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其實唐詩會說事兒》是江嵐博士講唐詩的有聲書。
文|李潔芳
古典詩歌作為中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不僅是詩人個體情誌的發抒,還積澱了豐富的文化精華和中華民族的精神追求。如何突破時代變遷和環境變化的局限,推動當代民眾對古典詩歌的理解和接受,又如何通過古典詩詞解讀講好中國故事,增強文化自信?是一個常倫常新的問題。江嵐博士的有聲書《其實唐詩會說事兒》緊跟時代潮流,鏈接中西、古今阻隔,立足於唐詩文化的世界傳播解讀詩人詩作,在文本形式、解讀視角、內容深度和文化意義四個方麵均有新突破。
一 兼顧現代性與實用性:唐詩故事化解讀的有聲文本嚐試
當下有聲書閱讀逐漸常態化,聽書已成為非常重要的知識獲得方式。據2020 年法蘭克福書展發布的《席卷世界的有聲書》(Taking the World by Storm)全球市場報告,中國的有聲書規模位居全球第二位;按目前發展速度,中國將在2022年成為全球第一大有聲書市場。[1] 艾瑞的《2021年中國網絡音頻產業研究報告》中指出,2021年國內有聲書市場達50億,80、90、00後年輕用戶占比超過70%,是聽書的最大群體;兒童用戶亦在崛起,聽書將成為他們從小養成的習慣。預計有聲書市場將維持20%左右的增長率。[2]
“喜馬拉雅”是中國各大音頻軟件平台的行業龍頭,人文曆史專輯內容豐富,古典詩詞音頻數量龐大。就唐詩有聲書來看,點播率最高的分別是兒歌《唐詩三百首》4.6億次、白雲出岫原文朗讀《唐詩三百首》1.3億次,民眾對唐詩的學習多停留在基礎感受階段,深入品鑒唐詩的優質音頻還不多見。雖有蒙曼圍繞“唐詩人情”推出的《蒙曼品最美唐詩——人生五味》、《蒙曼:唐詩之美》,歐麗娟《唐詩新絲路》以專題方式厘清傳統文學史對部分詩作的誤讀和偏見,《山河唐詩:曹玉賡講唐詩100首》多維度通覽唐詩等有聲書,但相比於四萬多首唐詩所承載的曆史文化,現有成果遠遠不夠。
江嵐博士的有聲書《其實唐詩會說事兒》以其特別的成書機緣和解讀方式,為唐詩文化傳播注入了新活力。《其實唐詩會說事兒》源於江嵐給海外漢語教師和文學愛好者講的《唐詩意氣》公開課錄音,隨後被漓江出版社發掘。經兩年策劃、打磨、製作,於2018年憑借其內容的創新性入選“喜馬拉雅”平台“新作之光”計劃扶持,於2020年秋正式上線,2021年8月結束錄播。
學者彭蘭認為,移動傳播的本質是基於場景的服務即對場景(情境)的感知及信息(服務)的適配,場景成為繼內容、形式、社交後媒體的另一種核心要素[3]。 “聽書”作為典型的可移動情境閱讀模式,突破了傳統圖書重文字形式的靜態閱讀模式,不太受時間和空間的束縛,使得文學場景在現實空間變換中更加真實可感,為文學情感觸發和深入體悟生命提供了更多可能。而作家出身的江嵐無疑是講故事的高手,讓《其實唐詩會說事兒》的內容完成了“可移動情景閱讀”的要求:“我們讀唐詩,讀的不僅僅是五言、七言、韻腳等,而是一位位詩人、一個個故事,共同串聯起完整的唐朝世相。”[4]
