飄人時空
不求逐浪多沉起，但願隨風永蕩飄
正文
很多人說，六四不能用感情去談，六四也不能用功利得失去談，也有人說，六四本不用去談，也不用去想，就讓其在我們的腦海裏慢慢消失。不過，我還是想就我個人的經曆和感受，表達一下我的看法。
六四時候，我還在北京的校園裏。雖然不是積極分子，但還是參與了中間的很多過程。沒有經曆過那段日子的人很難理解當時學生的思想和行為。記得六四事件兩年後我到了廣東，單位的同事背後問我關於六四的事情。有兩個問題讓我印象很深，第一就是有沒有開槍，第二就是你們學生遊行時候有沒有人給你們發錢。這兩個問題很讓我難受，所以當時我隻是沉默以對。後來我經過長時間的思考，才慢慢理解了發問者的思維初衷。
客觀地說，六四是不理智的，政府和學生雙方都是這樣。現在大家都可以總結，說如果學生怎樣怎樣，政府怎樣怎樣，就不至於發生那樣的悲劇。我覺得不必把悲劇發生的責任算在某些個人的頭上，而是應該考慮一下當時參與者的心態和感情因素。
18年前的大學校園與現在不同，那時候學生對國家政治的關心程度是很強烈的。一方麵，鄧小平掌權以後，知識分子的社會地位是很高的。那時候的大學生都有著一種無形的優越感。另外，學校裏的政治學習製度讓學生對國家所要實行的各種改革製度有很多的接觸。 尤其在北京，加上一些傳出來的內部消息，平時學生之間有關政治問題的討論交流很多。那時候，你很容易就能從普通大學生中找出一個能對國家政策長談闊論的人。可以這樣說，當時學生的政治熱情與現在股民的股票熱情是可比的。
另外，當時共產黨的改革已經在農村取得了成功，並在鄉鎮小企業中初見成效。可是，在國營大企業以及經融領域進行改革時就遇到了極大的困難。那時候，你無法預測到現在經濟的騰飛，你無法預測如果讓國營大企業破產會是什麽樣的結果，讓大量工人下崗去吃社保是多麽不可思議。你也無法預測可以讓老百姓自己到開發商那裏去買自己的住房，而不用單位去管他們的吃喝拉撒。換句話說，就是鄧小平自己也不知道以後會怎樣走。但是他知道，唯有不斷改革，中國才有希望，才能強大。 其實，學生們和知識界和鄧小平在這一點上是一致的。但是如果某些政策要是涉及到本身的利益，大家就對如何進行改革就有不同看法了。
先看看包括學生在內的知識分子階層。當時知識分子的政治地位和經濟地位都不錯，文憑和學位在哪裏都很吃香。可是當知識分子的優越性地位因改革措施受到挑戰的時候，他們的不滿情緒就出來了。當時的一些口號，如：“搞原子彈的不如賣雞蛋的”，“教授教授，越教越瘦”從某種程度上反映了這種心態。其實，現在想一想，賣雞蛋憑啥就不能比你搞原子彈的收入高，生活好？你當教授憑啥就應該拿最高工資？改革的目的不就是讓所有的人在公平製度下能夠發揮自己的才能嗎？這些雖然不是知識分子的普遍想法，但還是能看到改革涉及到個人利益後人們的自然阻力。
如果說對這種“腦體倒掛”現象的不滿和反對還不能理直氣壯，那對另外一種現象的反抗就有了無比強硬的理由，那就是當時的“官倒現象”。 現在看起來，官倒現象是價格體係改革時期的一種暫時現象。不過在當時確是影響人們情緒的一件大事。當時鄧小平和趙紫陽他們也想盡快讓價格從計劃體係到市場體係快速過渡。
1988年秋天，政府想就價格放開試驗過幾天，最後竟然失敗於各地老百姓的一場莫名其妙的搶購風暴中。為了穩定，政府隻好采用價格雙軌製，以便對國家的重要資源進行控製，這也是鄧小平他們摸著石頭過河沒辦法的暫時辦法。有了這個不合理的價格雙軌製，一些有權力的人，或是能和這些人有密切關係的人就有了一本萬利發財的機會，從而就形成了“官倒”階層。現在，如果理智地看這個問題，我們也不必過多地譴責這些人，至少他們把這個價格雙軌製不合理辦法的弊端展露了出來，從而逼迫政府隻能二選其一，要不回到計劃經濟，要不就允許價格放開。 實際上，92年鄧小平南巡以後，價格市場化就開始了，到了那時候，拿著鋼材批條換銀子的“官倒現象”就壽終正寢了。
