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鄭和遠航在中非關係史上的意義——４

論鄭和遠航在中非關係史上的意義 [ 2005-06-08 10:44 ] 鄭和非洲之行留下的疑問 鄭和遠航距今已有600年。它給我們留下的問題遠遠多於遺產。就中非關係而言，它向我們提出了以下問題。 1） 鄭和遠航無疑是明朝的一次大行動。然而，如果鄭和是在第三次遠航時到達非洲，那麽，這次抵達非洲的航行是事先計劃的，還是臨時決定的？換言之，第一次抵達非洲東岸的航行是由明朝政府事先安排的行動，還是一次偶然的行動？ 2） 當時鄭和與非洲一些國家的國王或酋長的交流是如何進行的？這種交流是一種純禮節性的交往，抑或有一些實質性內容？ 3） 除了在東非各地發現的一些瓷器碎片和在距帕泰島（Pate）70公裏處發現的中國陶甕等物外，鄭和遠航以及與非洲各國的友好交往除了當事人的記錄或著述外，是否留下了可資參考的文本資料或實物見證？ 4） 當時船隊的船員是否全部隨船返航？是否有些人留在當地？根據肯尼亞帕泰島上的桑加人的口頭傳說，他們的祖先來自上海，這也是桑加人（Shanga）名稱的來曆。[xliii] 為什麽當地會出現這樣一種傳說？這種傳說的事實根據是什麽？同樣，在非洲東部肯尼亞的拉穆群島（Lamu）的帕泰島上存在著“鄭和村”。有人認為，這是鄭和第七次下西洋時抵達非洲後，其中的一艘因迷失方向駛近帕泰島後不幸觸礁下沉。由於後來朝廷實施海禁，船上的數百名船員隻好在當地的定居下來。至今該地的幾個村仍有人稱自己是中國人的後代。[xliv] 然而，這是具有特指意義的真實曆史，還是後人泛指意義上的曆史反饋？ 5） 鄭和的非洲之行究竟到過多少個非洲王國（或部落）？是否涉足了坦桑尼亞以南的地區？為何當達·伽馬抵達莫桑比克後送給當地人衣服和食物時，當地人曾表示以前有人從東方乘船而來並送給他們同樣禮物，他們對達·伽馬的禮物不以為然？[xlv] 為什麽在南部非洲特別是在莫桑比克的考古發掘表明了該地與中國的關係可追溯到鄭和？[xlvi] 為什麽歐洲地圖製作者弗拉·毛羅在1459年繪製的世界地圖上有兩處注釋提到從印度啟航的中國帆船進入南非海域並到達好望角附近？[xlvii] 6） 更重要但並非最後一個問題：在鄭和之前是否已有中國人在非洲定居？根據阿拉伯地理學家伊德裏斯（al Idris，1099-1166）的記載，“據說，在中國國內出現叛亂或當印度出現不公正或暴行時，中國人便將他們的主要的商業活動轉移到桑給巴爾及其附屬島嶼。中國人與島上居民通商並感覺頗佳，因為島上的居民行為公道，舉止文雅，與他們進行貿易往來令人愉快。”[xlviii] 伊德裏斯本人早於鄭和約300多年，而此處他記載的仍是“據說”，這種情況應早於他的記載。伊德裏斯固然用不著為中國來撒謊或傳訛，然而，是否存在可以證實這種情況的根據？為什麽在南非的早期岩畫中出現了戴鬥笠的中國人的頭像？[xlix] 鄭和是一位偉人，他留給我們的很多很多，其中包括需要我們繼續研究解決的問題。 注釋： -------------------------------------------------------------------------------- [i] 貢德·弗蘭克曾是依附理論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後來，他拋棄了依附論，提出了研究世界曆史的“全球視野”的方法。他認為，“至少直到1800年為止，亞洲，尤其是中國一直在世界經濟中居於支配地位。”貢德·弗蘭克：《白銀資本：重視經濟全球化中的東方》（劉北城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0年，“序言”，第20頁。 [ii] 孟西斯的主要論點有四。第一，在1421年3月-1423年10月間，共包括800多艘船隻的4支中國艦隊環繞地球。第二，這些船隻上的中國人在馬來西亞、印度、非洲、南北美洲、澳大利亞、新西蘭和太平洋諸島定居。第三，第一批歐洲航海家在出海前都已有他們目的地的地圖，他們在抵達新世界時碰到了華人定居者。第四，中國而不是歐洲發現了新世界並在此定居。參見Gavin Menzies, 1421: the year China discovered the world, London and New York: Bantam, 2002 (此書已有台灣遠流出版公司2003年的中譯本《1421中國發現世界》); Gavin Menzies, 1421: the year China discovered America, New York: William Morrow, 2003. 還可參見他的個人網站：1421: the year China discovered the world. [iii]戴文達：《中國人對非洲的發現》（胡國強、覃錦顯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3年（J.J.L. Duyvendak, China’ Discovery of Africa, Stephen Austin and Sons, 1947）；Teobaldo Filesi, China and Africa in the Middle Ages, Frank Cass, 1972；沈福偉：《中國與非洲—中非關係二千年》，商務印書館，1990年；李安山：《非洲華僑華人史》，北京：中國華僑出版社，2000年。 [iv] 沈福偉：《中國與非洲》，第11-12頁。 [v] 張象：《古代非洲與中國交往的四次高潮》，《南開史學》，1987年第2期。 [vi] 讚成此觀點的學者較多，如張星烺、孫毓棠、楊人楩等。參見張星烺：《中西交通史料匯編》，第2冊，北京：中華書局，第7-8頁；孫毓棠：《漢代中國與埃及》，《中國史研究》，1979年第2期；楊人楩：《非洲通史簡編》，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12頁。 [vii] 《三千年前埃及已用中國絲綢》，《人民日報》，1993年4月2日。 [viii] 徐州博物館：《論徐州漢畫像石》，《文物》，1980年，第2期，第550頁。 [ix] 杜環著，張一純箋注：《經行記箋注》，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 [x] Emil Bretschneider, On the knowledge Possessed by the ancient Chinese of the Arabs and Arabian colonies and other western countries, mentioned in Chinese books, London: Trubner & Co., 1871, p.25. [xi]丁謙：《唐杜環經行記地理考證》，轉引自陳信雄：《唐代中國與非洲的關係—間接而強勢的海路貿易》，《吳劍雄主編：《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第四輯），台北：中央研究院，1991年，第131頁。 [xii]張星烺：《中西交通史料匯編》，第2冊，第9頁。有的學者將“摩洛哥說”和“馬格裏布說”等同，讚同“摩洛哥乃馬格裏布（摩洛哥）之說”。參見艾周昌：《杜環非洲之行考辨》，《西亞非洲》，1995年第3期。 [xiii] 夏德：《大秦國全錄》（朱傑勤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64年，第81頁。 [xiv] 勞費爾：《中國伊朗篇》（林因筠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年，第213-214頁；戴文達：《中國人對非洲的發現》（胡國強、覃錦顯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3年，第15頁。 [xv] 中國社會科學院西亞非洲所：《非洲概況》，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81年，第326頁。 [xvi] 這是惠特利的觀點。參見R.Oliver,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frica, Vol.3,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7, p.193. [xvii] 沈福偉：《中國與非洲》，第227頁。 [xviii] Wolbert Smidt, “A Chinese in the Nubian and Abyssinian Kindoms: The visit of Du Huan to Molin-guo and Laobosa,” Chroniques Yéménites （2001）, www.revues.org. [xix]張星烺：《中西交通史料匯編》，第2冊，第159頁。 [xx] 岑仲勉：《自波斯灣頭至東非中部之唐人航線》，《東方雜誌》，41：18（1935年9月）。 [xxi] 陳公元：《從賈耽的“通海夷道”看唐代中非關係》，《西亞非洲》，1983年第3期。 [xxii] 沈福偉：《中國與非洲》，第208-213頁。 [xxiii] 許永璋：《三蘭國考》，《西亞非洲》，1992年第1期。 [xxiv] 馬文寬、孟凡人：《中國古瓷在非洲的發現》，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87年，第37-55頁；R. Coupland, East Africa and its Invaders: From the Earliest Times to the Death of Seyyid Said in 1856,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38, p.19. [xxv] 張鐵生：《中非交通史初探》，北京：三聯書店，1972年，第49頁，注5；陳信雄：《唐代中國與非洲的關係—間接而強勢的海路貿易》，第147-148頁。 [xxvi] 林葆仁：《從西安非洲黑人俑談起》，《文物》，1979年第6期；沈百昌：《中非交往的曆史見證》，《百科知識》，1983年第3期。 [xxvii] G.S.P. Freeman-Grenville, The East African Coast:Selected Documents from the First to the Earliest Nineteenth Century, London: Rex Collins, 1975[1962], p.15. 還可參見馬蘇第：《黃金草原》（耿昇譯），西寧：青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33章，845-848節，第467-468頁。該書寫於公元943年，最後成書於公元947年。 [xxviii] 關於這些古地名的現今稱呼，參見“宋元文獻及鄭和下西洋之非洲地名對照表”，李安山：《非洲華僑華人史》，第71-72頁。 [xxix] 馬文寬、孟凡人：《中國古瓷在非洲的發現》，第3-6，8,-14，18-23，26-29，31-32，35頁。還可參見R. Oliver,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frica, Vol.3, pp.203, 206, 215-216, 225. [xxx] 張星烺：《中西交通史料匯編》，第2冊，第27，29頁；張鐵生：《中非交通史初探》，第49-50頁；馬文寬、孟凡人：《中國古瓷在非洲的發現》，第25頁。 [xxxi] 《伊本·白圖泰遊記》（馬金鵬譯），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545-49頁。 [xxxii] 張俊彥：《古代中國與西亞非洲的海上往來》，北京：海洋出版社，1986年，第118頁；沈福偉：《中國與非洲》，第252-58頁，374-78頁。 [xxxiii] 而在同時代的阿拉伯人和歐洲人繪製的地圖上，非洲的南部總是被繪成向東部伸展的形狀。