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龍拐杖被偷後，記者幫他買了一對，他在衛生間刮了胡子，洗了臉，重新看到了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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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獨走在街頭，鄭龍很多時候不知道要去哪，但“找記者”是他最強烈的念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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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廣州流浪十多天後，鄭龍一無所獲，黯然回到家鄉，與母親抱頭痛哭。
鄭龍的左腿患有骨巨細胞瘤，但無錢醫治，他先後4次來到廣州，找過政協委員孟浩、110民警,甚至街頭流浪漢，希望幫他找到媒體記者，但他的故事實在稀鬆平常，媒體對他不感興趣。無奈，他仿效別人爬上海珠橋，媒體果然聞風而至，但娛樂式的報道沒有給他帶來任何改變。相反，露宿街頭的他三次被盜，最後黯然回家。
4年前左腿長了骨巨細胞瘤後，高州農民鄭龍對出名的渴望越來越強烈。盡管他得到了政府和好心人的幫助，但仍不夠把瘤子切除。他把最後一絲希望投向了媒體。
“如果報道了，就會像以前電視新聞裏看到的那樣，很多人會捐款，把我的病治好，我就可以扔掉拐杖，娶妻生子，延續家族香火，每年還養1萬隻雞，而不是像現在這樣，整天窩在家裏，什麽都幹不了，像個廢物，還遭受別人的歧視。”他對我這樣敘說著自己的初衷。
鄭龍今年30歲，高中肄業，在東莞、深圳打過4年工，做過工廠的收發員、雜工、烘幹工、燙衣工。2004年因病無法工作，休養在家，除了拜師學習算命外，還喜歡在毛澤東詩詞、餘秋雨散文、易經學和佛學書本裏尋找寄托。3個姐妹都嫁到外地，父親因鼻咽癌去世後，神智有時不清的母親操持著全家的所有活計。因為缺錢施肥，地上的香蕉也像主人一樣長得瘦小。一台用了十多年的黑白電視機，是他了解外界的主要工具。
2005 年，他花盡積蓄進行了第一次手術，但在香蕉林裏的一次摔倒讓他的病情惡化。2006年的一天，陷入困境的他在電視裏看到省政協常委孟浩的新聞，上麵還公布了他的手機和辦公地點。鄭龍沒有打電話，怕被拒絕，直接去廣州找孟浩。孟浩答應為此向省政協反映，並幫他聯係了一名電視台記者，最後還給他了100元錢，用車把他送到汽車站。鄭龍回去後，給那名記者打電話，對方說沒有新聞性，報道不了。鄭龍至今不解：“孟浩出麵能解決的事情是新聞，解決不了的事情更應該是新聞啊。”
2007年，鄭龍第二次來到廣州，找到廣東電視台《今日關注》主持人鄭達。這個新聞欄目剛與廣東省慈善總會聯合成立了一個愛心基金，對節目報道的困難人群進行資助。但鄭達給他50元，叫他先回去辦一份困難生活證明。結果，這個證明花了他一年時間才辦好，原因是他父親死後偷偷土葬，引起地方官員不滿，最初拒絕加蓋公章，後來在長期幫助他的老台商江漢君的斡旋下，才蓋上了從村委會到鎮政府、茂名市殘聯的公章。
