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說，“畢福劍不扭曲才是病態”
外界普遍認為央視出現離職潮，盡管當事人自己說這是正常的流動現象。有人反問：“一個正常人在一個不正常的環境裏，他能呆多久？”
麵對央視這一現象，前央視製作人王青雷曾發文表示： “在這樣的體製中，我倒覺得扭曲的人是健康的，因為盡管倍感無力，但還知道應該的方向和不變的追求；相反，不扭曲的人才是病態的，因為對於體製的依賴己經讓他麻木到逆來順受，甚至沾沾自喜在這樣的環境中如魚得水、扶揺直上。”
原文標題為《告別央視，留給這個時代的一些“真話”》
2013年11月27曰，我辦完了所有的手續，走出了中央電視台的東門，離開了這個我工作了十年的地方。這是今年入冬以來，北京降溫最冷的一天，我唯一能感受到的曖意卻是在辦離職手續寸，一位已經退休的老職工的一句話：“十年，把青春都留給中央電視台了，他們不讓你幹了？“沒有想到，十年的歲月，最後感動我的竟是這位素不相識的阿姨這樣的一句感歎。走出大門的寸候，盡管己經有了太久的心理準備，但沒想到還是有點比這冬天更蕭瑟的悲涼，或許是因為對那遙不可及的春天深深的失望。
十年，對於每個人的一生來說都不會無足輕重。對我而言，這裏的歲月十年塑造了我，成為一個職業的新聞人，這裏的壓抑環境也扭曲了我，讓我在不斷的痛苦中奮力掙紮。在過去的十幾天中，很多台裏的同事給我打來電話或微信，甚至還有十年我從未打過交道的記者發來短信，表達他們的震驚、憤怒、失望甚至是謾罵，當然還有最真摯的祝福。大家都不理解，為什麽是這樣的結果。老同事跟我感歎；”這麽多年，因為報道被停職的編輯、記者、製片人、主任都有，但是因為說了兩句真話而被辭退的製片人，你是第一個！現在的央視這是怎麽了？“其實原因和道理也很簡單一一殺一儆百，因為領導者明白，在央視和我相同思想的人大有人在，我隻是敢於說出來的那一個而己，他們隻有用這樣的辦法徒勞地去禁錮大家的思想。
事情的起因，是因為在今年的八月，公安部打擊網絡謠言期間我發布的微博。當寸，各地公安機關在沒有明確法律依據和司法解釋的情況下，動用各種罪名（尋釁滋事罪、治安管理處罰條例、非法經營罪、誹謗罪等等）打擊“大謠“我當時對這種現象提出了質疑：打擊網絡謠言沒錯，但要依法執法、罪責法定，否則就變成了權力僭越法律。直到幾周之後，最高法才被迫匆匆出台一個令人啼笑皆非的“五百條”，算是在法律上給了一種並不合理的界定。就在這期間，中央電視台作為國家主流媒體，不顧及法律本身的程序正義問題，而不假思索地站到了揺旗呐喊的道德製髙點，並用畫麵、鏡頭、評論替代法律有罪推定的暗指一些網絡大V即’網絡大謠‘。更為過分的是，當網絡名人薛蠻子因嫖娼被抓之後，竟然在新聞節目中毫無顧忌地播出嫖娼的細節，甚至還破天荒的在《新聞聯播》中播放了三分鍾，令公眾不堪。
我在一篇”僅自己可見“的微博中寫到：“過去的這兩周，是我們央視人恥辱的兩詞，新聞準則被權力一再強奸：我們回避法律原則，開動機器宣傳打擊網絡謠言；我們有罪推定用李開複的微博畫麵，喑示大V即大謠；我們在新聞中詳述嫖娼細節，令公眾斥責謾罵；我們用媒體的公器，對一個人的不檢點狂轟濫炸……新聞的操守和職業的精神蕩然無存。”台裏的同事很多都在微信圈裏，對我們自己的報道報以厭惡的痛罵。一位同事說：“我不知道我們播出這樣的細節（薛蠻子嫖娼），讓家裏的女人和孩子如何坐在電視機前。”而私下裏同事也在議論：“一個美國人在中國嫖娼，可以上《新聞聯播》，這是究竟是美國人的恥辱還是中國人的恥辱？”
