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中筠訪談：愛的對立麵不是恨，而是冷漠

 

資中筠：愛的對立麵不是恨，而是冷漠

疫期讀書 30

 

原創 徐學勤

新京報書評周刊

 

疫情之下，90歲的資中筠老人禁足家中，每日密切關注著疫情的變化，感時憂世。

在17年前的那場“非典”疫情中，她曾寫下《“非典”與“五四”精神》《痛定思痛話“非典”》等文章，反思體製的弊病，呼籲尊重科學和人道精神。

然而當疫情再次來襲，她發現當年批評的諸多現象又一次重演，這令她心痛不已。 資中筠的一生曆經風浪，然而，無論在職還是退休，她都以家國天下為懷，自覺承載知識分子失落的道統，以凜凜士人風骨，倡言理性與公義，思索潛藏於人性、文化和製度中的諸多根本性命題。

雖至鮐背之年，仍不改憂國之思。在2003年的“非典”疫情中，這位中國社科院美國研究所前所長出版了研究美國公益基金會的著作《散財之道》，此後又花費12年時間不斷增補、重版此書，最近第四版題為《財富的責任與資本主義演變》再版。每逢災難，公益組織和誌願精神的重要便隨之彰顯，多年來，她對公益慈善的認知不斷深化，對中國的公益事業亦多有參與。

這些日子，生活平靜的老人雖有鋼琴做伴，然而時常心潮起伏。“雖然已接近生命的尾聲，但是做不到心如止水，喜怒哀樂常為與自己不相幹的事所觸發。”拳拳之心，溢於言表。在這個特殊時節，我們請老人在我們的欄目“疫期讀書”欄目談了談自己的疫期生活，以及對疫情防控的思考。她說，此時此刻需要的是良心和良知，要恢複用自己的頭腦按常識和邏輯來思考問題。對於一些社會冷漠症，她引用先哲之言，指出“愛的對立麵不是恨，而是冷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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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逢大災，

人性善惡都充分顯示出來

 

新京報：這個漫長的假期，你是怎麽度過的？與平時有何變化？心態是否有不同程度的起伏？

資中筠：我已退休多年，所以無所謂假期。好多天足不出戶的情況也常有。不過這次特別長，也沒有朋友來訪了，當然有點憋得慌。希望能早日恢複正常。這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我雖然已接近生命的尾聲，自己生活平靜，衣食無憂，但是做不到心如止水。喜怒哀樂常為與自己不相幹的事所觸發。這些日子更是心潮起伏異於尋常。和大家一樣，我的信息來源基本是手機微信和網絡媒體。每天都有事使我悲傷或感動至於落淚（我是有淚不輕彈的）；也有事使我十分憤怒，有時真想拍案而起。

互聯網猶如萬花筒，折射出世道人心。每逢大災，人性善惡都充分顯示出來，這次也不例外。從普通人中湧現出大批仁人義士和許多感人事跡、壓不住的正義呼聲，危難中見人性的閃亮。平時溫文爾雅，埋頭自己專業的人士這次表現出熱血沸騰，急公好義。有少數在夾縫中生存的媒體和媒體人，“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記者不顧危險奔赴一線，盡其所能努力挖掘真相，衝破阻力，傳遞給公眾。媒體人的這種敬業、勇氣和擔當令人敬佩。在這樣的環境中，還有一些媒體人的存在，令人感到一絲欣慰。還有近年來蓬勃發展的公益組織、公益理念和誌願精神也發揮了特有的作用。凡此種種，證明公道自在人心，多數人的血是熱的，民間孕育著充沛的善的力量，給點陽光就燦爛。

最心疼的是那些在一線的醫護人員，他們都是普通人，現在被逼成“英雄”，犧牲的概率也最高；他們都是血肉之軀的凡人，如今在“天使”的桂冠下，做無所不能的超人。他國的醫生隻需對病人負責，唯一要對付的是疾病，而我國醫生要應付不知多少專業以外的問題。而且，他們工作條件和環境之艱苦，醫患比例之懸殊，發達國家的醫務人員是難以想象的。他們不需要虛辭浮藻的吹捧，需要的是切實的人力、物力的支持，符合正常人的作息時間和工作條件，基本權利得到保護和尊重。

新京報：疫情期間，對你衝擊最大的事件是什麽？對你個人生活造成的影響主要有哪些？

資中筠：我本人是安全的，附近沒有疫情，小區管理很好。個人基本生活也還沒有受太大影響，沒有焦慮的理由。但是，想到整個管理體製的情況，還是不免於心戚戚。越是看到主流高昂樂觀的調子，就越缺乏信心，愈加擔憂。

很多事對我情緒衝擊都很大。較早是那個“訓誡”事。不但此種做法令人憤慨，而且17年前的SARS記憶猶新，一葉知秋，隱約感到情況不妙。後來事態證明我並非杞憂。武漢封城之後，見到視頻中那位父母官麵對記者關於醫護人員防護設備不足等具體問題的提問，竟硬著頭皮、厚著臉皮堅持答非所問，埋頭讀那空話連篇的稿子；還有某醫院護士因物資不足向社會呼籲求助而被逼檢討；還有外來打工者不論是否感染，無處收留，流落街頭之事，等等，都使我很難平靜。

