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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生活的感受，對人生的思考，對世界的看法，對曆史的感悟，對未來的期待。
這完全是幾個朋友的理論、觀點和說法，我整理出這些文字，以《
近幾年來世界很不太平，全球經濟衰退、貿易戰、世界性傳染病、頻發的地區性危機、小國淪為棋子、列強紛紛入局，整個危機在螺旋性上升，各國內部的極端思潮泛濫。如果按照二十世紀的“劇本”，接下來就很有可能要步入世界大戰的不歸路了。但今天也和曆史有一些不同，比如核武器大大提高了大國之間開戰的門檻，而全球化的深度整合也有一定的緩衝作用。個人感覺，今天和一戰、二戰前最大的一個不同的因素，就是中國不同了。首先，中國成了全球經濟的發動機，使全球避免陷入到全麵的衰退和危機。其次，中國有戰略定力來繼續推動合作，不拉幫結派、不搞小集團。最後，從技術因素來看，西方過去這些年一直在搞去工業化、去實向虛，其工業製造能力已經不能夠支撐它們的戰爭野心。1941年，羅斯福總統自詡說美國是“民主國家的兵工廠”。當時美國的工業能力確實是影響戰局的一個重要因素。曆史到了今天，我們可以不誇張地講，中國的綜合能力就是對世界戰爭的關鍵製約因素。今天的中國將不再是前兩次世界大戰時代的棋子，而是有實力影響世界格局的一個負責任大國，有能力不讓世界再次陷入大戰的悲劇。
中國能夠做到和平發展而不是通過戰爭，根源是中國的製度和文化的傳統。有兩條根本原因，一條是古代中國是最大的定居型農業文明。第二條是現代中國是最大的社會主義國家。從一古一今這兩條國家特性出發，我們就可以找到中國和平傳統的很多根源。人類曆史上發生戰爭有六個主要原因，第一是為了爭奪生存資源，第二是王室和貴族發動的戰爭，第三是宗教戰爭，第四是軍人集團為了自身的利益而發動的戰爭。到了現代又產生了兩種新的類型，即第五資本所驅動的戰爭，第六是源自歐洲的民族主義和法西斯等極端思想所驅動的戰爭。我們可以看到，中國是比較好地解決了這些戰爭的根源問題。理由如下。第一，中國很早就在自然地理和經濟空間之內實現了大一統，自成一體。這就避免了中國內部的大量生存競爭，消除掉了絕大多數資源性戰爭和王室貴族戰爭的根源。同時，統一穩定也有利於文明的發展和積累，因而中國的物質生產和生活水平在多數時候也是世界上最高的。對於華夏祖先來講，在大多數時間裏對，外麵的瓶瓶罐罐通常也沒有什麽值得去打的動力。這很讓一些西方人驚奇，會覺得為什麽你那麽強大卻沒有搞擴張，為什麽鄭和船隊那麽強大卻沒有去搞殖民。同樣的思路，今天的中國照樣讓一部分西方人難以理解。會覺得中國已經成為多數國家最大的貿易、技術和投資夥伴，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生產者，竟然不搞擴張。從這一點看，美國對中國的打壓圍剿，其實是不取決於中國人的意圖，而是取決於中國人的實力的。第二，中國從西周以降，形成了一個很深厚的人本主義傳統。美國華裔曆史學家何柄棣先生有一個理論說，中國人是因為從周人開始，在黃土高原過上了定居生活，一代代人在同樣的土地上生生不息，就產生了代際之間很強的心理聯係。人和神也建立了一種親近的關係，慢慢地就形成了一個以人為本，而非以神為本的文化，這在世界曆史上是很獨特的。到秦代之後，中國又逐漸消除了貴族政治，進入到平民社會，講究平等（王侯將相寧有種乎）。可以說這兩個詞，“人本和平等”，是中國文化裏最核心的兩個要素。這兩大傳統也決定了中華文明的戰爭觀。近代大學者辜鴻銘曾經說過一句話，他說在我們中國人身上有其他任何民族都沒有的難以言喻的東西，那就是溫良。