大家還可以發現，18年前的年輕人和現在年輕人相比，比較偏“右”。其實 這也和當時的政治環境有關。當時的社會主義國家除極少數以外，都在嚐試拋棄自己原有的經濟模式。中國是從經濟製度開始改革，蘇聯則從政治製度開始改革。現在你可以從中國經濟發展的騰飛和蘇聯經濟發展的滯後的事實中來慶幸中國找到了正確的道路。可是，當時誰也沒有一個確定的理由讓大家信服經濟改革先於政治改革的好處。人們隻是知道，社會主義這個模式不行了，我們要向發達國家學習。而當時的發達國家都是資本主義的製度。這樣一來，直接把發達國家的所有東西都拿進來，搞“全盤西化”無疑是很吸引人的。尤其是“民主”，“自由”這兩麵大旗一直有著絢麗多彩的光環，共產黨也經常在青年節把它們那拿出來示給中國的年輕人。那樣的環境下，你說那時候廣大學生群體如何能抵製某些民主人士慷慨激昂的聲音？
如此的社會態勢，如此的知識分子心態，再加上一些激進分子的宣傳，你還會在那樣的時候冷靜地坐在教室裏好好讀書，耐心地等待鄧小平他們處理改革上的事情？另外，學生和知識分子這種情緒在當時沒有其他途徑可以表達，上街遊行示威似乎就是唯一切實可行的辦法了。
很多時候，我們會用功利得失來評價曆史事件。這種評判雖然很冷酷，但從教訓總結方麵卻對將來有很大的教益。 為了對六四的功利得失有個正確的評判，我們不仿看看“戊戌變法”和“五四運動”。
戊戌變法作為清政府為適應時代發展采取的重大改革嚐試對中國近代史產生過深刻影響。但是最後的悲劇結果至今想起來還讓人惋惜。當初慈禧太後是默許光緒皇帝搞憲製改革的。可是康有為他們沒有謀略，在處理各種利益方麵做得太粗糙。以至於很多利益受損者的官員們天天到慈禧太後那裏告狀。另外，最不可思議的事，當慈禧太後表示要對政局有所幹涉意圖的時候，康有為竟然篡改光緒皇帝的旨意，計劃對慈禧太後下手，想要除掉她。這種情形下，誰要是慈禧太後，誰都會對康有為譚嗣同他們下手。結果，慈禧太後不僅殺了譚嗣同他們，還軟禁了光緒皇帝，並且以後再也不搞憲製改革了。現在想一想，要是光緒皇帝有謀略一些，康有為冷靜一些，也許結果就不同了。但是反過來想一想，要真是那樣，會不會我們現在還是大清的臣民呢？
再看看“五四運動”。五四運動的爆發當初並不是國內因素，而是由於中國太弱，國際社會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對中國的一次莫名其妙的欺負所造成的。但是事件發生卻極大地影響了中國國內的政局。
五四之前，中國的政體和國體上都算是民主國家。有議會，有政黨。雖然政府中掌權的這幫家夥不怎麽樣，可他們還是在民主製度的框架下統治這個國家。軍閥和政客們都在設法怎樣去搶奪總統職位和總理職位，而不是去想推翻這個製度。但到了五四以後，情況不同了。人們都去琢磨采取何種製度才能讓中國強大，怎樣不受外國人的欺負，怎樣才能避免以後在國際上以戰勝國的身份領受戰敗國的待遇。
從結果來看，五四不是悲劇。相比之下，當時的政府還是很克製，最後學生基本上是勝利了。勝利了的學生後來都投入了推翻現有製度的革命中。有些人跟隨共產黨去引進蘇聯社會主義模式的強國路線，有些人到南方去跟隨國民黨搞北伐革命。後來，中國曆史上兩個獨裁形式的政黨成立了，並且還演繹了幾十年的相互爭戰。
