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在《伊甸文苑》讀到冷熱兄的文章“我的父親母親”，感人至深。此文的初稿曾在某文學沙龍網站讀過， 由於我也記得那個城市，那個校園，那個操場，（隻是不記得那棵大樹），心裏不由得暗下思忖， 父親是誰？冷熱是CND知名寫手，他的幾篇記敘人物親情的文章給我一些細節，譬如他稱自己“老齊”，卻姓氏少見；家住丁家橋校園裏；令尊東渡日本學醫，一口膠東鄉音。 這個人物簡直呼之欲出，我不會不認得。有一天我在詩線連詩， 在敲打“qi”時，齊和綦一同跳入眼簾，我頓時恍然大悟，冷熱的父親原來是我的宗師綦教授。我把我的推理告訴了同學星光，頗對網上偶遇稱奇。不久熱心快腸的星光在冷熱那裏證實我的猜測無誤。我保存有兩張和綦教授合影的照片，是老先生參加我的論文答辯會時拍攝的。日後有機會我會告訴冷熱兄我和他父親的師生緣。
冷熱回憶親人的文字有激情，愛恨交加，寫出人性的複雜和曆史的厚重，令人回味不已。我常常在圖書館外文圖書室見到冷熱筆下這位老人，他總是伏案埋首在那裏讀日文文獻。老人沉默寡言，很少微笑。老人那時已經退隱，顯得孤獨。我知道他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學者醫生，事實上是我讀的專業碩士點最早在他的名下， 而具體指導教授已是晚他一輩的學者。我有時主動找他請教讀日文醫學文獻遇到的問題。 老人慈祥認真，那神情讓我讀出“老驥伏櫪，誌在千裏”。可我對這位可敬的老人了解很少，甚至不知道他已經喪偶鰥居多年。當時有不少中央大學醫學院留下的老知識分子，他們身後該有多少滄桑故事。看來冷熱的性情更像母親，開朗坦率，若像父親一樣緘默，我們會聽不到如此感人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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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下這篇長文，是因為父親節裏突然想起蘇格拉底還是哪個哲人，臨死的時候囑咐過家人：我欠人家一隻雞，你替我還上！)
一
小時候我在一個操場上玩耍，操場上長著一棵大樹。我從來沒有注意過那棵大樹，直到有一天，我生活裏的一個親人死了。
一九七八年四月，極其普通的一個人間四月天。我的母親，那個戰戰兢兢扶著牆的背影，慢慢地蹭進廚房裏麵。可是廚房裏卻聽不見一點響動。家裏突然空了，父親沉重地咳嗽，咳嗽聲徹夜不停響到黎明。
一個月後我赴京趕考。初試命題作文，打開考卷，大驚失色，作文題目<<在旅途上>>。我的天！這些天的魂係神往，動身前隨意塗寫的一篇習作，竟然一字不差全在這裏了！伏下身去我不禁滿心狐疑。複試麵試順利過關，一位教西洋戲劇史的老先生見我臂纏黑紗, 又因我姓氏少見，和藹地問我為誰戴孝？父親母親抗戰期間是不是在重慶北培住過？我一時哽噎，差點落下淚來。
“死了死了死了的 ---”我說，“我的母親死了。”
二
這個操場和這課大樹在母親的生命中一共出現過兩次。一次是她年輕時在濟南讀女師，為抗議國民政府不抵抗政策，跟同學爬火車到南京請願。“臥在冰涼的鐵軌上，看著徐徐逼近的火車頭，心裏嚇得撲通直跳。”母親回憶說，“到了南京，等著見蔣介石，我們在這個操場上住過幾天幾夜。”
母親的那個地主家庭一定不讚成她的過激舉動，不久送她東渡日本學習助產士，在那裏遇上正在學醫的父親。母親可能從來就沒有機會實踐她所學的專業，倒是在別人的幫助下“笨笨笨笨笨笨”一連生了六個孩子，這就是我和我的五個笨笨兄弟們。我是倒數第二個出來，我想我的父親母親看見我出來的時候一定非常非常失望，“怎麽弄的！又一個帶把子的！”我想我聽見他們山東口音的抱怨一定也嚇得臉色焦黃，但已無法再退回去，於是便有了後來幾十年的父子和母子情緣。在我的記憶裏，緊接著後麵一個弟弟，他們就關閉了這條過於單一的生產流水線。一九五三年左右母親在山東軍區當過很短一段時期的文化教員，後來腿受傷從軍隊裏下崗，不是轉業，不是退伍，糊裏糊塗回到家裏就摸起了鍋碗瓢盆。我還記得母親有一張年輕時的相片，穿軍裝，短發，闊臉，薄嘴唇，皮膚白皙。這張相片讓我當時的女朋友和後來的妻子瞪大了眼睛倒喘氣，嗨嗨嗨，老太太真還有掛帥的時候！
