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南風窗《“遺老”馬賓》有感

五在史壇轉發了一篇南風窗的文章《“遺老”馬賓》，把一代名士躍然紙上。用月城的話說“馬老對理念的堅守真是令人尊敬的。一身正氣，崢崢鐵骨。”
對於馬賓和吳敬璉這兩個宣明對比的兩個人，我們沒辦法撇開複雜的現實。我覺得，
兩個都是有想法的人。
兩個都有點稍為的極端，代表了兩頭的大多數。
兩個若都能往中間靠一點，成為中間大多數的路線代表，是否對改革的健康發展更有利？
中國的毛劉陳鄧路線要修正，這是30年曆史進行過的，還在進行。
中國的鄧改開路線要不要修正，這是馬賓和吳敬璉的最大分歧，也是目前中國經濟麵對的現實。還非常殘酷。

對此，我的觀點，
1）鄧改開路線必須加於修正。
2）公有製的大作用絕不可消除，而是要加強。這是對加拿大20多年經濟敗退的反思，希望給中國借鑒。
3）必須在嚴格法律之下，才能逐步放手權力、約束、市場、交易、所得等等。否則又是摸石頭，拿全國搞實驗田。
4）必須尊重不同意見的發表。這是基本原則，沒有原則的人很少受人尊敬。也不配細論。
5）在原則的基礎上，互相討論，互相修正。--- 對於別人觀點不屑一顧的，多為不可用之人，因為他沒那種胸懷。

從今天中國政治經濟社會現狀看，
變好了的部分，說明改開的這些方麵走對了，要堅持走；目前就不要再改（折騰）了。
變壞了的部分，說明改開的這些方麵走錯了，必須要改回去；目前就要馬上修正，不要再繼續錯（折騰）下去。
一概否認、一貫堅持都不符合辯證法，也不符合基本的科學思維。堅持自己，是難得可貴的。勇於修改自己，也是難得可貴的。
 
------------- 附錄
南風窗：《“遺老”馬賓》，
一個高舉毛澤東思想旗幟的強人已經步入暮年，除了倒數著自己那“不知道哪一天就要完蛋了”的倏忽時光，還要泰然麵對另一些強人發動的“炮火”。
　　“我一躺到床上就睡著。我不想自己是不是說了什麽錯話。錯就錯了，自己本來就是個錯思想，怕什麽呢？說了之後你再批判我。批就批，我是死豬不怕開水燙。”
　　這種偏執使馬賓從對立陣營收到了一頂“左的精神領袖”的帽子。曾經的同事吳敬璉更將他打入“舊路線和舊體製的捍衛者”之列。以推崇市場化著稱的吳，最近在一篇萬言文章中公開批評馬賓“開倒車”。
　　10多年來，馬賓無時不在緬懷毛澤東時代。在他的記憶中，那是一個公有製經濟昌盛，不脫離群眾且世風良好的年代，轉眼間，在物質刺激和市場效應下，社會風氣敗壞，“滿目都是假，唯有腐敗真”。當此之時，他力呼恢複毛澤東時代治國路線，再來一次“文革”，以清除各種腐敗、不公等社會經濟現象。
　　吳敬璉第一個不能答應。今年10月，為紀念新中國經濟建設60年，吳在以封麵專文形式發表的文章中說，馬賓那種利用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的煽情將不得人心。
　　
　　二老相爭

　　 馬賓曾是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副總幹事、副主任，退休後擔任顧問一職。吳敬璉則先後在這個機構擔任常務幹事和研究員。
　　本刊記者向吳敬璉詢問了那篇文章的用意。他對馬賓及其觀點有著強烈的態度。他注意到，在馬賓的號召下，全國各地湧現出一批透過網絡做出響應的人，“是很有煽動力的”，這讓他擔心。
　　雖然吳敬璉與馬賓一樣，對於腐敗等問題有著共同的心情，但他發現馬賓為此開出了一劑“毒藥”。
