中南海，天各一方。於是，劉源也夾雜在人群之中，麻木地踏上了西去的列車。劉源記得，當時北京火車站站台上擠滿了家長們，有人痛哭流涕，有人興高采烈地揮舞著挎包。那天，隻有妹妹亭亭一人為他送行。劉源一頭紮進擁擠的車廂裏躲了起來，不敢見，也不想見妹妹。哭成淚人兒的妹妹在如海的送行人堆裏尋找著，一個個窗口查看著，呼喊著。

火車啟動了，劉源才擠到車門口，隔著玻璃門與妹妹瞬間相視，隻聽妹妹喊了一聲“源源哥！”就一晃而過。劉源回憶說：“當時，我胸中既沒那種響應號召的狂熱，也沒對走進充滿艱難困苦的未知世界的恐懼……”

火車進入山西後，一批批學生陸續下車，趕往各自的知青點。劉源他們下車的山陰站是那趟旅程的倒數第二站，下車後的禮遇是他們沒有想到的——人們夾道歡迎，鑼鼓喧天。很快，劉源等27位知識青年被分配到山陰縣白坊村勞動鍛煉。劉源被安排單獨住在一間破草房裏。

不久，九大召開，會議虛構了以劉少奇為首的“資產階級司令部”，肯定了強加給劉少奇的種種罪名。為此，劉源就開始承受新一輪的“革命行動”。別的同學是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而他則是在貧下中農的監督下接受“改造”。白天，用半原始的工具和方法勞累了一整天，晚上還要沒完沒了地接受批鬥。終於，他再也忍受不了了。一天，在夜裏舉行的批鬥會上，他突然狂怒地操起一把火鉗，“騰”地跳到門口，發瘋般喊道：“你們還有完沒完？要不想讓我活下去，我就先跟你們拚了，出來一個我捅一個！”同學們一個個都愣住了。

然而，人間自有真情在。在山西農村，劉源更切身體會到中國農民的樸素真誠、博大慈愛的胸懷，他們並不對劉源表示歧視，相反給他以保護，給他以珍貴的溫情。“慢慢地，我仇恨一切的冰心開始融化”。

白天，劉源像農民一樣辛勤勞作；晚上，他挑燈夜讀。他幫農民算賬，給他們紮針號脈，他給貧窮單調的農村生活留下一片笑聲……

直至1975年秋，在周恩來的親自過問下，劉源因病離開了生活了7年的白坊村。走的那天，幾乎全村的人都出來為他送行。許多老人、大嫂和媳婦都哭成了淚人，劉源也泣不成聲。他這時深深地感到，自己生命的一部分已經永遠留在了這片貧瘠的土地上。

回到魂牽夢繞的北京後，劉源被安排在北京起重機廠當普通工人。剛進廠不久，又適逢“四五”天安門事件，劉源自然又成了被清查的重要對象。工人們心照不宣地把他保護起來，他的師傅、老工人田文奎甚至為他擔保：“我白天黑夜和劉源在一起，他沒有問題！”工人們熱情地教他生產技術和工藝管理，傳授各種知識規程，還經常拉他到家裏撮一頓。拉拉家常，發發牢騷，彼此的信任與融洽再次溫暖了他的心。

　　一波三折的高考

1977年7月，鄧小平正式複出，中共十屆三中全會恢複了他原來擔任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中央軍委副主席和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等黨政軍領導職務。之後，鄧小平自告奮勇主抓科技和教育工作。

不久，高等學校招生會在北京召開。由於“左”的思想還束縛著許多人的頭腦，因此會議爭論十分激烈。爭論的主要問題是：現在是否可以像“文革”前一樣招收應屆高中畢業生？是否可以恢複考試？政治審查中如何克服唯成分論的影響，貫徹主要看本人政治表現的政策？招生中貫徹階級路線與擇優錄取的關係？

