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川中學高三的作息每天從早上7∶30到晚上10∶15，夜晚的板房區，燈火通明，正是迎考緊張時。圖/南方周末記者 翁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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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三學生袁孝偉地震中失去了右臂，但他隻花了一個月時間就學會了左手寫字。圖/南方周末記者 翁洹
編者按
■太多的關注給予了北川中學，太多的期待被寄予北川中學，這座在地震中受害最深的學校，在努力，在焦灼，在竭盡全力不辱使命。
■然而正如傷痛不能一時平複，崛起不能一蹴而就，這畢竟還是一座普通的中學，有不可抗拒的高考壓力，有力所不逮的無奈，也有難以盡述的煩惱，它需要社會的寬容，更需要外界的平常心。
■本報記者持續一年，全程記錄北川中學2009屆高三迎考的特殊時光，記錄下師生們負重前行的艱辛，正如今年多出9人上線的高考成績，盡管奇跡沒有出現，但一切都會慢慢好起來。
“也許，人們和我一樣把自己內心的期望和需求投射給了這所學校，期望他們一直表現出積極向上、奮發圖強，但其實我們並不了解他們究竟承受著怎樣的創傷。”
他們
陳問奇：18歲，羌族，地震中雙親遇難，高考實考341分，民族加分50分，現身在廣州，等待廣州民航技術學院計算機技術專業錄取。
袁龍：18歲，高考361分，放棄複讀，現在綿陽外貿學校三農工程機械部學習挖掘機駕駛。
高嵐：華南師範大學學前教育係教授，已返回廣州，8月準備再赴災區擔任誌願者。
唐高平：46歲，物理老師，2009年執教於高一年級，新學期將與高一升高二，持續更新自己在網絡上的博客。
鄭建宇：19歲，高考322分，複讀學校尚在北川中學和其他學校之間抉擇，現正進行社會實踐。
羅奇：41歲，生物老師，高三·二班班主任，正忙著新補習班的事情，還是沒法徹底休息下來，來年，可能擔任高三補習班班主任，也可能教新的高二，或者兩者兼顧，等學校安排。
袁華：27歲，生物老師，高三·五班班主任，休息中，來年執教高一。
袁孝偉：18歲，地震中失去右臂，自言高考成績不理想，準備複讀。
唐高聖：19歲，羌族，高考實考411分，民族加分50分，現正做修路工人，報考重慶某技術學院。
6月25日，高考成績發布，奇跡沒有出現，北川中學2009屆高三最終隻有四分之一強學生上了本科線，隻比去年多了9人。
但校長劉亞春已經如釋重負，“這9個人就意味著改變，就意味著北川中學在涅槃重生。”
這是北川中學第一屆真正意義上的震後高三。過去的一年裏，學校的領導者一直力圖讓這座特殊學校，擔負起與“世界級名校”相匹配的責任，高考被首當其衝賦予了“正名”的嚴肅意義。
但校園裏，世相繁華卻煩擾，悲愴暗流仍湧動，校長劉亞春感慨，未來日子裏，這所學校的關鍵，仍然是“人心的重建”。
“正名”的壓力
“必須以高考成績來證明學校在發展。”———綿陽市委一領導
劉亞春此刻的欣慰緣於上屆高三高考的慘敗。