我在新聞評論部工作十年，在這個曾經被稱為中國電視新聞延安聖地的地方，所接受的新聞職業準則讓我不得不對這樣的出自我們自己手中的新聞表達憤慨：同樣為國家媒體，為什麽《中國青年報》麵對這樣的運動式執法，就能發出自己理性的聲音？
媒體不是法院，我們憑什麽越俎代庖替代法律去判斷誰是大V誰是大謠？薛蠻子作為社會名人，有醜聞當然可以適度報道，但是帶著強烈的主觀意識別有用心地狂轟亂砸意欲何為？領導們嘴裏一直批評的”小報作風“，怎麽到了我們需要的時候，就不顧公眾感受，比小報報道的還細節還下作呢？這就是我們孜孜以求不斷堅守的新聞準則和職業理念嗎？無論別人怎樣，我不能、不願、也不會保持沉默一一我不願做一個所請”成熟“的人。
直到離開的這一天，中央電視台也沒有告訴我，到底是哪一條或者哪幾條微博違反了台裏的《微博管理規定》和《紀律管理規定》，違反的到底是哪一條規定？造成了什麽樣的社會影響？依據哪一條規定對我做出這樣的處理？他們讓我自己去查。
對於所謂的“與中央電視台的宣傳口徑不一致”的“莫須有罪名”和《微博管理規定》，我一直覺得十分可笑。如果技照法律的原則、按照新聞的原則，我有哪一點說的不對嗎？如果說我指出的問題都對，那麽應該反思的到底是誰呢？一個成天批判西方國家新聞自由的媒體，怎麽需要加強對內部人員的管製，就把國外媒體從業人員的微博管理規定拿來主義了呢？與國外相比，在輿論環境不自由的前提下，不讓媒體人發表不同的聲音，這是不是在選擇性的舍本逐末呢？如果說，我的行為需要承擔責任遭到處理，那麽經你們的授意和安排之下，做出的類似於“星巴克價格”、“土地增值稅”的報道，丟了央視的臉，丟了央視人的臉，你們要負責嗎！？
一位新聞中心的副主任說：“這是在體製裏，沒辦法。 “是啊，多少人就在這種體製裏被消磨意誌、習以為常。一個容不下一點真話的體製，這是一個什麽樣的體製？一個我們自己都不相信自己報道內容的體製，這是一個什麽樣的體製？一個謀權、謀利、謀關係可以安穩存生，堅持理念和信仰就被肅清的體製，這是一個什麽樣的體製？？？
在這樣的體製中，我倒覺得扭曲的人是健康的，因為盡管倍感無力，但還知道應該的方向和不變的追求；相反不扭曲的人才是病態的，因為對於體製的依賴己經讓他麻木到逆來順受，甚至沾沾自喜在這樣的環境中如魚得水、扶揺直上。什麽是好的體製也許沒人能說得清，但是什麽是不好的體製，每個人都能感受到一一而現在的體製就是一個糟糕的體製。有的人會說，接受不了你可以選擇離開呀？聽起來是這樣的，但是我相信很多和我一樣的人之所以來到央視，不是為錢為地位，而是為了實現自己的新聞理想。這是在我還是一個記者，一個月的工資隻有4000塊的寸候，我就想精楚的人生價值。沒有談話、接受離職，是因為我不想為了生存而羑協低頭，受協的結果和意義是什麽呢？是職務？是收入？還是繼續不願屈服的痛苦和不能改變的現實？
對於處理我的台領導，我想你們當中的很多人，當年也是因為不斷地突破、不斷地追求，甚至引領了中國電視新聞一個寸代的變革而得以步步晉升的，而當你們成為領導之後為什麽就讓很多比我更熟悉你們的人看不懂了呢？你們現在還能意識到你們那一輩人和我們這一代人思想和追求的差距嗎？你們還能願意認真坐下來聽一聽很多人背後對你們的不滿，以及從當年的尊敬變成現在的鄙夷嗎？我可以理解是你們的位置決定了你們對待我的態度和方式，但我希望對更多的年輕人，在你們力所能及的範圍之內，在盡可能的情況下，即使迫不得已，也請把槍口抬髙一厘米，留下哪怕是一個一一還有新聞理想的媒體人。這樣的話，也許你們會承受壓力、會遭到批評，但當你們離開的寸候，可以獲得人們真心的掌聲和內心的尊敬！