有一年母親帶我和弟弟回泰安老家，可能是她身上的軍裝把老地主一家嚇著了吧，大山腳下，偌大一個院子裏空空蕩蕩，就我和我的笨弟弟兩個人蹲在地上玩耍。我們的玩法也十分簡單，圍著幾個埋在地裏的醬缸，用手指頭去捅地上踴動的蛆。暖烘烘的陽光，嗡嗡飛舞的綠頭蒼蠅以及被陽光烤得飄緲抖動的臭烘烘的空氣。後來來了一個男人，跟我們一起蹲在地上玩，那個人可不笨，以後去了台灣，蹲了幾年監獄，蹲出一本書來，蹲出了一個醬缸文化論。
地主家小姐的生活一定非常優越，不然不會送她去日本念書。地主的家庭也一定十分顯赫，她的一個姑還是什麽的做過台灣國大代表，母親說她才華橫溢，曾於濟南大明湖畔雙手書寫對聯，為抗戰募捐。另一個遠親擔任過我黨江蘇省委重要領導職務，不過母親從來就沒有告訴過我們。母親去世，文革中那位落難而又複起的我黨重要親戚聞訊找上門來吊唁，對著母親的遺象鞠躬，我們才知道還有這麽一門顯親貴戚和我們住在同樣的一座城市裏。
母親說什麽，不說什麽，自然有著她的喜好。“安能催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是母親很早就讓我知道了的李白的一句詩。父親出身山東平度一個商人小業主家庭，書讀得好，由國民政府資助赴日學醫。海歸正逢抗戰爆發，時任江蘇醫學院教授的父親隨校撤退重慶北培，結識一大批上流社會人物，政界陳立夫陳果夫兄弟，文化界張大千柳亞子老舍先生，一九四九年後也曾為徐向前等我黨高層看病。讀小學時我在家裏翻出過張大千的畫，還有一付裱得非常精美的書法，開頭寫著“白求恩外國人，為幫助中國抗戰．．．．．．”一兩百個規規矩矩的楷書，結尾一句“X先生正在這樣行”，落款寫“馮玉祥”三字。當時我小，不知道這姓白的姓馮的是父親母親的什麽同事或牌友，隻是覺得人家寫得這麽認真，為什麽要放在雜物堆裏？家裏還有一張父親去北京開會的相片，上百個軍人裏，父親坐在前麵，與毛澤東朱德同排，但是這張相片從來就沒有在我們家的牆上掛出來過。
我拿著相片去問母親，母親溫和地看著我，什麽也沒說，又把它們放回到亂七八糟的雜物堆裏去了。
三
我第一次在學校發下來的表格上填寫，遇到家庭出身這一欄目，十分困惑，去問父親，已經加入我黨並擔任過山東軍區某軍醫學校校長的父親遲疑了一會，提筆替我填上“職員”兩字。我永遠記得父親提筆時眼裏那種躊躇不決的神情。後來看小說<<紅字>>和<<小公務員之死>>，越發覺得“職員”兩字的微妙，夾在“工人”、“貧下中農”、“革命幹部”和“地富反壞右”之間，不紅不黑，是所謂的黃五類；不倫不類，是可以團結改造爭取的人群；不尷不尬，足夠讓你背著這兩個紅字戰戰兢兢地過上一輩子。職員就是小公務員小市民吧，在黨和人民的麵前唯唯諾諾，抄起兩隻袖管期期艾艾，臉是一塊永遠擰不幹淨的抹布，上麵寫著許多生活坎坷和不能理解的屈辱。
按說父親也是解放前投奔威虎山參加了革命，解放軍的炮聲逼近時，父親任職某城市醫院院長，國民黨特意送來全家去台灣的船票，同時已成為我黨地下工作者的父親的學生也登門做工作。父親感到兩難，母親站出來說話了。母親說是人就知道往高處走，那個黨已經腐敗到那個地步，憨憨才跟他們朝棺材裏爬呢！於是父親跟著地下工作者去解放區投奔了這個黨。母親後來不止一次提到自己的英明抉擇，說那艘去台灣的船擠上去太多的人，開到半路就沉了。“天意啊，半道上就沉了！”母親一邊比劃著一邊開懷大笑，笑聲穿堂而出直衝雲霄。這是新中國成立後一段快樂的日子，很多人的家裏都傳出過這樣開心的歡笑。父親有時候也說些笑話，可是他不象母親那樣爽朗，他說的笑話逗不笑我。後來他就越活越瓷實了，經過反右大躍進，這樣的笑聲從很多人家裏消失了，到了文革，他也如同另換了一個人，用母親的話說簡直就成了一個憨憨，連話說得都少了，就知道兩件事，讀書和給人看病，遇到大事拿不定主意，大主意一定是母親給他拿。
