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中草民的自留地

有文學有美術有音樂,不全是都是我的作品,還有我親人的作品。
正文

命運組合論 第二章 命運環境論 第二節

(2023-11-29 13:09:36) 下一個

每個人都處於一個特定的空間位置,生活在某一片地域上,並受到這片土地上的自然地理與資源狀況的影響與製約。地域是不以人的意誌為轉移的客觀存在,盡管地域本身並不完全決定人生命運,但在某個地域上生成、演變的種種社會格局與重大事件,無不多方式、多渠道地作用於在此地域生存的人們。因此,生活在不同地域的人們,有著不同的思想觀念、行為方式,也就有著不同的命運狀態。

國與國之間,地區與地區之間,存在著多方麵的差異。其一,山川地理,氣候環境,資源分布等方麵存在著差異。也就是有些國家氣候良好,土地肥沃,礦產、森林等資源豐富,而另一些國家則氣候常年惡劣,缺水少雨,沙漠化嚴重,或資源貧乏,過多地依賴於國外。這種差異,導致不同地域上的國家在經濟開發、財政收入、國民就業及整體物質生產水平等方麵的較大差異,亦直接影響和製約著不同國家的人們生存與發展的狀態。其二,國家間的經濟存在差異。一國經濟發展的狀態與水平,是屬於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是物質文明程度、科技水平處於世界領先,還是正在躍升或仍處於相當原始的狀態,都極大地影響著生活在哪裏的人們的命運。人們常提到南北貧富差距的擴大,當今美國人均年收入4萬美元以上,而第三世界的窮國,如蘇丹、毛裏塔尼亞、索馬裏等國人均年收入才幾百美元,不到美國的百分之一,人們的命運差異可見一斑。其三,國家之間的政治製度、社會性質存在的差異,對人生命運的導向與展開,也有著深刻的影響。人們是生活在資本主義國家還是社會主義國家,是生活在宗教性國家還是非宗教國家,是生存於真正尊重人權,維護民生的國家,還是生存在專製橫行、民無權益的國家,如此等等,都會以各種方式製約或促進人們命運的形成與變化。此外,人們所生活的國家和地區,是處於戰爭、恐怖狀態,還是和平建設階段,對個人命運品質與格局的影響更是不可忽略。

我國地域遼闊,地區之間也存在著明顯的差異。從製約影響人們命運的角度去考量,主要有地域自然條件的差別、地域經濟狀況的差別、地域文化風俗的差別,以及城鄉差別等。地域自然條件有優劣之分,有的地方山青水秀,成魚米之鄉;有的地方草幹水枯,成不毛之地。出生在前一種環境的人,命運狀態自然好得多。出生在後一種環境的人,其命運狀態自然差得遠。地域經濟狀況有貧富之分,東南部地區經濟發達,生活富裕程度較高;西北部地區經濟欠發達,生活水平相對貧困。富裕地區的人,所擁有的經濟資源較多,命運境遇及造化就好些;貧困地區的人,所能獲得的經濟資源較少,命運境遇及造化就差些。地域文化風俗的差別,則主要表現為思想觀念、價值取向、性格氣質等方麵的差別。不同地域的人會有不同的文化氣質,或剛,或柔,或憨,或狡,或粗獷,或細密,或耿直,或油滑。曾有民諺雲:“廣東人什麽都敢吃,上海人什麽都敢穿,北京人什麽都敢說,遼寧人什麽都敢幹。”我們常說“人傑地靈”,這個地之靈氣,就是具體環境中物質元素和地貌形神聚合而成的一種自然氣質。它對人的先天命質有著直接影響,特別是在智愚和性情方麵。水土缺鈣的地方,人的骨質和大腦的發育就有欠缺;水土養分充裕而純淨的地方,人的心靈和智力就比較聰慧。生活在荒漠草原上的馬背民族,其剽悍驍勇的精神必然相對濃烈一些;生活在農業大平原上的人群,其胸襟和視野又相對開闊一些。就拿我國的南方人與北方人來比較,一般來說,南方人黝黑、瘦小,北方人高大、白皙;南方人細膩、多思、聰慧;北方人豪放、耿直、豁達。南方人與北方人之間的種種差異,既有不同的文化傳統習俗的影響,又與地域因素關係極大。南北方不同的地理、氣候和曆史環境,塑造了南方人與北方人不同的性情和體態。另外,城鄉之間的差別,也是最大的地域差別,是一個帶有綜合性質的差別。在城市裏生活的人,居住條件、醫療條件、交通條件等等相對優越,收入固定且相對水平較高。特別是接受正規係統學習教育的條件便利。因此,人生命運的起點、層次就高,變化發展的空間和舞台就大;而生活在農村裏的人,其各種情形則與之恰恰相反。例如,我國排名前十位的大學,學生絕大部分來自城市,農家子弟所占比例則很小,這裏有經濟的原因,而更多的則是教育資源的差異所致。當然,城市又有大小之分,相對地說,大城市各方麵好於中等城市,中等城市各方麵又好於小城市;鄉村則有城市近郊與偏遠山區之分,靠近城市,尤其是靠近大城市的農村,各方麵又都比偏遠山區要好得多。