好了，不再去爭論我個人的不幸得失，一個製片人的離開本來也並沒有那麽重要。而今天，我更想說的是，作為一個曾經的央視人、作為一個熱愛新聞事業的媒體人，我在這十年當中想說的一些真銛，希望我的同事們以及那些處理我的領導能認真聽一聽：
我在中央電視台十年，見證了這個國家媒體從令人尊重到遭人唾棄的十年。人們現在再提央視，在”CCAV“的戲讀中，帶有一絲不滿的嘲諷。有了新大樓、有了新設備，有了全國全世界的記者站，並不等於我們擁有了一切，我們所逐步喪失的是公信力和影響力。
2003年，當我來到中央電視台新聞評論部時候，中國的互聯網剛剛經曆了生死大考，留下來的門戶網站己經蓄勢待發咄咄逼人。麵對這前所未有的變化，中國的電視新聞在手足無措中開始呈現敗退之勢。而央視這樣的國家媒體更是由於太多的安排性、選擇性報道，在開放的、多元的互聯網媒體麵前，開始喪失了新聞的主導話語權。人們逐漸不相信央視、不相信《新聞聯播》，對於中央電視台報道的很多新聞嗤之以鼻。
而在我們內部，也沒有認真思考該如何麵對新環境下的新聞變革，隻是在不停地改版不停的換節目。由於缺乏完整的理念和思路，直到2009年新聞頻道的資訊化改革之前，把很多孩子和髒水都一起潑掉了。僅以我所在的新聞評論部為例，2003年創立的15個新欄目，直到今天存活下來的隻有《新聞周刊》（原名《中國周刊》)和《世界周刊》兩檔周末新聞盤點類節目，而其他的節目或者由於”觸礁“或者由於先天不足而短命。
2009年開始的新聞頻道資訊化改革，盡管來的晚了一些，但是畢竟找到了一條可以和網絡時代去競爭的新聞方式。也正是從這一年開始，央視大規模的設立地方記者站、海外記者站，試圖拓寬自己的新聞覆蓋，最大程度縮短新聞報道的半徑。現在看來如果這樣的改革放在2003年，或許能夠為央視臝得喘息之機，但是近兩年以微博、微信迅速崛起為標誌的“自媒體寸代”，在央視的資訊化機製還問題重重、沒有步入正軌的寸候，帶來了新的一輪史無前例的衝擊一一原本意義上的權威媒體被進一步弱化和消解。
現在有很多人認為，這場變革的本身是技術革命的結果，因而傳統媒體的潰敗無可挽回。坦白地說，在中國，這是一個並不完全正確的結論。包括央視在內中國傳統媒體，真正的潰敗原因不是無法對抗新媒體的衝擊，而是無法在艱難的輿論環境中，以對國家、對人民負責的勇氣，用真實的聲音贏得公眾的尊敬和信任。
在這十年當中，作為新聞人，我感受到的是越來越多的痛苦。技照新聞的標準，我們希望報道、應該報道的選題，被一次次地駁回；我們希望發出的聲音、應該表達的態度，被一次次地夭折。一位領導曾經跟我半開玩笑的說：“報選題的時候，你們衡量一下，基本上你們覺得該報和想報的，就是不能報的。”一一對於新聞人來說，這是一種多麽殘酷的、逼仄的現實啊！
一年裏，我們會接到上千條的新聞口徑，捫心自問一下，有多少是真正出自國家利益的需要，而有多少參雜了個人的、團體的、領導的一一人際、權力以及經濟的利益需要？又有多少，是揣摩上意而小心翼翼地自我閹割？我們的領導們應該明白，不能、不讓、不許報道的新聞太多了，你所可以報道的新聞也就沒人信了，因為那是有選擇、有目的的宣傳。
從做《24小寸》的製片人到《麵對麵》的製片人，我們每天最大的工作就是竭盡腦汁地用各種辦法和說辭，把媒體人應該做的選題想盡辦法獲得領導的批準，然後再竭盡全力地在走鋼絲的同時不給領導找麻煩。表麵上看起來，我們也曾經偶爾有所突破，但是這樣的突破往往都是具有極強的偶然性，甚至在播出之後就會遭到可以預料的結果。即使一些新聞我們做出了報道，但是往往在回避問題的真正所在，隻是在新聞的邊緣尋找被允許表達的那部分，向外界顯示我們關注了而己。在這樣的過程中，很多人或許並沒有意識到，我們的本質、的核心、的理想己經越來越遠，我們是溫水裏的那隻青蛙，己經沒有有跳出來的勇氣和信念。