我和父親很少交流，他工作忙，一個月裏總有好幾次半夜被叫醒去會診。常常是小汽車停在外麵，來人敲著玻璃窗，焦急地壓低聲音喊“院長！院長！”一遍又一遍，不達目的死不休。父親一邊應答，一邊抖抖索索穿衣下床，黑暗中一陣忙亂去摸眼鏡，碰翻桌上的水杯。水往低處流，我睡在比桌子還低的床上，水就順著桌麵流到我的臉上脖子上胸上，父親順手把杯裏剩下來的水全部潑在我的身上。早上醒來時父親已經回來，指著我身下濕淋淋一片，虎著臉問怎麽弄的？我也經常犯迷糊，什麽時候又開始尿炕了？
這是我和父親之間僅有過的幾次玩笑，更多的時候他會診回來，正趕上全家吃早飯，他就匆匆摘下眼鏡坐下來和我們一起吃飯，飯後又匆匆趕去醫院或給學生上課。母親漸漸有了不滿，說當醫生的一年到頭連個節假日都沒有，孩子們今後誰也不準再學醫了。但母親也隻是一陣嘀咕，更多的時候告訴我們，你們的父親一輩子沒有給人看錯過病。母親這樣說的時候，臉上很是洋溢著自豪的表情。
對於母親的說法我一直存疑，因為每逢我生病，父親總是讓母親帶我去門診掛號排隊。母親跟他嚷嚷，他就摸摸我的額頭聽聽我的心跳，敲打幾下我的前胸後背，說沒有什麽問題啊，不用去看也不用吃藥，過幾天自己就挺過來了。母親還跟他嚷嚷，父親就拿些藥片讓我吃下，過幾天再偷偷告訴我吃的全是維生素片。父親名氣在外，隔三岔五總有人介紹些親戚朋友到家裏來看病，父親的話也不多，該問的問，該答的答，一般也是勸人放寬心，盡可能地不要服藥，讓來看病的人疑疑惑惑提著我們不願接受的禮品走了。
我能看出來，所有來看病的人都非常信任父親，其他醫生也這樣說，說父親不僅是個好醫生，還是一個大醫生。小時候我跟父親學過幾句俄語，父親一邊洗臉一邊聽著電台裏的廣播，“別說話別說話！”他擰著手巾緊張地瞪著收音機，一口膠東口音老是念得荒腔走板，“哈拉紹，俄窮哈拉紹”，冒著熱氣的毛巾忘了擦臉又放進臉盆裏。我跟在他後麵念，“哈拉紹，俄窮哈拉紹！我都哈拉會了你還哈拉不好，那個笨！”
父親一生瞧不起中醫，但他不說出來，他怕犯錯誤。我並不因此高看了他。在我的印象裏，連處方都不會開的醫生算什麽醫生啊？我也不說出來，我怕傷了他的心。我和父親討論哈拉紹的時候，並不知道父親精通英語日語並能讀懂德語和拉丁語言，晚年他又開始學習法語。
四
這個操場也見證了父親的屈辱，那是在不被批鬥的日子裏，被人監管著出來，頭上戴著紙糊的帽子，蹲在這裏拔草。監管人員裝作不認識我，我就遠遠地站在一旁。父親一臉愧疚，兩眼垂在地上，竭力躲避著我的目光。
父親是學院頭號學術權威，拿著全院最高的工資，文革中免不了被鬥。造反派給他戴的三頂帽子是曆史反革命、反動學術權威和日本特務，一口咬定他加入過國民黨，拿過陳果夫送給他的手槍。陳在抗戰期間送他一把手槍防身，但父親害怕，也不會使用，回來後就偷偷地扔進了河裏。這件事他入黨的時候向組織上說明過，加入國民黨則純屬誣詞。沒完沒了的批鬥讓父親開始糊塗了起來，順著造反派的思路他認真地折磨自己，反複回想那把手槍究竟藏在了家裏的什麽地方？誰介紹他加入的國民黨？看到報上一個叫阮友壽的越南人，他顛顛倒倒地說“阮友壽阮友壽，就是這個阮友壽！”一會又使勁扯自己的頭發，“不是阮友壽不是阮友壽，我要瘋了我要瘋了！”一遍又一遍。母親火了，大聲訓斥他：“你這個人怎麽這麽沒出息，你什麽時候加入過國民黨？你作害自己可以，可不能作害這個家庭！”
父親挨鬥的時候，母親讓我悄悄溜進會場，通常是醫院的會議室，坐在最後一排光線暗的地方，看駝子總務處長領著大家喊口號。駝子過去常帶些人找父親看病，現在他也舉手打父親的臉。
父親在文革中所受的衝擊不大，主要是他平素為人謹慎低調懦弱，造反派裏他眾多學生下不去手。母親常說，“別看他大學教授，其實就是農民一個。除了愛聽點京戲，他還能幹什麽？”他還愛聽相聲，侯寶林說的<<關公戰秦瓊>>讓他不知高興地笑了多少回，除此之外的確沒有多少興趣愛好，對什麽都是一句話，“沒有意思沒有意思”。有一年大家去爬黃山，到了山腳底下，他突然也說沒有意思，死活不肯上山，一個人硬是住在山下等了大家幾天。
父親的農民本色在“三年自然災害”裏大放光輝。他屬於我黨倍加愛護的高級知識份子，每個月因此多享受一些糕點票餐票香煙票之類的照顧。他不抽煙，但屬於他的那份香煙必不放棄，家裏抽屜塞滿一條一條不斷買進來的大紅精裝牡丹。南京天氣潮濕，他怕香煙黴壞，常常一條一條拿起來放在鼻子底下仔細聞著檢查，有了黴味的煙拆開來抽幾根，“自然災害”過後，他也學會了抽煙。他把香煙編上號，天好的時候輪流拿出來放在太陽底下暴曬，象電影裏那個讓犯人們出號子去放風的管理員，自己蹲在一邊守著，即便如此這些家夥們大多還是沒有逃脫黴壞被扔出去的下場。
