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7 Credit和民族未來（2）話說credit

Credit不是西方商業文明創造出來的概念，但卻是遊離於實物生產之外的、構架西方商業文明的無形基石之一。本篇先從東方文明開始，體會對credit的另一風味的理解。

注：另一無形基石是entrepreneurship。這個是凸子自己的提法，兄弟姐妹們就把這當個新鮮玩意理解吧 。

農業文明下的credit：對立的道德價值和商業價值

Credit，在中文裏解釋為誠信。早在公元前400-200年間的春秋時期，孔儒就將“信”作為統治階級道德標準提了出來。《論語•學而》裏說“信近於義，言可複也。” 信與義相類似，說出去的話就要履行，就是所謂的守信。《論語•公冶長》中，子路問孔子“願聞子之誌。” 孔子說“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可見， 信是孔子個人道德修養的最高理想之一。

信不僅為修身標準，也被看作是國家政治原則。《論語•顏淵》中，子貢問政。孔子說“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再問：“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孔子說：“去兵。”子貢三問“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孔子說：“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由此可見，忠信在孔子政治思想中的首要地位。如此，誠信也成了孔子教育教育實踐中的重要內容之一。《論語•述而》中說“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在孔子的教育下，儒家子弟極為重視信。《論語•學而》中，曾子說“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

漢代是儒家思想真正上升為統治階級管理思想的劃時代。漢代大儒董仲舒，上書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董仲舒結合法家和陰陽家而成三綱：君臣、夫子、夫妻（每一綱中都內含陰陽相輔的概念），再與包括信在內的儒家五常（仁、義、禮、智、信）並列，正式確立了維護封建皇權絕對權威的三綱五常。到了明代，亞聖朱熹認為信是朋友間倫理道德標準，他的五倫定義為，“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此人之大倫也。” 無論如何轉變定義，信作為道德標準的根本一環，貫穿了中國農業主導的封建社會。

然而農業社會條件下的信，始終沒有邁出其道德價值範疇的外延而進入物質生產領域，因而信在物質生產領域的巨大潛力被無限期的忽視了。造成這一事實的原因，就是儒家的農業社會道德體係下，重農抑商的價值觀。中國農業社會的確立，自周始井田製，人口被束在田井相隔的土地上。分封之下的周朝，有百十個小國組成，各國皆以農耕的自給自足經濟方式維持統治的延續。耕戰之術，是各國執行國政之要務。而執行交換的商人，則無論如何都是依賴於農業生產而存在的。也就順理成章被耕戰要務忽略甚至貶低了。

商人被壓抑從兩方麵的社會現實體現出來。第一方麵，在國民等級之中，處於產品交換核心地位的商人被編排到了社會底層，所謂“士農工商。” 處於底層的商人，由於被壓抑而活動在社會的邊緣，其行為就未免多於奸猾了。少數取得規模性成功的商人，也更多是他們與官府的特殊關係，而非其市場領域的才智。比如清末的紅頂商人胡雪岩。這一點與西方商業社會的私營領域的商業成功截然不同。中國封建社會的商人，就是在這種小賈則滑，巨賈則奸的怪圈裏，承擔著農業社會裏交換的重任。

因為商人的低等，他們必然要接受第二個方麵，即社會道德領域的壓抑。商人重利，而儒家有“君子重義，小人重利”之說。這樣重利的商人與小人同類了。儒家更有“無商不奸”的論斷。在這樣道德價值觀的壓抑下，商人注定無法發展壯大成社會的重要力量，就跟別提主導社會發展了。農業社會裏的精英，也都是抱著學而優則仕的理想。商人天然地失去了推動中國社會發展的主動力，盡管很多精明的商人（比如明清兩代的晉商、票號），也曾兢兢業業地身體力行了把誠信轉化為資本的偉大實踐。

中國農業社會在對商人的雙重壓抑之下，把商業文化無情地一拋棄就是2000多年。那麽，最早意識到誠信價值的中國人，長期對這一生產發展的物質資本（或者生產力）視而不見，也就不足為怪了。直到20世紀的80年代，改革開放初期的中國人，仍然自覺不自覺地把推動交換發展的個體經濟，習慣性的稱之為“投機倒把”。其實投機倒把就是前麵提到的entrepreneurship。

商業文明下的credit：統一的道德和商業價值

處在同一大陸另一端的歐洲文明，則從中世紀末發展起來的地中海商業文明出發，經文藝複興的思想解放，一發而不可收，大步趕超了先其1500年進入封建社會的中華文明。與其說是西方商業社會的發展，賦予了credit所應有的巨大生產力意義，不如說是credit自身附帶的生產力潛能為西方商業社會的發展提供了必要條件。credit自身附帶的生產力潛能，就是其資本屬性。看看最權威的大英百科全書對credit是如何解釋的吧。

Credit, transaction between two parties in which one (the creditor or lender) supplies money, goods, services, or securities in return for a promised future payment by the other (the debtor or borrower).