　　“我不主張革命，因為我們這一代人的教訓太痛苦了。”他說，“他要求全麵回到毛澤東時代，認為是市場經濟造成了今天的腐敗等問題，實際恰恰相反，這是改革不夠深入。”
　　這不是第一次交惡。數年來，兩個人在字裏行間不時批駁對方。對吳敬璉，在市場經濟進程中，馬賓就像麵前一堵障礙，需花費巨大精力去戰勝。盡管沒有人懷疑中國的市場經濟依舊在推進，他的憂慮卻一點沒有減少。
　　“你看看，現在的國進民退現象多嚴重啊！”他手裏端著一杯咖啡，眼睛睜得大大的，一對眼球裹滿血絲。
　　在馬賓的追隨者那裏，吳敬璉的反應被解讀成是“右派失勢的前兆”。退役軍官李森說，“他這次為什麽這麽大動幹戈？現在中央上層看到美國的經濟危機狀況，右派的一些東西可能要流產，‘大盤’不景氣，很著急。”
　　馬賓與吳敬璉鬧翻，也就是這十多年的事情。當初，反對通貨膨脹和腐敗方麵，他們有高度共識，很談得來。但馬賓後來認為通脹和腐敗是由市場引起，吳對此不同意，他堅持，“中國的問題必須通過市場化來解決。”
　　在中國，吳敬璉是對股份製改革極熱衷的兩個經濟學家之一，另一個是厲以寧。厲對低通脹和股份製都支持；吳雖反對腐敗和通脹，但支持厲以寧的股份製觀點；馬是三者都不支持。在他眼裏，股份製就是資本主義一種表現形式。吳敬璉對股份製的立場讓他感到不滿，並找吳談了這個問題，但沒有談攏。最後，吳和厲一同進了馬賓的“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名單。
　　在早些年，馬賓與吳敬璉還有著共同的人際圈。吳敬璉的老師、老一輩著名經濟學家孫冶方，是馬賓的故交。1930年代，孫在上海從事工人運動，是秘密黨員，被抓捕過一次。出獄後窮困無著，受到當時在上海從事地下工作的馬賓接濟。
　　1983年，孫冶方去世。中國經濟界的最高獎項“孫冶方經濟科學獎”基金於同年設立。根據相關資料記述，籌款清單上，馬賓一次捐了2983.67元，是額度僅次於榮毅仁和薛暮橋的個人最高捐贈之一。自從1984年第一屆頒獎以來，吳敬璉迄今連續5次獲得該獎。
　　馬賓捐出的近3000元錢，是抽空翻譯美國經濟學家勞埃德·雷諾茲的兩本書所得的全部稿酬。問他為什麽要捐這麽多，他說不認為那筆錢是自己的，“我有工資，我認為有工資以後就不應該拿別的錢。除了工資以外，自己的生活費用一律不該要公家的。那兩本書，也是美國人送給我的。”
　　現在，馬賓和吳敬璉同為孫冶方基金會23人理事會的組成人員之一。
　　“我也不想和馬賓弄出一個什麽社會事件，”吳敬璉說，“我們完全沒有恩怨。我是跟他討論這個問題，就是我們每一個中國人都來想一想，他提出的這樣一條道路，會給我們國家帶來怎麽樣的後果。”
　　這麽多年來，他不厭其煩地重複反對，就是想消解馬賓釋放出來的公共輿論輻射力，要讓大家理性地去思考這些問題。
　　兩個舊日相識，大相徑庭，一個向左，一個向右。這種爭執，也許要等到某一方咽氣那一刻為止。在此之前，既然壓不倒彼此，隻有努力穩住陣腳，爭取信眾。
　　“他以前是我們的研究生。以後到了美國，拜了美國，就胡說八道、朝三暮四，”馬賓說，“我已經不屑於跟他爭論了。”
　　96歲的馬賓住在萬壽路的部長大院裏，現在處於近乎半癱瘓狀態。20多年間，一次騎車出門辦事，一次出門散步，先後把兩條腿摔斷。拖著半截不聽支使的身子，起立挪動之間異常吃力，但他隻願向家中的阿姨搭一把手借力，對來自旁人的幫助一概拒絕。
　　“我堅持的也不一定都是正確的，可能完全是錯的。因為有辯證法。”老人說，“隻要我自己認為是需要堅持的，想什麽就說什麽。我沒有說假話的必要。”