這個溫良，我們不能把它理解為溫順和懦弱，而是一種同情心，就是孟子講的惻隱之心。相反，在一個貴族傳統、種姓傳統、種族主義和社會達爾文主義盛行的社會裏，是很難產生這種普遍的溫良精神的。第三點，中國從西周以後就是以世俗政治為主流，所以才能避免地中海地區兩千多年的宗教戰爭。中華文明對宗教十分寬容，但是任何宗教要在中國發展，首要的就是要讓自己成為寬容、平等的宗教。這種宗教寬容，代表著一種人類文明的一個普遍性的未來。隻要國家大到一定程度、文明久到一定程度，都會麵臨這種宗教寬容的需求。因為大量的人口，千百年在一起生活，任何一個群體都不可能永久地、長期地忍受被歧視、被壓迫、被貶低的命運，所以就一定要反抗的。因此但凡統一到一定程度的大國，但凡有一點政治頭腦的統治者，都會以某種方式來推行宗教寬容。比如東羅馬帝國、奧斯曼土耳其帝國、印度莫臥兒帝國以及現在的美國，都曾經推行過某種宗教寬容，或者政教分離的原則。但是這些國家做得不徹底，它在上升期所產生的宗教寬容根基不牢，到了衰落期往往又要靠強化宗教來維持統治，維持秩序。第四點，中國有一個重要的傳統叫文治傳統。自古崇尚國家控製軍隊，避免軍人來幹政、或者軍隊用戰爭來綁架國家，這一點世界曆史上多數國家也都沒有很好地解決。即使到現代世界，德國、日本這樣的國家曾經被軍人集團帶入戰爭，美國的軍隊和軍工集團，今天仍然在綁架國家機器，一步步把國家給拖進衰落的陷阱。在今天大量的亞非拉國家中，我們看到軍隊仍然是舉足輕重的政治力量。在這方麵中國曆史上做了很多探索，今天的“黨指揮槍”的原則，就是人類政軍關係的最高水平，它使軍隊忠於人民，不可能成為一個特殊利益集團從而來綁架人民和國家的命運。第五點，從資本的角度來講，華夏文明有個特點，自古重農抑商，重本抑末。好處是在中國的曆史上，商人和財富很少能夠支配政治、操縱戰爭。現代資本主義釋放出了市場和資本的力量。它一方麵帶來了物質生產的極大擴張，同時也帶來了戰爭的泛濫。今天的中國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即重視利用資本，同時又強調對資本的節製，是不允許資本來控製國家和社會的，更不允許為了資本的利益而進行對外的侵略剝削和帝國主義爭霸戰爭。第六點，古代中國建立了人類最早、最發達的中央集權和官僚製度，在人類曆史上不管怎樣比，都是一套更加理性化、科學化的一套製度，不容易受某種狂熱的、或者非理性情緒的主導，對待戰爭非常的謹慎。在繼承優秀傳統的基礎上，現代中國建立了黨領導下的國家製度，更具有一種長期性的整體思維，有一種強大的責任感和理性精神，即對中國人民負責，也以理性負責的態度麵對世界。從以上可以看到中國人比較好地克服了人類曆史上戰爭的幾大原因，相應地就成為曆史上最勇敢但是又最溫良，即尚武但是又愛好和平的一個民族。毛澤東在《戰爭與戰略問題》一文中說過，我們是戰爭消滅論者，我們是不要戰爭的。但是隻能經過戰爭去消滅戰爭，就必須拿起槍杆子。我們的目標不但要求一國的和平，而且要求世界和平，不但求一時的和平，而且求永久的和平。中國的戰爭哲學為人類實現和平提供寶貴經驗和智慧，值得認真研究和學習。全球戰爭危機頻發，西方國家及其主導的國際組織在不斷地火上澆油，甚至直接下場參戰，它們要麽調停乏力、要麽公信力流失。在這樣一個時期，中國主導和參與的國際製度正在努力地推動和平與合作。越來越多的人參與到中國的和平事業中，也越來越認識到中國是人類和平與繁榮的希望。