當然，如果把所有的責任推到央視自身頭上，這是不公允的。但在這其中我們有沒有成為一一個時代前行的絆腳石，成為既得利益者、阻探變革者的衛道士？我們有沒有把人民賦予我們的監督權力變成了雙簧中的前台小醜？我們有沒有不斷的抗爭、不斷地去維護一個國家媒體所應有的尊嚴？這幾年，看看我們周圍的一些同樣作為國家媒體的變化：《人民日報》盡管依然有著和我們同祥嚴酷的輿論環境，盡管依然有著幾十年沿襲的黨報功能，但是在很多敏感事件、爭議事件中，他們都在努力發聲，並且發出的是這個時代、每個公民都需要的真實聲音；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當年我帶著對那裏舊體製的憤怒離開之時，沒有想到僅僅在5年之後，一個原比央視落後、封閉、影響力喪失的媒體，竟然會有翻天覆地的變化，中國之聲從開播到現在，他們在新聞報道中所做的努力應該讓每一個新聞人肅然起敬；《中國青年報》，雖然沒有了當年《冰點》的力量，但是它從不盲從於所謂的“主流意識”，堅持努力的用事實的報道和評論守衛新聞的底線。
反觀我們自己呢？不要以為資訊化的改革可以解決所有問題，一個沒有公信力的媒體，就算是24小寸播出，又有多少人在這個時代還需要必須通過電視來獲得一點並不全麵、還可能不完全真實的信息呢？也不要以為，我們有了微博微信客戶端，就可以趕上潮流的腳步，變革時代的可以是技術，引領時代的永遠是思想；看看我們這幾年的報道、無處不在的意識形態、民族情緒、新聞語態的陳舊、新聞樣態的呆板，新聞手法的筒單粗糙，以及新聞專業主義精神的喪失，這樣的央視能夠贏得觀眾嗎？我們每天也有評論員在銀幕上表達，但是除了白岩鬆個人的努力之外，有誰記得央視在過去幾年中有過什麽樣的有分量的、振聾發聵的、有影響力的評論？
我們不能總是自欺欺人地告訴別人說，最受觀眾喜愛的的節目是《新聞聯播》，如果不是全國電視台同步轉播、不是人們處於對政治風向標的揣度，這個寸代還有多少人以新聞的眼光在技寸收看，又有多少年輕人還在相信《新聞聯播》？我們不能總是用應景的采訪“你幸福嗎？”去挑逗公眾的內心，一個霧霍、擁堵、河流汙染，食品、藥品造假，買不起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學，辦事靠關係，升官靠賄賂，人們沒有憲法上保護的權力的社會，發問者，你幸福嗎？我們不能總是拿收視率作為節目和收入的標尺，如果把一個節目辦成銷量第一、令人不齒的《環球寸報》，再用一兩個誇誇其談、漏澗百出卻能煽動觀眾情緒的專家提升收視，不擔心總有一天我們會被時代所唾棄嗎？我們不能總是回避這個時代人們內心中真實的態度、情緒和憤怒，不報道不評論使人們沒有表達的渠道，醞釀的是不是更大的風險和危機？我們不能總似是而非的講職業精神，新聞人是職業人也是社會人，我們每天生活在現實當中，有著和普通人一樣對這個國家的、社會的認知，遵守職業精神恰恰是應該客觀公正全麵的報道，而不是投鼠忌器、把職業精神濫化為聽話和順從，那豈不是對職業精神最大的褻瀆？我們不能總是以為隻要緊緊地抱住執政者的大腿，回避民眾的呼聲就可以高枕無憂，當上層建築顯示變革魄力的寸候，你又落後於你所忠實的體製，成為棄之可惜食之無昧的雞肋，這難道不是一個國家媒體最大的悲哀嗎？
