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社會主義引論 二 中華智慧文明三千年之回顧與思考

智慧社會主義引論
-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普世價值與未來範式  

潘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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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華智慧文明三千年之回顧與思考

    文明是人類脫離動物界原始野蠻狀態之後形成人類社會化生存的高級狀態。人類要形成社會化生存必然要有相對固定的生存空間和居住條件、人與人之間交流的語言、以及人高於動物的概念化思維如宗教禮儀。根據考古學界的基本共識^[2]，判斷文明有三條標準：第一，要有城市； 第二，要有文字，第三，要有複雜的禮儀建築。這三條之中，文字是最主要的。按照這樣的標準，人類有四大古文明：兩河流域（美索不達米亞）、古埃及、古印度、中國。兩河流域與古埃及文明已經滅亡，而後被古希臘、古羅馬、日耳曼所迭代性地部分繼承，形成了西方文明。

    自古以來，中華是一種人文主義的智慧文明，而且是人類曆史上唯一一個連續不斷的主體文明，平行於斷斷續續的環地中海的西方哲科文明（古希臘、古羅馬、歐洲、英聯邦、美國等）。下麵我們主要考察、追溯、反思、比較研究中華文明與西方文明，因為這也是當今世界的兩種主流強勢文明，而且二者的和平共處與競合發展將決定人類社會的續存與福祉。

中華文明是指以中國主體民族漢族的主要居住區-中原-為地理核心圈（包括關壟、河南、山西、山東、河北等）、以大一統中央集權製為政治國體、以內道法外儒釋為主流意識形態的文明演動存在。曆史上中國作為國家存在，由漢族和匈奴、鮮卑、蒙古、女真等多個民族政權之間分分合合，中國曆史疆域一直處於間歇變動中。因而，作為曆史演動存在，中華文明包括曆史上中國的所有朝代與分國及屬國、當今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蒙古國、南北朝鮮、越南、以及旅居於北美、英聯邦、東南亞及其它地區的海外華人、華裔及使用漢語並熱愛中華文化的人們。因而，中華的概念包含中國而大於中國。

中國曆經夏商代奴隸社會、周代封建社會、秦漢唐宋元明清等中央（君主）集權製社會、民國半封建半殖民地資本主義社會，直到當今的人民共和國，其中一以貫之的文明基因就是以人為本、天下為公、天人合一、和諧共生、世界大同的人文社會主義傾向。在西方的語境中，人文主義（humanism）僅僅是一個500年前歐洲文藝複興時期才成為顯性主流的價值觀。而中國則是樸素人文主義的發源地，至少從3000多年前的西周禮儀製度就開始了。當然，論社會製度，我們不能按照今天的價值觀標準（如自由、平等、博愛、民主、共和等）去要求古人。我們審視古代製度進步的主要標準隻能是看其是否有利於人類族群的繁衍生息。

中華文明的人文理念與文化最早起源於伏羲創八卦，後衍進成《易經》，在夏代為《連山》易，在商代為《歸藏》易， 在周代為《周易》。其中《連山》和《歸藏》已經失傳，現存於世的隻有《周易》[3]。《周易》相傳係周文王姬昌所演繹。《周易》時還未提出陰陽與太極等概念，講陰陽與太極的是被道家與陰陽家所影響的《易傳》，相傳為孔子所撰。《易經》被譽為諸經之首大道之源，是中華傳統文化的源頭和總綱領，蘊涵著樸素深刻的自然本體論法則和合和辨證法思想，是中華民族五千年文明史中公元前三千年智慧的有形表現，也一直主導著公元後兩千多年的中華文明演動。《易經》從整體的角度去認識和把握世界，把人與自然看做是一個互相感應的有機整體，即“天人合一”。《易經》含蓋萬有，綱紀群倫，廣大精微，包羅萬象，亦是中華文明的源頭；其內容涉及哲學、政治、生活、文學、藝術、科學等諸多領域，是群經之首，是道家與儒家共同的經典。

 在《易經》思維範式與意識的啟發激發下，到了公元前600年至前230年前秦時代（即西方意境當中的“人類軸心時代”），中國曆史上出現了燦爛的文明大爆發、大繁榮，產生了“諸子百家”，其中流傳最廣的是道家、儒家、法家、兵家、墨家、陰陽家、縱橫家、醫家、名家、雜家、農家等。在春秋戰國時期，各種思想學術流派的成就，與同期古希臘文明相輝映；以老子、孔子、墨子為代表的三大思想體係，形成諸子百家爭鳴的繁榮局麵。幾經周折以孔子、孟子為代表的儒家思想在漢朝時期全麵上位；同時，程度不同地影響到中國的鄰國如日本、朝鮮、越南等。

 尤其需要強調的是，老子在公元前500年左右通過《道德經》[4]一書首創了中國哲學的太極本體論和陰陽辯證法。老子的“道可道，非常道”以及“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衝氣以為和”，實質上提出了人類哲學與科學史上第一個哲學本體論和宇宙生成學說，獨步古代人類文明2500多年。當然，老子的《道德經》作為哲學並不隻是針對宇宙自然，而且也涵蓋了人類社會。對於人類社會政治經濟，老子主張無為而治，順其自然；反對積極進取和“人定勝天”。老子向往遠古原始社會的簡樸生活方式與清靜無為無爭的小國寡民社會。