父親熱愛香煙自有他的道理，是為了對得起每人每月的二兩肉票。半夜三更父親叫醒了我，怕遇見熟人，到離家稍遠的菜市場門口蹲堆等候。前麵已經擱好一塊塊磚頭或破籃子，我和父親背靠背坐在那些磚頭的後麵，我的小肩膀依靠著父親，能夠感覺出他均勻的喘息和正在消瘦下去的身體。他脫下自己的外套裹在我身上，我還是又冷又困，恨不得爬在冰涼的泥地上睡覺。六點鍾開門，磚頭變成了人，潮水一般擁向賣肉的櫃台，父親用手護住他的眼鏡，我卻被踩掉了鞋。擠到前麵的父親掏出一包牡丹朝肉案那邊扔過去：“師傅，全要肥的，越肥越好！”
農村裏走出來的父親，能夠咽下油膩騷腥的肥肉，卻差一點沒有經受住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莊嚴洗禮，他能夠挺著活過來，或者活著挺過來，母親所起的作用十分了得。
父親被隔離，母親每天去探望。一次回來，母親對我說你父親今天情緒十分不正常，好幾次又提到沒有意思。我說那不是他常說的話嗎？母親說這回不同了，駝子打了他的臉，還朝他臉上吐唾沫，他真有點不想活了。“你明天哪裏也別去了，”母親說，“中午騎自行車從他辦公室下麵經過，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大聲地唱，一定要讓你的父親聽見。”於是第二天我就按照母親的囑咐，中午吃飯的時候騎車唱歌在他辦公室外麵來回走了好幾趟，直到看見父親站在窗口，手扶鐵欄杆淚眼閃閃衝我點了點頭！
我記憶中的父親一共掉過三次眼淚。第一次是他自己的父親去世，父親回到家裏，看到山東鄉下來信，拿下眼鏡慢慢地擦著鏡片，眼裏有了柔柔的光澤，我趕緊掉過臉裝作什麽也沒有看見。晚上我聽見他跟母親商量，要請喪假回去，母親說還是算了吧，風聲這麽緊，又要清理階級隊伍了，上次派坦讚鐵路醫療隊的事你忘了麽？千萬別讓人家再說你立場站不穩了。父親長長歎出來一口氣，我則把自己堵在被窩裏，咬破了嘴唇，聽見身上的骨節嘎巴嘎巴一點點在掙響。第二天一早父親爬起身，沒事一樣上班走了，我穿衣服的時候卻發現自己又長高了許多。第二次就是這次了。我回來跟母親說了，母親沉吟著說，行，這下他沒事了！直到現在，我還能清楚地記得這個情景。我挺感激這首歌的，魚兒離不開水呀瓜兒離不開秧，沒有經受過那種刻骨銘心的水深火熱，不會對我黨以及我黨領導的文化大革命產生這樣的感情！
文革結束後父親直接進了精神病醫院，還沒出來就被恢複了原職，駝子也仍然當他的總務處長，照樣帶些親戚朋友來找父親看病，一切好像什麽也沒發生過，但是父親跟我之間的說話卻變得比較隨和了。父親頭一次出國前，國內氣氛放鬆多了，他提到自己有很多學生和朋友在台灣美國和加拿大行醫，過著優裕的生活，有的有了很好的成就。他也提到那次國民黨送船票讓他去台灣和船在半路上沉了的事，說著說著語氣就沉重了起來，他說自己雖然加入了這個黨，可沒有一天被信任過。那時母親去世幾年，父親的話裏好像有怨怪母親的意思。“一步之差，一念之差！沒有意思，沒有意思！”父親老了，眼裏有了渾濁，說話也有了喃喃的重複。我不知道他的這個“沒有意思”是指出去了“沒有意思”還是沒出去“沒有意思”。我不敢多問，但毛骨悚然。
象所有同輩人一樣，我們喝著狼奶長大，文革舉行了我們的成年禮。可以慶幸的是，文革並沒有讓我們變得那麽壞，那麽冷酷和不通人情，這主要得感謝我的父親母親。他們都是十分平凡的人，有著普通中國人身上都有的毛病和弱點，比如懦弱和短見，有時也很自私，但他們正直善良，不願被人損害也從不去損害別人，沒有演出李南央父親母親那樣的悲劇，這就足夠了。在家庭這樣一艘顛簸在汪洋大海的船上，親人之間相濡以沫的情感，哪怕是一個顧盼一聲叮囑，在劇烈的社會大動蕩裏，都是暴風雨裏那根高高支撐著的桅杆。老舍先生夫婦，我父親母親年輕時的鄰裏和牌友，卻沒有能夠經受住這場風暴。老舍先生那麽一個幽默豁達的文人，國難當頭，曾以才華智慧給周圍朋友送去多少寬慰，卻因為妻兒的冷漠背叛，將自己投進了太平湖裏。一九八七年，我妻子陪同父親去北京加拿大大使館辦理探親簽證，當時報刊上正進行關於“雅舍”老舍北培舊址的爭論，父親突然提出來要去探望胡絜青，她是母親抗戰時期在北培編譯館的同事，不知是因為時間不夠地點不詳還是他自己又覺得了“沒有意思”，最後也沒能成行。我想也好，世事蒼蒼，相隔茫茫，風雨故人，許多往事早已不堪回首，還是避免了彼此的感傷心痛為好。
