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必悲觀時事

潘曉來信的作者之一。老麽哢嚓眼的。不迎合不爭論,不自以為是否定其他,不以為掌握真理,隻是口無遮攔唧唧歪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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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與國際慣例下的捐贈

(2022-12-16 00:51:24) 下一個

傳統與國際慣例下的捐贈

                                  2004年12月19日

何必

專程前來參加中華慈善文化(晉江)論壇的國家民政部副部長李立國在此間接受記者采訪時說,在新的曆史時期,加快發展慈善事業,對於弘揚中華民族的光榮傳統,整合、豐富社會保障資源,推動和諧社會的建設具有重要意義。自古以來,中華民族就有團結友愛、樂善好施、和衷共濟的優良傳統,各種義善之舉對減輕民眾疾苦、幫助困難百姓安居樂業發揮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與發達國家相比,中國的慈善事業與經濟和社會發展水平還很不適應。一些發達國家所動員的捐贈資源已經接近國民總產值的百分之十,而中國內地捐贈額還不到國民產值的百分之零點一。中華慈善總會成立十年所籌集的十多億人民幣的善款中,來自國外的占了百分之五十左右,來自港澳台的占百分之十,而中國內地捐款隻占百分之三十左右。中央政府已將慈善事業視為建立和諧社會的重要事業。中共十六屆四中全會明確提出,要“健全社會保險、社會救助、社會福利和慈善事業相銜接的社會保障體係”,這是中共第一次明確將發展慈善事業作為社會保障體係的重要組成部分。(2004年12月19日中新社)

聽者這位副部長的發言,還是那老一套八股強調:中國有著什麽樣的悠久傳統,好像如果中國曆史上找不到類似的典故就不能說明其合理性;現在此方麵做得很不到位,在國際上處於什麽樣的悲慘位置,似乎足以說明現狀之窘迫;黨政最高層如何重視,當然,沒有這點,想必決然不敢造次說出什麽非分之言;然後就是意義呀作用呀前景美好呀未來光明呀一通說辭。有時我真是想,這官員在公開場合說話,能不能也有點什麽新鮮的格式,給人們以耳目一新之感,別總是花著納稅人的錢,做些個讓人倒牙的事,有些聽上去還不錯的事也被這種老生常談俗不可耐的論調所覆蓋毀掉。

要說中華民族的悠久傳統,那可就多了,像天人合一,仁義禮智信,君子坦蕩蕩,不患寡而患不均,等等。說起來,現在還有什麽是可以在現實生活中看到的呢?中國擁有某種傳統,可近年來中國人的實際生活方式,已經將那些古董荒廢拋棄得赤手空拳了,幾乎沒有什麽傳統還存留在世間。我們動輒說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問題在於什麽是精華什麽是糟粕,此間分類標準完全是現在活著的人來定義的。就像來不來就說與國際接軌時那樣,凡是能夠搜刮民脂民膏巧取豪奪與民爭利時,如果中國傳統裏找不到,就趕緊跑到國際標準裏尋覓,比如銀行卡收費、酒店中午12點結帳、國有企業改製裏市場化動作等,而國際上真正流行的信譽至上生命崇高,卻被別有用心地諱莫如深。也就是說,傳統與國際慣例不過是胡適所謂漂亮姑娘,隨著使用者的喜好來挑選打扮,或者像德國曆史學家們所言,曆史就是汪洋大海,後來人隻是根據需要從曆史“事實”當中取出自己所瞄準了的那部分,“弱水三千,我隻取一瓢飲”,這也是傳統。

這位副部長頗有微詞地宣泄著中西方慈善慈善事業發展進程方麵的差距,而且從其所發布的數字上,也的確觸目驚心。發達國家捐贈資源占GDP總量10%,而中國還不到0.1%,從比例上差了100倍。這時候,就聽不到什麽中國第一、到2040年中國將超越美國成為世界經濟最強的國家的說法了,也沒有了到現在中國已經是世界第三大貿易國、已然到了小康生活水準那樣的喧囂了。

副部長微詞所針對的情況是如何得來的呢?在瑞士達沃斯全球經濟論壇上,《紐約時報》國際事務專欄作家弗裏德曼說:“參加本次大會的某些人士說,變革將會隨著數字時代的發展而出現。就我個人而言,我相信某一天,每個津巴布韋人都可以接觸到費用低廉的掌上電腦。但是,實際問題是,‘每個津巴布韋人都可以接觸到公正的審判嗎?’”我曾經想過,如果把其中換成中國人,必定通用,而且有過之而無不及。

本人大概算是有著太多不公經曆者了,也正因此才24年來一直成為媒體關注對象。我也不是沒有惻隱之心,雖則擔負不公但還是力求遵紀守法。可看到1998年三江洪水舉國人民自掏腰包給災區民眾捐贈、可最終捐贈款項悉數被災區政府用來購置豪華轎車、洪水還為退去防洪堤壩就被前往視察的朱鎔基怒斥為豆腐渣工程時,也就再也不去迎合這等給自己添堵的開銷了。除了後來在中央電視台被直接從工資裏扣除捐贈災區之款(這種強製性捐贈本身就讓自願捐贈成為紙上談兵,也成為令人退避三舍的勾當,誰也不敢說這些錢又是什麽地方的強令安排以及會跑到哪位官員的口袋裏;筆者在外資企業中的親友也有過公司強令捐贈的經曆,所以說外國什麽好東西到了中國也會變味兒)外,沒有過主動捐贈之舉。2002年《公益時報》采訪時,我談到如今慈善領域也成了腐敗之地,很多具有公益心的企業或個人采取了違背社會分工原則、不遠萬裏直接將捐贈錢物送到最終受贈人手中的荒唐舉動,分明已經是對官方慈善體係的排斥與蔑視。

改革開放後長期以來,對於社會效率的追求幾近成為至高無上的目標,在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方針指引下,中國社會各階層之間的財富以及由此而產生的占用社會資源方麵差距日益擴大,短短20幾年,中國就從一個處於貧困狀態裏的公平演化為一個國力處於國際中遊水平但貧富差距卻在全世界獨領風騷的國家,這在人類發展史上也是絕無僅有的。而之所以會如此,在對效率近乎瘋狂的追求時,對於社會正義與公平的有意忽視與排擠,正是形成現在社會狀態的原由。此時,並不能說沒有中國曆史傳統,也不能說沒有國際慣例以及拉美化的警戒,但當正義公平與財富追逐想必成了螳臂當車般孱弱,社會穩定係統的動搖自然在所難免。

而且,隨著個人擔負保障功能的增加以及相應的國家承擔保障義務的減少,社會保障體係基本上向國家免責方麵傾斜。在如此趨勢裏,要人們心甘情願能夠把捐贈增加,恐怕隻能是癡人說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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