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網上買書，看到竟有胡蘭成的《山河歲月》。頗感意外，因為此書一般被認為是其漢奸言行的理論依據之作，當屬被禁之列。之前，已經讀了此人另外幾冊在大陸出版的著作：《今生今世》、《禪是一枝花》和《中國文學史話》。現又見到此書，頗有些感觸！
1939年春，汪精衛從河內偷渡到上海並著手組織偽政權，陳璧君推薦胡蘭成充當汪的侍從秘書。翌年，汪偽政府成立，胡蘭成被任命為宣傳部政務次長、偽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兼《中華日報》總主筆。當時汪精衛稱他為“蘭成先生”，經常向他“殷殷垂詢”，他因此被認為汪精衛的“文膽”。胡蘭成躊躇滿誌，自詡“穩坐政論家第一把交椅”，“和平運動時位居第五”，不料因此得罪了汪精衛、周佛海和林柏生等人，而被排擠出汪偽集團。以後，他通過日本使館官員清水、池田篤紀，和日本軍政界的少壯派人物交往，並向日軍宇垣一成大將獻計：“如果日本失敗，向重慶求和，必遭到拒絕；至於延安，可以取得某種軍事上默契，但於大局無補。求和必須向英、美，別無他途。”因此深得宇垣等人賞識，被推薦到武漢《大楚報》社任社長。
抗戰勝利後，胡蘭成逃出武漢，先後隱居上海、浙江溫州等地。1949年再逃香港，並在漢奸熊劍東之妻的資助下偷渡日本。開始依靠旭化成公司老板日商宮崎輝的接濟，以後又與原“76號汪偽特工總部” 警衛總隊副總隊長吳四寶的寡妻佘愛珍同居。其間把台北出版的《蔣介石秘錄》一書推薦給日本《產經新聞》連載，因而爭取台灣撤銷對其通緝。1974年，在香港《新聞天地》主編卜少夫的引薦下，胡蘭成被台北文化大學校長張其昀聘為客座教授，在博士班授課。胡蘭成在日本時已出版《山河歲月》，在台期間又推出《今生今世》。前後兩書，遙相呼應，為他的一生所作所為辯解粉飾。於是引起台灣文化界的聲討，國民黨高級將領白崇禧之子、作家白先勇以及政論家胡秋原等人均撰文抨擊。胡隨即於1976年仍回日本客居，1982年病死於東京。
胡蘭成的作品得以在大陸解禁，一方麵反映國內的言論出版的自由度提高，另外也是一種理性回歸的文化現象。愈來愈多的人，希望能全方位地了解一個曆史人物，然後再通過他去了解那個時代的方方麵麵。這是一種尊重曆史的客觀態度，值得弘揚。就其作品而言，胡蘭成精通《莊子》、熟諳佛學禪機、對宋明理學頗有研究、對古詩文，也可說爛熟於胸；京劇和一些地方戲的很多劇目的大段唱詞、念白，甚至背得出來；對印度文明和西方文明也較為熟悉。而且能夠把書本上的知識很嫻熟地融匯進文章中。
台灣著名作家餘光中評價胡蘭成作品：“……文筆輕靈圓潤，用字遣詞別具韻味，形容詞下得尤為脫俗。”“胡蘭成先生於中國文字，鍛煉極見功夫，句法開闔吞吐，轉折回旋，都輕鬆自如，遊刃有餘，一點不費氣力。遣詞用字方麵，每每別出心裁，自鑄新語，不襲陳規。……‘清嘉’而又‘婉媚’的絕句，《山河歲月》之中，仰摘俯拾，真有五步一樓之感。‘胡體’的文字，文白不拘，但其效果卻是交融，而非夾雜。”
著名周作人研究專家止庵先生為《今生今世》中文版作序時寫道：“我又曾提出有一路‘才子文章’，從林語堂、梁實秋、錢鍾書直到董橋，皆屬此列。現在不妨把胡蘭成一並算上。……才子文章，無論意思文字，難免取巧做作，仿佛不甘寂寞，著意要引得讀者叫好，胡文亦不例外。……我讀《今生今世》，覺得天花亂墜，卻也戛戛獨造；輕浮如雲，而又深切入骨。附帶說一句，近年來散文領域整理發掘之功甚偉，有所成就者大都已經出土，大概夠這個檔次的，也隻剩其他這麽一本了。該書麵世，庶幾功德圓滿。”