地域環境條件的惡劣與經濟貧困,是一對苦難的孿生姐妹。自然地理條件惡劣,是導致經濟貧困之根。經濟的貧困無疑又是環境惡劣之果。人們生活在這樣的環境裏,大多被苦難的陰影所籠罩,或多或少地與苦難相伴前行。甚至不少人大多的經曆是苦難,直到最終為苦難所吞噬!這世上有些人,一天隻有一美元的收入,卻因為買不起二美元的藥治病而喪命。他們可能很年輕,年輕到來不及實現自己的夢想,看不清楚世間的模樣便離去。明明有藥可醫可救,卻因貧窮而死的人,時時刻刻,無所不在。一位記者朋友曾去非洲索馬裏難民營采訪,在那裏,他摸到了兒童們瘦如雞爪的手,聽到了老人們臨終時的哀號和呻吟,看到婦女們驚恐的眼神……這些都在他的心底烙下了深深的印記。在那裏,一次小小的感冒引發的高燒就會將人推下生命的懸崖。死亡就像一堆篝火的熄滅一樣,平常得已經不能讓人感到傷痛了。

一位在黃土地上支教的青年誌願者,多次向人講述過那雙明亮的大眼睛。那天,那位支教的女青年到縣裏去看病,進門的時候,迎麵走來一個小女孩,讓人覺得印象特別深刻的是她那雙水汪汪的大眼睛,閃著忽隱忽現的靈氣。“真是個漂亮的女孩子呢!”她向醫生這樣誇讚著。“可是再過兩個星期,她的眼睛就要瞎了。”得到的回答卻是這樣出人意料。醫生告訴她,女孩患的不過是再普通不過的結膜炎,隻要兩百元就可以完全根治,可就是這區區兩百元,也難住了女孩一家。於是,她隻能選擇離開,去默默承受這命運的安排。這位女青年聽完醫生的講述,立刻追了出來,她心裏隻有一個念頭:追上她,用自己的錢,去換取她一生的光明。可是,太晚了,一次錯失,就足以誤了終身。以後的兩個星期,她輾轉托了無數人,認識的,不認識的,都發動起來了。然而方圓幾十裏,全是茫茫的山區,又叫他們如何尋起。兩周過去了,那天早晨,當她踏上講台,麵對那一屋子求知若渴的眼睛時,她第一次明白了什麽叫做無能為力。這區區二百元,竟要了那雙水汪汪明晃晃的大眼睛!這個失明的山區女孩,命運的坎坷與淒苦,將在山區的某個角落裏無奈地上演……