同樣值得慶幸的是，中國現在大大不一樣了，有了許多進步。拿我們家來說吧，我的父親一米七二，是那時中國人裏較高的個子，我直起腰來一米七八，我的兒子今年已經長到一米八零，一代勝過一代啦！
五
父親調入南京後，住在大學校園裏，因此我們就有了第二次接觸大操場和這棵大樹的機會。夏天的南京，悶熱難當，晚上母親帶著我們去大操場乘涼。那棵巨大的法國梧桐樹啊，粗壯的樹幹幾個人都環抱不過來。我們的母親就象那棵大樹，撐開婆娑的枝葉，迎著陣陣涼爽的微風，對著滿天閃耀的星鬥講那過去的故事。
說起往事，母親眉宇之間總是溢出飛揚的神情。母親留學日本，但民族情緒激烈，說著說著就唱起歌來。母親唱的是一首抗日敘事歌曲，講的是一個叫王二小的放牛孩子，被日本鬼子抓住帶路，機靈的二小就將鬼子帶入了中國軍隊的埋伏圈：
“牛兒還在山上吃草，
放牛的卻不知道哪裏去了。
不是他貪圖玩耍丟了牛群，
放牛的孩子王二小．．．．．．”
於無字句處讀書，與有膽識人共事。我最早的文學教育，就是在這棵大樹底下進行的。開始是光著屁股的窮苦孩子二小和雨來，後來就有了木蘭從軍嶽母刺字，有了李清照辛棄疾蘇東坡，有了怒發衝冠憑欄處尋尋覓覓冷冷清清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我在比較優裕的知識份子家庭長大，周圍很多幹部或軍人子弟，但心中一直存有對窮人弱者的同情。我最好的朋友都是和我一樣的職員或工人農民城市貧民或四類份子的子弟，跟他們在一起我覺得呼吸順暢心情痛快。這樣的感情認同，都是剛剛懂事的時候被母親那隻“潤物細無聲”的手一點一滴植進我心底裏去的。
南京不是我的家鄉，可我已經習慣於把那裏當成了家鄉。南京有我的童年，有外婆的澎湖灣，有刻骨的生死戀。南京雖然位於人們印象裏的南方，卻有著北方的淳樸，或者比北方的城市更加淳樸。六朝古都，龍盤虎踞，文化積澱極其深厚，曆史上一次次上演“一片降旗出石頭”，“金陵王氣黯然收”，城市發展和地位由於政治的原因受到明顯限製。南京人說話不好聽，把“上山打狼”說成“山山打蘭”，把“胖子”說成“判子”。南京人把自己稱作大蘿卜，意思是呆不拉幾。但沉穩大氣的南京人卻在近幾十年裏屢屢寫下令人側目的闊大手筆。周恩來逝世，南京人一怒衝天，他們的方式也有些出人意料，將倒著寫的大標語貼上南來北往的旅客列車，汽笛拉響，呼嘯一聲奔向了四麵八方！
在這同一個操場和同一棵大樹底下，曾經有一個比我更小的女孩子，在我的旁邊沉思倘佯，清秀的麵龐反射著皎潔的星光。那個女孩子以後去了國外，寫下一篇了不起的文章。每年六月，人們讀一遍她寫的文章，都會想起一些往事，淚花在眼裏打轉。她也在這同一個大院裏住著，我和她擦肩而過，從來沒有注意到她，但我知道她跟我有過同樣的思考同樣的成長。她是我的妹妹。她美麗無比。
六
母親一生生養六個孩子，全是笨笨，所以母親羨慕死了家裏有女孩子的人家。大笨二笨死在了日本，所以母親對大哥嗬護有加期盼備致，大哥的婚姻也是由她一手操辦。大哥的嶽母是父母過去在重慶北培和青島時上流社會裏混的朋友，山東同鄉，有過指腹為婚的玩笑。大哥大嫂六七歲的時候就給結婚的人家借去充當伴郎伴娘，小小的兩個孩子牽手並排走在紅地毯上，現在同一個大院裏住著，玩笑就開始朝著真實演變。大嫂是上海一所名牌大學的校花，人長得和她母親一樣漂亮高貴，進出大院惹人矚目。但是從秦晉聯姻之始我就感到，同為知識分子，父親母親與大嫂的父母不是一類人，郎才女貌門當戶對不錯，可大哥大嫂的婚姻遲早是一場悲劇。