中華文明愛好和平的傳統以及文明沒有中斷是與中國的幅員遼闊有關的，其他國家很難照搬。古埃及文明、古兩河流域文明、古印度文明，它們的河流都是縱向的，南北走向的，而中國的大河（長江、黃河）流向基本上都是橫向的。這意味著沿河而居的人們生活在同一個緯度上，有更大的農業區域。大體上黃河從東到西都是小麥產區，長江從東到西都是水稻產區，從而可以養活更多的人。人口多，農業發達，就不容易被外族消滅。相反，外族也易於被中華文明同化，從而被農業文明吸收進來，這也是文明型國家的一個標誌。我們常講“一方有難，八方支援”，隻有大國才具有這種能力。人口不超過兩千萬的多數國家隻有一方。美國雖有八方，卻沒有互相支援的傳統、文化和製度安排。中華文明是一種現代文明，意思就是它有製度安排來互相幫助，這既是傳統的，又是現代的。中華文明的獨特性和普遍性是辯證統一的關係，有些可能在過去是中國極特殊的一些方麵，隨著時代發展它可能會具有越來越大的普遍性。這種農耕定居文明愛好和平是有原因的，辛辛苦苦積攢下的一點糧食，是決不希望別人來搶的，這與遊獵、遊盜、遊牧等文化大不相同。農耕文明麵對外來攻擊跑不了，最後采取的辦法就隻能是，我變得越來越穩定，越來越大、越來越強，最後能生存下來。這就容易形成一種和平的傳統，包括物質文化生產的長期積累。進入現代社會，基本上國家、人口、城市都進入了定居狀態。中國古代的定居性，在今天已成為人類普遍的文明特征。
和平與宗教寬容很有關。世界上的一些熱點地區，往往在這方麵一直都是處於矛盾和摩擦狀態之中，很長的曆史積怨解決不了。一個文明大到一定規模，一定是已經完成了內部某種程度的宗教整合。要麽政教分離，要麽更加容忍。我們客觀地看曆史，中國與歐洲西方政治文化的最大差別就是宗教文化。在中國，儒釋道互補，包容性遠大於西方的一神教文化（隻有一個上帝，若你不信我這個上帝，你就是異教徒）。歐洲的曆史基本上就是宗教戰爭的曆史。中華“文明型國家”今天的崛起也與此有關。我們的宗教文化更加容忍和包容，我們強調宗教不能幹預政治，宗教就是一個信仰，一種生活方式。中華文明讓很多宗教變成我們文化的營養，而不是變成衝突的根源，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避免了宗教的政治化和政治的宗教化。中國古代也有非常重神的時期，如孔子就說過，商人重神。商朝是非常強調神的，但自西周開始就有了人本主義的思想和實踐。雖然在中國曆史上有很多次宗教試圖控製政治，包括道教、佛教都曾做過，但最後都沒有能夠綁架政治、控製政治。最終維持了一個能夠多元共存、互相尊重，然後由一個世俗的政軍權力來維持的共同的政治秩序的發展模式。今天回頭看，很多其他文明沒有做到這一點。要解決這種問題，一個方法就是基於現實主義（我是這個教，你是那個教，我消滅不了你，你也消滅不了我。），大家隻能坐下來，被迫接受共存，包括現代的國際關係和國際法體係的建立就是如此。較早前的天主教和歐洲新教徒打的也是非常慘烈，最後大量的教徒死亡讓人們感到不能再打下去了，最終坐下來簽署了一個《威斯特伐利亞和約》，從而產生了現代國家主權、產生了政治的非宗教化、產生了國際法、戰爭不殺平民等一係列的原則，目的就是為了解決宗教問題。這個基本方法就是通過現實主義，迫不得已接受一個公約。另一個方法就是通過現代化，通過發展，在發展中解決問題。比如歐洲人為什麽能夠走上比較世俗的科學理性的一個現代時代，一個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文藝複興。它通過一種世俗的商業、經濟、科技，一直到工業化這樣一個發展路徑，最後把它的宗教成功地溫和化、文明化了。我們可以看到在文藝複興之前，歐洲的基督教也是非常極端的，一直到美國建國，其早期各個殖民地的宗教也是非常極端殘暴的。後來走向了宗教寬容和共存的方向就是因為發展了。我們今天看到在中東地區的一些宗教極端化現象，也是因為發展出現的問題。沒有發展好，所以也就沒有那種從容的心態和自信的姿態。最終解決還是要靠充分的發展、文明的進步，才能最後讓宗教變成一個溫和的力量。要實現這樣的一種願景，就要崇尚一種真正的宗教自由。今天西方人特別愛講宗教自由，但他講的是各個宗教之間的自由。中國的憲法裏麵講的宗教自由，講的是公民有信教的自由和不信教的自由，這是真正意義上的自由。