現在再來看看“六四”， 雖然事件性質不同，但和上麵提到的兩個事件有很多相似之處。當時學生認為鄧小平是改革的，他治國的方略是對的。但可能在一些問題的處理上做得不好。可是當學運發展到最後，學生似乎都站到了鄧小平的對立麵。後來，鄧小平他們已經沒有退路了，共產黨沒有退路了。現在再看看當時高自聯所提的要求，就拿承認高自聯的合法地位來說，如果政府答應了，共產黨的一黨製度就結束了，高自聯自然而然地成了中國的反對黨。如果，還有人激進一些，鄧小平他們的安全都成問題。這種情形下，他隻能采取非常行動。
不過，鄧小平隻是鎮壓了學生運動，並沒有動搖他的改革決心。他沒有說胡耀邦趙紫陽的壞話，也沒有繼續整學生。後來給王丹的四年徒刑同魏京生的20年比，還是顯示了他對學生並沒有多少仇恨，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他至少理解了學生參與這個運動的初衷。而且，兩年以後，他在那次有名的南巡中徹底地粉碎了黨內走回頭路的觀點，並且不再堅持自己原來提出的所謂四項基本原則，提出了：“不要問姓社還是姓資”，“一百年不動搖”地發展經濟的口號。現在思考一下，鄧小平92年南巡時候的很多想法的形成是不是有“六四”事件的推動因素呢？
有人說，“六四”事件改變了人的心態，使得人們尤其是年輕人不再像以前那樣去關心政治和國家大事了。其實我覺得並不是大家現在都不關心政治和國家大事，而是人們認識到了，以８９學運那樣形勢去參與國家政治的行為，是一種行不通的不理智行為。有過“六四”事件，現在的大學生可能都理解這一點，可是，18年前，有多少人知道這個道理。如果那時大家都有這個共識，18年前的那個早晨北京就不會有那樣多年輕的屍體了。
８９年六月四號那天下午，我到學校醫院去看一個中彈死亡的環境係的學生。當他從停屍房的櫃子裏被拉出來的時候，我看到他慘白的臉，鼻孔和耳朵上還塞著棉花。後來，有人描述了他遇難的經過。當時他在西單附近的長安街上往回走，突然他說了一句：“我中彈了”，然後就捂著肚子倒下了。旁邊的同學說他死的時候眼睛一直看著天空。想給大家說明的是，他不是狂熱的學運領袖，和我一樣，是個極普通的人。那天從醫院回來以後，我似乎看見了中彈那一刻他腦子裏的無奈和後悔。我當時想，難道就沒有一條和平的道路讓大家都能平靜地表達自己的觀點？當時的學生和政府本來都是支持國家改革的，誰讓他們走到互相對立這一步？
順便說說紀念“六四”的事情。說實話，六四以後，每年到了那一天我都不願意主動回憶當時的情景。直到９４年“六四”５周年，我在澳門看到了紀念六四的照片展覽和燭光晚會。參與者平靜的神態深深地感染了我。人們臉上沒有憤怒，隻有凝重和惋惜。我第一次能夠以平靜的心情觀看那些本來十分激動，憤慨和慘痛的照片，第一次不再用怨恨去回憶那血色的夜晚。
那天回去以後，我坐在陽台上抽了一晚上的煙。當年喧鬧的天安門和長安街以及六四事件都離我很遠，我也不再有心情去追思誰該為這個悲劇負責，似乎，我應該將“六四”忘記，讓記憶永遠封存。可是當東方的晨曦驅散我手中的煙霧時，我又看到了那位同學年輕和慘白的臉。我忽然感到了一種責任，我們應該要讓以後的年輕人知道這張臉。為了不再有年輕的生命被暴庚所吞噬，有流血的地方，我們都該紀念。
六四時候，我還在北京的校園裏。雖然不是積極分子，但還是參與了中間的很多過程。沒有經曆過那段日子的人很難理解當時學生的思想和行為。記得六四事件兩年後我到了廣東，單位的同事背後問我關於六四的事情。有兩個問題讓我印象很深，第一就是有沒有開槍，第二就是你們學生遊行時候有沒有人給你們發錢。這兩個問題很讓我難受，所以當時我隻是沉默以對。後來我經過長時間的思考，才慢慢理解了發問者的思維初衷。