胡氏的文章溫婉、細膩有餘，但畢竟難當大家風範，少了張愛玲的流暢、自如。更缺少徐誌摩的靈動、鬱達夫的憤懣、丁玲的叛逆、魯迅的犀利、巴金的熱情和茅盾的鞭辟；即使他引為自豪的政論文章，恐怕也難比上郭沫若的討蔣檄文《試看今日之蔣介石》那麽地酣暢淋漓。在胡蘭成看來：“中國文學是人世的，西洋文學是社會的。” “人世是社會的升華，社會惟是‘有’，要知‘無’知‘有’才是人世。知‘無’知‘有’的才是文明。大自然是‘有’‘無’相生，西洋的社會惟是物質的‘有’，不能對應它，中國文明的人世則可對應它。文明是能對應大自然而創造。” 中國的人世是“有限的社會而涵無限的風景。”所以他的文章裏展現的是“清平世界，蕩蕩乾坤……”，是他一直極力推崇的商周時代那種“王道”與“禮樂”的人世。
其實，胡蘭成所處恰是軍閥割據、內憂外患、國破家亡的亂世，他自己也過了半生顛沛流離的生活。那種“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世外桃源生活也許是他一直心向往之的；或者僅是一種無可奈何的逃避罷了。如同他讀唐詩，推崇李白甚於杜甫，或許就是因為李白詩中多有：“朝辭白帝彩雲間，千裏江陵一日還。”“長歌吟鬆風，曲盡河星稀。我醉君複樂，陶然共忘機。”的那種灑脫與超然的“詩仙”風範和“興酣落筆搖五嶽，詩成嘯傲淩滄州”名士氣派；而不願接受“詩史”杜甫筆下盡是的：“車轔轔，馬蕭蕭，行人弓箭各在腰。”“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生。”的滿目瘡痍的現實世界。
在胡蘭成的作品中，這種文字與現實分裂、隔離的例子，比比皆是。
又如胡讀《隋唐演義》，“書中最敬重的是單雄信”，而單雄信終究最後保了王世充，沒能歸唐，最後隻能弟兄反目，身首異處；就像胡追隨了汪精衛，落得漢奸的罵名。有些時候，對於文學或者文化的取向，對於人的一生影響真的如此之大嗎？
胡蘭成一生的政治取向也是飄忽不定的，事實上，他從來沒有過自己明確的政治主張與立場，隻不過是個具有濃重名士習氣及遊戲人生思想的文人罷了。他說：“我是政治的事亦像桃花運的糊塗。”確實如此，“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兩廣軍興，兵諫中央抗日。第七軍長廖磊聘我兼辦《柳州日報》，我就鼓吹發動對日抗戰，必須與民間起兵開創新朝的氣運結合，不可被利用為地方軍人對中央相爭相妥協的手段。”此時的胡蘭成，似乎還主張過“全民抗戰”？
時隔不久的1938年12月31日，香港各報刊載汪精衛的媚日“豔電”。1939年元旦，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及中央監察委員會在重慶召開臨時聯席會，一致通過“永遠開除汪精衛黨籍，並撤消其一切職務”的決議，全國各界人士紛紛聲討汪精衛。胡蘭成卻於1939年1月3日發表《我們的鄭重聲明》，抗議國民黨中執會關於開除汪精衛黨籍的決議。他指責國民黨中執會“破壞黨章”。並為汪精衛辯護說，汪的“豔電”不過是“建議”而已；他的“建議”完全“合法”。但是，正如1939年元旦《大公報》社評《汪兆銘違法亂紀案》所指出的：汪兆銘“對黨對政府均有絕對的發言權，有這樣重大主張何以不在重慶建議，而竟以詭秘出走的方式到香港公開宣揚，淆亂國策，動搖視聽，違法亂紀，莫此為甚。” “近衛聲明，分明是獨霸遠東‘奴隸’中國的總說明……茲讀汪氏豔電，竟把近衛聲明粉飾得冠冕堂皇，不啻以中國人的手筆，替日本人寫招降文。”胡的聲明可視為其開始主動追隨汪精衛附日賣國的轉折。