關於均勢平衡與俄烏衝突。我們從已去世的基辛格的整個政治學說中可以看到他非常注重均勢。在他的博士論文中就以他年輕時的偶像，奧地利前首相梅特涅為範本做過專題研究。1815年拿破侖被打敗後，奧地利沒有完全地落井下石，而是讓法國保存一定的體麵，形成一種均勢，這對後來維持三十多年的和平做出了貢獻。與基辛格相反，布熱津斯基對烏克蘭的分析完全不同。基辛格認為烏克蘭是處在兩種文明的邊緣地帶（俄羅斯文明和西方文明），烏克蘭要成為這兩種文明之間的橋梁。布熱津斯基雖然也承認這是兩種文明，但他卻認為隻要烏克蘭還在俄羅斯人手裏，俄羅斯就會成為一個能夠足以挑戰美國的世界大國，還會死灰複燃。所以一定要讓烏克蘭加入北約，甚至讓整個北約盡量東擴、無止境地東擴，把俄羅斯完全改變性質並分成多個國家。這解釋了為什麽烏克蘭戰爭就是美國在拱火，最終以布熱津斯基的觀點占了上風。若保持均勢，就如同中國人凡事講究一個度那樣，就有可能形成一個長時間的和平。中國文化和文明中有溫良的基因在，它不是懦弱，而是我尊重你，我理解你，這是我們重要的人本主義的堅實基礎。
和平需要強大的國防實力，而強大的國防實力也是建立在其軍事理念、傳統文明等軟實力的基礎之上的。中國軍隊的理念是為人民服務，這在當代有很強的借鑒意義。西方經常講一個概念，叫做“軍隊國家化”，並以此來攻擊中國（你的軍隊是為共產黨服務的）。解構這個話語就是，中國共產黨是整體利益黨，其領導下的軍隊是為全體人民服務的。而西方政黨則是部分利益黨，在部分利益黨的情況下，最大的問題是國家可能被資本力量控製。在美國最典型的就是軍工利益集團，它已經超越了美國本身的利益，甚至給民眾帶來了傷害。巨量的資源浪費在戰爭上。此外，文明是離不開軍事力量的，但是文明和軍事力量之間有一個很複雜的關係。縱觀古今曆史，我們可以發現三個現象。第一個可以稱為“秦始皇悖論”，就是一個文明你的軍隊要能打。通過商鞅變法，秦國創造了一套軍事的邏輯，變成了一個軍國。但在天下統一後，如何讓這個力量停下來，能夠讓它被人民、被國家所控製，而不是變成一個獨立的政治力量，這就是“秦始皇悖論”。到了北宋，趙匡胤把這個問題解決了，但是帶來了第二個悖論，就是“趙匡胤悖論”，軍隊控製的很好，但不能打仗了。今天所謂的權力分立、三權分立、權力製衡都是宋朝發明的。宋朝軍權在中央層麵就已經三權分立，中央和地方又在互相製衡，軍隊的指揮權和作戰權也一直在製衡，將和兵之間也有製衡，最後導致的結果是打不了勝仗，這也延續了好幾百年。第三個悖論就是人民離不開軍隊，但是軍隊一旦變成一個政治力量，會反過來禍害人民，背後就是軍民關係的這個悖論。中國花了兩千多年的時間，最後由中共在三灣改編、古田會議等等的實踐基礎上，突破了軍隊與文明之間的這三個悖論。延續到今天，就是“聽黨指揮，能打勝仗，作風優良”。它背後包含了深遠的政治智慧，聽黨指揮就是解決“秦始皇悖論”，能打勝仗就是解決“趙匡胤悖論”，作風優良就是解決“軍民關係悖論”。這是人類政軍關係史上最高的一種製度水平。