我對大嫂的那個繼父一開始就沒有什麽好印象。實在說，大嫂繼父為人不壞，但就是染上了我們民族許多知識分子都有的那個酸。他自詡畫家，卻不入流，我要是說出他的名字來恐怕沒有幾個人會知道，年輕時去巴黎學的畫，遠遠沒有徐悲鴻劉海粟那樣的才氣，偏偏弄出一身大畫家的作派。那時和我們一個大院裏住著的，還有其他一些更著名的大畫家，都沒有他派頭足。他姓Z，大哥大嫂尊稱他Z先生或Z伯伯，可我叫他Z老頭，其實我一點惡意也沒有，那時把包括父親在內所有上了年歲的男人一概尊稱為老頭，而且他人來我就走，連個照麵都不願打，不知怎麽還是把他給得罪了，當著父親母親的麵訓斥我沒有教養。他曾把自己的一幅山水寫意裱糊好了鄭重送給父親，你想，我父親是個木頭疙瘩，當場沒有說出“沒有意思”來就不易，我母親眼光又極高，我們家裏牆上除了月份牌子和孩子們幾條髒兮兮的洗臉毛巾，連父親與毛的留影以及張大千馮玉祥的字畫都不掛的，哪裏會有他大作的立足之地？Z先生於是就生氣，一生氣後果就很嚴重，門不當戶也不對了，甚至對我們一家表現出極度的凜然和蔑視。
Z先生對我們的蔑視，部分源於他的湖南長沙人氏，曾與“潤之”(他自己這麽叫)同在長沙第一師範求過學。一師是個好學校，培養出來國家棟梁，能與偉人沾親帶故，當然十分了得。Z先生與我們的交往後來主要就是深情回憶和“潤之”的同窗共讀，我們隻有洗耳恭聽的份。這種顯然帶有炫耀色彩的回憶，被母親一再戲稱為對著“一張沒有文化的臉”的傾聽，一直到文革興起才戛然而止。
如果不是緊跟著我的父親，大哥那個湖南長沙人氏的嶽父家裏也出了事，你無論如何體會不到革命不是請客吃飯。那天吃過晚飯，大嫂的母親氣急敗壞夾一包東西進了我們家門，說是家裏不安全，將一些東西暫放我們這裏，母親竟毫不猶豫一口應承了下來。大嫂母親走後，母親將東西打開來看，居然是寫在“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專用宣紙信箋上的四五封信，每封信的落款居然也是“潤之”兩字！灑脫不俗的毛體，每一頁僅寫十幾二十多個字，當然不如當時鋪天蓋地的詩詞體那麽完美體現出革命現實主義和革命浪漫主義的相結合，主要也是同學之間敘舊客套起居問候。我沒有當過紅衛兵，但我臉上的表情一抽一抽，比所有的紅衛兵還要紅衛兵。且不說謙虛謹慎戒驕戒躁了，那筆走龍蛇的帝王氣度，也足夠讓我震撼一家夥的了！
母親舔著手指頭一頁一頁輕輕地翻過，連連誇讚字寫得不賴，不是小好，而是大好！然後就囑托我鎖進我那張抽屜桌內，後來為了安全，又將這些書信轉移到我睡的棕繃床下麵。我在這把尚方寶劍上一躺就是十年，直到文革結束，才將它們完璧歸趙。但是，大嫂的母親，那個過了五十歲依然美麗高貴的婦人，在把這些書信送到我們家不久，就被人追查逼問剃了陰陽頭，從五六層樓的高處憤而跳下，“砰”地一聲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時隔四十年，在安謐平和的加拿大再次回想當時的情景，依然曆曆在目砰然心動。我想，在那個時代，在父親被隔離的當時，那些收藏在家裏的書信，那些尚方寶劍們，隨時都會成為從頭頂上掉落下來砸得我們家破人亡的達莫克裏斯之劍！我的母親難道就一點也不懂嗎？為什麽又那麽不管不顧地去幫助一個她所厭惡的人呢？
母親是一棵參天的大樹，不僅庇護著我們一家大小，也庇護著她周圍善良苦難的人們。
七
母親告訴自己也告訴別人的一句大實話，是挺住，一定要挺住呀！在中國，在那個瘋了的時代，將尊嚴踩在腳下，將頭顱塞進褲襠，活下來，笑到最後，比的就是一個好死不如賴活著的耐性挺勁。大人物如中國人民的兒子如此，小人物更不必說了。這是無可奈何，這也是智慧，大智慧啊！
母親在濟南女師念書的時候有幾個要好的同學，當年一塊臥軌南下請的願，搬到南京不久，母親就跟她們接上了頭，星期天大家常聚在一起吃飯聊天。這幾個老同學，一位姓陳的基督徒，是某國民黨起義軍官後來在南京軍事學院作了教官的太太，另兩位都姓馬，回教徒，母親讓我分別稱大馬姨和小馬姨。大馬姨嫁的是鼓樓醫院一位有地位的外科醫生，一生未曾生養，單住司背後一棟獨立洋房裏，有竹籬笆圍護。春天周圍菜地裏鑲著黃燦燦的油菜花，竹籬笆上爬滿一朵一朵蘭色的喇叭花。小馬姨丈夫原來也是國民黨官員，守寡，在下關一所小學當校長。我不喜歡陳和大馬姨。到陳和大馬姨家作客總要洗淨手腳換上幹淨的衣服。我從心裏和小馬姨親，小馬姨快言快語。也許是母親說過將來讓我和小馬姨的女兒成親，我就在心裏麵一次次地描繪我將來那位太太的模樣。小馬姨誇我長得好，母親說你別口是心非到時不認賬了，我這個兒子可是麵醜心不醜撞了南牆不回頭的主啊！