但高州市殘聯不肯蓋。根據鄭龍的說法，理由是“找記者沒有用的”，他們寧可給50元讓他回家。當天，鄭龍沒有回到30公裏外的偏僻山村，而是和母親一起再次來到廣州。
他們沒有等到鄭達的出現，傳達室答應轉告他；廣東省慈善總會說，需要《今日關注》欄目先報道，再打報告進行審核。夜晚，母子倆露宿街頭，母親抱怨他不但沒有得到記者的幫助，反而花掉了身上僅有的幾百元錢。鄭龍撥打110，央求警察出麵找記者。警察笑著說，電視台級別比他們高。他們請母子倆吃了早餐，給了他們 20元，然後送到救助站。
回家後，母子之間的分歧漸多，鄭龍說：“我成了家裏的累贅，連母親都有些嫌棄我了，我們倆不斷有小爭吵。親戚們覺得我是個黴運，不願多幫我們。”因此，他要把病治好的願望越來越迫切，但他腿上的瘤子也在跟著變大，一點點蠶食著腿骨和他的耐性。今年5月，台商江漢君資助他進了醫院，但當醫生告訴他，原先設想的四五萬元治不好他的病，需要十多萬元時，他有些崩潰了。5月4日，他背起行囊，坐夜車第四次來到了廣州。
他原本隻是想去廣東省人民醫院，看看到底需要多少錢才能治好病，但摩的司機隻把他拉到海珠橋就讓他下車了。在北京路旁休息時，他對一位買菜的阿姨抱怨說，他的病找政府找電視台都沒人理。阿姨說，最近很多人都爬海珠橋，想引起社會的關注，不如也去爬橋。
鄭龍說，海珠橋那麽高，爬不上去。阿姨說，那就試試海印橋。
他來到海印橋，被高大的橋體和奔騰的江水嚇住了，決定還是爬海珠橋。路上見一打太極的老頭，上前搭訕，最後，鄭龍問他，能否幫他找找記者？老人說，不認識。
第9宗“跳橋”事件
從海印橋到海珠橋，鄭龍走了一整天，他的拐杖沒有防滑膠，走在光滑的路上幾次摔倒。在街邊露宿後，5月8日早上6點多，鄭龍趁守橋保安不注意，爬上海珠橋橋梁。他有恐高症，左腿根本無法彎曲，走路都很困難，但此刻，他不知從哪獲得了驚人的力量。
這是海珠橋今年以來第14宗、4月以來第9宗“跳橋”事件，媒體一概用“跳橋秀”稱之。警方拘留了其中8人，並警告說，如果多次“跳橋”，將被勞動教養。但震懾的效果有限，“跳橋”者接二連三，涉及醫療糾紛、拆遷補償、勞資關係、生活困難等領域。
這一次，照例來了警察，封了路，交通擁堵近4小時。“（他）神情十分悠哉，滿麵笑容。有好事市民打趣道：‘靚仔，快跳下來吧，不跳，救護車要開走了！’ 而有性格火爆的市民大叫：‘要死就快點下來，別堵住條路！’”第二天有記者這樣報道。
但鄭龍說，聽著下麵很多人叫他“跳”，他還真動了跳的念頭。“以前沒人跳，他們才這樣罵，我就跳一個給他們看。我想跳在氣墊上，但又擔心沒跳在上麵，這樣，我的下半輩子就完全殘廢了，想到這，我就哭了，哭了好久。”
鄭龍對雲梯上的談判警察喊道：“我能上這座橋，你們守不住的。即使守住了，也守不住人的心！”他要求“見鄭達，見記者”。但警察隻給他送來了一罐紅牛。
鄭龍後悔爬早了，“因為記者8點上班，最早8點半才能趕來。”後來，果然來了些記者。他坐雲梯下來，一電視台記者喊：“師傅，你有什麽話要說嗎？”鄭龍剛要開口，就被幾個警察抱進了警車。記者守在派出所門口，警察不允許采訪，晚上11點多，鄭龍放出來後，記者早走了。
但警察對他很禮貌，給他飯吃，還攙扶他上廁所。作為回報，他利用不多的算命知識，給看守他的保安算了一卦。