對於上述問題，主持會議的原教育部主要領導人總也不表態，致使會期一延再延。終於，鄧小平發了脾氣，警告教育部“要爭取主動”，“不要成為阻力”。對教育部送審稿上關於招收新生的政治審查條件，他認為“太繁瑣”，這一段全部被他劃掉，他又重新起草了一段。招生文件上關於政治思想品德考核的一段，基本上是鄧小平寫的。他說：“政審，主要看本人的政治表現。政治曆史清楚，熱愛社會主義，熱愛勞動，遵守紀律，決心為革命學習，有這幾條，就可以了。總之，招生主要抓兩條：第一是本人表現好，第二是擇優錄取。”

當年8月21日清晨，北京長安街沿途的高音喇叭裏傳出頭條新聞：恢複高考。

很快，北京起重機廠召開正式會議傳達相關文件，報考條件就張貼在車間的牆上。劉源經過仔細研讀，發現報名的政審條件中不涉及出身，隻說了本人不能有曆史問題、政治問題。他決定報考，但內心深處對會不會被允許參加考試仍然非常懷疑。畢竟，他的父親劉少奇頭上，還壓著“全國最大走資派”的帽子。

報名後，劉源開始認真準備高考，且苦苦等待準考證。可不久，他卻得知自己的報名被廠組織部門退回，理由是“超齡”。那年，劉源26歲，而據非正式的傳達裏有“最好25歲以下”一說。劉源不服氣，因為自己初二輟學，是“老三屆”的初中生，而高考對“老三屆”的高中生都是放開的，“他們的年齡肯定比我大”。

日後，劉源分析道：“當年高考報名，也不能說我本人有什麽問題，就說我年齡不行。當時的環境中，不讓我考，不會犯錯誤，讓我考，就可能冒風險。”

於是，當時以劉源的年齡劃線，廠子裏9個年齡大過他的工友一律被卡下。一氣之下，劉源給鄧小平寫了封信。今天，劉源仍然能很清晰地複述信的內容：“我管他叫小平叔叔，開頭就自報家門，說我是劉少奇的兒子劉源。我這幾年從農村又到工廠，聽說您恢複工作抓高考，很高興，大家都很振奮。我想考大學，現在廠子裏不讓考，如果因為我父母的原因、我的出身不讓我考，我很不服氣，何況你這個招生簡章並沒有這麽講。讓我考我考不上，是我自己的事情，誰也不怨……”

劉源記得，信不長，就一頁紙，用鋼筆書寫工整，在信封上寫著“中共中央鄧小平副主席”，然後貼了4分錢郵票，在自己的住處北京永安裏附近隨便找了一個郵筒投了進去。

信是寄走了，但到底有沒有結果，又會有什麽樣的結果，劉源心裏沒有底。10餘天後，來了回音。劉源和9個情況相近的工友，全部被放行。

鄧小平的批複，劉源至今沒見過，“具體怎麽批的不知道”，隻知道鄧小平批給當時的北京市委書記吳德，吳德轉批給北京市負責高招的同誌，最後由廠裏教育處通知劉源，說是可以報考了。

報考的時候，劉源認真地填了政審表。父親一欄填“劉少奇”，母親一欄填“王光美”，本人成份一欄填“工人”，籍貫、政治麵貌、社會關係等等一概填了一個“眾所周知”。

劉源他們拿到的，是當年北京市高考考場裏最後10個考號。當時，離高考舉行，僅餘一個星期。他記得，當年每個考場是40人，而自己所在的最後一個考場顯得相當空蕩，隻坐了不到20個考生，其中10名來自北京起重機廠。劉源他們中的7位，後來成為幸運的七七級大學生。

高考過後是招生。北京師範學院（現首都師範大學）曆史係教師周興旺當時在北京崇文門內旅館招生。他住的房間裏，床上攤滿檔案袋。他所能接觸到的檔案，都是經北京市高招辦篩選過的。高招辦當時掌握著一份20個典型“可教育好子女”的名單，都是被打倒的中央一級領導人的子女。高招辦領導讓周興旺在劉源和薄一波的兒子薄熙來這兩份檔案中選一份。周興旺想：那就選個“大”的吧。