一位在監獄做管教的朋友,講述過犯人老K的故事。老K生活在一個極其普通的鄉村,就貧窮而言,它是中國農村千千萬萬個村子中的一個。老K出生時並不是瘸子,童年玩耍時不慎從一處石坎上跌落,摔折了腳踝。起初是紅腫,以為敷上一些草藥躺幾天就會好的,但不曾想半個月之後,紅腫不僅沒有消退,而且還出現了潰爛,等到送去醫院,已錯過了治療的時機,炎症雖然消除了,但卻落下了殘疾。在老K的弟弟出生時,他母親因難產出血過多昏厥在產床上,不久便拋下四歲的老K和出生半月的弟弟而命歸黃泉。此後,他幫助父親養育弟弟,做些家務。他讀到小學畢業就輟學了,父親供不起兩個孩子上學的費用。老K成年後,由於殘疾,也因為家貧,總是說不上媳婦,他焦急,但又無奈,隻能逆來順受。後來弟弟結婚了,分家單過。老K娶親的心也慢慢地冷了。三十五歲那年,有一天他在地裏摘番茄,一個女人挨近了他,並柔聲地叫他的小名。他覺得這女人好麵熟,仔細端詳,認出是同村姑娘阿珍。他與阿珍是小學同學,幼年時常在一起玩耍,雖談不上青梅竹馬,倒也兩小無猜。阿珍多年前嫁到外村,丈夫在石礦裏幹活,後來不幸被炸死,不久阿珍也瘋了。老K聽到阿珍叫他的小名,頗受感動,挑了一個又紅又大的番茄遞給阿珍。這天以後,阿珍天天都來找老K,總是傻傻地笑。老K從傻笑裏看到了真誠與信任。老K決定娶阿珍為妻。他把阿珍領到家,占有了阿珍的身子,他看出阿珍是願意的。如此結合持續了半個月之後,老K向父親提出要娶阿珍為妻,父親搖搖頭。幾天後,阿珍不見了。阿珍的哥哥警告老K,不準再與阿珍往來。老K倔強地說:“我喜歡阿珍,阿珍也喜歡我。我一定要娶阿珍為妻!”幾個月後,來了兩個警察把老K帶走了。村裏人很快知道,瘸子老K要吃官司了,他睡大了阿珍的肚子。老K按強奸罪被判10年有期徒刑。老K不服,反反複複地陳述理由,甚至跪地苦苦哀求,結果還是絲毫未變。老K領教了法律的無情,悲憤地仰天長吼:“老天爺啊,你為何如此不公!”他在監獄裏神情木木的,每天除了勞動、吃飯,沒有一句話說,總是低頭獨自悶坐,好像是魂出了竅。幾個月後,他父親來探監,告訴兒子說阿珍快生孩子了,阿珍的父母、哥哥也同意阿珍生下孩子,因為他們一家覺得虧欠了老K。像一縷陽光透過雲層,照進老K的心房,他喃喃地說:“我有兒子啦,我有兒子啦……”。老K又“活”過來了,臉上有了表情,偶爾還有笑意。兩個月後,老K父子又見麵了,老K驚訝地發現父親突然老了十歲。父親異常痛苦地告訴他:上個月阿珍難產,孩子沒保住。孩子沒了,阿珍瘋得更厲害,一天到晚在野外狂走,四處尋找她和老K的孩子。一天傍晚,阿珍在高坎上一腳踏空,摔死了!老K不知道父親是怎樣走的,心是空空的,腳下軟綿綿的,每邁一步都覺得好難、好難……三天後,老K吊死在浴室的鐵窗上。對於老K的自殺,這位管教朋友既懊惱又愧疚。如果老K不知道生命中最壞的消息,老K是不會去死的。隻要哪怕有一點點期盼借以承受生活重負,老K也不會輕易選擇自殺。他事後分析認為,在老K的命運發展過程中,其實早已潛伏了自殺的因果邏輯。