第二天，鄭龍買了一份報紙，上麵果然有他跳橋的新聞和照片。眾流浪漢教他在天字碼頭小花園的地上擺開報紙和困難生活證明，但半天過去，路人沒有施舍一分錢。 5月10日，一名四川籍流浪漢帶他去附近一家教堂乞討，這裏正在為地震災區舉行捐贈活動，鄭龍上前請求找記者報道他的病情，但保安把他們驅趕到門外。在這裏，他又被城管推倒在地。
回到天字碼頭小花園，流浪漢的聚集地，他哭著對大家講述了這個遭遇，四川人給手上這份報紙打去熱線電話，說“跳橋的那個殘疾人又出事了，被城管打了，請你們來報道”，但記者遲遲未到。
“事情解決不了還要來跳橋”
5 月11日，一名打工男子因錢財被騙再次爬上海珠橋，正躺在小花園地上的鄭龍也過去作勢要再次跳橋，被眾人勸住。“有哪個想跳橋的？我隻是希望引起社會的關注，給別人帶來的不便，希望他們能寬恕我，我是沒有辦法。”他這樣告訴記者。臨走時，他說：“事情解決不了還要來跳橋，希望媒體到時再來采訪。”
接下來幾天，鄭龍繼續流浪，他沒有去上訪，擔心被趕，也沒有去醫院，他知道即使查明了也無錢治療。他再次陷入了迷茫和困頓，直到我的出現。
鄭龍第二次要跳橋的新聞又上了各家報紙的重要位置。一些報紙對此反思，認為此類事件實際是有人以社會公共利益作要挾以達到解決個人訴求，不但沒有報道價值，媒體過度關注，反而助長類似事件的繼續發生。《廣州日報》、《信息時報》等媒體甚至呼籲廣州媒體一起承擔社會責任，從新聞上封殺“跳橋秀”。
我開始關注這些跳橋人的生存哲學，但媒體很少記下他們的名字、電話。“跳橋秀”，5年前這個詞剛出現在報紙上時，我和同事們均表示過對這個字眼的反感和警惕，想不到5年過去，這個詞已遍地開花。
5 月14日，我終於在電話裏找到鄭龍，他激動高呼：“你是我的救命恩人，你比我親爹還親，”也許意識到他父親已去世，他緊接著說：“你比我親娘還親！”這時候，我們都有意想像著對方。他以為我可以幫他走出困境，我以為他是個善於利用媒體的老油子。這麽多年的職業經驗告訴我，底層人並不都是很多報道裏的善輩形象，由於權利渠道的不通，他們很多時候比中上層人更強悍，抗爭方式也更具有破壞性。
因此，第二天我們在廣州市民政局綜合服務大廳門前相見，他坐在地上說拐杖昨晚被偷時，我第一反應是，他是否騙我，為了獲得我的同情？
後來我專門檢索過關於他的報道，發現他的說法有些誇張。比如，他患的是瘤，卻對記者說是癌；他母親尚在世，但有的報道說，他是個孤兒。
鄭龍那天告訴我，他被盜後沒法走路，請警察送他去救助站，但不知為何，警察卻把他送到了這裏，他已經在地上坐了半天，滴水未進，就為了等我。
他說身上隻有60多元，我知道這話不可信（後來我再三相問，才知道有300多元），但還是打車帶他去買了一對拐杖。在商店門口，他主動與路人搭訕，並說“有好心記者幫他買拐杖”，一個阿姨給了他113元錢。
我帶他去樓上衛生間，他掏出雙肩包裏的牙刷刷牙，回頭對我說：“我跟那些流浪漢是不一樣的，我天天早上去公廁裏洗臉、刷牙。”接著，他說：“要是能衝個涼就更好了。”
接下來幾天，我發現自己正滑入一個怪圈：我是來觀察、記錄鄭龍的生活，但同時我又在改變他的生活。離他越近，改變就越大。正如他後來如實告訴我，他本要回家，但我的采訪讓他看到了希望，他希望呆在廣州，直到報道盡早出來。