於是，周興旺拿了劉源這一份。盡管檔案就幾頁紙，但拿在手裏覺得沉甸甸的。周興旺清楚，自己不能做主，必須帶回學校匯報。因為怕丟失，這份檔案就在他家防震棚裏架高的雙人床上過了一夜。

錄取還是不錄取考生劉源的問題，一直報到當時師院的領導機構“北京師範學院革命委員會”，並為此專門開會研究。革委會副主任崔耀先是1937年參加革命的老幹部。在討論會上，他拿著劉源的檔案，說，這個學生在農村插過隊，是因為肝炎被退回北京養病的。這個身體呀，能過關嗎？得讓他去醫院複查。身體行的話，沒有理由不讓他上吧？

為此，一個可能被上升到政治層麵的、大是大非的問題，就此降到了一個很普通的、可度量也能執行的標準上，即政治問題變成了體質問題。不久，劉源去崇文門內旅館，找周興旺老師體檢。

周興旺帶著劉源去了同仁醫院。這是一場隻有一個學生的特殊體檢。直到此時，劉源開始相信，上大學真的“可能有戲”。

1978年初的一天，劉源終於收到北京師範學院曆史係的錄取通知書，那一刻，他有些激動。此時，距離父親劉少奇辭世已近10年，母親王光美還被關押在秦城監獄。劉源清楚地記得，3月8日，自己正式入學。

懷著對失去青春歲月的強烈補償心理，帶著10年動亂中留下的對中國現實和未來的無數疑問，劉源在中外曆史中忘情徜徉。同學們待他平等、友好，他的身心感受到了一種十幾年來從未有過的平靜。

1978年，對於中國而言，意味著一場徹底改變中國命運的變革的開始；而對於前國家主席劉少奇的後人們而言，則意味著一場持續10餘年噩夢的終結。這年 12月18日至22日，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在北京舉行。全會開始全麵、認真地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這年12月22日，根據中共中央組織部的決定，王光美被釋放出獄，隨後徹底平反。

見到母親王光美時，劉源的眼圈紅了：母親臉色蒼白，眼角已經布上細細的皺紋，那曾經黑得像墨玉一樣的頭發已經失去光澤，幾絲白發刺目地顯露出來。

在和鄧小平的一次會麵中，王光美提及了兒子要求參加高考的信和鄧的親自批複。鄧小平微微一笑，沒有作答。

其實，當年劉源報考的第一誌願是北大哲學係，第二誌願才是北師院曆史係。考試結果雖然超過了第一誌願的錄取線，但北大當時不敢招收這個身份特殊的學生。劉少奇被平反後，北大曾經派一位老師專程找到劉源，問他：“你還想上北大嗎？這是你原來報考的大學。”那位老師話說得很真誠：“當時沒收，確實不對，現在也許可以補救一下吧。原來你報的哲學，現在上的曆史，你願意上哲學還是曆史？”

劉源沒有選擇轉校。對北京師範學院，他心懷感激。

　　母親力促向“再生父母”報恩還情

2006年10月13日淩晨3時左右，作為20世紀中國最富傳奇色彩的女性之一，王光美走完了地跌宕起伏、悲喜坎坷的一生。在北京革命烈士公墓紀念館舉行的王光美遺體告別儀式，最後幾乎成了哭別儀式。當前來送別的人們看到他們愛戴敬仰的王光美老人安詳如昔、安臥在鮮花叢中時，都忍不住流下了難過與不舍的淚水，親朋好友們更是泣不成聲。從小就堅強地麵對大風大浪的劉源，此時此刻凝視著黨旗披身的母親，也忍不住淚流滿麵，遲遲不願與母親做最後訣別。

最後，劉源還是克製住自己的悲痛，向母親深深敬了一個軍禮後，緩緩捧起母親遺像，走出告別廳。眾兒女含淚目送載著母親靈柩的靈車緩緩離去，心裏默默喊道：“媽媽，您永遠與我們在一起！”

