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生老去
時間有了，精力卻減，百無一用，就寫寫東西吧。
各地的武器都收繳起來後，傳來了毛主席語錄，那時已改叫最高指示，說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的工人階級內部沒有根本的利益衝突，沒有理由分裂成對立的兩大派組織。要大家團結起來，成立革命委員會。因為要革命就得服從最高指示，所以兩個原來對立廝殺的派別就聯合起來，不再是敵人，各單位都成立了革命委員會。社會從無政府狀態變成為由革委會領導的新形態。工廠和學校開始恢複運作。在中央的幹預下，各省市原來勢不兩立的兩大派組織陸陸續續實現了“革命大聯合”，全國二十九個省市和自治區成立了革命委員會。那時叫＂全國山河一片紅＂。以為從此可以安定下來，但緊接著又搞＂清理階級隊伍＂運動，把所有可能不服從共產黨的人都發配到邊遠農村改造。所有的流動人口都要篩查。派出所可以隨時進入你家清點你家人口，看有沒有多出來的可疑分子。我家就有一次午夜過後，派出所來查戶口，我從床上被叫醒，帶著惺鬆的睡眼走出去讓他們檢查，來人拿著戶口簿一個個點名，查完後沒事又回去睡覺。曾經有過一個陌生人來找父親，說是他鄉下老家的誰誰的兒子，想在我家借宿一夜。因為沒有單位介紹信，父親也不敢收留，把他送走了。可見那時的環境是多麽惡劣，如果留宿的話，那人被查出有事，父母會被以收留流亡人員的罪名抓入監獄。
一天母親和五姨躲入房內低聲說著什麽，我們小孩子也聽不明白。過了兩天，母親宣布說五姨將帶我們兄弟姐妹及表妹等六人下鄉去中山石岐度假。我看書時常看到作者說下鄉度假是很有趣的體驗，所以就很高興地去了。我們去學校寫了旅行證明，乘船去媽媽的故鄉——中山。路途上看到很多戴著紅袖章，拿著紅白兩色水火棒的糾察隊員，在車站，船站檢查人們的通行證明。我們也被檢查多次，但因證件齊備，每次都順利過關。船到石岐後，再轉汽車去杬邊五叔婆家，在那裏受到了五叔婆和兩個姨姨的熱情接待。在五叔婆家第一天，就和她的鄰居的一個年齡和我相若的小孩阿邦玩熟了。第二天他和兩個小孩帶我去田裏挖番薯，挖了番薯用泥土包著，檢些柴枝烤熟來吃。烤熟後的番薯一股焦糖香，又軟又熱，香噴噴的非常好吃！我在家裏水煮的番薯沒有這個好吃。吃完去河裏遊泳，玩了一天。第二天我們去捉魚。捉魚的方法簡單野蠻，不用釣，不用網。把一段小河溝用泥土截流，兩端封口，然後下去用麵盆把水舀出潑去，水舀幹後，魚就在溝裏亂跳，用手捉就是了。這天捉了十五、六斤魚，除自己吃外，阿邦還把剩下的魚賣給村民，賺了不少錢。
有一天是墟日，我們跟著一個姨姨去南蓢墟場趁墟。墟場裏並不見到有很多人，攤檔也少。隨便走走看了一下，多數是賣菜、賣土特產的攤檔。去一個攤檔買了一碗叉燒粉吃，那叉燒是染成了紅顏色的豬肉塊，豬肉味仍在，還算可口。但農村的叉燒粉比起廣州的還是差了一點。
文革在農村的鬥爭也不遑多讓。有一天傍晚我就見到農村造反派抓了一個人去鬥爭，鬥爭完押著他回家，一邊走一邊打，打得他都站不起來了。最後把他扔到一間小屋子裏，聽到那個人說，"陳某某你公報私仇。"我不忍再看，快步走回五叔婆家。
一天我們正在玩，幾個小孩跑過來說，村口有好東西看！我們於是一窩蜂似的跑去村口。我以為有什麽東西看，原來是一輛半舊的解放牌汽車。這樣的汽車我在廣州每天都見到。農村的孩子們沒有什麽機會看到汽車，一輛汽車開到村子裏就覺得很新奇。那個時候，農村孩子的見識比起城市的孩子真是差得遠了。晚上，晚飯過後，孩子們就會一起走向村口的大樹。在閃爍的星光下，聽一個曾在外奔波多年，見多識廣的老伯講他的故事。他們不叫廣州，他們把廣州叫做省城。老伯唱歌，＂一德路，二沙頭，三元裏，四牌樓。……＂又唱＂西堤二馬路，……＂，介紹省城的風光。雖然我對此非常熟悉，但鄉村的小孩子們聽得津津有味，久久不願回家睡覺。
一星期愉快的農村生活很快地過去了，我們踏上了歸程。可是回到廣州，一進入我家的巷口，我就感到有什麽不對。以前一起玩的孩子見到我就避開，我和一個叫靈生的孩子打招呼，他扭過頭去裝作看不見。帶著疑問回到家裏，看到家裏一切都很淩亂，地上鑿了一個洞，桌椅東倒西歪。得知父親被抓去了，罪名是＂資產階級反動技術權威＂、“國民黨殘渣餘孽”。造反派前兩天到我們家來抄家、所以家裏弄得亂七八糟。媽媽囑咐我不要到街上玩，不要和小朋友們爭執。大概率母親早就知道父親要被抓了，不希望我們看到父親被鬥爭的樣子，送我們下鄉避避風頭。回到廣州後這段時間，每當我看到《紅燈記》電影裏李玉和被抓的一段就控製不住要流眼淚，這就是感同身受吧。在這段黑暗的日子裏，隻有家門口左邊的鄰居仍願意和我家交往，其它的人對我們一概避而遠之。