盡管那是最幸運的一個年級，因為身處頂樓，沒有一名學生傷亡；盡管地震後率先複課，成為了當時鼓舞人心的標誌性事件；也盡管為了安撫災區，國家給予了延期一個月高考的特殊政策，但高考成績還是在意料之中出現了大幅滑坡。
成績出來的那個晚上，眾多學生失聲痛哭。
由於像綿陽中學、南山中學這樣身處市區，並沒有受到地震多大影響的學校，也同樣獲得了一個月的延考期。於是，與北川中學慘敗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綿陽中學、南山中學掛滿綿陽城內的報喜橫幅：他們的高考成績均取得了曆史性的突破。
來自教育不發達的羌族山區的北川中學，第一次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競爭的殘酷。2008年9月1日，總理溫家寶第四次來到北川中學，親自參加了開學典禮並指示：“一定要辦好北川中學”。事後，綿陽市一位市委領導要求，北川中學必須要有明顯的改變，首先是高考成績，“必須以高考成績來證明學校在發展，學校在變化，學校在進步”。
壓力在積聚，2008年底，綿陽市教育局局長親任北川中學校長，劉亞春轉任常務副校長，隨後又從綿陽五所重點中學抽調了36名管理幹部和骨幹教師“支教”北川中學。
所有人都期望，2009屆高三能真正擔負起為北川中學“正名”的重任。
一種從未有過的高考壓力，自此壓向了這所依然“滿布瘡痍”的板房學校。
分班風波
“隻要你讓我回去，我會一輩子感激你。”———2009屆高三·五班魏嵐
在2009屆高三學生的記憶裏，真正的迎考，並非始於總理參加的開學典禮，而是隨後進行的“重新分班”。
地震中，該年級遇難了兩百多人，“許多學生都是從廢墟裏挖出來的。”震後，學校重整過一次班級，9個班合並成了6個，但學生們沒有想到的是，僅四個月後，進入高三，他們還要麵對再一次分離。“學校的初衷是希望能夠力保一班、二班兩個入學基礎比較好的班。”年級副組長羅奇說。一、二班成績較差和“表現調皮”的學生被分了出去，四班、五班則在吸納分流學生的基礎上徹底重組。在地震中失去右臂的學生袁孝偉被分到了五班。
沒人願意接手成績最差、人員最複雜的五班，最終大學畢業不久、1982年出生的年輕生物老師袁華臨危受命為班主任。
甫經死別的學生們，顯然不習慣再次的生離，這被視為地震後“最殘酷，也最痛苦”的經曆。“有的學生甚至拒絕走進新教室。”袁華說。不斷有學生淚如雨下地懇求，希望能重回原來的班級，“隻要你讓我回去，我會一輩子感激你”。
但除了安撫，老師們也無可奈何。分班之初，一些老師曾提出過反對意見，擔心經曆過地震的學生之間形成了特殊的情感紐帶，輕易打破可能會形成傷害。但最終學校隻采納了“特殊學生應該考慮”的意見，分班照舊。
懷柔政策
“對這些學生，你隻能采取儒術，跟他慢慢磨時間，看誰的脾氣好。”———2009屆高三·五班班主任袁華
高三的作息很快複歸緊張，而學生們卻遲遲進不了“狀態”。“他們大概覺得這麽大的災難能活下來就是福了，高考又算什麽，那些成績好的學生，還不是一轉眼就沒了？”羅奇苦笑。
羅奇接手的二班，原來的班主任在地震中遇難了。學生們一度排斥繼任的班主任，甚至讓他一度“不敢”踏進教室。
而由各班學生重組而成的五班，讓從未有過班主任經驗的80後老師袁華頭大如鬥：“他們的紀律性明顯比其它班要差。”
