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前文所述，盡管三令五申，中共各級仍然斷絕不了鬼神信仰，從上到下都可能沉陷在各種各樣的宗教的、傳統的有神論信仰中。即便是徹底的馬克思主義者，都難以免俗。為什麽？ 除貪官汙吏不問蒼生問鬼神，掩飾恐懼之外，從客觀上看也是有原因的。其一，中國數千年的傳統信仰根深蒂固，盡管遭遇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尤其是文革大革命 “破四舊”的毀滅性打擊，但其根植於中國每個人的血液中，當然包括中共黨員在內。其二，近年隨著市場化的衝擊和物質文明的衝擊，不僅利益訴求多樣化，中共也在遭遇信仰多元化的衝擊。其三，即便是那些號稱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的中共高層，可能對宗教和傳統信仰的參與多停留在尊重風俗、融入民間的意味，但實則多少有些中國傳統的“天人感應”神鬼迷信和隱士文化信仰，最為著名者，遠的莫過於毛澤東，近的則如江澤民“封禪”泰山。
其實從中國曆史上，宗教也罷，民間信仰也罷，封建巫術也好，大多並不能左右多少時局。相反，中國從未建立神權國家，神權從未淩駕於世俗權力。即使是在神權力量最為龐大的商代，上至軍國大事，下至婚喪嫁娶都決於卜筮，王權依然是最高的象征，祭祀處於從屬地位。天子受命於天，天人合一，本身便是神的象征。所以，統治層多將宗教玩弄於鼓掌之間，作為世俗統治的工具。最明顯的是，李唐以道教為國教證明李唐皇室血脈高貴，康熙大興土木建藏傳佛教風格的外八廟等羈縻蒙藏……
每年藏曆節日，中共會告誡黨員不得參與藏傳佛教活動
而在古代埃及，大祭司的權力甚至超過法老，阻撓法老的宗教改革。著名的拉美西斯一世更是一名反叛的祭司（維西爾）。在中世紀的歐洲，羅馬教皇同樣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王權必須向教皇宣誓效忠才能獲得合法權力。即使強大如法蘭西第一帝國皇帝，拿破侖也需要教皇為他和他的皇後約瑟芬加冕。
當然，不能否認宗教乃至傳統鬼神崇拜對於統治者和統治秩序的衝擊，“三武滅佛”便體現了這種統治者與宗教的尖銳衝突。中國曆史上，統治者從來無法徹底擺脫鬼神崇拜，甚至偶爾被宗教領袖、民間方士隱士所左右，而其一旦走上極端誤入歧途，造成的惡果是慘重的。秦始皇、漢武帝訪求靈丹妙藥廣方士，靡費無數。“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台煙雨中。”梁武帝四次舍身同泰寺，脫下帝袍，換上僧衣，每次出來都會都會耗資巨億贖身。李唐時期更搬出老子李耳作為遠祖，並將道教定為國教，5位皇帝因為服用丹藥中毒而喪命，甚至包括唐太宗李世民。成吉思汗聽聞長春真人丘處機大名，欲求長生不老之術而千裏相邀。明代嘉靖皇帝、清代雍正帝都迷信丹藥而喪命。
而更有甚者，政治反抗在中國也往往借助宗教和傳統信仰的形式，肢解官方的正統意識形態，進行政治動員。陳勝吳廣的大澤鄉起義借助了原始的神怪崇拜，黃巾軍起義借助了太平道的組織形式，方臘起義、元末農民起義都帶有鮮明的明教色彩，清代的反清活動則同樣多用白蓮教的方式，連太平天國運動都使用的是經過改造的拜上帝會模式……
所以，當各級官員的風水迷信活動入侵中共的機體，相信 “風水大師”王林們比相信唯物主義更具有說服力時，作為一個統治層來說，這是最令中共感到恐懼的，它意味著人心的散失。當然，今天老撾存在兩套信仰的象征符號，一套是以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為核心的政治符號，一套是以佛教為核心的社會信仰符號。8萬老撾人民革命黨黨員絕大多數仍是小乘佛教信徒，受佛教影響很大，兩套信仰在黨員中並行不悖。但它與中共不同，中共是在殘酷的鬥爭中形成的準宗教化的存在，高度集中的社會意識形態是其存在的基礎的。章伯鈞當年指中共乃是一群清教徒，信仰一個上帝（馬克思主義），此言得之。可以預見，但凡有一天他們不再是這樣一群人，中共也將淪陷。
坦白講，在所有的現代政黨中，共產黨便在相當意義上如同一個持守戒律的僧團。如同佛陀的信徒那樣，傾向於不斷強化內心的共產主義信仰以及“清規戒律”來鞏固中共組織，這樣他們才認為可以保持堅強和集中控製。它們有一個專有名字叫做黨建（即黨的建設），包括思想建設、組織建設、作風建設、製度建設、反腐倡廉建設、純潔性建設等。這一至關重要的內容既有持之以恒的程序（比如自成係統的學校教育、也有定期的組織生活學習），但讓人刻骨銘心的或者是發揮更大影響力的，可能是一波又一波的自上而下的整風運動。而今天的習近平就剛剛在2013至2014年發動了一場這樣的運動。
(吳歡 撰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