我要特別說說兩個馬姨的事。文化大革命一來，她們都最早受到了衝擊。那時每天都有人跳樓跳長江、跳中山陵九層塔，人心惶惶。在這種情勢下，陳姨立即跟出了事的父母和兩個馬姨都斷了往來，兩個馬姨卻象兩隻沒頭蒼蠅一樣不時闖到家裏來討主意。母親告訴她們挺住，自己先不能亂。母親說，“三軍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誌”，一般都留了她們吃飯再離去，走時還在她們手裏塞上幾塊錢。小馬姨最後一次來，戴一頂男人的帽子，進門就說讓人剃了陰陽頭，不能活了。母親又是一通勸慰，小馬姨說我的女兒今後全靠你照顧了，說完就匆匆告辭離去。那時父親也被關在裏麵尋死尋活，母親一時粗心，沒能把小馬姨拉下來，不久接到噩耗，我的這位未來的丈母娘，在我弱冠未到迎娶的年齡就丟下我們這對寡男怨女，從我們家裏出來直接奔了中山陵九層塔！母親一個勁地埋怨自己，怎麽就沒有看出她的不正常來。我也在想，女人就是奇怪，什麽奪帥奪誌的，不就是誓死也不能讓人給剃了陰陽頭嗎？小馬姨出門時走的相反方向，母親跟在後麵喊“錯了錯了，你怎麽進了茅房！”
大馬姨的情況更慘，丈夫被批鬥而死，一下斷了生計，從天上一直掉進冰窟窿裏，靠給火柴廠糊火柴盒給醫院婦產科疊衛生巾賺錢謀生。母親常讓我送點吃的用的給她，大馬姨拉著我的手淚水淋淋，告訴我糊十個火柴盒才掙一分錢，連吃的鹽都買不起，讓我感到十分磣人。
這種情況一直延續到“粉碎四人幫”後。那年春天，母親約了孤苦伶仃的大馬姨，由當時還是我女朋友的妻子陪同去玄武湖觀賞櫻花。在爛漫的櫻樹下麵，母親勸大馬姨既然有了生活費，今後就別再給人糊火柴盒了。大馬姨淒然一笑，說那樣夜不就太漫長了嗎？大馬姨不時地抖動滿是裂口的雙手擦拭已經流不出淚水的枯槁眼窩，仍在期盼為丈夫平反昭雪的一天。我妻子也是文化大革命中經曆了生離死別的苦出身，每每提起這種場麵，都止不住一陣黯然神傷。
母親過世不久，大馬姨也死去了。沒人給她收屍，居民委員會通知她老家的侄子，老大不情願地趕了來料理喪事，將家裏的破爛一通廉價作賣。據說賣出去的一張飯桌下麵貼滿厚厚的十元大鈔，那是外科醫生補發幾年的工資，侄子大意失了荊州，在南京城裏引起不大不小一陣唏噓感歎聯想發揮。
魚兒離不開水呀瓜兒離不開秧，半輩子養尊處優半輩子苦海煎熬的大馬姨，無所作為，無聲無息，死的時候卻露了這麽一手，這是窮怕了，也是給鬥怕了！
八
女人家，女人家，失了女人浪淘沙。天底下做母親和妻子的，凡是能夠對得起這個稱號的，大都有著吃鋼咬鐵的堅韌和默默無私的奉獻。每當想起她們，我的心中就充溢了崇敬和感激。她們瘦弱，但她們總是以瘦弱的肩膀頂在丈夫和家庭的後麵；她們幹枯，但她們總是用幹枯的乳房哺育著子女。風雨襲來的時候，她們是一座堅實的堤壩，奮不顧身擋在前麵，擋住驚濤駭浪；風雨過後，她們是一道絢爛的彩虹，橫跨天際，光耀人間。她們就是中國的人間四月天！
我的母親是我人生的堤壩和彩虹。我懂事遲，惹母親生氣的事是常有的。中國人形容調皮男孩子常用兩句話，“連狗都嫌”、“三天不打上房揭瓦”，這兩條都讓我占了。醫學院動物房養作實驗的狗都知道討厭我，幾乎沒有不被我偷過打過的。我最惡劣的記錄是從解剖室的福爾馬林池子裏撈了隻死人手帶進教室，差點沒把女任課教師嚇哭了！但是從母親嘴裏能說出最重的一句話，是等你父親回來告訴你父親，害得我躲在外麵不敢回家，讓母親半夜裏一腳高一腳低地到處喊著找我。氣瘋了的父親奪過一根棍子，追打著攆我上了房。母親卻從來沒有打過我，有一次講起三國魏延的故事，她摸著我的頭，歎著氣說我的孩子後腦勺上可是沒有長反骨啊！
母親卻從來沒有打過我，因此我不能理解那些把孩子朝死裏打後又給出幾塊糖來哄哄的母親們。我更反感“母親打了孩子還是一個愛”一說。平反了，落實政策了，那是對能夠活下來的孩子。要是把孩子給打死了，母親就得上法庭去認罪。天底下走到哪裏都是這麽一個道理！
我十七歲時得過肺結核，母親傾其所有給我增補營養。水果店進了一批桔子，沒能拿上櫃台就被私下裏分光了。為了讓我吃到桔子，母親竟然在人家櫃台前麵落淚失聲！走過年輕時南下請願宿營的操場，看到大樹底下和我差不多年齡的大學新生上體育課，母親總要失神落魄愣上一會。這種情感，這份天地人世間獨一無二的真情，直到我自己有了孩子才能深刻體會，可是已經遲了。南京的十一月，無邊落木蕭蕭下，母親更顯衰老，與一群不識字的家庭婦女圍坐一塊，在居民委員會小組長的嗬斥聲聲裏，拘僂地縮在一張小板凳上，摟緊了孫女。秋風吹亂了她的白發，眼裏也爬上白內障患者的疑惑。“三杯兩盞淡酒，怎敵他，晚來風急”，我的母親，我的一天天蒼老下去的老娘親啊！孟郊有詩曰“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說的不就是這種痛徹肺腑的追悔之情嗎？