這個專輯裏,結構以詩人、詩歌為點,將80位唐代詩人置於社會關係網中,在每一講故事結尾處引出下一講的主人公,詩人們在大唐近三百年的時空故事裏徐徐出場,環環相扣,頗有“欲知後事如何,請聽下回分解”之章回體曆史小說意味。如講到“初唐四傑”之四的王勃去世後,用狄仁傑與武則天的談話托出“文章四友”之蘇味道和李嶠,從張說對李嶠的詩歌評價引出與他同時代的杜審言,又從杜審言的詩歌藝術成就和生活故事引出另一位才子劉希夷,再從劉希夷的死亡故事道出宋之問,並因“龍門奪袍”故事由宋之問點出東方虯和貞觀時期推崇詩歌的社會風氣及評詩標準,緊接著推出沈佺期……人物、環境和故事情節緊密融合,謀篇布局恰切精妙,中心突出,妙趣橫生。[5] 一個個唐代社會人情的仿真模擬切片,穿插在唐詩文本和唐代各類曆史文獻中,匯成與唐詩相關的詩事、人事、史事和文化事。
語言方麵,江嵐巧妙融合典雅的詩意表達及通俗的日常口語和熟語,加入個人的生活體悟、閱讀感受和情緒變化的語調,使唐詩故事裏的人、事、物、情感自然流動,如臨其境,相談忘情。如第13章《宋之問:漢江偷渡的人品與詩情》中,她對宋之問的評價十分犀利:“一個人哪,尋常的見風使舵、首鼠兩端也就罷了,可是一個才子這樣寡斂鮮恥,既可恨也可怕,更可悲。”[6] 隨後對比宋之問從貶所逃回故鄉“近鄉情更怯,不敢問來人”[7]的忐忑狀態,和自己旅居海外的思鄉情切,引導讀者體味其中感受,指出《渡漢江》之詩情詩意最深刻之處,在於“音書斷”這三個字。著名阿根廷作家、翻譯家博爾赫斯曾經說過, “古人在談論到詩人的時候,……不隻是把詩人當成嚼文嚼字的文人騷客,也把他們當成了說故事的人(the teller of a tale)。這些故事在所有人類的敘事形態中都能找得到,不隻在抒情的作品中,在敘述欲望、抒發愁緒的作品當中,甚至在滿懷忠烈或是充滿希望的敘述中都可以找得到。”[8] 江嵐的唐詩解讀與其個人感發緊密結合,推動民眾在聽覺空間(第二閱讀空間)中體驗唐詩魅力,感受唐詩之美,從中獲得文學知識的同時,也獲得生命啟悟。
二 兼具多重文化身份的中西詩學解讀視角
作者江嵐生於廣西桂林、現居美國紐約,“是一位確實充分理解中華文化、積極參與中國文學在海外傳播研究的華裔學人,又是在知名高等學府接受過中國古典文學與西方教育學雙重理論訓練的學院派作家,同時還是出身傳統中國家庭、具備豐富國際漢語教學經驗的實踐型教師。”[9] 《其實唐詩會說事兒》的由她本人撰稿,並親自錄播。內容結構上,她沿著唐詩體式發展的線索,從唐詩各發展階段選擇了逾80位對當時和後世,對中國文學和世界文學產生重大影響的詩人及其作品,探究詩人與詩人之間、詩人與詩歌之間、詩歌與社會、曆史之間千絲萬縷的關聯,構建起邏輯嚴密的文本。
作者憑借深厚的唐詩學研究功底,按古代文學史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分期法,形成以詩人為明線,詩歌、曆史、文化多線並行的敘述結構。江嵐獨特的多重文化身份,使得她對唐詩作為一個整體的解讀“不隻涉及單純的文學批評問題,同時具有文藝脈絡上的多重意義。除了作為人文信仰、族裔傳統等無形邊界流動跨域的重新定義,還關乎海外華人高級知識分子如何重塑身份,以及在傳播中國的文學、語言、文明的過程中所伴隨的情感焦慮與文化認同。”[10] 在這個意義上,《唐詩說事兒》係列不僅為中國古典詩詞教學提供了一個有別於傳統視角的課堂應用價值,對於比較文學、唐詩學、海外華人文學、翻譯學、傳播學等學科領域,均有極現實的研究參考價值。
