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立獨行
真理在開始的時候隻掌握在少數人手中，往往是在一個人手中，但卻對大多數人有重大的影響。
上文講到郭嵩燾，他說，“竊謂西洋立國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賈、造船、製器，相輔以益其強，又末中之一節也。故欲先通商賈之氣以立循用西法之基，所謂其本未遑而姑務其末者。” 他是把西方文明當作一個係統來看待，需要整體學習借鑒。 而他在英國的考察，覺得這個製度太好了，就是先秦孔子的理想變成了現實。
第二次鴉片戰爭如果讓郭嵩燾去談，就會有與日本黑船事件類似的結果，而不會出現僧格林沁全軍覆沒、火燒圓明園、鹹豐帝北逃死亡、巨額賠款等後果。如果按郭嵩燾的想法借鑒英國的製度進行改革，中國的成就就會超過明治維新的日本。
當然，這些都沒有發生，中國錯失進入發達國家的機會。複盤曆史，就是為了不再出現戰略失誤。一個原因是守舊人士以既有的觀念（重農抑商，閉關鎖國，天朝上國）來評價郭嵩燾的建議。機會是意料之外的，機會是創造出來的，但如果決策層不能理解和接受新的觀念，機會就白白流失了。
所以，要想成為發達國家，有三個條件：第一，有人想通了整個係統；第二，決策層接受；第三，執行層麵可行，包括人才和資金。比如，日本人經過近兩年的考察知道英國的製度很好，美國的製度最好，但都不適合日本國情，他們選擇了以德國為樣本，但采納了美國的商法。
曆史不斷地重複。2003年，我想通了整個係統，但中國又錯失了一次進入發達國家的機會。不然的話，中國的國民生產總值將比現在的數據高十萬億美元，這個是什麽概念，也就是每小時多出十億美元，觀念的價值是多麽巨大。反映到普通民眾，那就是收入翻倍，過上環境優美、社會和諧、高品質低能耗的舒適生活。
我人微言輕，我決定先向中國政府部門、工業界和投資機構介紹我的兩個重大技術創新，如果這兩項重大技術創新項目成功的話，後麵關於體製文化思想方麵的建議才可能有人聽得進去。這兩項重大技術創新是手機平台和自動道路，每一項都是萬億美元級別的重大技術創新。
手機平台已經被喬布斯成功地開發出iPhone，已經被証實是萬億美元級別的重大技術創新，不必多說。當時，我說服了中國一家著名公司的CEO，可是他因此被董事會解聘了，我這不是害了人家。
這裏多說幾句關於自動道路對環境和城市發展的影響。自動道路的能耗是250英裏/加侖，這是一種低能耗的交通工具。自動道路可以達到城市出行速度80公裏/小時，而二十年前中國城市的汽車平均速度約10公裏/小時，現在約25公裏/小時，地鐵和公交的平均出行速度分別為13公裏/小時和10公裏/小時。當時，有個別人看到了自動道路的潛力，但他們的資本太少，不是一億元人民幣，而是100億元人民幣數量級的研發投入。據我猜測，一家美國公司投入近100億美元失敗了，這個比手機難度要大一些，對世界的影響也要大一些。雖然開發的難度很大，但就像手機一樣，自動道路對用戶來說非常容易使用，就像使用電梯一樣簡單，七歲小孩就可以單獨使用。
關於體製文化思想，我不會公開地說，一些大家引以為豪的事情可能是錯的，國家往往花大力氣給自己挖一個大坑。比如，嚴厲的計劃生育政策，等到普通人發現其不良後果已經為時已晚，危害已經發生。目前，中國麵臨著中美衝突和中等收入陷阱兩大麻煩。除非有重大戰略調整，無法進入發達國家。
中國發展的瓶頸在於決策層沒有能力識別技術和製度創新。你不能依靠專家，專家是在既有的框框下思考問題，創新是在專家的框框之外。中國有大量的理工科專業人才，這些人才需要在一個係統中才能發揮作用，我這樣的係統發明家就是給他們創造工作機會。中國現在的科研經費每年大約3.3萬億人民幣，也是相當可觀，但因為決策層的製約而效果欠佳。
寫這種文章是開玩笑吧？難道從來沒學過人類社會發展史？
中國在近代的失敗是農業文明的失敗，也是天人合一世界觀的失敗，敗給了競爭，而當時的競爭是以殖民主義模式體現，目標都是搶奪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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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現在還以搶奪，競爭，和殖民來為中國進入不了西方文明體係找說辭，不是蠢就是壞。
中國有過天人合一？如果你是說皇帝們用自己是天子來解釋，那是天人合一過，當然那是不要臉的謊話，欺騙人民服從於也是肉眼凡胎的皇權思想。老毛的和天地人鬥，別說天人合一，人與人之間簡直是你死我活。
民國時期的中國已經進入世界文明體係的軌道，兩次世界戰爭都站到正確的一方。現在，因為皇權大國思想再次和清末一樣泛濫，那就和老毛那時一樣，不止脫離軌道，而且盲目在自我造就的危險的盤山道上輪回。