人類社會中普遍存在著一種“人才簇團”的現象。某地是武術之鄉、商賈之鄉、狀元之鄉、將軍之鄉等等。難道天降人才也如同雨落一方那樣,有地理上的選擇?地理環境對人的體能、性格、氣質確有一定的影響,但在人才類型的定型過程中,起主要作用的則是該地域人文環境的影響。多年來,我國科學桂冠上的“江浙現象”一直引人熱議。出生於浙江寧波的屠呦呦獲得2011年拉斯克獎臨床醫學獎,這是迄今中國生物醫學界獲得的最高大獎。2011年初,出生於江蘇省興化市的王振義院士,因其在白血病治療研究中創造性地提出了“誘導分化療法”,獲得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這項設立於2000年的獎項,每年度不超過兩位獲獎者,過去十餘年,吳文俊、穀超豪等18人摘此桂冠。逐一了解這些獲獎者,不難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按照籍貫統計,18位獲獎者中,來自江浙滬地區的人數最多。其中江蘇3人,上海2人,浙江2人,三地相加占總數的約四成。如果說國家最高科技獎得主人數尚少,不足以說明江浙地區人才輩出的話,那麽兩院院士的籍貫分布則更具統計學意義。《2009年中國兩院院士調查報告》顯示:在1955年至2009年間當選的中科院與工程院院士中,以院士出生地計算,江蘇323人居第一位,上海234人居第二,浙江居第三,有223人。這三地總共占兩院院士總人數的四成以上,達百分之四十一點九。實際上,早在1948年,考古學家夏鼐就發表了《中央研究院第一屆院士的分析》,文中指出,以出生地來計算,第一屆院士以江蘇和浙江兩省的最多,均為17人,二者共占全體院士的百分之四十二。在不同的曆史時期,高級人才中江浙藉人士獨占鼇頭,乃至於直到如今,在人們的印象中,帶有吳儂軟語“腔調”的普通話還是科學、人文大家的另一種“標識”。江浙地區學風濃厚,自南宋以來就是有名的“才子之鄉”。明代時期江南地區經濟文化發達,文風昌盛,出現了很多著名才子和學問大家,他們中的姣姣者,不少人在科場拔籌奪魁,成為狀元。明代江南地區的狀元,數量遠遠多於北方,占有絕對優勢。而就江南來說,占有明顯優勢的是江浙兩省,特別是浙江,浙江在明代共產生20名狀元,占全國總數的百分之二十二(明代共有89名狀元),位列各省之首,並因而享有“狀元之鄉”的美譽。清代共有114名狀元,江浙兩省就占去69名,超過總數的百分之六十,而其中江蘇一省就有49名,占狀元總數的百分之四十二。江蘇又以蘇州為最,蘇州一府就出了26名狀元。在明代洪武年間,甚至發生了一起震驚全國的“南北榜事件”,整榜錄取的考生(進士)竟然都是南方人,為此朱元璋勃然大怒。出於穩固統治的需要,為了籠絡北方士子,他不惜殺掉主考官,重新出題親自考選,並全部錄用北方人。這種因地理環境造成的人才的巨大差異性,說明人才特別是頂級精英狀元的產生與多寡,與地理因素以及經濟背景等有著密切的關係。江南自南宋以來,就成為全國經濟、文化中心,其發達的經濟以及文化都遠遠超過北方地區,為人才的成長提供了雄厚的物質基礎,使江南成為文風昌盛、人才薈萃的狀元高產地區,全國人才的淵藪。另外,進士考試是以文學取士,由於各地風俗習性不同,造成對其領悟上也有差異。如南北士人就生性特質而言,南方人相對機巧而長於文學,而北方人則較為質樸而短於文學,這也是南方狀元多於北方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時至今日,文化型人才仍密集於江南地區,並且以江浙兩省為主,所以有人曾說過這樣的話,如果不取消科舉製度,江南人才摘奪絕大多數狀元桂冠的趨勢,可能到現在也不會改變。