　　
　　反市場化

　　 改革開放初期，馬賓由冶金部常務副部長調任國家進出口管理委員會專職副主任，由於主任一職是當時的國務院副總理穀牧兼任，日常工作實際由專職副主任主持。這是負責製定對外開放政策的決策機構之一。
　　那時他被外界評價為“思想很解放”。用馬賓的話說，自己是支持改革開放的，將此看作是在繼續革命。1984年中國經濟界的體製改革激辯聚會“莫幹山會議”，他是級別最高的自發上山者。這次會議湧現了王岐山、馬凱、周小川等一批後起之秀。
　　“我那時候思想最好、最活，是什麽人發表意見，都願意學習和來往。現在有人認為我很左。必須有左右，沒有就不是辯證法，就像開車一樣，總要有個左右方向。”
　　後來他與莫幹山會議上一些“鼓吹個人主義、生活亂七八糟又太過驕傲”的人分道揚鑣了。一些看不慣的社會現象，也使他一反常態，對市場化道路提出質疑。
　　馬賓的醫療關係在北京醫院，按製度每年要檢查一次身體。2002年上醫院，大夫見他已經八九年沒有查體了，要求他全麵查一次。他不幹。他當時說了氣話，“對我們無微不至，對窮老百姓漠不關心。”
　　火氣這麽大，是因為一次在醫院門口看到一個重病號被拒入院，以及報紙報道有醫院怕病人私自出院不付費，竟將病愈病人鎖在床上。這深深刺激了他，“社會主義國家竟然能出這種醜事，對這樣的行為應依法治罪”。
　　當年夏天，在北戴河療養間隙，他提筆寫了一篇文章，直呼“農村缺醫少藥，要求打倒城市老爺衛生部”，“直扣勞動人民的醫療費用，來保證老幹部長命百歲，不可取”，“一心為私賺錢的市場經濟決不能運用到醫療衛生部門”。
　　此後，他又對不公平的教育體製提出批評。他的女兒從小學念到大學，幾乎沒有向家中要一個錢，但之後的教育體製一夜之間“資本主義化”，隻培養有錢的或比較有錢的，家庭貧困的就沒有機會，“9000萬農民的絕大部分子女和城市低收入工人子女排斥在大學之外，這是社會主義教育原則嗎？”
　　他繼而提出要打倒城市貴族學校製度。
　　深秋。坐在冷冷清清的家中，他對本刊記者說，“要改革要開放，不過改革不能無邊，開放不能無底。北京有16個城門，你不能16個都開嘛。”
　　在他的禁忌中，國有企業是最不該打開的一扇“門”。國企改製讓他極為上火，這代表了公有製地位的失去，而這本來是無產階級和社會主義得以確立的根本。
　　2007年，馬賓在一份給全國人大要求糾正國企私有化的上書中簽了名，對立陣營指責他組織黨內外人士幹擾和阻礙改革政策。
　　“要別人照我說的辦，不大可能。但這是一個爭取群眾的過程，被雇傭的工人、窮人都同意我。”他是太向往工人當家作主的那個年代了。“工人說了算，財產完全應該都是工人的。現在工人隻拿工資，財產就由幾個頭頭當家作主了，也不跟工人商量了。”
　　這個在公有製環境裏摸爬滾打大半生的人，階級意識分明。那些私營企業主，是被他歸入資本家行列的。
　　有關方麵找馬賓談話，說他們不應該聯名，更不該將信件公開在網上，要顧全大局。他說，我們正是出於顧全大局才寫這個信的嘛，公布在網上，“這是信息高速公路，要很好地利用來宣傳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為什麽不占領網絡這個陣地啊？”
　　地下工作出身的馬賓，實際上並不熱衷聯名上書。他一般更願意單獨給中央高層寫信。感覺不便公開的或上麵打了招呼的，他就不公開。上麵沒有招呼的，一段時間後他才會讓人公開。