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15世紀中葉。Joseph Needham, China’s Ancient Civilization, Vol.3,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552-555. [xxxiv] 關於明代以前的中非關係概覽，可參見李安山：《非洲華僑華人史》，第43-65頁。 [xxxv] 黃盛璋、鈕仲勳、任金城、秦國經、胡邦波編：《中國古代地圖集·明代》，文物出版社，1994年，第1頁。原圖為絹本彩繪，現存於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 [xxxvi] 參見汪前進、胡啟鬆、劉若芳：《絹本彩繪大明混一圖研究》，黃盛璋、鈕仲勳、任金城、秦國經、胡邦波編：《中國古代地圖集·明代》，第54頁。關於複製該圖在南非參加2002年11月12日“南非國民議會千年項目展”的經過，參見李宏為：《沉寂數百年，一嗚傳天下—<大明混一圖>》，《曆史檔案》，2004年第1期，第133-136頁。 [xxxvii] 跋文載：“天下至廣也，內自中邦，外薄四海，不知其幾千萬裏也。約而圖 之於數尺之幅，其致詳難矣。故為圖者皆率略。惟吳門李澤民《聲教廣被圖》，頗為詳備；而曆代帝王國都沿革，則天台僧清浚《混一疆理圖》備載焉。建文四年夏，左政丞上洛金公（即金士衡——作者注），右政丞丹陽李公（即李茂——作者注）燮理之暇，參究是圖，命檢校李薈，更加詳校，合為一圖。其遼水以東，及本國之圖，澤民之圖，亦多缺略。今特增廣本國地圖，而附以日本，勒成新圖。井然可觀，誠可不出戶而知天下也……。”李宏為、李國榮：《明朝地圖標注非洲早於歐洲100年[圖]》，sohu.com.，2004年10月27日。 [xxxviii] 張鐵生：《中非交通史初探》，第26頁，注1。 [xxxix] 陸容：《菽園雜記》（佚之點校），卷三，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26-27頁。 [xl] 參見李安山：《非洲華僑華人史》，第69-70頁。 [xli] 馬文寬、孟凡人：《中國古瓷在非洲的發現》，第49-51，124頁；沈福偉：《中國與非洲》，第468-477頁；R. Oliver,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frica, Vol.3, pp.574-75, 579-80. [xlii] 馮承鈞：《星槎勝覽校注》（後集），北京：中華書局，1954年，第20頁。 [xliii] Report on Shanga excavation, 1980, by Mark Horton of Cambridge University, Philip Snow, The Star Raft: China’s Encounter with Africa, London, 1988, p.33. [xliv] 關於鄭和在非洲的資料，參見陳公元：《鄭和“下西洋”與中非友誼》（未刊稿，2005年）。還可參見葉北洋：《非洲“鄭和村“》，《鄭和下西洋與華僑華人論壇論文匯編之一》，中國：福州，2005年，第380-381頁。在李露曄的《當中國稱霸海上》（Louise Levathes, When China Rules the Seas, The Treasure Fleet of the Dragon Throne, 1405-1433,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一書出版後，由於書中提到拉穆群島的帕泰島上有鄭和後代，新華社曾派記者到島上進行了為期6天的考察。考察發現，打漁人曾在駐桑加海岸70公裏處發現過一艘中國沉船，並打撈了一個刻有雙龍戲珠的中國陶甕；不僅帕泰當地的婦人不象非洲人，在島上還曾發現過刻有中國字的墓碑；島上至今還有製絲業，並曾養過蠶。參見“鄭和下西洋的曆史封塵：非洲肯尼亞疑有船隊後裔”，http://jczs.sina.com.cn 2005年1月16日 8:29 北京娛樂信報。 [xlv] Philip Snow, The Star Raft: China’s Encounter with Africa, p.35. [xlvi] 參見“Afro-China Relations: Past, Present and Future”(Johannesburg, South Africa, 2005)研討會的宣傳資料。 [xlvii] 引自馬文寬、孟凡人：《中國古瓷在非洲的發現》，第120-22頁；沈福偉：《中國與非洲》，第489-90頁。還可參見金國平的近作：《1459年毛羅世界地圖考述》，《鄭和研究》，2003年專刊，第77頁。也有學者提出《明成祖實錄》（卷一三四）和《國榷》（卷十五）記載的比剌和孫剌即為莫桑比克港和索法拉港，並推斷鄭和船隊的分遣隊曾進入過這一地區。參見馬文寬、孟凡人：《中國古瓷在非洲的發現》，第120頁。 [xlviii] Al-Idrisi, Opus geographicum, Neapoli-Romai, Instituto Universitario Orientale di Napoli, 1970, 7, 62. Quoted from Louise Levathes, When China Rules the Seas, The Treasure Fleet of the Dragon Throne, 1405-1433, pp.200-201. [xlix] Raymond A. Dart, “The Historical Succession of Cultural Impacts upon South Africa,” Nature, No. 2890, Vol.115（1925, March 21）, p.427. Page: 1 2 3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