首先,江嵐的唐詩解讀始終貫穿著中西詩學比較的視角。她追溯中國詩學傳統的發展演變並與西方傳統詩學觀進行對比,明確中西方傳統詩學觀念的本質性不同,讓讀者宏觀把握不同詩學觀念,為中西方不同的藝術視角解讀唐詩作了前提預設。她進一步指出,中國古典詩歌裏的客觀世界是人心對客觀事物的感知,或來自於客觀世界的感悟,不是對客觀世界的簡單描摹,故中國詩意的境界是間接的、抽象的、主觀的。西方傳統詩學則不同,柏拉圖認為藝術是模仿現實的產物,亞裏士多德強調藝術對客觀世界的客觀再現,藝術世界是直接的、客觀的、現實的。這種特性差異導致中西方詩歌表述形式、審美角度和審美標準的差別,也是西方譯者難以完整理解中國傳統詩論的重要原因之一。
基於對這一差異的深刻理解和認知,江嵐在我們最熟悉的詩歌細節賞析中獨運匠心。如對詩鬼李賀《雁門太守行》的品讀,引西方繪畫藝術入詩,逐字逐句建構李賀隨軍參謀的戰場真實體驗,認為李賀寫詩如同印象派油畫,濃墨重彩,用自己的奇思妙想甚至幻覺,構建多重意涵、多重複調的詩意境界。她說:“李賀詩歌中構成境界的基本單位是他嘔心瀝血避俗翻新的遣詞造句、詞義的新巧和語法結構的別出心裁……他的詩歌語言都能暗示或指向質感,再用質感指向情感的表達,而這些通通出於他個人的心裏感覺,所以是後人難以複製的境界,難以學習的詩風”[11]。又如解讀王績的五言律詩《野望》時,不僅以溫柔平和的聲音,高超的田園意象、意境藝術營造力引領讀者聯想詩、感受詩人生活實境,還詳細解析唐代律詩發展成熟的體式特征和創作規則,揭示唐詩創作和賞析在基本章法上的極大相似性,指明了鑒賞古典詩歌的基本方向和方法。
“江嵐一直保持著強烈的文化自覺,並為‘東方在西方的文化使者’這一倫理身份深感自豪”[12]。雖說均衡文本對象和內容難免帶有主觀色彩,但我們不難看出江嵐的趣味敘述背後有一個更為深廣的中國文化基底。這個有聲書係列中即納入了直接影響唐詩發展的帝王詩作,也有不為大眾熟知的小眾詩人,無論身份地位之貴賤,人物品行之高低,相對客觀地呈現了一個真實且繽紛多彩的唐詩世界。這種打通中西方藝術審美共性的詩歌闡釋方式,賦予了唐詩藝術更真實生動的可感性。
其次,《其實唐詩會說事兒》的唐詩域外英譯與傳播解析,為深度解讀古典詩詞尋得了一片新天地。關於唐詩在國內的古今接受與傳播,王兆鵬所著《唐詩排行榜》運用統計學、傳播學的理論方法,得出“位居前一百名的唐詩名篇綜合指標得分表”[13],測評出從唐代至今最有影響力、最受關注的前一百首唐詩,涉及36位詩人及其作品的影響指數。那麽在世界的範圍內,唐代最具影響力的詩人及其代表作又是哪些?唐詩在域外的影響是怎麽發生的呢?江嵐認為,“唐詩域外傳播的曆史,同時是或者說作為其傳播的基本層麵是唐詩翻譯的曆史”[14]。在這個有聲書係列裏,她通過李白、王昌齡、杜甫、白居易、王維、高適、岑參、王之渙、劉長卿、李益、柳宗元、寒山、薛濤等詩人的專題講解,加入了大量西方世界翻譯家的譯文。從十九世紀初期的漢學家馬禮遜,到當代美國唐詩研究學者宇文所安,江嵐詳細評點西方譯者對待唐詩的不同態度和接受方式,分析唐詩域外傳播的主觀性、文化隔閡及漢英語言差異所導致的誤讀誤解現象。