這種感覺讓我沮喪和備受煎熬，以至我對他幾乎沒有笑容。尤其是5月17日，他在電話裏說，他又一次被盜，小偷在他熟睡中割開了他的口袋，拿走了好心阿姨給的錢，他驚醒後，隻能眼睜睜看著小偷跑走。我第一反應又是：真的嗎？
於是我悄悄找去，看到他坐在一家士多門口，失魂落魄的樣子。他不斷對我說：“我最對不起的就是那個阿姨，她的錢我一直舍不得用，卻被小偷偷去了。我的心好痛。”
我已經承認他是值得信任的了。當天晚上，我跟幾個朋友講到他的故事，他們為社會救濟的不暢而忿忿不平。這時電話響了。
“什麽，你又被偷了？！”我大叫。鄭龍說，下午我采訪完走後，他躺在那裏睡著了，醒來發現雙肩包不見了，裏麵是他的全部希望：困難生活證明、身份證、殘疾證、低保存折......還有三本聊以慰藉的周易學書本，一封珍藏多年、初中畢業那年班主任寫給他的勵誌信。
朋友們都大笑起來。“肯定是假的，百分百。”他們說。
我叫他找警察，救助站會送他回家。夜深時，我還在為白天的信任而搖擺。這個時候，我決定去鄭龍的家鄉，為這份信任尋找答案。
5 月18日，我先來到天字碼頭小花園，想在流浪漢那裏找到失盜見證人。想不到鄭龍沒有去救助站，正坐在台階上，像雕塑般一動不動。他那拉鏈已經拉不上的黑色破舊背囊不在身邊，一夜不見，他的臉色就像他身上那件穿了6年的工衣一樣晦暗。他看到我，愣了一會，終於擠出一絲笑容，伸出髒乎乎的手。
旁邊幾個流浪漢在數落他的不是。“我多次告誡他了，要注意這個注意那個，但他人笨，不機靈，所以老是被偷。還是回家算了，這種流浪生活他不適應。”一個湖南人說。四川籍流浪漢指著自己的太陽穴，悄悄對我說：“他這裏有問題，老愛出風頭，要跳橋要找記者，也不掂量自己的分量。”湖南人接過話：“我們不像他那樣，我們流浪本就是為了逃避，你給我1000元錢，我也不上報紙，難為情。”
我接過了鄭龍伸過來的手，使勁握了握。前幾天我們第一次相見時，我把他從地上扶起來，這雙手攀在我肩頭，繞過我喉嚨，把我勒得咳嗽，讓我感覺到他弱小身軀的強大求生力。現在，我握住的是一個彼此的信賴。我為此前自己職業般的冷酷而羞愧。他在各種社會救濟體係找不到依靠，被他視為最後一根稻草的媒體也有意疏離他，就連他身邊的流浪人群也瞧不起
他，這是一種怎樣的無助？
當天，我和他登上了開往高州的長途汽車。
“以前沒人跳，他們才這樣罵，我就跳一個給他們看。我想跳在氣墊上，但又擔心沒跳在上麵，這樣，我的下半輩子就完全殘廢了，想到這，我就哭了，哭了好久。”
有許多你不了解的鄭龍正艱難地活著
我以為我遇到的是一群冷漠的官員。但我再次錯了。不僅僅是高州新聞秘書給了鄭龍300元慰問金，派車送我們去他家，石板鎮石坑村公歧小組，一個路上長滿荒草的小村（三分之一人口外出打工），更是因為他們已經爭取了體製內最大的資源來對他。
鄭龍幾年前就獲得了低保，今年起每月170元，是當地低保戶的最高標準。鎮政府民政所也給過一些臨時救濟，但數額有限。鎮分管民政官員盧梁說，高州市、石板鎮的財政都不富裕，每年給每人的臨時救濟一般不超過500元。鄭龍獲得的民政體係救助就是這兩方麵，“可以說，政府在現實情況下能給的都給了。”盧梁說。
盡管官員們為鄭龍父親的土葬問題有過不快，但他們還是協助他向當地紅十字會申請幫扶基金，但申請遞上去後一直石沉大海。“紅十字會說，他們自己沒有資金，都是上麵撥付下來才有，我這種情況可能得不到幫助。”鄭龍說。