客觀地說，六四是不理智的，政府和學生雙方都是這樣。現在大家都可以總結，說如果學生怎樣怎樣，政府怎樣怎樣，就不至於發生那樣的悲劇。我覺得不必把悲劇發生的責任算在某些個人的頭上，而是應該考慮一下當時參與者的心態和感情因素。
18年前的大學校園與現在不同，那時候學生對國家政治的關心程度是很強烈的。一方麵，鄧小平掌權以後，知識分子的社會地位是很高的。那時候的大學生都有著一種無形的優越感。另外，學校裏的政治學習製度讓學生對國家所要實行的各種改革製度有很多的接觸。 尤其在北京，加上一些傳出來的內部消息，平時學生之間有關政治問題的討論交流很多。那時候，你很容易就能從普通大學生中找出一個能對國家政策長談闊論的人。可以這樣說，當時學生的政治熱情與現在股民的股票熱情是可比的。
另外，當時共產黨的改革已經在農村取得了成功，並在鄉鎮小企業中初見成效。可是，在國營大企業以及經融領域進行改革時就遇到了極大的困難。那時候，你無法預測到現在經濟的騰飛，你無法預測如果讓國營大企業破產會是什麽樣的結果，讓大量工人下崗去吃社保是多麽不可思議。你也無法預測可以讓老百姓自己到開發商那裏去買自己的住房，而不用單位去管他們的吃喝拉撒。換句話說，就是鄧小平自己也不知道以後會怎樣走。但是他知道，唯有不斷改革，中國才有希望，才能強大。 其實，學生們和知識界和鄧小平在這一點上是一致的。但是如果某些政策要是涉及到本身的利益，大家就對如何進行改革就有不同看法了。
先看看包括學生在內的知識分子階層。當時知識分子的政治地位和經濟地位都不錯，文憑和學位在哪裏都很吃香。可是當知識分子的優越性地位因改革措施受到挑戰的時候，他們的不滿情緒就出來了。當時的一些口號，如：“搞原子彈的不如賣雞蛋的”，“教授教授，越教越瘦”從某種程度上反映了這種心態。其實，現在想一想，賣雞蛋憑啥就不能比你搞原子彈的收入高，生活好？你當教授憑啥就應該拿最高工資？改革的目的不就是讓所有的人在公平製度下能夠發揮自己的才能嗎？這些雖然不是知識分子的普遍想法，但還是能看到改革涉及到個人利益後人們的自然阻力。
如果說對這種“腦體倒掛”現象的不滿和反對還不能理直氣壯，那對另外一種現象的反抗就有了無比強硬的理由，那就是當時的“官倒現象”。 現在看起來，官倒現象是價格體係改革時期的一種暫時現象。不過在當時確是影響人們情緒的一件大事。當時鄧小平和趙紫陽他們也想盡快讓價格從計劃體係到市場體係快速過渡。
1988年秋天，政府想就價格放開試驗過幾天，最後竟然失敗於各地老百姓的一場莫名其妙的搶購風暴中。為了穩定，政府隻好采用價格雙軌製，以便對國家的重要資源進行控製，這也是鄧小平他們摸著石頭過河沒辦法的暫時辦法。有了這個不合理的價格雙軌製，一些有權力的人，或是能和這些人有密切關係的人就有了一本萬利發財的機會，從而就形成了“官倒”階層。現在，如果理智地看這個問題，我們也不必過多地譴責這些人，至少他們把這個價格雙軌製不合理辦法的弊端展露了出來，從而逼迫政府隻能二選其一，要不回到計劃經濟，要不就允許價格放開。 實際上，92年鄧小平南巡以後，價格市場化就開始了，到了那時候，拿著鋼材批條換銀子的“官倒現象”就壽終正寢了。
大家還可以發現，18年前的年輕人和現在年輕人相比，比較偏“右”。其實 這也和當時的政治環境有關。當時的社會主義國家除極少數以外，都在嚐試拋棄自己原有的經濟模式。中國是從經濟製度開始改革，蘇聯則從政治製度開始改革。現在你可以從中國經濟發展的騰飛和蘇聯經濟發展的滯後的事實中來慶幸中國找到了正確的道路。可是，當時誰也沒有一個確定的理由讓大家信服經濟改革先於政治改革的好處。人們隻是知道，社會主義這個模式不行了，我們要向發達國家學習。而當時的發達國家都是資本主義的製度。這樣一來，直接把發達國家的所有東西都拿進來，搞“全盤西化”無疑是很吸引人的。尤其是“民主”，“自由”這兩麵大旗一直有著絢麗多彩的光環，共產黨也經常在青年節把它們那拿出來示給中國的年輕人。那樣的環境下，你說那時候廣大學生群體如何能抵製某些民主人士慷慨激昂的聲音？