劉源說，母親身上幾乎具備了東方女性所有的傳統美德。不論以什麽身份出現，她總是力求做到最好。在她為國家元首夫人時，她默默地盡心輔助和照顧父親；在風暴襲來時，她勇敢地站在父親前麵，承受著狂濤般的侮辱誹謗，無怨無悔；在經曆12年單人牢房囚禁、身心遭受極大摧殘時，她從不動搖對父親、對人民的信任；在晚年，在幾乎已經不屬於她的時代，她仍然以病弱之軀為中國貧困母親們奔走呼籲……“作為母親，她從不對孩子發脾氣，但卻很有原則，從不放鬆要求。在我年紀尚小還不能當兵的時候，每到假期裏，母親就會讓父親叫我去和哨兵一起站崗，學習解放軍吃苦耐勞、嚴守紀律的作風。”

劉源記得，1982年自己大學畢業臨近時，正值而立之年，在生命中有一半是在大起大落的境遇中度過的他，開始認真地思考畢業後去向，實際也是在選擇自己的人生道路。當時是母親給予自己以極大的理解與支持。

學校表示可以照顧他留在北京，教授們也願意收他為研究生繼續深造，出國留學也不成問題，給領導同誌當秘書也是觸手可及的事。劉源卻都婉言謝絕了，要求到最艱苦的地方去幹一番事業。他想得更多的，是黃土地上的人們，是仍然貧困的農民。

父親的教導猶在耳畔，白坊村農民的貧困生活和動人心魄的送別情景曆曆在目。他下決心兌現諾言，重返農村，到中國的最基層去，向農民還情還願，為老百姓實實在在做些事情。

最後，他主動要求到河南農村工作，他要到父親曾經戰鬥、蒙難過的地方去，在父親身邊工作，他會更有力量。作為兒子，他也希望以此告慰父親的在天之靈。

劉源在後來給中學老師的一封信中，這樣敘述著他當時的動機和想法：“在大學的4年裏，我經曆了所謂‘個人命運’的天翻地覆的變化，從‘最黑的’變為‘中國頭號高幹子弟’（都是別人的話），而我的精神上也經曆了一段極為劇烈的痛苦時期。我衝出逆境之時，才發現在我和周圍人們之間隔了一道無形的牆，我曾努力去推倒這牆，可是自己的力量那麽微小、單薄，過去許多事情上也失去了群眾的同情、理解和支持。我曾努力去做，證明我同大家沒什麽兩樣，是個極普通的人，但枉然。……經過近1年的思索，我明白了，我不能強求任何人理解我，隻能以自己的行動來贏得人民的信任，以幾年、幾十年的不懈努力來拆除那道牆。”

主意一定，劉源如釋重負，可一看到正沉浸在天倫之樂和平反喜悅之中的母親，心又猛地痛縮起來。母親被關押在單人監獄之中苦度12個春秋，現在多麽需要親人的陪伴和安撫，再一次離她而去，未免太殘酷了……

母親感到了兒子的不安，在他終於道出全部原委之後，王光美表現出超人的理智和冷靜，極力支持劉源實現誌向，力促孩子向再生父母報恩還情，甚至找到了北京市領導，為他能出北京到農村而“說情”。王光美從不為自己和家人的利益講什麽話，而對走這一次罕見的“後門”是無悔的。

1982年，劉源隻身一人來到了河南新鄉縣七裏營公社。那時，基層剛為許多老幹部落實政策，許多同誌才複職，劉源在公社黨委、管委17個正副書記主任中，當了個“忝陪末座”的副主任，先是包一個大隊分管一個區，後又分管社隊企業。

劉源的從政經驗在公社副主任這個位置上積累起來的。早年的插隊生活培養了劉源跟基層群眾打交道的習慣。

剛開始，人們不知道這個北京分來的大學生是什麽人，公社領導又多，誰也沒有注意到他這個“第17把手”。後來，當人們知道了新來的劉主任就是前國家主席劉少奇的兒子後，眼光和表情立刻變得複雜起來，以各種不同的心理打量著他。不過，人們漸漸感覺到他的正直、務實，便一致豎起大拇指來。

1983年4月，經新鄉縣人大常委會討論，全票選舉劉源擔任副縣長，主抓全縣的多種經營和工業。一年以後，正逢幹部隊伍“四化”（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由於成績顯著，他又被縣人代會全票選舉為縣長。