幫助他的還有一名78歲的台商江漢君，鄭龍初中就讀民校的創辦人。他總共給過鄭龍近2萬元資助。有一次，鄭龍拿出其中1000元，吃了一個多月的豬肉和營養品，本想把身體養好再去做手術。但最後因為沒錢，就一直拖著。
高州市人民醫院脊柱關節外科主任黃春明說，鄭龍腿部的骨巨細胞瘤目前尚屬良性，最好能盡快手術，拖延下去則存在截肢和癌變可能。鄭龍說：“我不想截肢，那樣太難看了，我還想做個正常人。”
正在全國普及的新農村合作醫療（以下簡稱新農合）給了鄭龍這樣的大病人群帶來了希望。黃春明說，鄭龍在高州住院手術，最高可報銷醫藥費50％，補償封頂5萬元。2006年鄭龍參加新農合時，補償封頂線隻有6000元。他和母親的每人每年10元（今年起增至20元）參合費，都是政府代交的。
“政策一年比一年好，但我仍然看不起病。如果手術要十多萬元，我至少還要再出5萬，家裏已經一貧如洗，親戚那裏也借不到，大公（對江漢君的尊稱）也幫不了我這麽多。”鄭龍苦惱地說。
今年起施行的《茂名市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管理辦法》規定，“在報銷補償後仍有較大困難的，可申請醫療救助。”但高州市合作醫療辦主任譚瑞球說，這個醫療救助最高隻能是5000元，因為從2003年開展新農合以來，省裏給的這份救助基金一直沒有增加，而隨著參合的農民越來越多，可分配的救助金攤在個人頭上就越來越少。
鄭龍如果生活在200公裏外的雲浮市，他可以選擇兩種參合體係，住院最高補償可以達到10萬元；他如果是“陝西第一縣”神木縣人，由於這裏的縣域經濟發達，他可以享受全國絕無僅有的“全民免費醫療”。可是，高州隻是一個坐落在粵桂交界處的山區小市，這裏通往廣西的283省道，由於擴建補償糾紛，爛尾長達6年，鄭龍家的香蕉很難運出去。
廣州市委副秘書長、市信訪局局長黃周海5月25日說，4月1日以來的12起跳橋當事者中，沒有一位通過信訪表達自己的訴求。但鄭龍說，他揣著困難生活補助去多家部門，就相當於信訪，除了蓋到公章，他什麽都沒得到。
他甚至向當地NGO尋求幫助。一個名叫賴夢楚的女孩，因頭部受傷，當地一家NGO和媒體、網絡聯手，為她籌到近3萬元善款。鄭龍通過女孩找到了這家NGO的負責人，但對方表示了為難。
“他不知道賴夢楚因何得到幫助，是她對生活的熱愛和樂觀，可是鄭龍呢，我感覺不到他身上的亮色，這很難吸引社會的關注。再說，像他這樣的重病人士，實在太多太多，我們NGO的能力有限。”這名負責人說。
尤其當這名負責人得知他想通過跳橋獲得媒體關注，而我正在把他送回家，她建議我說：“你的任務應該完成了。如果還有大幅報道，我不知道在茂名哪座橋上，哪天又會有人爬上去，他們會誤以為這是爭取權益的最好方法。”
當地官員似乎也有擔憂：在媒體介入後，如果為鄭龍爭取更多體製內資源，是否削弱了官方的威權？他們寄希望於我的報道能給他帶來體製外的援助。
這兩種截然不同的態度讓我左右為難。但是當我把鄭龍送到家鄉，看到他跪倒在母親麵前，兩人抱頭痛哭時，我把這種煩惱置之身外。現在，我把這篇報道寫出來隻是為了說明，這世上有許多你不了解的鄭龍正這樣艱難生活著，他們需要幫助。僅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