隨後，胡蘭成在《中華日報》與《大楚報》又發表一係列的社論，並陸續結集為《戰難和亦不易》、《文明的傳統》和《中國人的聲音》等出版。成為汪偽政權注解政治主張的理論依據。出版於1940年的《戰難和亦不易》即收入胡的105篇政論文章。書前有汪精衛於1940年1月9日撰寫的序言：“......胡蘭成同誌於豔電以後發表了許多重要論文，對於國內情形國際形勢都有極深切的認識，極明確的判斷，其最言人所未嚐言的，是‘如何爭取主動的和’，這實在是一針見血的話……” 而胡在《當前的選擇》中的原文是：“始以主動的戰，終以主動的和，大獲勝果，是為上策。不能主動的戰，猶能主動的和，較少吃虧，是為中策。始以被動的戰，終以被動的和，屈辱的程度連自己都不知道，是為下策。”在《和平運動的把握》一文中，又認為“和才能救國”：“中國人目前最擔心的是亡國，因為抗戰不能救亡，所以要和平。”舉出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沙俄和土耳其爭鬥的例子：“弄到兩國抓住各人的辮子一同跌入世界大戰的漩渦”，要吸取這個“教訓”，隻能委曲求全，放棄抗戰。直到1945年2月，日本敗局已定、投降在即時，在《中國人的聲音》一書中，他還天真、固執地認為“日本戰勝比美國戰勝好。日本倘使戰勝……她將不能不讓步給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解放運動。”
又過了四年，他還會認為是共產黨人實現了他的“理想”：“……中華民國三十八年三月，解放軍渡長江，毛澤東的總攻擊令，真真神旺，那文章令人想見周武王誓師孟津當年。”“解放初期，真的迢迢如清曉。我在《山河歲月》裏所寫的，一旦竟有解放軍來證明，私心幸喜。我知道民間起兵有這樣好，果然給我親眼看見了。秧歌舞是黃帝的鹹池之樂，周武王的大武之舞，漢軍在九裏山的遍地楚歌，與秦王破陣樂的生於今天。十月一日共產黨國慶節，溫州閱兵，所有組織都到，所有秧歌舞及綽龍舞獅子拋彩瓶俱全。抬著毛澤東的照片遊行群眾的隊伍，共產軍的隊伍。看了那軍容與武器，真真叫人感覺大威力。”
“世事洞明皆學問，人情練達即文章”，蘭成先生於政治一門學問不能洞明，於人情世故方麵也難稱練達。
胡蘭成加入汪偽政府後，自詡“穩坐政論家第一把交椅”，汪精衛怎不反感，汪氏早在辛亥革命時期，即任《民報》主筆，乃一時政論文之雄傑，比起胡蘭成，可謂天地有別。再者，胡通過林柏生、陳碧君的渠道躍為中委、偽中宣部次長，卻又在南京和林柏生爭權奪利，發生矛盾後，反向日本人告狀，因此曾被偽政保局拘禁。獲釋後辭去偽宣傳部職，轉而投靠特工頭子李士群，任《國民新聞》雜誌總主筆，又著文攻擊周佛海。李死後，反投靠周係統的羅君強，由羅資助其主編戰略刊物《苦竹》月刊。旋被日本人選派漢口《大楚報》社任社長。戰爭後期他觀察戰爭風色，又想和蔣集團拉關係未遂。做人做事如此反複，難免被人唾棄。
胡蘭成終究不能算是個有氣節的文人，與古代“恥食周粟、采薇首陽”的伯夷、叔齊和近代的梁漱溟、陳寅恪這些敢於堅持自己信念的人們相比，實在是有天壤之別。或與明末清初的龔鼎孳有一比。龔鼎孳(1615-1673)，字孝升，號芝麓，祖籍江西臨川，後遷安徽合肥。崇禎七年(1634)進士，官居兵科給事中。1644年初，李自成軍進北京，建立大順政權，改元永昌，龔鼎孳受任直指使，巡視北城。同年，清軍入關，龔鼎孳又降清。因為迎降有功，曆任清朝吏科給事中、太常寺少卿、左都禦史，後升刑部尚書。越五年轉兵部尚書，三年後又轉禮部尚書。康熙九年，充會試正考官。被人譏為“三朝元老”。乾隆皇帝指出，龔鼎孳先降李自成，又降清朝的行為“為清流所不齒”，點名將龔鼎孳列入了《貳臣傳》中的乙編(專門收錄對明清兩朝都不盡忠的降官)。