1985年初，劉源調任鄭州市副市長，分管城建、計劃、工交。當時，市裏正在爭取天然氣工程立項，工作難度很大。上任伊始，市長就把這塊“硬骨頭”交給了他。

回憶在北京跑項目的那些日子，用劉源自己的話來說，就像個“上訪戶”。憑著為人民造福的願望，利用在北京人際關係熟的條件，他在國家計委和石油部之間穿梭似的來回跑。一年後，當地群眾翹首以盼的天然氣終於引到了鄭州，市民結束了用煤火燒飯的年代。當諸事就緒後，劉源本來就十分單薄的身體又瘦了一圈。

在鄭州，被人們傳為美談的還有一件事，那就是劉源讓他們住上了新房。一個數字很能說明問題，鄭州市人均住房麵積由原來的3.3平方米提高到6.3平方米！這個數字對於當時市區擁有80多萬居民的鄭州來說，的確不是個小事情。在舊城改造期間拆舊民房時，群眾一時不理解，曾紛紛圍住劉源評理。一人難辯眾口，他開車就跑，大家都在背後取笑他。然而1年後，當這些評理者搬進新居時，便不再笑他，而是炫耀地對別人說：“我還跟劉市長說過話呢！”

　從副省長到解放軍上將

有人說他是“坐飛機”上來的，但是新鄉縣、鄭州市，從領導到炊事員都說他是“扛大個、賣苦力”上來的。在鄭州市副市長任上，青工樓、火車站廣場、舊城改造……劉源幹了一件又一件實事。有目共睹的實績，使劉源在老百姓中獲得了眾口一詞的讚譽。1988年1月，河南省七屆人代會爆出一條轟動全國的大新聞：36歲的劉源經人民代表直接提名為候選人，並當選為副省長。100多名代表在推薦理由中說：“我們推薦劉源為候選人，並不是因為他是劉少奇同誌的兒子，而是因為他謙虛謹慎，工作敢想敢幹而又任勞任怨，有突出的政績。”

劉源不會忘記那一天，河南人民大會堂裏掌聲四起，從代表席到主席台的6級台階，他兩步跳了上去，向台下800多名代表，也向全省人民表示感謝。此時，台下再次爆發雷鳴般的掌聲。

此時的劉源百感交集，淚眼模糊，耳邊又響起父親語重心長的話語：“對一個人來說，最大的幸福是得到人民的信任，取得人民的信任是不容易的。”

當時，他分管的是工業、交通和安全工作。上任後的第一項差事，就是星夜赴三門峽，處理死亡40多人的特大翻車事故。幾年裏，哪裏遭了災，他就馬不停蹄地趕到哪裏；哪裏出了事故，他很快就出現在現場。災民的窩棚裏，總有他忙碌的身影；醫院傷病員眼前，總有他充滿同情的麵容。

河南是個農業大省，工業基礎比較薄弱，為了讓河南的工業交通有個較快的發展，他簡直是玩命地工作，就連他年輕的秘書和司機都常常感到招架不住。人們都說老百姓辦事難，其實省長們辦事也並非都那麽容易。就說這跑項目跑資金的事，幾乎件件都是跑斷了腿，磨破了嘴。劉源後來自己也調侃說：“有時碰到那些關鍵人物，我這個省長也像個孫子似的，不過好在咱們一來年輕，二來又不是給自己辦事，當當孫子也不覺得丟人！”

在擔任副省長的4年半中，劉源領導建設了多座大型電廠和全國最大的50萬伏直流超高壓變電站，使全省電力裝機容量翻了近一番；全國投資最大的製藥廠中原藥廠等幾家藥企的興建，使全省醫藥產值躍居全國先進行列；利用外資引進電話設備，使全省程控電話增加了五六倍；擁有世界上最先進的三套設備之一的中原化肥廠的投產，為農民解決了急需的尿素供應問題；還有全國最大的周口味精廠、安陽玻殼廠以及黃河上的5座公路橋等等。每一項工程中，都傾注了他的心血和汗水。