中國在近代的失敗是農業文明的失敗，也是天人合一世界觀的失敗，敗給了競爭，而當時的競爭是以殖民主義模式體現，目標都是搶奪市場。
在這個問題上中國迄今也不能適應，因為中華文化已經超越了這個階段。曆史上不同文明麵對同樣局麵的時候無一不是國家分解文明中斷或者轉移，但中國並沒有發生，這是因為中國文化的因素，遠比殖民文化強大有底蘊。
但這種文化也就必然不願意走競爭的路，而是看長期。
這個現象在中國曆史上已經上千年了。
這不是某個人或者某件事可以改變的，也並不是缺點，而是曆史的必然。
中國在曆史上最發達的時期也沒有發展出殖民主義，就是這樣文化因素。而殖民主義本質上是奴隸製的延伸，中國文化早就越過了這個階段。
從世界發展史看，因為大航海的發展，陸權國家天然不具有競爭優勢是不難解釋和理解的，這就像曆史上中原打不過匈奴或者其他北方遊牧民族一樣（漢武帝是一個例外，也與霍去病等人的不遵守當時戰爭規則有關）。
因此在大航海時代，海權國家，西班牙荷蘭英國和後來的日本美國具有競爭優勢是很容易理解的，中國與更早些的法國德國那樣沒有希望也是不難解釋的。
寄希望什麽事件可以產生奇跡是很荒謬的世界觀，日本之所以可以接受黑船事件的影響，是因為這是日本已經進行了幾百年但沒有成功的事情，白江口一戰迫使日本不得不放棄殖民主義思維（當時並沒有殖民主義這個詞而已）四百年，但並不是不想，日本是個海島，海權國家的本質。
一旦發現有成功的，當然要學習，這就與英國在被荷蘭擊敗和占領，就學習荷蘭並且取而代之的模式。
因為都是在陸地缺乏資源，不得不依賴海權國家思維的環境。
中國如今是世界曆史上第一次出現不是海權國家但卻擁有世界最大海軍的局麵，會怎麽發展沒人能預測，而出現這種現象就是因為中國曆史上是傳統的陸權國家，與德國俄國伊朗一樣，都是殖民主義時代的loser。
看看拜登的團隊決策又有多少識別技術和製度創新？再過20年回過頭來再看中美兩國，你就會了解美國的決策也好不了哪去。
按照中國士大夫讀書人編造的曆史，所謂中國古老文明的起點，所謂文明不斷的王朝的起點就是夏禹治水。堪稱諾亞方舟的東方版本。然而至今沒有任何實證能夠證明夏國確實在東亞曆史上存在過。而且至今東亞也沒有治得了水，隻是治得了人。沒有天災，全是人禍。更準確地說，全是皇禍。沒有皇帝就沒有這麽多災禍。因為就沒有理由去保首都，顧大局。大家各安天命，趨利避禍，本來沒什麽大不了的。
按照士大夫官僚的史觀，東亞大陸大體上統一了東亞大陸平原地區的政權和首都是：秦國和前漢是今西安；後漢和西晉是今洛陽；隋唐國是今西安；北宋是今開封；元明清國加今國是今北京。這樣的選址不是偶然的。
東亞文明在古代的主要輸入來源，或者說武力和統治者的來源是大草原。在航海技術不如馬匹可靠的三五千年內，大草原是歐亞大陸東西溝通的主要渠道。或者說貿易和高階文明衝擊低階文明的主要渠道。
這個渠道又分兩大路。一條是北道，是全大草原道，北疆蒙古滿洲道。一條是南道，也就是所謂絲綢之路（其實絲綢存在以前就存在）。北道登陸東亞大陸的主要港口，就是北京，其次是大同。南道登陸的主要港口是西安，然後接洛陽開封進入華北平原，另一個岔口是成都。
商周秦走的都是西安洛陽為主的方向，三星堆走的是成都方向。秦趙，漢匈之爭，其實也是西安大同之爭。魏隋唐則是大同太原西安的統一。到五代可以說是開洛延伸西安和大同太原之爭，同時唐中到遼金，北京逐步崛起。其實唐初的關西河東之爭，包括幾次伐遼，也是西安北京之爭越來越多。最終到元，北京取代了西安方向，成為大草原入主中原的主要節點。
造成這種轉移的原因，一方麵是西域自然條件的惡化，南道不如北道。另一方麵也是大一統首都對周邊地區的破壞效應。大一統本身不是什麽大禹治水，集中力量辦大事。而是擴大吸血範圍，為統治者提供更多的供養。山高皇帝遠的還能陽奉陰違一些。在天子腳邊的是最倒黴的。在皇上身邊的還是為虎作倀跟著喝湯的首都居民。出了首都那肯定是貧困帶。
關中過去是富甲天下的地方。有了首都以後幾百年就日漸貧困。結果不得不遷都洛陽開封。汴京也一度是當時世界上最繁華的都市。雖然大宋其實很窮很窮。結果金兵打破金玉外衣後，河南一蹶不振，貧困至今。步了陝西後塵。接下來自然是河北和山東。山東的倒黴倒不是離首都太近，而是因為在大運河這條吸血管上。經常像為了雄安一樣為二首都犧牲。河南河北山東，就是華北平原。本來是東亞大陸最好的土地，結果成了幾乎最差的地方。歸根結底就是因為攤上了大一統這隻大螞蟥。
而現在所謂好的地方，北上廣深港。北就是個濫竽充數的不是生產的強盜窩。廣深港其實是一體，就如西安洛陽開封是一條線上的一樣。加上次一等的天津大連，就是大航海取代大草原以後的西方高階文明進入東亞大陸的新港灣。東亞自古以來都是靠輸入西方的文明技術秩序來維持的。隻不過不幸的是，這些輸入的坦克手機等等往往成為加強大一統的工具，而沒有能直接輸入地方和人民手中。如果東北華北不需要供養吸血蟲的中央，直接向西方開放，日子肯定比現在好的多。至少滿洲國和台灣就是實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