　　在部長大院退休的高幹中，他是唯一一個還能通過機要渠道與中央保持互動的老人，許多老同誌有話要說，要麽找到他向中央遞信件，要麽就拉他聯名發表公開信。
　　與幾代領導人的關係，支持了他在老幹部陣營中講話的分量。1930年代，還是地下黨成員時，他就與周恩來成了“熟人”。在鞍鋼主持工作，毛澤東見到他，幹脆將欽定的“鞍鋼憲法”謔稱為“馬賓憲法”。他的複出，則是鄧小平極力將他從“文革”泥沼中拔出。此後，在鄧小平的支持下，他又開始了一次世界性範圍的工業考察。
　　1979年，國家進出口管理委員會成立，馬賓任專職副主任，同事中還有汪道涵和周建南。前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1980年後也由一機部外事局局長調任該委副主任。
　　對於曆任領導人，他的態度是支持，但又不迷信。
　　所以，此後他提出了一係列對於市場經濟問題和具體社會現象的異議。公開發聲的渠道，一般是在“毛澤東旗幟網”和“烏有之鄉”網站，這是兩個左派思想言論的網絡集散地。
　　1990年代末期，馬賓將主要精力集中在反對市場化上，由點及麵地對現有發展模式提出質疑。有些文章公然指向了毛澤東之後的一些中央領導人的治國策略。這些，都被收入他的數本未曾公開出版的自編文集中。
　　“很需要反思我們的一些政策。現在的確形成了一些利益集團，很多事情就不是講道理了，是講利益。”追隨馬賓的退役軍官李森說，“你把道理講清楚，他的利益就要受損失，所以就必須把一些道理埋沒了。馬老那些觀點有什麽錯？”
　　
　　他在守節

　　 在“回到過去”這個問題上，呐喊奔突許久，卻原來隻是一場紙上風暴，怎麽也沒能打退資本化步步逼近的鼓點。但要說失敗，他又並非沒有成功過——終此一生，他也沒有同意讓自己成為一個有產者。
　　現在住的逾190平方米的房子，不做裝修，格局未變，牆體就那樣冰冷地裸露著，簡單粉刷的屋頂泛出黑紋。如果全部騰空，這隻是一套用舊了的毛坯房而已。
　　屋內掛著他自己的像，還有毛澤東和周恩來的。臥房牆上，毫無章法地貼滿了各種字畫，白求恩像也在其中。
　　部長大院的房屋，大都經過兩次裝修。第一次，政府每戶補助3萬，他沒有要；第二次，政府補貼10多萬，他仍不要。之後，政府又將這些房子的產權以較為優惠的價格轉讓給住戶，他仍然置之不理。
　　客廳裏兩牆書架，是從鞍山買回材料請人打的。舊時在鞍鋼工作用的辦公桌，也被他用15元錢買回。這張擱在客廳裏的粗重厚實的條桌，綻露著一圈圈凝結了的木頭紋理，在他眼裏再漂亮不過。從前的秘書，已經提前向他要了這張桌子。當他死後，除了這張桌子可以隨便處置，房屋將被政府收回。
　　這樣活著，仿佛是為了守節。他說，“無產階級的定義就是沒有私有的東西。”
　　當然，他也沒有拋棄他的群眾路線。這個當年的群眾工作模範，在兩條腿還沒有全部摔壞的時候，仍然跑在各地基層，辦法是1946年在東北農村工作那一套，“與老百姓同吃、同住、同勞動。瓜菜代啊，什麽都行”。
　　現在耳朵失聰了，行走不便。他就讓阿姨出門買菜的時候用輪椅推著自己。部長大院附近有好幾個菜市場，他都熟悉。在他眼裏，那些賣菜的人賺錢不多、經營艱苦，想發財的思想很鮮明。此時他堅信，窮人想發財正確。那些有錢人都是不正確的。
　　“現在的人對有錢人不但有意見，還應該打倒啊，”馬賓揮舞著右手說，“他們的錢來得不正當。哪來的辛苦賺錢啊？你看我們這裏當官的，都是辛苦賺的錢嗎？”
　　在部長大院裏，他喜歡跟許多小阿姨接觸，連管道檢修工人也要想辦法接近。他管這些人叫“基本群眾”，強調基本群眾是最要緊的，“共產黨員就是要聯係基本群眾，而不是去聯係那些大款”。