在一個擁有8,800萬人口的大省擔任副省長，他十分清楚自己肩上擔子的分量。4年半的時間裏，他絲毫也不敢懈怠。不論環境如何，他在力所能及的範圍裏總是全力推進各項改革。企業股份製改革試點，黨政領導“一肩挑”等重大問題上的舉措，河南在全國都是搞得較早較好的，多次受到國家體改委的肯定。

有人說，劉源是借著父親的名氣才得到重用和提升的，好像他是個離了父親就幹不了事的人。的確，劉源的身份是特殊一些，對此，他說過：“我們這種出身的人，幹好事幹壞事都有條件，並且特別引人注目。人們在想像中和傳說中，又給我們塗油抹彩，附加了很多的東西。做一點好事，要誇大一些，做了什麽壞事，都會立刻滿城風雨，傳來傳去，就變了樣子。現在大家都反對特權，我也反對。如果說我是在利用特權，我隻能保證：我隻用它為人民做好事，決不用它做壞事，不用它謀私利！”

1992年，劉源調任中國人民武裝警察部隊水電指揮部第二政委兼副主任，後任政委，由此進入軍界。同年晉升武警少將警銜。1998年，劉源任武警總部副政委。2000年晉升武警中將警銜。2002年，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後勤部副政委。

劉源出任總後勤部副政委期間，適逢中國軍隊第十次大裁軍：在“九五”期間裁減軍隊員額50萬的基礎上，2005年前我軍再裁減員額20萬，主要目的是適應世界新軍事變革的發展趨勢，推進中國特色的軍事變革。

劉源親曆了此次裁軍，並參與了裁減人數最為集中的總後係統4所院校向地方整體移交的工作。關於這次移交對於軍隊的意義，劉源形容為“剪掉尾巴，輕裝上陣”。劉源說，院校移交以後，軍費的使用將更有效率，“原來買CT機的錢，現在可以用來買飛機了”。而人員的轉移，又達到了精兵簡政的目的。與此同時，對於院校來說，也可以實現從軍到民、從計劃到市場的轉變。這項移交工作順利完成，受到了中央軍委的充分肯定。

2005年12月，劉源任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政委。2009年晉升為上將軍銜。

軍事科學院作為中國重要的軍事思想庫，在新的曆史條件下，以創新軍事理論、發展軍事科學、服務軍事實踐為使命，推出了大批高質量的軍事科研成果，培養造就了大批高素質的軍事科研人才，形成了特色鮮明、門類齊全、內容完整的軍事學科體係，成績斐然。身為軍科政治委員，劉源感到使命光榮，責任重大。他曾帶領軍事科學院課題組，赴西北戰區進行調研，組織上馬一批重大研究課題，在戰略理論、作戰理論、國防和軍隊建設理論等研究領域實施原創性突破，為推動軍隊的改革和建設提供了理論支撐和決策谘詢。

劉源十分重視軍事科研人才隊伍建設，表示要培養造就一批理想信念堅定、理論功底紮實、綜合素質過硬、治學作風嚴謹的高素質軍事科研人才，為繁榮和發展軍事科學提供有力的人才和智力支持，努力推動軍事科研工作又好又快發展。“要探索遵循軍事科學發展的內在規律，按照創新學科框架體係和基礎理論，鞏固傳統學科、發展新興學科、扶植交叉學科、拓展軍事理論研究的路子，從黨的軍事指導理論、國家安全和軍事戰略理論、信息化作戰理論、國防和軍隊建設理論、外國軍事理論、軍事曆史理論、軍事運籌與作戰實驗理論等方麵推進軍事科學體係建設。”

有人說，作為一名軍人，劉源似乎缺少一點威嚴。的確，那身綴著上將軍銜的製服，依然掩不住他的謙和本色。他總是說，我是一個普普通通的人，也是普通一兵，不論在哪裏，我最大的願望就是為中國老百姓多做點事情——父親具有崇高的政治品質和高尚的人格魅力，是我學習和繼承的典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