比如英國漢學家韋利(Arthur Waley)對李白不屑一顧的同時,極力推崇白居易,為我們開啟了認知詩人詩作的別樣視窗;又比如完全不懂中文的英國詩人克萊默班(Launcelot A.Cranmer Byng),但自青年時代起便全身心投入到唐詩的世界中,對他人的舊譯本精加工細打磨,他譯出的唐詩作品不僅深受英語世界民眾喜歡,還被作曲家、指揮家格蘭維爾·班托克男爵(Sir Granville Bantock)譜寫成“中國風”聲樂套曲,傳唱至今。其中,岑參“七言四句的小小《春夢》,變成了四個段落,套進班托克的曲譜裏,《春夢》成為三段式的情歌”[15]。
在《其實唐詩會說事兒》的第42、43章中,江嵐用《西洋女高音:枕上片時春夢中》(上、下)把岑參的故事從唐代帕米爾高原拉回到紐約百老匯的音樂廳,在女高音的歌聲裏細細品析原詩內涵,賞析英譯詩歌與曲調、演奏之間和諧表達:“樂曲中五聲調式與大小調交替,縈回著不協和與不穩定感,‘春夢逡巡,片刻即逝;我的頭在枕上,我的靈魂追尋你。……’”[16] 江嵐輕柔的語音,在音樂節律中緩緩流淌,唐詩與西方現代音樂藝術跨越近千年的曆史時空,相互碰撞、融合,令人沉醉。江嵐融通音樂表演專業知識和細膩詩意感受的賞析,充分展現了中西方文化在詩歌、音樂藝術上相似相通的生命審美本質。
三 兼備知識與方法:深耕唐詩文化
《其實唐詩會說事兒》中的“事兒”,除去詩人的個體經曆和相關曆史事件,就是深耕意象間的聯係及意象組合所構成的文化意蘊。江嵐整合曆史文獻的相關記載,尋根究底,故事化唐詩裏的人、事、情、語,使之成為可感、可知的趣味知識。她的唐詩解讀,往往會追溯每一個典故的發生和演變,並以專題展開典故文化分析,深入闡釋中國古典詩歌意象的多義性、文化意涵,以及相關意象群的使用、流變等複雜問題,在知識普及和方法引導上具有很強的延展性。
如第4章《虞世南:蟬鳴聲歇懷采薇》,從書法家虞世南的經典詩作《詠蟬》之“垂縷飲清露,流響出疏桐”,延展到李百藥、駱賓王、李商隱等詩人的同題詩作,概括“蟬”意象托物言誌的傳統用法和象征意,並進一步解讀“梧桐”意象的中國傳統文化象征。最後總結,“‘清露’在這裏和‘疏桐’相承接,是蟬鳴響亮,也是曲高和寡。高居梧桐樹上的蟬,自然有別於其他蟲類,甚至和住在其他樹上的同類也都不一樣。而‘聲遠’和‘秋風’的呼應,既是寫景,更是抒懷,‘貴’不見得必然‘清’,‘清’也不必一定要憑藉‘貴’,品格高潔的為官做人,自然能成就事君立身的正直廉明。”[17] 又如在盧照鄰《長安古意》中展開對王昭君典故的專題講解,深挖王昭君形象曆來被誤讀的原因,指出“真實曆史中的王昭君並非和親第一人,而是達成和親最大效果的第一人。她也不是什麽怨女棄婦,而是在一個男權社會中,懂得主動出擊,把握自己命運的女中丈夫。”[18] 這一類係統性、互文性的文本意象細讀,在唐詩故事細節中探討詩歌的書寫傳統,形成點線結合的專題模式,利於聽眾理解和把握。就其專題和有聲書文本的形式來看,江嵐不隻是細賞唐詩意象、意境和典故文化,普及古典詩詞常識,而是在故事畫麵的自然轉換和流暢敘事中,有意識地帶領聽眾思考、總結通往古詩詞文化內核的方法與途徑。
結語
[19] 江嵐《其實唐詩會說事兒》,漓江出版社2021年版,第70章
北美中文作家協會會刊《東西》第413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