周文王第四子姬旦，後稱周公，周武王姬發的弟弟，曾兩次輔佐周武王東伐紂王，並製作禮樂。周公攝政七年，提出了各方麵的帶根本性典章製度，完善了宗法製度、分封製、嫡長子繼承法和井田製。七年後歸政成王，正式確立了周王朝的嫡長子繼承製。周公製定的“周禮”作為一整套社會製度其最大特色是以宗法血緣為紐帶，把家族和國家融合在一起，把政治和倫理融合在一起。這一製度的形成為周族八百年的統治奠定了基礎，對中國後續君主集權製與封建社會產生了極大的影響。周文王的《周易》文化和周公的《禮儀》製度受到後世儒家的頂禮膜拜。 孔子作為儒家的創始人，繼承《周易》而續撰《易傳》，推崇周禮而一生都在“克己複禮”。 孔子說而不作，其說教由其眾多弟子整理編撰成《周易》、《詩經》、《尚書》、《儀禮》、《春秋》、《左傳》等經典[5]。儒家脫胎自周禮傳統，以仁、恕、誠、孝為核心價值，著重君子的品德修養，強調仁與禮相輔相成，重視五倫與家族倫理，提倡教化和仁政，抨擊暴政，力圖重建禮樂秩序，移風易俗，富於入世理想與人文主義精神。先秦時，儒家也隻是諸子百家之一。而且孔子後半生都在周遊列國，傳授儒學，但得不到列國君主待見，失意而終。直到公元前134年，漢武帝下詔征求治國方略。董仲舒在《舉賢良對策》[6]中把儒家思想與當時的社會需要相結合，並吸收了其他學派的理論，創建了一個以儒學為核心的新的思想體係，係統地提出了“天人感應”、“大一統”學說，深得漢武帝的讚賞；他提出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主張，被漢武帝所采納，使儒學成為中國社會正統思想，影響長達二千多年。其學以儒家宗法思想為中心，雜以陰陽五行說，把神權、君權、父權、夫權貫穿在一起，形成帝製神學體係。董仲舒認為，“道之大原出於天”，自然、人事都受製於天命，因此反映天命的政治秩序和政治思想都應該是統一的。董仲舒的儒家思想大大維護了漢武帝的集權統治，為當時社會政治和經濟的穩定做出了一時的貢獻，也成為了後續兩千年君主集權社會的主流意識形態。

 與道家的悟道與儒家的說教形成鮮明反差，法家是中國曆史上提倡以法治為核心思想的入世行動派。法家思想的出發點在於建立在人性觀基礎上的誠信觀和義利觀，進而建立依法治國的政治體製和社會風俗與發展導向。法家不是純粹的理論思維，而是積極入世的行動派，著眼於法律的實際效用，並直接以富國強兵為己任。法家最早可追溯於夏商時期的理官，經過管仲、士匄、子產、李悝、吳起、商鞅、慎到、申不害、樂毅、劇辛等人予以大力發展，遂成為一個學派。戰國末韓非[7]對他們的學說加以總結、綜合，集法家之大成。法家是戰國時期平民的政治代言人，在政治上可謂是“獨步天下”。法家強調“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秦孝公[8]主政的商鞅變法[9]取得空前成功，使得秦國由戰國末期的貧弱之諸侯國強力崛起，最終奮六世之餘烈，由秦始皇完成中國的第一次中央集權大一統。 法家也因而成為中國2300多年來君主集權製的實際國家體製。“外儒內法”就是中國曆史上各朝代政治製度的主體架構。法家思想以法治國的主張和觀念一直被沿用至今，成為中央集權治國理政的政治法律體製的重要參照。

中國先秦之諸子百家中，絕大部分都是專注於人類生存與和諧發展的人文問題，而甚少關注格物致知的自然科學。道家作為中國哲學的源頭提倡順應自然之道，天人合一，自然之道也包含並衍生出人文之道。儒家作為中國最古老的“文科”創辦私學，有教無類，倡導仁者愛人，尊卑有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法家堅持法律麵前人人平等，依法治國，論功行賞，按勞分配。墨家是前秦學派中極為罕見的“理工科”。墨家與老子所代表的道家和孔子所代表的儒家共同構成了中國古代三大哲學體係。墨家由墨翟（墨子）所創始，是一個紀律嚴密的學術團體。墨家前期主要涉及社會政治、倫理及認識論問題，關注現世戰亂；後期在邏輯學方麵有重要貢獻，開始向科學研究領域靠攏。墨家的主要思想主張是：兼愛（人與人之間平等的相愛），非攻（反對侵略戰爭），節用（推崇節約、反對鋪張浪費），明鬼（重視繼承前人的文化財富），天誌（掌握自然規律）等。因為墨家思想獨有的政治屬性，兼之西漢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官學勾結政策，墨家不斷遭到打壓，並逐漸失去了存身的現實基礎，墨家思想在中國逐漸滅絕。隨著近代西方學界如李約瑟[10]等係統梳理中國古代科學技術曆史，國人開始反思為何近現代科學沒有能夠在古代中國發生。現今中國科學界開始反思，並回溯曆史，又重新發現了作為中國科學技術古老源頭的兩個體係：一是老子的道家作為中國哲學的本源，二是墨家作為中國科學的起始。如今，中國複雜係統學界尊老子為複雜科學的創始人，中國首顆量子衛星取名叫“墨子號”。