　　部長大院建於1980年代，集中住著國務院各部委要員們。馬賓並不喜歡這個有警衛站崗的住宅區，認為這裏麵住著的差不多都是一些大官、大款和大腕。當年分給他房子，他就很有意見，結論是這裏麵高官雲集。
　　“做官怎麽會好呢？進城後一些領導人都住得很好，與群眾同吃、同住、同勞動的作風根本就沒有了。住到這裏來還能幹什麽呢？”
　　63年前，正是由於緊密聯係和團結群眾建立基層政權，在林彪、陳雲等人領導的中共中央東北局係統內，他成了模範人物。在《環行東北》一書中，軍旅作家劉白羽以專門篇章寫了這個“唯群眾”的人。
　　解放後，在鞍鋼擔任總經理。不能接受蘇聯式企業的廠長（經理）獨裁管理製，轉而推行政治掛帥、大搞合理化群眾運動，發動工人參與企業治理。通過這種辦法解決了很多問題，他的辦公室裏也出現“不知多少‘永動機’的發明、建議”。馬賓卻堅信，這是在正確處理領導與群眾的關係，“如果不依靠群眾，貪汙腐敗問題是不會解決的”。
　　1960年春，毛澤東親筆批示要求全國各地認真學習鞍鋼做法。毛澤東還將之讚譽為“鞍鋼憲法”。
　　“文革”開始後，他卻成了運動對象，被拉到沈陽的單人監房裏囚禁5年半。要不是周恩來和陳毅分別出來證明，保他清白，不明真相的群眾說不定就會要了他的命；或者如果不是鄧小平後來親自點名起複委用，他也可能被這場運動徹底淹沒。
　　但他對這段曆史沒有什麽抱怨。
　　“我當然冤枉，可群眾要求審查我的曆史，他們怎麽對待我都是對的。”
　　現在的群眾，對這個擅走群眾路線的老頭已經陌生。1999年元月，86歲的馬賓到紅四方麵軍根據地四川老區搞調研，一身打過補丁的新四軍舊軍襖。老區群眾看見了，不相信這個穿著寒磣的老人是老幹部，說，“老幹部好幾千塊錢一個月呢，怎麽會連衣服都穿不起，別是個假的吧？”
　　本刊記者兩次訪問，見他穿的都是帶有鞍山鋼鐵公司字樣的白灰色舊工作服。說是鞍鋼工人懷念他，改裝時特意贈送的。
　　這種情形連馬賓原來的司機都被逗樂，偶爾打趣他說，“馬老，你完全是不響應黨的號召。黨要擴大內需，你一件衣服穿這麽多年，還怎麽擴大內需啊？”
　　
　　 信徒們

　　 “左派有可敬的人，右派也有可敬的人。如果都像馬老這樣為了自己的理想和信仰，都是值得尊敬的。”李森說，“現在最壞的就是特殊利益集團，就是腐敗分子集團。”
　　李森與馬賓往來已有13年之久，他原來是西北某軍區一位上校銜團政委，每年休假都會在馬賓家裏住上一個月，跟著他起居、學習。這種環境全然不同於每天在官場中吃吃喝喝迎來送往。折服之餘，他不想在官場裏繼續行屍走肉。不久前，轉業回到了北京，計劃幹點有意義的事情。
　　“我能從他身上感受到一種曆史的本質和厚度，沒有任何雕飾。”李說，“不跟這個老人接觸，我就會沉迷在過去那種生活中。”
　　結識馬賓後，他們每年都要舉辦一場晚會，內容大致與紀念毛澤東有關。馬賓在腿未斷、耳未聾之前，必然參加。且每每即席高歌，唱的都是紅色歌曲。
　　那些因共識而在他身邊聚攏的人，除了退役軍官李森，還有遊戰洪和張寶印。
　　遊戰洪與馬賓往來的年頭，與李森相仿。一個30多歲的清華大學圖書館副研究館員。1994年，熱衷反腐敗探索的一老一少偶然結識。第一麵就讓遊戰洪嚇一跳，馬賓拿出那種500字方格稿紙邊聽邊記，最後和他談了七個問題，要求繼續研究。
　　那次談話，被遊戰洪一字不落記在發舊的記事本上。馬賓當時希望找出社會主義腐敗現象的表現形式和危害性與古今中外腐敗有何同異，以及治理經驗，並質疑公檢法等反腐敗機構為什麽不能解決問題。當這些機構陷於空轉難以反腐，他又問可不可以動用軍隊，或把依靠法製和依靠群眾結合起來。