父親是一個技術知識分子，是個機械工程師。他一直很支持共產黨。大陸易幟時，他是完全可以離開大陸的。那時很多人勸他去台灣，去香港，他卻要留下等待共產黨的到來。＂要建設新中國＂，他對我講。他相信共產黨清正廉明，能把中國建設成一個富饒強大的國家。中國的富強是他的夢想，他要成為建設這個夢想的一分子。他對我講，解放軍剛進城的時候，是多麽的紀律嚴明，朝氣蓬勃。解放軍軍區的一個總後勤部長，進城後很快就找到了他，肯定他留下來建設祖國的行動。這個部長對父親說，打天下是我們的事，但建設國家就靠你們了。例如一頭參加過二萬五千裏長征的驢，它對革命有很大功勞，但它能建設國家嗎？不能。建設國家靠的是你們這些知識分子。他的一番話使父親非常感動，決心盡自己的一切努力把國家建設起來。剛從戰亂中走出來的中國，百廢待舉，需要大量的技術人員參加建設。那個時候，政府對知識分子的待遇是不錯的，父親的月薪是二百多元。那時中央的部長們的工資據說也是兩百多。更重要的是，對知識分子的尊重。父親出差去北京的時候，曾和那位部長一起打地鋪，促膝談心。他們的談話堅定了父親報效新中國的決心。父親努力工作，四處奔波。奔走於幾個省之間，在一片空地上設計和建造起兩、三座工廠。也算履行了他的建設新中國的承諾了。記得有一個星期天父親要回工廠加班，我問他：＂爸爸，星期天你去加班工作但又沒有加班工資，這不是吃虧了嗎？＂父親說加班是工作需要，是不應該考慮是否吃虧的。＂國家給了我們好的生活，好的工作，我們就應該努力工作報答國家啊！＂可現在像他這樣一個盡心盡力工作的人也被抓去坐牢了，我真是不能理解。
父親被抓走之後，母親裏裏外外獨自負擔起整個家庭的責任，我們都感受到了社會的壓力。每個人都小心避免和外界產生矛盾，兄弟姊妹不再爭吵，互相幫助，好像一下子都長大了。
回到廣州沒過多長時間，毛主席的最高指示又下來了。“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
所有學生都要回學校報到。那個時候已經沒有了報紙，這指令不知是怎樣傳達到每個人的呢？記不清楚了，可能是廣播吧。我回到了學校，得知我們要升上中學了。盡管缺失了兩年的學習，也不再有考試，全班同學一起升上了同一間中學。文革開始時讀中學的哥哥姐姐則要去農村，去做農民並＂接受再教育＂，修理地球。盡管很多人不願意去，但在高壓逼迫和欺騙下還是去了。盡管戴著大紅花說是下鄉光榮，下鄉的汽車上卻是哭聲一片。有人跳下車逃跑又被捉回去，汽車在鑼鼓聲和哭聲中駛向農村。
我們就是在這樣的一片混亂中走入了中學的大門。那個時候中學仍有很多被鬥爭的“牛鬼蛇神”老師住在牛棚，這些老師可以被紅衛兵隨意打罵，如在監牢一般。現在突然大批學生到來上課，教課的老師不夠用，隻好去牛棚裏麵“解放”一些老師出來，以應付教學的需要。從這一點來說，我們這些新學生的到來，解救了大批住牛棚的老師。盡管是被“解放”了，這些老師出來後，仍是“隻許規規矩矩，不許亂說亂動”。學生上課時偷走出教室去玩，老師也不敢管。有些調皮搗蛋的學生甚至在老師轉過身去寫黑板的時候，用粉筆頭扔老師。
我在中學時最討厭的和記得很清楚的事是最高指示的下達。有時在午夜十一、二點鍾已經睡著了的時候，外邊的大喇叭響起來，“最高指示＂，＂最高指示……”
每聽到這個聲音，我們又要起床，睡眼惺忪地回學校去參加集會。有時還要敲鑼打鼓上街遊行，慶祝最高指示的下達。有一次還慶祝到第二天的淩晨五點才能夠回家，一個晚上的睡覺休息就沒有了。除我們之外，還有多少廣州市民被這些嘈吵聲破壞了睡眠？
官方的正式說法文革是十年，從1966年開始，到1976年毛澤東的死亡結束。那是廣義的文革。在我看來，文革應該是在1968年10月就結束了。因為那時停止了武鬥，社會基本上恢複了秩序，隻是極左思想仍然泛濫，對毛澤東的吹捧甚囂塵上，各省市是在所謂的“革命委員會”的領導下運轉的，社會仍然不正常。這樣的情況延續到1976年後鄧小平重出江湖才逐漸停止。（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