但他們都沒敢“亂世用重典”，而代之以袁華老師眼中的“儒家的懷柔政策”，“中國傳統的管理之道是‘外儒內法’，對這些學生，你隻能采取儒術，跟他慢慢磨時間，看誰的脾氣好。”“有些學生覺得能坐在教室裏，一天把課上完就已經做得很好了。至於按時完成作業、按時做清潔、按時就寢這些最基本的紀律，他們都感覺很過分，無法接受。”
那段時間，學生陳問奇根本不去上課，天天在大街上晃。羅奇也管不住，“這邊一說，那邊一翻牆就走了”。
嚴重的時候，內心的自責和無力相糾結，使得這個地震孤兒，“想自殺又怕媽媽在天之靈不會原諒”。
最終，這個受傷的靈魂被“心靈花園”輔導站的高嵐教授拉了回來。“他其實不是叛逆也不是對抗。他是找不到意義，當所有的一切都跟你沒關係的時候，你考上大學又怎麽樣。這個意義關係沒有了。”“你甚至想象不到他們會為什麽而憤怒。”高嵐說，一個地震中失去妻兒的老師重新找了女友，學生因為注意到他臉上的笑容而氣憤不已。“他們覺得，你怎麽可以這麽快就遺忘，這麽快就笑？不可以。”
高三下學期，在數學老師對著全班說了一些“怒其不爭”的話後，“忍無可忍”的陳問奇和老師當場頂撞起來，他還憤而去找校長劉亞春告狀，並給高嵐發來憤怒的短信：“我們被他們遺忘，放棄，還當眾貶低我們，侮辱我們，我們還是人，有尊嚴，需要得到尊重，更需要的是鼓勵，這些有嗎？”
班主任羅奇找陳問奇談話，陳問奇說，這是我們內心壓抑已久的“積怨”；羅奇卻告訴他，這其實是你內心對高考的焦慮。
麵對高考，師生在不同的思維邏輯之間，難免齟齬。隻是學生們不知道，老師其實也難。
耳聾的小青蛙
“活在今天，明天就是個謎。”———2009屆高三年級組長苟友華
這一年，袁華一直失眠。睡不著的時候他愛看“百家講壇”，偶像是於丹。於丹來學校做誌願填報輔導時，他興奮地和學生一起找偶像簽名照相。
他反複給學生講《於丹莊子心得》裏“青蛙爬塔”的故事：當一群青蛙在議論為什麽要爬塔而止步不前時，一隻弱小的青蛙卻埋著頭爬上了塔尖看到最美麗的風景。原來它是一個聾子，聽不見別人的議論，也不回頭去看……
袁華希望學生能從中領會“用積極的行為去帶動積極的思維”，隻要能來上課，隻要還在看書，不去想終極的意義和結果……“我跟他們說，其實袁老師也是那隻小青蛙。”他笑。學生也笑。
他積極地不去想意義，積極地試圖更好地履行班主任的職責：找學生逐個談心，搞班級歌唱比賽，還讓學生毛遂自薦，組建班委。“刺頭”袁龍得以自薦為班長。
學校開始對高三班級的紀律狀況打分，並扣罰班主任的工資。袁華的錢總是被扣得最多，但他卻竭力包容那些老是“犯錯”的學生，從不責罵，偶爾會無奈地自嘲：“你們還是可憐一下老師那點工資，不要讓它都被扣光了。”
在學生麵前，這個80後的年輕人竭力表現得積極向上，陽光開朗；但一回到那間隻有一張桌子、一張鐵架床的單身寢室，他望著天花板，時常感到心裏“真的很累”，“對所有人微笑，鼓勵人家上進，可感覺自己卻沒有追求，心裏真的有一種落差感”。
現實一樣令人落差。在北川中學，袁華這樣的年輕老師每月扣完社保後拿到手裏隻有七八百元，僅夠生活。地震後，學校收到了很多社會捐贈，但縣財政局給學校約法三章：“捐款者指名捐給老師的，用在學生身上，是對的；捐款者指名捐給學生，用在了老師身上，是絕對錯誤的；捐款者未指明捐給誰，用在學生身上有餘時再給老師用，是對的。”
羅奇春節回家時，鄉鄰們都羨慕地問他，你們北川中學的老師這下肯定發財了吧？羅奇隻有苦笑：“對，發了幾百萬，都在銀行裏存著取不出來。”
