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手一方客
收獲了一種恬靜的生活, 像一條波瀾不驚的小河, 流過春夏 流過秋冬
80年代的十年，是中國麵對全民真正改革開放的十年，是各層最有希望的十年，大多數人都覺得有奔頭，有盼頭。全社會思想解放，文化思潮多樣，人們可以談改革講開放，人們也可以批評改革反對官倒腐敗。人們就是覺得，隻要通過自己的努力，自己的處境就可以得到改善。因此，很多人放下鐵飯碗下海了；很多人懷揣2千塊出國了；很多人不怕吃螃蟹創業了；.... 國家一片朝氣，人民幸福感普遍高脹。
到了今天，全社會的心態完全發生了變化。近水樓台的先富門權貴們，固守既得的利益，堅持自己的壟斷地位；社會管理完全腐敗，當官就貪成了社會的常態；社會的利益結構集團化，機會對全民不再均等；大部分群體的發展空間不再，弱勢的利益得不到保障；中層活力逐漸喪失，社會的發展陷入停滯邊緣。收入分配不公、民生保障不完善、貧富差距越來越大，侵蝕了發展的根基，挑戰了人民對執政者的信任，改變了人們對發展的看法。
現在，各種不公平的現象折射出社會利益格局的扭曲。堅持發展者都認識到，隻有打破現在的利益壟斷，重建利益的多樣格局，發展才有進一步的基礎，經濟與社會才能再次找到動力。
收入分配改革方案重上台麵
重慶模式裏麵，最重要的就是改革分配方案，縮小貧富差距的分蛋糕實踐。但隨著薄熙來的下台，政府不再提及，在既得利益的壟斷脅迫下，甚至有意掩蓋。即使半年來千方百計黑打薄熙來的人格、抹殺他的政績，但溫派執政團隊還是看到，薄在中國百姓中低層的地位仍然超然。究其原因，就是因為重慶的收入分配方案深得民心。麵對中國百姓普遍對中央政府的不信任、
普遍沒覺得有什麽希望，致使執政者不得不重新撿起來“重慶模式”裏的分配改革－－－成為沒有“重慶”標貼的“中國收入分配改革”，指望為執政者在全國範圍內扳回一局。
當政派也知道，加強收入分配，就是動人家奶酪，是最困難的事情之一。薄在既得利益共生結構裏的異類動作，加多了他自身的爭議，增多了了他的出局幾率。今年九月份，人大試圖提出“工資改革方案”，試圖加大農民、農民工、城市底層、大多數勞工階層的工資發放和勞工保障，加大非壟斷集體的工資，結果在各大利益集團、各大壟斷勢力、各大權貴幫派的反對和圍剿下夭折了。
新的中央全會看到了社會危機的根源：那就是執政方向偏離了老百姓的利益。加上管理者的普遍貪腐，已經成為社會反對執政者的普遍原因。因此，中央把全國收入分配改革，重新放到溫派的桌麵上，認為應該在第四季製定出全國的收入分配改革的總體方案。消息說，基於重慶模式的分配草案已經完成在專家層麵的閱讀修改，正式送達了國務院，準備在18大之後提交人大常委會討論，期望來年能夠具體實施。
收入分配改革，涉及的方方麵麵非常廣泛。涉及的部門之多：國家發改委、人保部、財政部、建房部。過去幾年多次提出草案，多次修改，都不繼而終。現在溫家寶因為家族財富問題，被國人大多數質疑。他要在民眾中保住下台後不被反彈不被清算，他就必須在餘下的四個月裏，完成全國老百姓指望的財富分配方案。
消息說，在過去多個版本改革方案中，調整不同性質、不同規模、不同行業企業員工收入的既有差距，一直是最敏感的糾結點。在多次修改的收入分配改革征求意見稿中，必須把壟斷企業利潤向中低收入的群體轉移，被作為調整不同群體收入差距過大的路徑之一。但這無疑牽涉了相關利益方的利益調整，由於這些利益團體在執政派裏盤根錯節，使意見僵持，方案擱淺。問題的難點就在於，既得利益者沒有人願意將已有的利益讓出，而目前處於弱勢的群體自然希望獲得政策調劑，不同的利益方均有各自訴求。
可見，收入分配調整之艱難，是整個利益格局重建的縮影。所謂重建利益格局，就是要通過收入分配格局的合理重建、通過增加民生建設投入，將經濟增長的果實普惠於民，讓資源在社會各群體之間形成一個良性的分配、流動機製。 －－－這正是重慶過去幾年的艱難實踐－－－不是停留在方案上，而是付諸實際的實施。
最近，發改委說，收入分配改革方案的基本精神與框架已經明確，即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同時，加大財政、稅收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的調節作用，創造條件讓更多群眾擁有財產性收入。人保部也表示，收入分配改革的主要發力方向為“控高”與“提低”。要想真正通過收入分配改革改變國民收入分配格局、更好地改善民生，僅僅依靠二次分配的補充作用是不夠的，而必須將初次分配放在重要位置，通過初次分配盡量達到收入合理增長和提高公平性目標。
如果說收入分配改革是通過初次分配直接還利於民，那麽民生改革則是以社會保障體係為平台，調節社會公共資源的分配秩序。一係列民生建設對利益分配格局的重新建立，與收入分配改革有著同樣的作用。過去幾年推行的醫療改革、教育改革、農村地區社保改革，都是對現有社會資源分配規則的一種重構。在過去幾年，溫派忽略了第一層麵的收入分配於民，還錯誤地批判了重慶模式裏這方麵的正確嚐試。
國企紅利必須全民共享