如此的社會態勢，如此的知識分子心態，再加上一些激進分子的宣傳，你還會在那樣的時候冷靜地坐在教室裏好好讀書，耐心地等待鄧小平他們處理改革上的事情？另外，學生和知識分子這種情緒在當時沒有其他途徑可以表達，上街遊行示威似乎就是唯一切實可行的辦法了。
很多時候，我們會用功利得失來評價曆史事件。這種評判雖然很冷酷，但從教訓總結方麵卻對將來有很大的教益。 為了對六四的功利得失有個正確的評判，我們不仿看看“戊戌變法”和“五四運動”。
戊戌變法作為清政府為適應時代發展采取的重大改革嚐試對中國近代史產生過深刻影響。但是最後的悲劇結果至今想起來還讓人惋惜。當初慈禧太後是默許光緒皇帝搞憲製改革的。可是康有為他們沒有謀略，在處理各種利益方麵做得太粗糙。以至於很多利益受損者的官員們天天到慈禧太後那裏告狀。另外，最不可思議的事，當慈禧太後表示要對政局有所幹涉意圖的時候，康有為竟然篡改光緒皇帝的旨意，計劃對慈禧太後下手，想要除掉她。這種情形下，誰要是慈禧太後，誰都會對康有為譚嗣同他們下手。結果，慈禧太後不僅殺了譚嗣同他們，還軟禁了光緒皇帝，並且以後再也不搞憲製改革了。現在想一想，要是光緒皇帝有謀略一些，康有為冷靜一些，也許結果就不同了。但是反過來想一想，要真是那樣，會不會我們現在還是大清的臣民呢？
再看看“五四運動”。五四運動的爆發當初並不是國內因素，而是由於中國太弱，國際社會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對中國的一次莫名其妙的欺負所造成的。但是事件發生卻極大地影響了中國國內的政局。
五四之前，中國的政體和國體上都算是民主國家。有議會，有政黨。雖然政府中掌權的這幫家夥不怎麽樣，可他們還是在民主製度的框架下統治這個國家。軍閥和政客們都在設法怎樣去搶奪總統職位和總理職位，而不是去想推翻這個製度。但到了五四以後，情況不同了。人們都去琢磨采取何種製度才能讓中國強大，怎樣不受外國人的欺負，怎樣才能避免以後在國際上以戰勝國的身份領受戰敗國的待遇。
從結果來看，五四不是悲劇。相比之下，當時的政府還是很克製，最後學生基本上是勝利了。勝利了的學生後來都投入了推翻現有製度的革命中。有些人跟隨共產黨去引進蘇聯社會主義模式的強國路線，有些人到南方去跟隨國民黨搞北伐革命。後來，中國曆史上兩個獨裁形式的政黨成立了，並且還演繹了幾十年的相互爭戰。
現在再來看看“六四”， 雖然事件性質不同，但和上麵提到的兩個事件有很多相似之處。當時學生認為鄧小平是改革的，他治國的方略是對的。但可能在一些問題的處理上做得不好。可是當學運發展到最後，學生似乎都站到了鄧小平的對立麵。後來，鄧小平他們已經沒有退路了，共產黨沒有退路了。現在再看看當時高自聯所提的要求，就拿承認高自聯的合法地位來說，如果政府答應了，共產黨的一黨製度就結束了，高自聯自然而然地成了中國的反對黨。如果，還有人激進一些，鄧小平他們的安全都成問題。這種情形下，他隻能采取非常行動。
不過，鄧小平隻是鎮壓了學生運動，並沒有動搖他的改革決心。他沒有說胡耀邦趙紫陽的壞話，也沒有繼續整學生。後來給王丹的四年徒刑同魏京生的20年比，還是顯示了他對學生並沒有多少仇恨，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他至少理解了學生參與這個運動的初衷。而且，兩年以後，他在那次有名的南巡中徹底地粉碎了黨內走回頭路的觀點，並且不再堅持自己原來提出的所謂四項基本原則，提出了：“不要問姓社還是姓資”，“一百年不動搖”地發展經濟的口號。現在思考一下，鄧小平92年南巡時候的很多想法的形成是不是有“六四”事件的推動因素呢？