浙江學者沈登苗曾經撰文論述這一問題,他說:“江浙從經濟中心過渡到文化中心用了數百年,這樣的文化高峰一旦形成,其延續周期也很長,仍能釋放百年的熱量。”這一現象讓人們開始追問:人才與地域之間,真是那麽密不可分嗎?華東師範大學教授葉忠海說:“這個‘地’不僅僅指自然地理,還有經濟形態,民風民俗,甚至是家族傳統。無論書香門第的沒落,還是商幫望族的發家,都有‘地’的影響”。他將人地關係分為小環境和大環境,“小”即家庭與社交環境,“大”則為地區和國家環境。地區環境則是抽象的因素,人們多以藉貫為例。同一籍貫的人,由於地區經濟、文化傳統、教育環境相似,其行為氣質也頗為相近。剛、柔、憨、狡等詞被用來形容不同的個性氣質,它們也將人們引向了迥異的術業傾向。民間有言:中原多俠客,江南多文人,嶺南則多術士。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我國出現了幾個百名將軍同一縣的盛況,如湖北黃安、河南新縣等,這在古今中外是很罕見的奇例。一個小小縣境之內,怎麽會一下子誕生百名將軍,這是何等驚人的概率!其實,通過簡單地分析歸納,“將軍之鄉”的成因與上麵所說的科學桂冠上的“江浙現象”大致相似。同一縣境的人,習性相近,風俗相同。當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爆發革命戰爭之時,為了改變自己的命運,無數窮苦子弟紛紛舉起刀槍,走上了武裝鬥爭的革命道路。他們是同鄉跟著同鄉,親戚領著親戚。由於存在著這樣特殊的情感關係,他們相互間“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在殘酷的戰鬥歲月裏,相互勉勵督促,相互關心照應,相互配合默契。一人進步,帶動多人進步;一人提升,勢必帶動多人提升。如此良性循環,走上各級不同領導崗位的人數越來越多,戰爭結束了,其中一部分人就成了光榮的人民解放軍將軍。

我國晚清時期的湘軍,是一個很特殊的團隊。湘軍的“湘”,最初是指湘鄉縣。營建湘軍之初,曾國藩便對清廷國家軍隊綠營軍“勝則相忌,敗不相救”的陋習深惡痛絕。而招募親友、鄰裏,士兵們在戰爭中往往同心協力,相互照應。這樣的部隊上下一氣貫通,將領指揮下屬如臂使指,其戰鬥力不言自明。創建湘軍水師時,曾國藩曾對下屬朱堯階交待:“水兵須招至4000人,皆須湘鄉人,不參用外縣的,蓋同縣之人易於合心故也。”在湘鄉,也許遇到的隨便一個人都是湘軍後裔。當地有一份《湘鄉錢氏六修族譜》,族譜中說:鹹豐二年,賊竄擾楚境,東南諸省糜爛。裏人羅忠節、王壯武訓練鄉勇,四出征剿。大父心存君國,命諸子應募從戎……文中提到的“諸子”有四位,除了三子過繼給堂兄之外,其餘三位都響應了父親“應募從戎”的號召。老大錢永菖,為藍翎守備。老二錢永康,性剛猛,以膽略自許,鹹豐七年(1857年)投軍,臨敵無不衝鋒陷陣,曾追隨曾國荃參與了天京之役,戰功赫赫,後賜號“碩勇巴圖魯”(滿族語,意為勇士),衣錦還鄉。而他的四弟錢永穰,軀幹修偉,是一位須髯落落、文質彬彬的人,看到長兄和二哥凱旋,深受鼓舞,於同治三年(1864年)隨湘軍將領劉錦棠遠征新疆。據統計,在這份錢氏族譜中,參與過湘軍的錢氏族人前後竟達17人,其中6人陣亡。這也透露了湘軍的一個重要特質,湘軍將士多為湖南老鄉,有的是親友、同窗、朋友,甚至兄弟父子同時入伍者不勝枚舉。湘軍的另一個特質,就是書生帶兵,滲入這些湘籍書生們靈魂的湖湘文化成為湘軍的文化基因。曾國藩隨身攜帶數十箱書籍,行進於漫漫而險惡的征程中,常常苦讀至深夜。湘軍名將羅澤南,本為湘中宿儒,許多湘軍名將都是他的弟子,他所帶之兵讀書氣氛最為濃厚,“朝出鏖兵,暮歸講道。”羅澤南的弟子,同為名將的王鑫,繼承了先生的特點,白天打仗操練,夜晚閑暇時則緊閉營門,指導兵勇誦讀《孝經》、《四書》等儒家經典,讀書聲傳出戰壕外甚遠。更為誇張的是,王鑫還是個天才演說家,他跟士兵宣講忠孝倫理,聽者往往痛哭流涕。一個團隊裏最堅定、最基本的力量,一定是具有情感認同的力量,這種力量如果是來自親情的話,並兼有共同的文化價值理念取向,那就最有保障了。曾國藩用親誼(親戚)、鄉誼(同鄉)與年誼(同學)作為情感紐帶,以家人子弟兵之法帶兵,把整個湘軍帶成一個家族的模式,大家共患難也共享福。在湘軍不斷取得戰爭勝利的過程中,湘軍中的許多將官得到提拔重用,甚至多地督撫道大員也由湘軍功勳將官擔任,當時號稱“天下督撫,半出曾幕”。據同治時期的《湘鄉縣誌》記載,湘軍中,湘鄉籍文武官員近8000人,其中有32人在《清史稿》中有傳。

