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高消費的巨大隱憂

北京高消費的巨大隱憂

                                    2004年12月23日

何必

在國內，北京消費水平高是出了名的，曾經有一項包含住房、食品、服裝和娛樂等方麵的統計表明，在全球144個大型城市中，北京排名第11，比紐約高一位……（略。）

VIP是什麽？是very important person，是“非常重要的人”。能夠得到VIP待遇，那是文化、身份，禮遇、財富、價值、格調……當然，有非常重要者，自然也就有不那麽重要者，不重要者以及非常不重要者。如此，在帶有一場藝術饕餮盛宴當中，全然沒有了公民色彩，蛻變為遠離大眾而去的精英遊戲。

早就看到，北京的城市生活支出成本非常高昂，甚至曾經達到全世界第5名的成績。當時對這個位次及其依據感到很是困惑：以北京人的收入水平來是，再怎麽著好像也無法支撐在世界名列前茅的消費，畢竟巧婦難為無米之炊，總收入在那兒，限定了開銷量。但麵對白紙黑字的消息，又不知道該從何評價，也就按下不表。

現如今，又這麽個統計結果出現，說是北京總體消費比紐約還要高。這倒真是奇怪了。人均收入方麵，北京僅為紐約1/27，再怎麽花也不可能比紐約人花得多，這就像一個每月掙100元的主兒要去與一個月進僅3000的人比富鬥狠一樣不可思議；遑論中國人本身就有量入為出節儉儲蓄的民族傳統，即使考慮到如今媒體別有用心惡炒消費致使北京家庭負債率高達155％，那麽充其量也就是在收入上加倍，距離紐約人的腰囊還遠非可同日而語。

就在同一天，一向以給北京市找麻煩發布“假”消息著稱的《新京報》以“京城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為題，發布消息稱，22日，北京市統計局公布了前11個月北京城市居民生活狀況統計數據。1-11月，北京市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14331元，最高收入組與最低收入組差距較去年擴大，10%最低收入組人均可支配收入為5648.9元，同比增長0.6%；10%最高收入組人均可支配收入為32838.5元，同比增長23.74%，高、低收入組的收入之比為5.8：1，與去年同期的4.7：1相比，差距進一步擴大。另外，1-11月城市居民人均消費支出中，交通和通訊支出同比下降7.9%，為1448.3元，是八大類支出中惟一下降的。

看到這樣的消息，最先的反應就是，電視應該就此進行追蹤報道，而記者與北京市統計局聯係對方告知，《新京報》報道不準確，除了一個數據外，其他很多數據都是該報想當然造出來的；而那個數據也是在統計局例行發布公報上的，因而隻是前11個月的數據，並不代表全年情況，而該局將在12月份有個扶貧幫困活動，希望電視等“主流媒體”不要跟著瞎炒。而在被問及究竟是什麽數據不準確時，統計局方麵則顧左右而言他語焉不詳。此後電視台方麵則害怕拿這樣的題材進行報道給自己找麻煩，盡管當天晚些時候《法製晚報》也刊登了同樣的內容，電視台還是最終視若無睹般地集體性失語。

但盡管如此，還是擋不住各色消息紛至遝來。全國最豪華10所豪宅當中，北京就有4處；北京房價一直在全國獨占鼇頭，比照紐約上東富人區建造的連名字都照貓畫虎抄襲過來的北京上東富人區，價格甚至比紐約上東還要高；在各大城市當中，北京是私家車增長最快的，而麵對如此高速增長的車輛，北京大氣汙染狀況日益嚴重，到現在，北京市方麵已經恬不知恥地無視早在今年4月21日大氣中重度汙染天數已經超過去年全年該天數總和的事實，僅僅以出太陽就算來追求全年227個藍天這種計劃經濟色彩明顯而令人啼笑皆非的指標，但卻掩蓋不了一個事實，那就是私家車所造成的汙染乃至擁堵混亂並非僅又私家車擁有者支付成本，而是要由全體在北京的人共同麵對；北京各式各樣的高檔消費場所把北京已經變成了烏煙瘴氣的權錢交易中心，而開篇所謂公款消費內容的開誠布公也昭示著一幕幕紙醉金迷的內幕。