我參加工作後，少不經事，血氣方剛，給領導提了一些生產管理上的建議橫遭打擊，度過人生十分灰暗困難的三年。那時，父親臭老九問題沒有解決，我又添了麻煩，雪上加霜，家裏整天都是聽不見的父親母親和我的歎息聲，但父母親從來沒有流露出一點點對我的責怪，甚至連問都不曾過問一句。他們自顧不暇，他們覺得“沒有意思”，他們也是有意讓我嚐試社會的冷酷無情。但是當我黨書記張羅罪名要將我送入公安局裏去的時候，母親一下拿出幾百塊錢和一些糧票。“既然問心無愧，不必低三下四！實在沒有辦法就跑。”我的母親，眼裏又閃出堅毅，“此處不留爺，自有留爺處。天下之大，跑他娘的！”
她把錢“啪”地一下摔在我的麵前！
九
這個大操場和這棵大樹，見證了一代又一代中國知識份子的命運和抉擇。我的母親，當初沿著鐵路從濟南跑到這裏，是為了尋找一個救國的真理和社會公平。她的兒子如今卻要從這個操場上跑了。一九七八年那一個秋天，我從一個隻有三百來人的街道小廠跑進了北京城的大學裏。十一年後一個開春，北方的冰雪剛剛開始融化，我一手提著行李一手領著孩子，走過羅湖橋，到了外麵的另一個世界。
我第一次在七年以後回國，父親已經久病在床，放下行李我就趕到了醫院。父親瘦得幾乎脫了人形，但睜開眼睛他就能認出我這個兒子。他叫著我的名字，我把頭靠過去。
“你回來了？” 他說。
“我回來了！” 我說。
“什麽時候去看看你的媽媽啊？”
我淚流滿麵。那一刻，我思緒飄得極遠，我感到父親正蹲在地上拔草，一臉愧疚，兩眼垂在地上，竭力躲避著我的目光。我還感到父親正和我一起蹲坐在菜市場前麵泥地上等候開門，瘦削的肩膀仍然扛著一份沉重。我印象裏的父親總是這樣蹲著，直不起他的腰。“你去把廁所裏的水龍頭關緊了。” 父親躺在病床上跟我說，濃濃的膠東口音絲毫未改。他一人住一間高幹病房，仍然能夠聽出走廊那頭廁所滴水的聲音。他當院長的時候，有職無權，管的就是這種狗屁小事。他八十九歲了，體溫正一點一點冰冷，生命的跡象越行越遠，可他仍然是一個農民。
去廁所的路上，隔著玻璃窗我又看到了那個操場。操場上鋪著紅色塑膠跑道，正有年輕人蹲下站起地練習起跑。大操場比以前闊氣漂亮多了，但是那棵大樹、那棵梧桐大樹不在了！我的父親，當他離開人世的時候，大家都會感念他，包括那個早已退了休的駝子總務處長，都會在半路上拉著我的手說上半天的話。他們會說老院長是一個好人，好醫生，好老師，好共產黨員，他死了他們心裏很難過，真的很難過，省報明天會在一個角上登出一個簡短訃告。但這一切又有什麽用呢？他就是一個職員。一個不紅不黑、不倫不類、不尷不尬的職員，臉是一塊永遠擰不幹淨的抹布。
沒有意思！沒有意思！這個農民，這個職員在艱難閉上眼睛的時候，竭力想把臉掉轉過去，他的眼角掛出一顆亮晶晶的淚珠！
人們都說人死如燈滅，人死了就撒手塵寰，可我一直疑疑惑惑，總覺得父親母親並沒有走遠。那次赴京趕考，是母親的神靈在天上把住了我那顫抖的雙手。後來到了加拿大，也一直有這種感覺。從東方到西方，從文科到理科，而立之年讀大學，不惑之年出了國，知天命的時候成了人家的公務員。天上地下，遠遠近近，屢屢感到有隻無形的手，總是在關鍵的時候托了我一把。那隻手，給我溫暖，領我走路，教我做人。
秋高氣爽的時候，遍地燃燒著火焰一般的楓樹林，我好像又回到了童年，又回到了那個操場。那棵巨大的梧桐樹啊，撐開婆娑的枝葉，迎著涼爽的微風，嘩啦啦地搖著滿天閃耀的星鬥，給我唱那支永遠也忘不了的歌 ---
“牛兒還在山上吃草，
放牛的卻不知道哪裏去了。
不是他貪圖玩耍丟了牛群，
放牛的孩子王二小．．．．．．”
我知道，這就是我的父親和母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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