地域的自然地理條件、經濟狀況和人文環境作為人生命運的背景,對人和事物發展變化的作用和影響是普遍的。但這並不意味著處於相同背景下的人和事物必須發生相同的變化,因為每個具體的人和事物所處的獨特的、局部的、微觀的環境對其發展變化的影響和作用也是非常重要的。同時,在環境麵前,人既有受其控製、影響的一麵,也有適應與選擇它的一麵。“人挪活,樹挪死”,“人往高處走,水往低處流,”講的就是這個道理。

選擇環境,選擇適宜自己的環境,實質上是選擇一種命運狀態。“走西口”,“闖關東”,是通過求生存來改變命運。“跳槽”、“出國”、“移民”則是尋求更適合自己的發展舞台,從而提升命運的層次和格局。貧窮落後的山區青年到經濟發達地區打工,學技術,學管理,積累資金,然後創業辦廠,由此開創命運新天地的成功事例,也是屢見不鮮。

黃貴銀是山區農村的孩子,家境非常貧寒,家裏10個兄弟姐妹,他是老小。黃貴銀很早就幫著父母操持家務,但主要任務還是放羊。十七歲那年,他覺得一輩子放羊沒有什麽出路,於是就跟隨著一個在沈陽家具廠工作的親戚,第一次離開了生他養他的大山溝。他在沈陽打工,從沙廠的篩沙工到小店鋪的雜貨工,不管多累多重的活,他都搶著幹。當時盛行國庫券,黃貴銀憑著敏銳的商業頭腦,開始做起炒國庫券的的生意。不到兩年,黃貴銀就賺到了他有生以來最多的一筆錢兩萬元。他有了原始資金就開始做代理生意。剛開始,他隻是做些機械產品的代理,像麵條機、壓餃子皮機之類的產品。1995年,他通過一位老鄉,試著做代理推銷濟南東風製藥廠的新膚蟎靈霜。沒想到,他做得順風順水,市場一下子就打開了。1996年,黃貴銀正式創辦九鑫實業公司,注冊資金100萬元,並拿下了新膚蟎靈霜的全國代理權。從公司注冊成立之日起,九鑫公司的銷售額每年以百分之二十至三十的速度遞增。10年之後,九鑫實業公司已成為國內藥品營銷行業的知名企業,黃貴銀本人也擁有過億的資產。