新京報：疫情期間在讀什麽書？為什麽選擇這些書？閱讀過程中有哪些感想？

資中筠：很慚愧，與很多朋友相反，我沒有靜下心來讀書。如上麵所說，我這些日子和年輕人一樣成為低頭族，大量時間看手機。拜互聯網之賜，至少還有一些封不住的真實信息，當然其中泥沙俱下，需要自己判斷。最近看到陳國強院士等幾位醫生最新發出的《深刻反思新冠疫情暴露的十大問題》，這篇文章根據專業的洞察力，直麵問題，同時提出積極建議切中要害。

其餘時間是彈鋼琴。這些日子彈琴比平時多。而且根據專業朋友的指點，趁這個機會像學生一樣認真練練基本功。幸虧還有這項愛好，可以占據身心，鬆緩情緒。

新京報：你認為對於此次疫情的暴發和應對，有哪些方麵是需要反思的？有哪些政策建議？

資中筠：應該反思的太多了。這也是我在這個期間想得最多的，以至於夜不能寐。首先，經過17年前的“非典”，我們吸取了什麽教訓，亡羊補牢了嗎？翻出了我2003年9月發表的舊文《痛定思痛話“非典”》，如果隱去日期，似乎就是在說當下，當時的擔心不幸而言中，當時的“期待”，似乎更遙遠。試摘錄幾段充當現在的反思：

"當前最重要的、扭轉被動局麵、舉世矚目的變化就是從信息不公開到公開。人們所期待的也正是這意味著一種真正的覺悟，是通向進一步改革的突破，而不是被動的權宜之計。

……

最重要的標誌，首先是對最早促使真相公開化的蔣醫生的態度。……是鼓勵還是忌諱說真話的試金石，也是有沒有決心改弦易轍，承認公民知情權的試金石。……誠然，非常時期行非常之事，……但是，非常手段是不得已的，人民的正常福祉靠的是能夠長治久安之計。這一次後期采取的非常手段，有些是本來早該采取的正常手段，有些是不得已的救火行為。如果原來有一個健全的“可問責”的政府，一貫尊重公民知情權，實行信息公開；如果流行於各級政府中的注意力，不是在“形象”，而是在百姓的真正疾苦；如果普通百姓具備與現代國民相稱的公民意識和維權途徑，那麽當災難襲來時，應對的機製會及時有效得多，至少不必發展到這樣“非常”的程度，再采取非常措施。許多具體的、常識性的事，本來是每一個有關人員和有關單位負責人的職責範圍，如果事事都要訴諸領導，再英明的領導也沒有三頭六臂，在龐大的官僚機構中的其他人豈非都是屍位素餐？何況，這種非常手段即使在現體製下也是行之不遠的。

……

實際上，政府後期抗SARS取得成功，還是由於采取了科學的態度，其中包括把對人的生命的考慮放在其他傳統的考慮之上、主動與國際合作、信息公開化，等等。人們有理由期望沿著這一方向繼續前進，更期望能舉一反三，運用於其他嚴重性不亞於SARS的疫病

……

但是人們也有理由像擔心疫情一樣，擔心舊的一套的“反彈”。盡管“前事不忘，後事之師”是經常被引用的成語，中國人對於慘痛的經曆卻是相當善忘的，更確切地說，是容易被導向忘卻的。

......."

17年後，大同小異的腳本又在武漢上演一次。最後不得不采取非常措施。然而與上次相比，疫病蔓延之廣，情況之嚴重，控製之難，何止以道裏計？這些都有目共睹就不必多說了。另外，相對於成倍增長的需求，醫療資源更加短缺。短期內以“舉國”之力建成臨時醫院，然而硬件可以速成，有專業訓練的醫生護士卻無法速成。亡羊而不能補牢，令人痛心。

特別需要反思的是“人道主義”的缺失。一部分民眾在這種文化的熏陶下，自己缺乏人道主義，而且還不相信別人具備，以小人之心度人。別人做好事就懷疑其動機，吹毛求疵，甚至汙名化。韓紅的遭遇是典型例子。還包括狹隘的極端國家主義，什麽事都和國家間的“敵我”聯係起來，對待國際人道主義援助也是如此。不但不感恩，還出現各種匪夷所思的陰謀論。外國科學家願提供合作，共同克服疫病，被稱作“黃鼠狼給雞拜年”……以至於他國發生疫情竟有人幸災樂禍，更加是喪失人性。

(有節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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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中筠，1930年生，國際政治及美國研究專家、翻譯家，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美國研究所前所長、博士生導師。專業之外旁涉中西曆史文化，關注中國現代化問題，撰有大量隨筆、雜文，並翻譯英法文學著作多種。著有《感時憂世》《士人風骨》《坐觀天下》《不盡之思》《閑情記美》《財富的責任與資本主義演變》《二十世紀的美國》等作品。

 

[DUMARTINI]

感謝新京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