麵對當今外部環境的挑戰，中國選擇走和平發展的道路，去實現中國式現代化，影響深遠。中國崛起帶來的重要變化就是我們有強大的止戰能力，帶來了巨大的和平希望。這種全產業鏈的崛起，工業化和國防現代化的崛起是和平的基石。相比於歐洲、中東，東亞地區四十多年沒有發生戰爭，這是一個奇跡，中國是這種和平的中流砥柱。中國要為世界和平做貢獻，第一就是要以身作則，通過和平方式發展起來，給世界其他國家的人民一個希望，可以不用西方那種慘烈的方式來實現發展。在馬凱碩先生的《亞洲世紀》中有一個觀點講，大國的崛起有一個規律，都是要通過戰爭的。美國符合這個規律，但是中國打破了這個規律。中國四十年沒有通過任何戰爭實現了中國式現代化，很重要的一條就是中國是通過和平來實現的。這提供了一個榜樣，沿著這條路來走避免戰爭。第二就是中國是在主動地塑造通過和平來解決一係列問題，從而給大家提供一個和平的機會。第三就是突破民族國家的局限。今天世界上很多戰爭都是以國家為單位的戰爭，因為現在是一個民族國家的時代，國家與國家之間的戰爭就成了一個普遍的現象。以“文明型國家”為基礎，中國是可以突破民族國家這個局限的，是可以給世界人民一個啟發的。我們既要認可現在是一個民族國家的時代，也要思考怎麽超越這個民族國家的時代。在未來我們要讓這個世界向好發展，就要在很多方麵超越出十七世紀所產生的民族國家的模式，對國家主權、對國際法、對國家與國家之間交往的方式，包括外交運作的方式，都要朝著一個新時代來發展。
帝國主義就是戰爭。當戰爭真正來臨時，人民又如何在戰爭中更有效地保護自己呢？今天美國憑著一個原因就可以來打仗，就可以來欺負、占領，然後要賠償、抵押資產等。可以說美國到哪裏，就會把戰亂帶到哪裏。相對於中國人來說，我們不是生活在一個和平時代，我們是生活在一個和平的國家。從曆次大戰中我們可以看到，有強大的國防軍事力量、止戰力量，是維護和平、保護平民的基石。平民，特別是婦女兒童在戰爭裏是最悲慘的，但是我們人類總是一個文明的物種，總是想製定一些規則，盡量地把戰爭局限在軍隊之間，而不要波及平民，但是實際上很難做得到。從歐洲來講，產生這種戰爭不應波及平民的思想，源自於1648年結束的三十年戰爭。之前一直是宗教戰爭，我一旦打敗你，你的人民就是異教徒，我要殺你的。在這個過程中，歐洲新興的資產階級為了做生意，對於他的商道、他的商隊、他的城市被摧毀是十分不滿的。所以他們就通過自己的力量促使各國王室要確實保障民事權力，戰爭裏邊不能波及民事。這本質上是為了保護新興資產階級的商業利益，客觀上帶來了對平民權力的保障。但是，實際上我們也可以看到，在理念上大家講的都很好，國際法上也有一整套的規則，各種學術研究也有平民怎麽在戰爭中生存的各種指南。但在實際運行過程中卻是幾乎很難做到的。今天的巴勒斯坦，平民是很難自外於戰爭的。既使你在戰爭裏沒有遇到傷亡，比如在中國近代帝國主義帶來的殖民戰爭，最後賠款四億五千萬兩白銀，平民也是要去承受這種財產損失的。解決這個問題的根本出路就是要讓自己的民族、讓自己的文明強大起來，讓我們這個民族不陷入到戰爭的泥潭，這可能是唯一有效的解決辦法。盡管西方經過啟蒙運動、經過文藝複興、經過宗教改革，應該會講理性、講科學，但兩次世界大戰都是西方打起來的，這本身就是對它們所謂崇尚理性的一個嘲笑。極端的民族主義終會給世界帶來災難。英國哲學家羅素曾經說過，中國有一個偉大的文明，這個文明是熱愛和平的。並預言終有一天中國會獲得足夠的自衛能力。一旦獲得這個能力後，中國這個崇尚和平的文化對世界將是一個巨大的貢獻。人類文明最根本的問題是戰爭與和平的問題，是衝突與合作的問題。人類文明之所以存在，就是為了化戰爭為和平，化衝突為合作，這個合作與和平問題應該成為各個社會科學學科領域的最根本的原命題。但今天卻是很多學科都不教，也不討論這個問題，最終就會導致年輕一代，以及社會各領域的人們從這個教育領域出來後，會覺得秩序、國家、法律、和平是天然應該存在的。這從來都不是天然應該存在的，是非常難實現的，是需要很艱苦的製度建設、國際鬥爭等才能實現的。如果真的是為了人們的利益，第一條就是要從製度上、國防上，從中華文明的發展進程上，讓我們立於和平之地，立於合作之地。