迎考的日子裏，年級組長苟友華的妻子懷孕了，但他心中難有喜悅，他引用電影《功夫熊貓》裏的一句話來形容眼前的處境：活在今天，明天就是個謎。
這種心境，讓他們在麵對學生時無法泰然處之。“我隻能給他們說教一些意義，但那些話連我自己都覺得蒼白無力。”苟友華說，“這一年，我們隻能是憑良心盡力在堅持。”
送走這一屆高三後，7月16日，北川中學的老師們終於等來了一個安慰人心的消息：北川籍的教師將和公務員一樣每月領到補助，金額是1250元，並且從2008年1月開始補發。
“這是一輩子的事情”
“我想地震對他們而言就是一個種子，種在他們心裏麵的，在他們未來的人生道路上是不可能抹去的回憶。”———2009屆高三·五班班主任袁華
翻了年，進入下學期，綿陽市的主要領導有了調整，劉亞春又回到了校長任上，但他倡導的課改沒有再回來。“課改”源於《中國教師報》山東站一名記者的推薦。其內容是將全班學生分成6人一組，側對黑板相向而坐，一堂課老師隻講十分鍾，其他時間讓學生分組討論。
劉亞春決定引入這種新型的教學方式並在高三也推行。他希望，這種高效教育方式能讓時間緊迫的高三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但高三的師生們對實踐效果褒貶不一，有的覺得純屬折騰，也有的覺得提高了學生參與度和積極性。但不管怎樣，課改後來還是被悄然叫停了。
曆經這次反複，高三課程的進度又有所耽誤，劉亞春有些遺憾，如果能夠堅持，高三的成績也許會好很多。
黑板上開始出現高考倒計時字樣。模擬診斷考試亦接踵而至，焦慮的情緒開始蔓延。羅奇說，很多學生開始失眠。
盡管在一次學校的會議上，校長劉亞春動情地表示，學校以後再不允許開除學生，“地震那麽一兩分鍾，‘開除’了那麽多學生。”
但很多老師對此並不認同。羅奇在忍無可忍後，讓兩個學習態度不端正的學生“回家去複習了幾天”。隻有袁華，麵對逃課的學生，依舊“笑笑，最多說不要再逃課了”。
高考結束後，袁華才跟記者說，“隻是想讓他們每個人都能有一個完整的高中”。“5·12”一周年到來，又打亂了迎考的節奏。學校在長虹培訓中心裏組織了一場悼念活動。陳問奇沒有參加這個集會，冒著私自離校會扣發高考準考證的風險，去了北川。5月11日他在自己的QQ空間裏貼出了北川縣城廢墟的照片：“明天媽媽過生日了……明天這個沒有出息的孩子就要回來看你了，如果我沒有勇氣回來的話，請不要怪我，，我會去一個安靜的地方，遠遠地，靜靜地看著你們的……”參加完悼念活動，袁孝偉沒有回教室，而是獨自在培訓中心的湖邊，坐了一下午。當袁華找到他時，他正盯著失去的臂膀：“一周年，對很多人來說，這個事情已經結束了，而對我來說，卻是一輩子的遺憾和傷疤。這是一輩子的事情。”
在袁華眼裏，這個身體殘疾的孩子一直在證明自己也能像正常人一樣學習和生活。回校一個月後，他就學會了用左手寫字和看書。隻是偶爾，袁華也會在寢室裏發現沒去上課而躺在床上“消沉”了一天的袁孝偉。“我想地震對他們而言就是一個種子，種在他們心裏麵的，在他們未來的人生道路上是不可能抹去的回憶。”袁華說。
“社會好現實好複雜”
“學校有時成了一個舞台，每個人都來唱自己的戲。”———2009屆高三·五班唐高聖
各種各樣的視察、慰問、捐助、媒體活動以及心理“輔導”依舊比肩接踵。