我們認為，中華文明最具優越性的特質在於智慧，也即，中華文明是人類最傑出的智慧文明。而最能表現中華智慧文明的成熟與高超的，就是中國的兵家。兵家是中國先秦、漢初研究軍事理論，從事軍事活動的學派。兵家又分為兵權謀、兵形勢、兵陰陽和兵技巧四類。兵家的代表人物有周朝的薑子牙[11]、春秋時孫武[12]、司馬穰苴，戰國時孫臏、吳起、尉繚、白起、王翦、李牧，漢初張良、韓信等。今有兵家著作《六韜》、《孫子兵法》、《孫臏兵法》、《吳子》、《尉繚子》等。兵家著作中含有深刻的道家陰陽辯證哲學、儒家的仁義禮智信倫理、法家的以法治軍製度、以及以深度謀算為特色的智勝體係。兵家是最講實踐實效的學派。中國三千年曆史上最著名的實戰派兵家是大規模殲滅戰始祖秦武安君白起、首開滅國戰例並成為秦始皇兼滅六國的最大功臣的王翦、中國謀戰派代表興漢滅楚的“兵仙”韓信等。中國兵家的深度謀算智勝體係如今得到大數據人工智能深度學習算法的突破性成功（2016年圍棋AlphaGo）的科學驗證支持。

我們認為，自先秦中國出現的“諸子百家”以來，曆經秦漢唐宋元明清等兩千多年君主集權社會直至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原創性的哲學、社會倫理學、政治經濟學、兵法軍事學、中醫、農學、科學、技術等各方麵出現了眾多傑出的思想家、政治家、軍事家、農業及手工業專家、中醫名家等等，可謂源遠流長、群星燦爛；而所有這些“諸子百家”都如銀河係的群星圍繞著銀河係中央的巨大的“質量中心”在螺旋式運轉。這個“質量中心”就是中國自古以來的“統家”。統家這個概念在中國自古以來的話語和文獻上從未出現過。所謂統家，就是堅決的、義無反顧的追求中國全國政治統一的政治理念。作為中國曆史上統家的創始人，秦始皇首次完成中國大一統，建立起一個中央集權的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秦朝。同時在中央實行三公九卿，管理國家大事。地方上廢除分封製，代以郡縣製，同時書同文，車同軌，統一度量衡。對外北擊匈奴，南征百越，修築萬裏長城，修築靈渠，溝通水係。秦始皇奠定中國兩千餘年政治製度基本格局。秦朝之後，中國曆史上著名的統家還有漢武帝劉徹、唐太宗李世民、宋太祖趙匡胤、明太祖朱元璋、直到現代中國的締造者毛澤東主席等。統家有著“天下興亡、誰主沉浮、舍我其誰”的民族領袖的精神傳承、曆史定位與責任擔當，這是所有其他諸子百家所沒有的精神特質。同時有必要指出的是：中國宋朝大思想家張載[13]首創“氣本論”，認為宇宙的本體、萬物的始基是氣，一切萬物都是由氣化而來的。張載的“氣”對應於現代物理學中的“能量”。因而張載的“氣本論”可以說是現代宇宙大爆炸理論的哲學本源。可以說張載是中國唯物辯證法的創始人，早於馬恩的西方唯物辯證法800多年。

我們說中華文明是一種中華民族特有的智慧文明，與西方哲科文明形成鮮明對照。所謂智慧文明，就是一切以追求族群的生存與發展為最高價值目標。中華文明是求存的，而不是求真的。智慧是一個中文概念，指兼有智能又有意識的主體。智慧包括智能又高於智能。在西方語言如英語、德語、法語、意大利語、西班牙語中，尚沒有一個單詞特指“智慧”。英語中，有單詞smart聰明、intelligence 智能或情報、wisdom 明智。我們知道，智能與智慧的區別在於前者有智識、有能力，而無意識；後者不僅有智識、有能力而且有意識，也就是有著關於自身存在與外部世界存在的清醒意識，一種無時無刻連綿不斷的關於自身生命的有限性和外部世界的複雜性的認識過程。中華文明的智慧在過去三千年曆史中更多地關注於人類社會內部的人文倫理、政治製度與經濟生活，而甚少關心對於物質世界的探索與研究。尤其是自秦始皇統一中國後，實行大一統的政治經濟製度，“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又自漢武帝實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來，其它的思想流派難以繼續。這樣就造成了科學技術難以在曆史上的中國出現，難以形成自我推動的演化體係。後來又由於元朝和清朝屬於落後少數民族統治大漢族，中斷了宋朝的資本主義雛形和科學技術的升級發展，最終導致了中國在近代的全麵落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