中國發展進入到了戰略機遇和風險挑戰並存，不確定、難預料因素增多的時期，這是中國對現在安全環境的一個基本判斷。這與以往的判斷有了細微變化，以前是機遇與挑戰並存、機遇大於挑戰。如今各種“黑天鵝”灰犀牛”事件隨時可能發生，那就必須增強國防意識，堅持底線思維，做到居安思危、未雨綢繆，準備經受風高浪急，甚至驚濤駭浪的重大考驗。何為風高浪急、何為驚濤駭浪？中國能否經受這種重大考驗？底線思維就意為著從最壞處著眼，安全的底線就是戰爭。一旦發生戰爭無非是以下三種形態：“大打”、“中打”和“小打”。中國的勝算到底有多大？“大打” ，就是全麵攤牌、全麵開戰。不是它（比如美國）不想為之，而是它不能為之。毛教員早就說過，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但現在的中國已經不是1840年的中國，也不是1894年的中國，現在的中國已經強盛起來了。某一次打敗了，我們有勇氣下一仗接著再打，一代沒有勝利，一代一代可以跟你死磕下去。不要忘記中國是擁有核武器的軍事大國（感謝老一代革命家勒緊褲腰帶給我們留下的寶貴戰略財富）。雖然綜合國力與世界頭號軍事強國尚有差距，但我們的作戰效能是一樣的。如果“戰爭狂人”不想與中國玉石俱焚，那你就斷掉與中國打大戰的瘋狂念頭。所以，大戰它是不敢打的。“中打”，就是解放台灣的戰爭。這類戰爭，中國與外敵各有優劣，但中國占盡天時地利人和。近來域外的霸權國家頻繁挑釁中國的底線，美國總統拜登在去年訪日時公然提出要“軍事保衛台灣”，這是曆屆美國政府不敢喊的一個口號，它已將之前的模糊政策清晰化。佩洛西的竄台，蓬佩奧的多次竄訪等，這一切都嚴重踐踏了中美建交三原則。中國在此時也必須要高高舉起法律的旗幟。憲法中有三句話：第一，世界上隻有一個中國。第二，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唯一合法代表。第三，台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國軍隊將不惜一切代價捍衛祖國的領土完整，試問美國敢不惜一切代價來協防台灣嗎？一個最明顯的例子，俄羅斯收複克裏米亞，以美國為首的北約與俄羅斯有陸地接壤之便利條件，它都沒有敢動武。一旦中國行使自己的權利，用必要的手段來收複台灣，美國能勞師伐遠、跨洋作戰與中國打一場毫無勝算的“代理人戰爭”嗎？美國沒有這種膽量。台灣問題是中國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關係政治基礎中的基礎，是第一條不可逾越的紅線。這既是正告，也是警告。從幾次閱兵公開展示的武器裝備中，我們可以看到的東風-17導彈，就是一個高超音速飛行器。它有兩大獨門絕技，第一就是飛行速度非常快，達到10馬赫，美國根本就沒法發現和進行有攔截。第二就是采取了錢學森彈道（錢先生生前已設計了這種彈道，但由於當時的工藝水平達不到，沒有實現，但現在實現了）。西方國家界定的錢學森彈道，就叫“水漂彈道”。打水漂的人也不知道水漂在水麵上運行的軌跡。這種高低不平、起伏不定的姿態就沒法攔截，也沒法捕捉。這種被西方國家稱之為“中國的戰略殺手”導彈，它的射程達到2500公裏，可以涵蓋第一島鏈（日本列島、琉球列島、台灣地區、菲律賓）。第二個“戰略殺手”就是東風-26導彈。西方國家原來認為東風-26是專門打美國在太平洋的關島軍事基地的，所以把它稱之為“關島快遞”。但沒想到東風-26導彈的射程是4500公裏，可以打到關島、打到印度洋的迭戈加西亞，還可以打擊海上大型機動作戰平台，航空母艦。