高三·五班的唐高聖說，每次學校都會要求他們提前一天半打掃清潔，整理內務，將雜亂的東西專門騰到一個房間裏鎖起來，等客人走了，再搬回來。
而有些“愛心捐贈”和媒體活動也讓他們不勝其煩。“經常來幾個人，捐點東西就扯上橫幅拍照錄像，要和我們搞活動，我們哪有那麽多時間啊。”
唐高平老師則在他的博客上記錄了參加某電視台抗震救災紀念晚會的經曆：一個半小時的活動，10分鍾不到的上場，隻是唱一首歌，“還是假唱”，卻讓30名學生在成都整整“耗”了四天。
這些形式，難免衝擊著原本單純的孩子，高嵐注意到了他們的這一心理變化：“開始的捐贈，孩子感激得不得了，但現在這種聲音越來越少了。”
高考前幾天，一所外省高校組織的“誌願者”專程來到北川中學進行“考前心理輔導”，幾名大學生到高三各班講述著奧運冠軍的堅強，也順便對自己的學校進行報考推介。
聽了一會兒，袁龍突然從教室衝了出來。“我又想打人了。”他跟高嵐說，原因是那個宣講的大學生竟公然說，你們成績在年級50名以後的隻能報考我們這樣的學校，不然你們還想考哪裏？
就在這時，心靈花園對麵的教室門口，一位老師和綿陽某高校心理係的一名女大學生爭吵起來。這位老師憤怒地撕掉了該女生發給班上學生的心理調查問卷，“你們曉不曉得他們已經填了好多份這種問卷了，這對他們有啥幫助？”
旁觀者一時錯愕，氣氛沉默而尷尬。高嵐一言不發地走過去，輕輕掩上了教室的門。“我們所需要的心理援助，其實不是那種心理學上的各種活動，那是站在他們正常人的角度。我們需要的是一種環境，一種氛圍。”羅奇說。“學校有時成了一個舞台，每個人都來唱自己的戲。”高三一年，唐高聖說他最大的感觸是“社會好現實好複雜”。
“有堅強也有脆弱”
“也許，人們和我一樣把自己內心的期望和需求投射給了這所學校。”———華南師大心理學研究生盧奇飛
高考在即，校長劉亞春對今年的成績已經不再樂觀，但他還是鼓勵老師，隻要上本科線的人數突破一百，他還請大家喝酒。
6月8日，高考在長虹培訓中心看似平靜地結束了。如果說上屆高考，語文作文成為了夢魘，這一屆，理科綜合成了他們的滑鐵盧。
上一屆，高考語文作文的題目《最想說的話》，讓很多學生想起了地震。一位名叫趙然的女孩默寫了在父親節寫給遇難父親的信。寫完作文，已經淚如雨下。和許多同學一樣，語文考試之後，趙然失去了高考必須的平靜心神，成績也發揮失常。
而這一屆，直到高考前幾天才勉強趕著結束了新課程尤其理科綜合的學習，學生們甚至來不及複習就匆匆上了考場。一位高三物理老師在自己的博客中向學生道歉：“我對不起你們。”
之後三天，2009屆高三的學生們循規參加了一場心理輔導活動，在現場的歡笑中，以飛紙飛機的形式，將高三的身份和高考的壓力傳遞給了下一屆。而下一屆高三，是北川中學地震中傷亡最慘重的一個年級。“地震造成心理影響還會持續。”高嵐說，“越往後，可能情況越複雜，麵對現實的焦慮越大。”
高考當日，華南師大心理學研究生盧奇飛來到心靈花園做誌願者。他曾像媒體宣傳的那樣，對這裏充滿了符號化的想象，以為到處是“張海迪”，“現代社會找不到了的某種東西在這裏安放著”。
然而幾天的接觸後，他失望了，他發現這所學校“有堅強也有脆弱”，“也許，人們和我一樣把自己內心的期望和需求投射給了這所學校，期望他們一直表現積極向上、奮發圖強，但其實我們並不了解他們究竟承受著怎樣的創傷。”盧奇飛反思說。