國有企業在中國的經濟發展中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但針對國企紅利的分配問題，一直是近年爭議不斷的熱點話題。
中國勞動學會副會長兼薪酬專業委員會會長蘇海南說，國企改革的一個重點，應該是“關住大龍頭，管住小水流”。多年以來，相當一部分壟斷央企和國企收入節節攀升的重要原因，是收入源頭的水太多，也就是在占據了大量社會、經濟資源的條件下，創造的利潤大部分留在企業自身。所謂關住大龍頭，就是要從源頭上控製國有企業在市場上的一些不正當競爭。在不涉及國家安全、自然壟斷的行業，要避免國企利用國有資本優勢攫取壟斷利潤，讓國企在市場規則的基礎上公平發展，給民企留出發展空間。
分配好國有企業的已得利潤，不斷提高國企紅利上繳比例，是“管住小水流”這一環節的功課。這一環節無異於直接從國企腰包裏“掏錢”，一旦得以推進，將促進調節居民收入分配、補充社會保障體係。對於國有企業來說，不斷提高企業的規模，獲得更多尋租空間，都是國企不願上繳紅利的原因。
財政部信息顯示，“十二五”期間，會不斷提高央企紅利上繳比例，這一點沒有懸念。未來著力要解決的關鍵問題，是如何建立國企紅利上繳的規範機製。一位曾參與《國資法》製定的專家對記者表示，以往每提高一次國企紅利上繳比例，就要經曆一番長期的各方遊說，需要和一家一家巨頭企業單獨談判，不僅影響效率，最終確定下來的比例也難以真正保證，是多方討價還價的結果。從降低博弈成本的角度，“十二五”期間“應該製定一個各方都能夠達成一致的、提綱挈領的時間表”，從而令政策具有較強的穩固性，通過這種方式，保證國有資本金收益能夠在較長時間內可預期地擴容。
目前國企問題的根本解決之道，在於從製度和立法層麵規範國企紅利上繳。首先，要由全國人大將央企紅利上繳納入立法。如果國有資本經營預算能夠交由人大審議，那麽將在很大程度上減少不同利益博弈的空間。此外，他表示還應打通央企子公司-母公司-國資委的利潤上繳路徑，改變現在各家企業一刀切的標準，讓上繳比例的確定更具原則性和靈活性。
除直接上繳紅利之外，目前有越來越多的專家認為，在中國老齡化加劇、社會保障負擔不斷加重的當下，應考慮由國企紅利對社保資金進行補充。由國企分紅支持社保，是一個“公平的方案”。
不得不建立利益協商機製
回顧近幾年事關民生與收入分配的各項改革和政策調整，在一定程度上仍停留在“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層麵。往往要等到問題積累到一定程度，特定群體的利益過於集中，抑或嚴重受損時，再將所有希望寄托於某項重要的改革或政策。
例如，金融危機中部分行業國企高管仍然享受巨額薪酬，成為了社會普遍的“紅眼”對象，催生了高管限薪令；富士康“連環跳”事件促使社會關注新生代農民工的利益訴求，在一定程度上倒逼最低工資標準在多地集中調升。
政策調整有一定效果，但這樣的模式缺乏常態的協調機製，建立在較為高昂的社會成本之上。
任何改革都有其特定的受益方。新的改革措施如果主要針對某一具體問題發力，容易強調一麵而忽略其他，造成改革的受益方有可能在政策紅利的長期累積下，成為新的利益群體。此時，社會又將希望寄托於再一次的重大改革或政策。這樣的循環，其背後是整個社會福利的一次次損失。
之所以造成這樣的局麵，在於社會不同利益群體之間缺乏有效的溝通與協調機製。中國正處於一個發展轉型期，是一個承受著眾多利益矛盾的社會，在這樣的背景下，構建一個利益協調、協商機製，形成不同利益之間的“和諧”，是當今中國構建和諧社會的關鍵之一。應該使利益集團擁有平等的機會和多種的渠道，透明合法地去影響國家的法律政策，使利益集團相互公開平等地進行博弈，各方意見最終在博弈中相互妥協融合，從而達到多元利益的穩固平衡。
具體而言，專家認為應從如下幾方麵入手：首先應確認利益集團的合法地位，任何利益集團要生存並謀求發展，都必須首先在執政黨領導下的利益整合中獲得承認。並從利益集團及行業組織內部提出自律性的內部規則，提倡自我管理，自我監督，自我規範。其次，擴大和完善立法表達渠道，在立法的過程中打開多種渠道，使多元利益直接與立法者互動，把他們的訴求納入到立法過程之中，這其中立法遊說和立法聽證製度尤為重要。然後，創造利益集團多元利益博弈環境，為利益集團創造一個公平的博弈環境，並遏製特殊利益集團，扶持弱勢的集團，使多元利益得以均衡表達。
最重要的是，執政者應當理順政府與利益集團之間的關係，政府在利益集團博弈過程中的協商，必須保持立場中立，逐步推行協商過程大致公開，增加政府活動的透明度。讓百姓看到既得利益團體的壟斷和阻力，讓百姓對政府的埋怨程度減低。現在和未來一段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加大分割執政者與壟斷團體的紐帶關係。這是最難的關鍵點－－－如同如何切割總理溫家寶和衛通總裁溫雲鬆的關係一樣難。
深入改革，還是要從上麵做起，從總理做起。這是溫派改變現實狀況的關鍵出路，可以說，也是他唯一的出路。否則都是紙上談兵，甚至對溫派的後果是災難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