這也被稱為“航母殺手”。4500公裏的射程涵蓋了關島和馬裏亞納大海溝（第二島鏈）。美國來協防台灣地區，如何才能做到？還有國之重器東風-41（具體的技術特點保密），根據外界的報道，東風-41一枚造價20億元人民幣，以25馬赫的速度飛行。25馬赫意味著每小時飛3萬公裏。中國到美國也就1萬多公裏，一個小時飛來回，射程1.5萬公裏，帶十枚彈頭，核打擊160個城市，29分鍾達到紐約，也就是可在半個小時內把紐約炸平（當然信不信由你），這就叫戰略威懾。總之，一旦世界強國發生不可避免的戰爭的時候，無非就是“大、中、小打”。而“小打”，就是指保衛南海、東海領土、領海主權和邊境安全的局部戰爭。對此，中國絕對不會主動惹事，也絕對不怕事。民眾最關注的就是南海問題和中印邊境問題。在南海，美國不斷地鬧事，它提出的理由就是，中國在南海正在進行軍事化建設。夏威夷、關島距離美國本土十萬八千裏，美國都把其變成了軍事基地。中國在主權範圍內的一些島礁上進行國防建設何罪之有？對南海問題完全可以放心，島礁建設和防禦性設施已達一定水平，設置了反艦導彈和防空反導導彈，也部署了軍用飛機等，這些就是“不沉的航空母艦”。至於中印邊境問題，軍方的口號就是：界線就是底線。背後就是祖國，絕對不守丟一寸土地。 最後的結論是，一旦中國與世界頭號軍事強國交戰，大仗，敵人不敢打；中仗，中國不怕打；小仗，我打必勝。這就是我們的國防自信。
我們對台灣戰爭會不會真的發生的態度就是：從最壞處著眼，爭取最好的結果。何為最壞處？當台灣有可能宣布獨立、或台灣問題要長期拖下去、以及外部勢力的幹涉（一些域外國家不斷在挑戰中國的底線）。這些是絕不能容忍的，中國軍隊也絕不會手軟，必定會實施祖國賦予的使命，就是不惜一切代價去捍衛國家的主權和領土完整。今天，加速統一的進程正在加快，背後有強大的軍事力量為後盾，也有很多非軍事手段可以采取。所謂的第一、第二島鏈是一個自然島鏈、物理島鏈，是一個有形的島鏈。中國國防實力的提升，已使其效能逐漸減弱。現在美國又在營造一個無形的島鏈，就是所謂的意識形態鏈，來圍堵中國。實際上這種圍堵貌合神離，因為各個國家都有自己的國家利益，不可能完全地綁在美國的戰車上。不可能抗拒了中國的大市場。不可能忽視中國的產品給世界帶來的物美價廉的紅利。不可能無視“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給全世界釋放出和平共贏的希望。因此，那種所謂的“意識形態共同體”是無法抗拒中國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因為這是一個綜合的安全觀，一個共同的安全觀，是以合作為手段的安全觀。實際上，美國拚命地去組建“意識形態共同體”，這也是它實力不足的表現之一。從地緣的角度來看，這種“破碎的板塊”要能夠形成合力是非常困難的，成本會非常高，貌合神離的情況會不斷地出現。從效能上講，美國自己的軟實力、硬實力都在俱竭。去年8月初英國雜誌《新政治家》刊登了一篇文章，標題就是：《西方已經沒有能力再發動戰爭》，其中引用了烏克蘭國防部一位高級官員的言論，他說俄羅斯在上一個星期共向烏克蘭幾個地區發射了50萬發155毫米的炮彈。文章指出美國現在的產業能力一個月開足馬力能生產2萬發，一年24萬發，也就是美國兩年才能夠生產這麽多的彈藥。當你玩金融化的不斷迭代、錢生錢的遊戲玩到一定程度之後，你就喪失了真正的製造業的能力，這也將最終影響你的國防實力。得力於中國的造船工業強大快速的發展（世界第一），中國的海軍發展的非常快。去年的訂單已經達到了1000萬噸數量級，每年可以給中國海軍提供20萬噸先進的武器裝備。而美國一年要為海軍提供這個數量級質量級的先進艦船是完全做不到的。