6月10日，在五班的畢業聚會上，袁華端著酒杯，鄭重說出了他的畢業贈言：“這個社會很複雜，的確很複雜，但不管你們怎麽變，我隻希望你們內心深處至少都能保持一個善良的本性。”當晚，許多學生酩酊大醉，失聲痛哭。
永遠的北川中學
“未來的北川中學，能夠打造國際化的概念，在英語、藝體上走一條特色之路。”———北川中學校長劉亞春
6 月25日零時，網上已經可以查到成績了。板房區的夜晚雖然不像上一屆四麵哭聲，卻也徹夜難眠。傍晚，在寢室躺了一天的袁孝偉告訴前來探視的班主任袁華：他決定複讀。“我支持他的決定，因為他有殘疾，以後從上學到工作，都要受很多條件限製，分考得高點，將來的路才可能好走點。”袁華說。
這種憂慮也體現在陳問奇這樣的地震孤兒身上。高考前，高嵐要去瑞士開會，“非常擔心他一滑邊就不受控製了”。
成績出來後，高嵐發短信安慰陳問奇，說將來的路她會給他規劃。“高老師說，我更適合國外的教育。”陳問奇看著記者笑。
這個曾經想過自殺的孩子，已經被高嵐帶著去過了兩次廣州。見識了大都市的繁華，他卻為路邊的乞討者而“心痛”。在QQ空間裏他寫下了新的夢想：掙很多的錢，去幫助那些窮苦的人。
一心想考軍校的袁龍，在體檢中沒能過心理測試關。考官讓他第二天再去，這個孩子倔勁上來，竟沒去。等到6月28日，全班要交誌願表了，他似乎又後悔了，但已於事無補，“算了，無所謂了”。“我花錢又做了一個心理測試，想了解我的性格弱點，以後改正吧。”他開始反思自己一年的表現，“我性格太暴躁了，總忍不住發脾氣。”問及原因，他一陣沉默。“可能還是地震吧，我最好的幾個朋友都在地震中遇難了，我覺得特別孤獨。”半晌，他輕輕地說。
7月，他在電話裏說，已經找到工作了，學開挖掘機，將來為災區重建工作。6月的倒數第二天，北川中學2009屆高三432名畢業生領到了紅紅的高中畢業證，在寢室門口最後留影後，十八九歲的青春彼此告別，各自扛著被褥拖著行李，走出長虹培訓中心。
袁華回到宿舍倒頭就睡。一年的班主任生涯，他自言成熟了不少，“下一次我會多用些法家的東西。”未來，這個27歲的年輕人最大的期望是，好好談一場戀愛。 2009屆高三的高考成績被物理老師唐高平發到了他著名的博客上，遭到了個別網友的質疑：“才5個一本！”唐老師隻得回應：“生源的基礎不好。”
新的消息是，新一屆高一，北川中學的錄取分已經大幅提高，綿陽市將保證一部分優質生源到北川中學就讀，北川中學還將與一家基金會合作，通過開辦有著優厚獎勵資助的“珍珠班”來吸引整個綿陽的高分優生。
一名北川網友在唐高平的博客上留下了這樣的聲音：“如果太過於追求上線人數，可能會迷失我們自己的。能讓每一個北川孩子、每一個羌族孩子上大學，能讓他們看到外麵的世界，能滿足他們求知若渴的眼神。我覺得這才是北中最基本的目標。”
再過一年，中國僑聯募捐2.5億修建的新北川中學就要建成，校長劉亞春清楚，隻要招生製度不改變，北川中學就永遠不可能和綿陽中學、南山中學去競爭高考。他希望，未來的北川中學，能夠打造國際化的概念，在英語、藝體上走一條特色之路。
學生唐高聖破例用學校發的助學金買了一瓶酒，送給英語老師。北川中學現在招生分數越來越高了，北川籍的學生越來越少了，他難掩擔心，眼前這所正在成為“名校”的北川中學也許正離北川的孩子越來越遠。“在我心裏，也許隻有北川中學的那片廢墟，才是永遠的北川中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