胡、龔兩人的共同失誤，都在於他們隻是“審一時、度小勢”，而忽略了重要的氣節與民族大義，這就大錯而特錯了。胡蘭成本人似乎是專走“經學”一路的，所以指責錢穆等人研究史學的“迂腐”，這正是胡氏做人的缺陷。以史為鑒，其實不失為處事做人的依據和捷徑。自漢唐以來的一千多年，中國的文化傳統是極力排斥異族勢力的。在這種文化背景之下，主張倡導“求和投降”，討論“殖民地國家的解放運動”，無疑是不識大體！《道德經》第十六章裏，老子告誡人們：“不知常，妄作，凶。”人應當懂得天地間萬事萬物流動變化、相反相成的規律，為人處世也要合乎自然的常理，這便是老子所說的“知常曰明”。從這一點看，胡先生才真正是迂腐的緊了。
胡蘭成之所以名世，還有“薄情”一說。特別是他對著名海派作家張愛玲等諸多女子的始亂終棄，頗為世人所詬病。他把這些“風流帳”匯成《今生今世》的自傳，描述與元配玉鳳、女教師全慧文、紅歌女應英娣、才女張愛玲等四任妻子和護士周訓德、斯家小娘範秀美、日本女人一枝和佘愛珍等事實夫妻交往的經曆，無不細膩生動，盡得風流。難怪會有人譏諷道：“吃軟飯吃成文化的水準，蘭成先生當魁首也！” 所以，張愛玲的讀者大都不齒胡的浪子行徑，張本人的作品中也盡量回避與胡的交往過去，此一細節最能彰顯胡做人的失敗。最後，朋友好意助你回台灣，就收幾個聰慧可人的女弟子，閉門謝客，專心訂解《碧岩錄》一類的著作，或許後來居上，從而淡化人們心目當中對其漢奸的印象，也不失為好的收場。偏又不甘寂寞，仍沉湎於為自己“翻案”，難免不再引起公憤。因為，這已經不是文化、學術探討的範疇了，胡先生終究未能真正地參禪悟道，不免又迂腐了一次。
胡蘭成對周作人與魯迅的評價，倒是頗有見地：“周作人是骨子裏喜愛著希臘風的莊嚴，海水一般晴朗的一麵的，因為回避莊嚴的另一麵，風暴的力，風暴的憤怒與悲哀，所以接近了道家的嚴冷，而又為這嚴冷所驚，走到了儒家精神的嚴肅。近來他就有一種不分明的願望，要想改造儒家的哲理，使它的嚴肅變為莊嚴。無論如何，這將是徒勞的。我以為，周作人與魯迅乃是一個人的兩麵。魯迅也是喜愛希臘風的明快的。因為希臘風的明快是文藝複興時代的生活氣氛，也是五四時代的氣氛，也是俄國十月革命的生活氣氛。不過在時代的轉變期，這種明快，不是表現於海水一般的平靜，而是表現於風暴的力，風暴的憤怒與悲哀。這力，這憤怒與悲哀，正是一副更明顯的莊嚴的圖畫。這裏照耀著魯迅的事業，而周作人的影子卻淡到不見了。人們可以看出，兩人的文字，對於人生的觀點上，有許多地方周作人與魯迅是一致的，幾乎不能分辨，但兩人的晚年相差如此之遠，就在於周作人是尋味人間，而魯迅則是生活於人間，有著更大的人生愛。”
如果有重新選擇的機會，不知道他會偏重周作人多些，還是魯迅多些。
主要參考書目：
胡蘭成. 今生今世. 1版.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03.9
胡蘭成. 中國文學史話. 1版. 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2004.1
胡蘭成. 禪是一枝花. 1版. 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2004.1
胡蘭成. 山河歲月. 1版. 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 2006.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