簡言之，credit本身就是一個有借方和貸方共同維係的交易。雙方交易關係的基礎，是貸方對借方承諾或誠信（promise）的信賴。由於信賴的付出，貸方因而獲得interest return。這樣，誠信原來作為道德範疇的價值，被賦予了經濟價值的意義。沒有交換的需要，這樣的經濟價值是毫無意義的。

與處在農業社會的中國人不同，地中海沿岸的希臘人和羅馬人，其文明的輝煌是伴隨著海上商業的發達到來的。商業的主要生產要素，不是人力和工具，而是資本和信息。為獲得擴大商業規模必需的資本，地中海人注重的是商法（民法）的確立。通過法律的形式，明確商業的合同契約關係，買賣雙方或借貸雙方互放誠信，履行和約所述的責任。這種法律所確認的誠信，是與金錢利益直接相關的。與農業中國的趨信（義）避利的道德觀念恰好相反。利與信得到統一，而信也從世俗角度獲得新的世俗意義。
 
地中海諸國，從古希臘到羅馬，國家在形式上都是由商人市民組成的城邦國家。與同時期的農業中國的家邦觀念完全不同。家邦強調的封建士農工商的等級觀念，在城邦裏被平等的國民關係取代，因而商人處於一種自由的，甚至是被崇尚的職業等級。市民之下，是婦女和奴隸。而商人市民與貴族之間也沒有非常明顯的界限。平等給商業文化許以自由發展的空間。而商業文明的創造力，就直接體現在史無前例的把道德領域裏看不見的credit給資本化了。

商人地位上的平等，也伴隨而來國家政治領域對商業的崇尚，比如在文藝複興之後西歐諸國的國家重商主義。商業成為國家經濟的最重要成分。國家以武力的方式維護其對外貿易的利益。從14世紀的波羅的海國家，15世紀的西班牙和葡萄牙，16 世紀的荷蘭，17世紀的英、法等等，無一不是以炮艦為本國商船護航，使其橫行於亞非歐美四大洲之間，獲得壟斷的商業利益。這一現象一直延續到20世紀中葉。

信在商業文化中的道德和物質內涵的統一，可以從美國思想家富蘭克林的兩段話得以體現。

記住下麵的格言：善付錢者是別人錢袋的主人。誰若被公認是一貫準時付錢的人，他便可以在任何時候、任何場合聚集起他的朋友們所用不著的所有錢。這一點時常大有裨益。除了勤奮和節儉，在與他人的往來中守時並奉行公正原則對年輕人立身處世最為有益；因此，借人的錢到該還時候一小時也不要多留，否則一次失信，你的朋友的錢袋則會永遠向你關閉。”

假如你是個公認的節儉、誠實的人，你一年雖隻有六英鎊的收入，卻可以使用一百英鎊。

從這些語言中，不難看出誠信即是資本的意義來。馬克思•韋伯在其《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中認為：“富蘭克林所宣揚的[信]，不單是發跡的方法，它更是一種獨特的倫理……它不僅僅是從商的精明，它是一種精神氣質。” 這種“精神氣質”，就是商業社會下被資本化了的信的道德價值。它使得商人在本能的追逐物質財富同時，也享受到精神的滿足，而不必像農業社會下的中國商人那樣低三下四的追求商業利益。這樣的道德認同，不僅僅為商人的追求提供了更高層次精神意義，也為商業的空前發展準備了credit這一巨大的生產力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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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子心經：credit和民族未來（1）從陳良宇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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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子心經：credit和民族未來（3）現時商業世界credit的功用。
貝子心經：credit和民族未來（4）新興中資商業中credit缺位。
貝子心經：credit和民族未來（5）中國社會迄待建立的cred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