與美國現在艦船總噸位相比，美國是350萬噸，中國是260萬噸。但中國的增量是以每年20萬噸的速度，相信不久的將來就會超過美國。這就是能力和效能的問題。在效能上，美國缺乏對中國文化的了解，不懂的何為愈挫愈堅，不明白為什麽越是有阻力就越是有任性和堅毅力這樣一個中華文明的傳統。毛教員曾經有一句名言，你封鎖吧，封鎖100年我們啥都有了。在東海設立防空識別區、在南海設立三沙市並建島，這都是被逼出來的。也是封鎖激發出來的全民族的意誌的結果，美國是沒有看到的。 現在又到了一個時間節點上（兩場大選），這也對中國的國防建設和國防需求發揮了一個牽引作用。中國以往對台灣問題的戰略方針，在上世紀五十年代提出的是“我們一定要解放台灣”，以後改為“和平統一，一國兩製”，這是基於“兩個寄希望”。一個是寄希望於台灣當局，一個是寄希望於台灣人民。現在這兩個著眼點都發生了變化。首先台灣當局民進黨長期執政，LQD也自稱是“台獨”工作者，這就意味著它是一個堅持“台獨”理念的政黨，就不能再寄希望於它。而台灣民意也在發生變化，原來讚成統一的人士逐漸老化、淡化、邊緣化，而台灣青少年又長期受“去中國化”教育，甚至有一些台灣青少年把自己叫做“天然獨”。麵對這種情況，我們一方麵要加大工作力度，另一方麵也必須要讓台灣民眾認識到，如果分裂，他們將會遭受到不可承受的代價。在這方麵中國別無選擇，也絕不會手軟。中國人不打中國人，那是對台胞釋放的善意。但如果不認為自己是中國人，又霸占著中國的領土台灣，那就不可能阻擋中國收複台灣。如果你要抵抗，你就必須要付出代價。
中國軍隊是中國崛起的定海神針。麵對著“環中國衝突帶”，建設世界一流軍隊就成為中國發展的必然要求。第一，在軍事思想、軍事理念和戰略戰術上，中國軍隊要以毛澤東軍事思想為根基，並以新時代的不斷發展。第二，在裝備建設方麵，要不斷快速高質量發展，有些已經接近或超過了世界先進水平。第三，在人員、製度建設（人的因素）方麵，提出了“四有”軍人（有靈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以及強力在軍隊中反腐，徹底改變軍隊麵貌。要知道，腐敗不除，未戰先敗。第四，在編製體製改革方麵，一個一流軍隊就是要把人和武器有效地結合起來。新一輪軍改，正在促使和要求軍隊的戰鬥力與新型的戰爭形勢、戰爭模式相匹配。以上四條是中國軍隊能真正成為世界一流軍隊、能夠有效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根本保障。此外，美國多年來就沒有停止過打仗，在不同的熱點地區都以不同的形式介入過戰爭，也因此就有很多作戰經驗。從這一點上講，中國軍隊的止戰能力也將受到考驗。中國軍隊有近四十年沒有打仗了，到哪裏去學習戰爭？毛教員說過一句話，“我們在戰爭中學習戰爭”。俄烏衝突、巴以衝突，給我們提供了一個模板，可以在別人流血的戰爭中來學習戰爭。在這次俄烏衝突中，俄軍有好的作戰經驗可以吸取借鑒，也有一些教訓也可以總結。包括美國打的一些戰爭，它的新戰法、新武器、新的作戰理念，都是可以從中學習借鑒的，這是一個向外界學習的過程。同時我們自己要加強實戰化的演練，真正的“練為戰”，從難、從嚴、從實戰需要出發。真的要把對抗的理念引入到訓練中，設置假象敵作為真正的對手，真刀實槍地對抗。還有就是利用先進的智能模擬裝置進行模擬訓練，從而達到常規訓練不能達到的一些標準和水平，使訓練質量不斷提升。這一切都將為國防實力的提升，提高止戰能力發揮重要作用。
這些就是中國的國防格局和自信的基礎，也是中華文明理解的戰爭與和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