王寶強,一個普普通通的農村孩子,其貌不揚,資曆平平,不善言談,更沒有學曆。然而,這樣一個不起眼的小夥子卻成了2007年度中國最耀眼的明星,2008年又爬上福布斯的榜單,新出的自傳《向前進》成了各大媒體爭相追捧的對象。他在書中寫道:2005年和2006年,我曾是“傻根”、“阿炳”;2007年,我的名字從“傻根”變成了“許三多”、“許木木”。第一次看到《士兵突擊》的劇本時,我幾乎哭了,每一句台詞,似乎都是摸著我的心寫的。“許三多”說“不拋棄,不放棄”,“要好好活,做有意義的事”。那些漂在北京、飯都吃不上的日子,有多少次,我就是這樣對自己說,才一步步扛了過來。我根本沒有去演,因為從進劇組的第一天起,我已經一遍一遍告訴自己,“許三多”就是我,我就是“許三多”。我告訴過所有的人,我八歲那年就想拍電影。為了拍電影,我才去少林寺。如果當時家裏隻有我一個孩子,如果我的父母是城裏人,是工人,或者不用那麽奢侈,如果他們每年的收入稍微多一點點,我還會希望去少林寺嗎?我去少林寺,是為了拍電影,但我拍電影,是真的熱愛這一我完全一無所知的事物,還是僅僅為了離開?我又為什麽要離開?離開我的父親、祖父及世代耕耘的土地?離開我善良的母親?離開我的家?如果當初我不離開,今天的王寶強和城市裏街頭上任何一個衣著平凡的人,又會有什麽不一樣?或許沒有什麽為什麽。在我當初離開家登上開往他鄉的火車時,我就已經作出了選擇。而我今天的一切,都隻不過是選擇的結果。人最終都會成為自己想成為的人,不是嗎?如果我一個13億人裏最不起眼的農民的兒子,一個走過你身邊你都不會注意的農民工,都能夠實現自己的夢想,成為一個“明星”,那麽你,任何一個“其他人”,還有什麽做不到的呢?

人可以通過選擇地域環境,來改善或改變自己的命運狀態。選擇一個城市,選擇一種職業,都是選擇在哪裏演繹命運過程,在哪裏安築命運之窩。其實,人人都希望自己把窩挪到大樹上去,從灌木叢中喬遷到參天大樹上去!不過,對一般人來說,通過改變自己去適應環境遠比變換環境適應自己容易得多,因為人最容易把握的還是自己。人不能要求環境適應自己,隻能讓自己適應環境。“適者生存”,這是前人的偉大發現。隻有先適應環境,才能談生存,講發展。埋怨環境不好,常常是我們自己不好;埋怨別人太狹隘,常常是我們自己不豁達;埋怨別人難相處,常常是我們自己人緣差。這其中的核心思想,就是換個方式來思考問題。適應且善於利用與之相處的小環境,與自己相處的獨特的、局部的、微觀的環境“情景交融”。這個“交融”的過程,以及“交融”的背後,你不難發現命運的一部分秘密,甚至你會明顯地感覺到有一種神秘的力量,在牽引推動著你避禍趨福求福得福,使個人或家庭命運進程順暢、通達,不斷上升,從而使命運精彩迭出。1901年,美國曆史上產生了第一個年薪百萬美金的高級打工仔,他就是施瓦伯。施瓦伯出生在美國鄉村,隻受過很短的學校教育。十八歲那年,家中一貧如洗,他來到鋼鐵大王卡內基所屬的一個建築工地打工。當其他人都在抱怨工作辛苦、薪水低而怠工的時候,施瓦伯卻默默地勤奮地工作著,一邊積累工作經驗,一邊自學建築知識,決心要做同事中最優秀的人。夏天的一個晚上,在同事們打牌閑聊的時候,施瓦伯又像往常一樣躲在角落裏看書,正好被到工地檢查工作的公司經理發現。經理看了看施瓦伯手中的書,又翻開他的筆記本,驚訝地看著眼前這個人。第二天,經理把施瓦伯叫到辦公室,問:“你學這些東西幹什麽?”施瓦伯說:“我想我們公司並不缺少打工仔,缺少的是既有工作經驗、又有專業知識的技術人員或管理人員,對嗎?”經理點了點頭。不久,施瓦伯就升任為技師。後來,又一步步升到總工程師的職位上。二十五歲那年,施瓦伯就做了這家建築公司的總經理。施瓦伯的故事生動地告訴我們:當你無法讓全世界變成你想象中的模樣時,你可以將自己變成你想要的模樣。隻要你願意改變自己,你就能很好地適應環境,在適應的過程中使平凡的人生不斷出彩!

[ 打印 ]
閱讀 ()評論 (0)
評論
目前還沒有任何評論
登錄後才可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