《中國經濟時報》張劍荊撰文介紹，每年年初在瑞士召開的世界經濟論壇吸引到的都是當今世界的名人，其影響早已超出商界和國別。會議有30多位國家首腦、數十位部長和1200位商界人士與會，論題有兩個，一是世界經濟的走勢，二就是全球的貧富差距。像達沃斯以往幾次年會一樣，這次會議也來了不少“不速之客”在會場外抗議，與會者對這些抗議者頗有怨言，但討論的題目說明，外麵的聲音還是起了作用的。而且，今年的年會還有一個有趣的特點：達沃斯論壇舉行的同時，在巴西的阿雷格裏召開了一個規模達4000人的“世界社會論壇”，也是首腦會議，與會者則都是“貧兒”國家，會議的主旨是要推動“另一種全球化”，最強烈的要求是取消發展中國家的債務，會議譴責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貿易組織和世界銀行，這些組織都是達沃斯的主角。不難想象，後者拉起“另一種全球化”的大旗，顯然有與前者的“全球化”叫板的意思。貧富差距竟然以對立的形式為全球注目，說明了問題已經十分嚴重。在達沃斯，安南先生陳述了這種嚴峻局麵，他說，在這個世界上，我們的許多同類每天依靠隻有不到2美元，全球衛生研究預算中隻有不到10％用於解決影響90％的人口的健康問題，對知識產權的保護要比對基本人權的保護有力得多。因此他敦促商界巨頭“成為更好的世界公民”。他警告他們，不能繼續以犧牲窮人的利益來換取全球化的利益，而是應當更多地維護人權和改善勞工標準、環保標準，否則，最終大家都不會從全球化中得益。

安南那通號召商界巨頭成為更好的世界公民的說辭，對於像比爾•蓋茨那樣早早宣稱除了給家人流下幾千萬美元遺產外將幾百億美元悉數捐贈給社會者來說，可能還有那麽點用；而對於《歐洲貨幣》胡潤與老東家《福布斯》分別發布中國“慈善榜”的結果而言，卻遠非心旌飄搖，反而卻加劇了中國富人們的形象危機：國內登記注冊1000多萬家企業中有過捐贈記錄者不超過10萬家，即99％的企業從來沒有參與過捐贈，也就有了李海倉、劉啟閩、周祖豹、劉恩謙等富豪紛紛被殺的社會仇富心態極致化行徑。如果世界公民都是這樣，那麽全球化演變成全球的生靈塗炭也就指日可待了。

巴西組織這麽個“世界社會論壇”，這本身就非常耐人尋味。位於拉丁美洲腹地的巴西，與其他拉美國家一道，共同承載著全世界對於拉美化的各種非議，而拉美化的核心內容，就是貧富差距及其所導致的社會動蕩暴力頻仍，處於無序狀態，在經濟表麵繁榮的背後，卻遮掩著大量弱不禁風的社會結構、以及在全球化浪潮中逐漸被邊緣化淪為發達國家加工廠以及廢棄物垃圾場的命數。而現在，巴西在南南合作當中挺身而出揭竿而起，率領一幫窮弟兄們向世界經濟秩序以及世界“主流價值觀”公開挑戰，也實在映照著拉美國家走出拉美化困境的急不可耐。

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印度人曾經非常興奮，以為可以加大貧窮國家的聲音，但現在印度卻忙不迭地與日本、俄羅斯和美國聯起手來加強合作，並以要成為世界大國的氣概謀求崛起。其背後的景象是，中國作為一個大國的責任感廣受世界質疑，作為“全球性公共產品”的安全、環境、健康、知識、治理等五大要素中，很多內容都被我們以“不符合中國國情”為借口，在“與國際接軌”浩蕩叫囂當中居心叵測地分離出來，當作內政來蠅營狗苟。

英國《經濟學家》分析說，很多樸素的中國人不習慣花錢，以前是沒有錢，現在是因為擔心未來。在改革前，城市人口收入微薄，但享有國家補貼的食品、住房和就業保障。現在他們需要自己負擔失業、疾病和退休。諾貝爾獎得主馬蒂亞•森認為，自由不僅是發展的首要目的，也是發展的主要手段。

如果社會失去了正義與公平，僅僅成為金字塔尖裏少數人酒色迷離揮金如土禍國殃民的樂土，而後果卻要由包括年收入不到千元人民幣者在內的廣大國民來承擔，其結局注定是不容樂觀的；在國家、集體（包括企業、單位）與個人（暫且不提非常理想化的法治社會中的公民）之間，次序變化已經是迫不及待的了，也就是說，權利向個人傾斜必定為社會穩定運行之大勢所趨。

照此情況看來，北京奢侈盛宴的背後的確非常值得驚心動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