在當下的中國，做新聞就像一個人上跑步機，你以為自己一直在前行，其實你隻是原地邁步，甚至在疲勞之寸還會慢慢後退。但即使在這樣的機器上，有的人也在枳蓄能量，為了有一天能推開房門走出樊窩。
我不認為央視沒有出路，即使在如此艱難的新聞環境下，你的信念、態度和勇氣依然決定著你的格局、氣度和未來；相反，你的懦弱、腐朽和保守，也依然決定著你沒落的地位、淘汰的命運和所剩無幾的價值。
十年前，當我來當央視新聞評論《中國周刊》的寸候，大家給節目構思欄目語，我當時寫的是“讓新聞成為曆史”，後來節目的定位語是“七天一頁的曆史”。我想，做新聞的人就是應該有著這樣一份對於曆史、對於國家、對於社會、對於民眾負責的精神。否則，全世界有三百六十行，為什麽隻有記者被冠以”無冕之王“，為什麽隻有這一個職業被稱為“新聞理想”？
當然，在現實社會的環境中，央視不可能獨善其身。當今的中國，是一個最好也最壞的中國，是一個不斷前行又徘徊倒退的中國，也是機遇和危機並存的中國。當下的中國，一個最普遍的社會現象、也是最危險的社會現象是一一缺少真話！
老百姓麵對鏡頭說好，回到家裏罵娘；官員們麵對采訪一套，私下聊天一套；媒體上，在悲劇裏挖掘所謂的正能量，在憤怒中表達自己所謂的理性。所有人，為了生存，而去做出趨利避害的選擇，但是結果呢？每個人又都是這種“假話通行”生存法則的受害者。當年，在723動車事件，我被停職之後，曾在微博中曾經這樣寫道：“到底什麽才能讓中國形成真正的‘穩定’，或許應該從‘創造條件讓全體公民和政府官員說真話’開始，創造條件讓全體公民和政府官員說真話開始。一昧的限製和封鎖，求得的是表麵的平靜，醞釀的卻是更大的危機。總說民眾和微博不理性，那是毫無理性的“封口令”把人們逼到了非理性的牆角。真實的聲音，是一個逐漸成熟的中國最需要的國家氣質。”
中國太需要真話了，這既是人民的希望也是人民的權利！人們應該有批評執政者和政府的權利，人們應該有批評違背公眾利益的利益集團的權利，人們應該有批評社會不公、製度不善的權利，並且這樣的權利不應該受到任何限製！憲法不是說國家是人民的嗎？那麽人民不可以說真話嗎？一個連說真話，都要麵臨困境的國家，怎麽能給人們帶來真正的安全感和幸福感？
我們這一代人出生在文革後，耳濡目染過曆史悲劇的貽害，也經曆過社會的動蕩風波。一方麵大多數人己經不再相信那些理論和教條，而另一方麵也不希望以革命的方式強推民主的製度，因為即使成功整個社會所付出的成本和代價都會史無前例。我們追求漸進式的變革，但是當今的中國，它的經濟發展迅速，它的體製和政治變革遠遠低於人們的希望和發展的需求。這是我們的訴求所在。
現在的很多國人，對國家沒有認同感。隻是希望掙了或貪了大錢，趕緊移民，至少也把孩子送出去，即使背井離鄉，即使內心不舍，“愛國”變成了一個很痛苦的詞。而我一直認為，我們這一代人所經曆的變革和苦痛，所遭受的不公和煎熬，就是我們這一代人的使命，一個國家從壞變好，一定有一代甚至幾代人要甘當鋪路石。
我不是什麽正義的化身，也不是什麽反體製的英雄，隻是這個時代變革的推動者和堅守的新聞人。我不希望有一天，當那些從新聞係走出來的大學生進入媒體時，指著我們的脊梁說：“你們選擇退縮和妥協，憑什麽教育我們堅持新聞理想？我不希望有一天，當孩子們遭受更多的不公時，我們的下一代看著我們的眼睛說：“你們當年為什麽不敢大聲的說一句真話？我不希望有一天，當我們垂垂老矣的時候，望著夕陽，後悔我們曾經由於勇氣的怯懦和良知的躲藏，而眼看著中國變得越來越壞！
而我希望人們這樣看待這個時代的我們：他們為這個國家付出的不再是鮮血和生命，而是敢於說真話的勇氣和甘願遭受挫折但堅持理想的信念；