　　這些問題超出了遊戰洪的專業範疇，差點把他嚇跑。馬賓建議他從金融大案搜集分類入手，找出發生在中國的1000個金融案件，總結問題，找出對策。那一次，遊戰洪找到800個案例，編目歸類之後，裝訂成五大卷，用自行車馱到馬家去。
　　馬賓要求他多裝訂幾套，送給中央主要領導看。遊戰洪就又裝訂了兩套，貼進1000多元。那時他每月工資隻有600元，有些心疼。馬賓問他，“錢是怎麽解決的？”他說，“向你學習啊，自己掏腰包。”馬賓樂了，“你看，我們這才是真正反腐敗。”
　　那天高興，他獎勵遊戰洪吃了兩個燒餅。
　　對於反腐敗，歸根結底，馬賓認為就像對付市場化之下的不公不均和國企轉製一樣，隻有發動群眾進行階級鬥爭才能根治。他開出再來一次“文革”的藥方，但遊戰洪對這個號召出現了搖擺。
　　“‘文革’10年是一場浩劫，不堪回首，發動第二次，不會有人答應。”遊說，“我建議借用內容，但不打二次‘文革’的旗號。”
　　馬賓不同意。兩個人在電話裏吵了一場。老頭說，“行了，以後我們各走各的路。”“啪”一聲掛了電話。
　　這樣堅持，是因為“唯物主義者從來不隱瞞自己的觀點”。這是馬賓慣常表態用的兩句話，另一句則是，“徹底的唯物主義者是無所畏懼的。”他不懂得像遊戰洪那樣變通。
　　張寶印對於馬賓的支持更為出眾一些，是旗幟鮮明毫不含糊的。聽說吳敬璉發表了一篇對馬賓不利的文章，他被激怒了。
　　“我想找到‘吳市場’那篇文章，”他說，“我想組織批判他。”
　　75歲的張寶印，原是海軍裝備研究院科技委的委員，16年前即與馬賓結識了。比遊戰洪、李森等人年長許多，又經過革命年代，這使他與馬賓擁有“共同的信仰”。
　　“我不是他忠實的支持者，而是他的信徒。”
　　“人民”的觀念、“階級”的觀念、“公有製”的觀念，在他看來這些都是根本性的東西，現在卻痛心已經“淡化了”，“不提了”，“不要說馬老不讚成，以我的經曆我也不讚成”。
　　這個白發蒼蒼的老人，為了他們的事業，有時會掏錢支持左派的網站，比如“烏有之鄉”。這個被吳敬璉討厭的著名網站，隻靠賣點書、收取會費或接受讚助支撐運營。馬賓對上麵的一些文章很欣賞，經常讓阿姨打印下來供自己閱讀。他自己寫的東西，網站也會拿去用。
　　張寶印堅信，全世界最終必將實現共產主義。他也希望別人都相信這一點。然而在他欣賞的年輕人遊戰洪那裏，則沒有這樣的鼓舞。遊自認和李森是馬賓身邊最後的年輕堅持者，要是老頭哪一天不在了，他就要做退出江湖，回家種地、養豬的打算。
　　“現在是越反越腐敗。我有點悲觀，馬老知道會罵死我的。”這個蓄著滿腮幫胡子的中年男人說，“馬老的思想如果被采納，自上而下發動群眾，可以主動解決一些問題；如果不被采納，曆史也是滾滾向前，最後又回到起點。曆史就是這樣，很可悲的。”
　　30年社會變遷，市場化激流奔湧，就像驚濤駭浪下麵一粒離開原地的砂石，誰也不知道馬賓是否還有機會回到他的彼岸。
　　他真的老了，以致隻有趴在耳邊大聲喊話，或通過紙筆才能進行交談。二次訪問完畢，道別前，他毫不猶豫地給記者簽上一句話——“學習毛澤東思想，為人民服務。”
　　落款的時候，卻怎麽也想不起年份來了。伏於桌前，按著紙筆，他費力地問，“今年是二零零幾年了……”
　　“2009年了”，一旁的阿姨回答。此時窗外，陽光正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