有人說，“六四”事件改變了人的心態，使得人們尤其是年輕人不再像以前那樣去關心政治和國家大事了。其實我覺得並不是大家現在都不關心政治和國家大事，而是人們認識到了，以８９學運那樣形勢去參與國家政治的行為，是一種行不通的不理智行為。有過“六四”事件，現在的大學生可能都理解這一點，可是，18年前，有多少人知道這個道理。如果那時大家都有這個共識，18年前的那個早晨北京就不會有那樣多年輕的屍體了。
８９年六月四號那天下午，我到學校醫院去看一個中彈死亡的環境係的學生。當他從停屍房的櫃子裏被拉出來的時候，我看到他慘白的臉，鼻孔和耳朵上還塞著棉花。後來，有人描述了他遇難的經過。當時他在西單附近的長安街上往回走，突然他說了一句：“我中彈了”，然後就捂著肚子倒下了。旁邊的同學說他死的時候眼睛一直看著天空。想給大家說明的是，他不是狂熱的學運領袖，和我一樣，是個極普通的人。那天從醫院回來以後，我似乎看見了中彈那一刻他腦子裏的無奈和後悔。我當時想，難道就沒有一條和平的道路讓大家都能平靜地表達自己的觀點？當時的學生和政府本來都是支持國家改革的，誰讓他們走到互相對立這一步？
順便說說紀念“六四”的事情。說實話，六四以後，每年到了那一天我都不願意主動回憶當時的情景。直到９４年“六四”５周年，我在澳門看到了紀念六四的照片展覽和燭光晚會。參與者平靜的神態深深地感染了我。人們臉上沒有憤怒，隻有凝重和惋惜。我第一次能夠以平靜的心情觀看那些本來十分激動，憤慨和慘痛的照片，第一次不再用怨恨去回憶那血色的夜晚。
那天回去以後，我坐在陽台上抽了一晚上的煙。當年喧鬧的天安門和長安街以及六四事件都離我很遠，我也不再有心情去追思誰該為這個悲劇負責，似乎，我應該將“六四”忘記，讓記憶永遠封存。可是當東方的晨曦驅散我手中的煙霧時，我又看到了那位同學年輕和慘白的臉。我忽然感到了一種責任，我們應該要讓以後的年輕人知道這張臉。為了不再有年輕的生命被暴庚所吞噬，有流血的地方，我們都該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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飄人
2007-06-13 08:0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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悄悄話
曆史中偶然因素有時候也能左右時局。
areader123
2007-06-04 18:0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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悄悄話
Yes, evolution is usually better than revolution. But, it is hard to avoid rev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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