我希望人們這樣看待這個時代的媒體：那群有著理想的人，在黎明前的中國打著火把尋找方向，他們走過沼澤、穿過河流，他們筋疲力盡但矢誌不渝。
我更希望人們這樣看待這個時代的中國：它在艱難苦痛的變革中，順應了時代的潮流和人民的期望，讓中國真正屬於它的每一個公民！
講了很多“留給這個時代的真話”，也是這十年來我積壓己久的痛苦。最後，感謝一下十年當中的那些團隊和那些人吧：
感謝新聞評論部，讓我從一個年輕人變成職業的新聞人，並傳承我受益終生的新聞理念；
感謝張巍、王立軍、呂誌家、李倫，這些帶過我的央視最好的製片人，他們的名字可能不為人所知，但他們的信念在這個寸代難能可貴，很多寸候在我想退縮的寸候，看到他們讓我繼續前行；
感謝《新聞周刊》，我新聞事業成長的地方，直到今天，那裏都是我內心的家園；
感謝《新聞1+1》，我為自己曾經在這祥一個無論遭受任何的打壓，依然堅持新聞操守和底線的團隊而深感驕傲；
感謝《24小時》，我帶過的第一個團隊，也是當年新聞評論部最年輕的團隊，我們一直在堅持做一個令人尊重的新聞節目；
感謝《麵對麵》，我在央視最後的時光，是和你們在一起度過，共同承擔、共同堅守；
感謝所有和我合作過的主持人：白岩鬆、邱啟明、李小萌、肖豔、侯峰、柴靜、董倩、王寧、古兵、張泉靈、張羽、勞舂燕、歐陽夏丹、柴璐、水均益、康輝、阿丘、孫寶印等等，我們共同在過去的十年通過每一次節目實現我們的新聞理想；
感謝在直播線上、在編輯機房，忍受了我壞脾氣的導播和技術們，容忍了一個完美主義者的吹毛求疵；
感謝在我兩次遭受打壓之後，那些關心、幫助、支持我的不同部門的同事們，我們沒有什麽利益的往來，卻有著因為共同思想而相互支撐的情感，還有什麽比這樣的同事更令我心懷感激的呢？
就不感謝央視了吧，我想我這十年的付出，對得起自己的良心，也對得起你們給於我的所得和附著給我的痛苦。
一個人，你不能選擇的是你出生的時代，但你可以選擇的是改變時代的方式。很多年輕的新聞人，總是希望通過自己的報道去“改變當下”，其實不能。你的報道所能改變的隻是一個個表象，而非社會的實質。因此，在這個時代做新聞，更重要的是“影響未來”，用你的思想、態度和觀念，去影響未來可能有影響力的每一個人，去推動整個社會形成共識，才能實現真正的變革！
我的離開隻是一個必然的結局，因為新聞理想這樣的信仰在這裏暫時迷失了方向。我希望未來每一個希望走進這裏的人，當你看到“中央電視台”的五個大字時，所感受到的不僅是憧憬，而是更多地責任。更不要忘了，原本在這五個字的前麵還有兩個字叫一一“中國”！
就像我們每個人，希望成為一個受人尊重的人一樣，我真心發自肺腑的的希望，在不遠的將來：央視能成為一個有公信力、有影響力，敢於為國家、社會、公眾說真話、受人尊重的媒體！那樣的央視，才對得起國家媒體這樣的稱號，那樣的央視才是每一個新聞人理想的地方！
我們這一人的的精神導師陳虻曾經說過：“走得太遠，不要忘記為什麽出發。”這句話留給同事們，留給我自己，留給高高在上的領導們，也留給這個時代中的每一個人。也許你行色匆匆，也許你埋頭趕路，也許你有太多的迫不得己，也許你總是力不從心，但如果你不知道太陽的方向，你的一生隻是在忍受黑喑。
離開了，如果可能，如果沒有權力的幹預，我還希望能做新聞，因為路徑可以改變，但方向和理想依然執著。
告別央視，告別十年，給我自己的人生一個新的起點。它記錄了我們前行的艱難困苦的荒誕不經，它無足輕重，它引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