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文講到郭嵩燾，他說，“竊謂西洋立國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賈、造船、製器，相輔以益其強，又末中之一節也。故欲先通商賈之氣以立循用西法之基，所謂其本未遑而姑務其末者。” 他是把西方文明當作一個係統來看待，需要整體學習借鑒。 而他在英國的考察，覺得這個製度太好了，就是先秦孔子的理想變成了現實。

第二次鴉片戰爭如果讓郭嵩燾去談，就會有與日本黑船事件類似的結果，而不會出現僧格林沁全軍覆沒、火燒圓明園、鹹豐帝北逃死亡、巨額賠款等後果。如果按郭嵩燾的想法借鑒英國的製度進行改革，中國的成就就會超過明治維新的日本。

當然，這些都沒有發生，中國錯失進入發達國家的機會。複盤曆史，就是為了不再出現戰略失誤。一個原因是守舊人士以既有的觀念（重農抑商，閉關鎖國，天朝上國）來評價郭嵩燾的建議。機會是意料之外的，機會是創造出來的，但如果決策層不能理解和接受新的觀念，機會就白白流失了。

所以，要想成為發達國家，有三個條件：第一，有人想通了整個係統；第二，決策層接受；第三，執行層麵可行，包括人才和資金。比如，日本人經過近兩年的考察知道英國的製度很好，美國的製度最好，但都不適合日本國情，他們選擇了以德國為樣本，但采納了美國的商法。

曆史不斷地重複。2003年，我想通了整個係統，但中國又錯失了一次進入發達國家的機會。不然的話，中國的國民生產總值將比現在的數據高十萬億美元，這個是什麽概念，也就是每小時多出十億美元，觀念的價值是多麽巨大。反映到普通民眾，那就是收入翻倍，過上環境優美、社會和諧、高品質低能耗的舒適生活。

我人微言輕，我決定先向中國政府部門、工業界和投資機構介紹我的兩個重大技術創新，如果這兩項重大技術創新項目成功的話，後麵關於體製文化思想方麵的建議才可能有人聽得進去。這兩項重大技術創新是手機平台和自動道路，每一項都是萬億美元級別的重大技術創新。

手機平台已經被喬布斯成功地開發出iPhone，已經被証實是萬億美元級別的重大技術創新，不必多說。當時，我說服了中國一家著名公司的CEO，可是他因此被董事會解聘了，我這不是害了人家。

這裏多說幾句關於自動道路對環境和城市發展的影響。自動道路的能耗是250英裏/加侖，這是一種低能耗的交通工具。自動道路可以達到城市出行速度80公裏/小時，而二十年前中國城市的汽車平均速度約10公裏/小時，現在約25公裏/小時，地鐵和公交的平均出行速度分別為13公裏/小時和10公裏/小時。當時，有個別人看到了自動道路的潛力，但他們的資本太少，不是一億元人民幣，而是100億元人民幣數量級的研發投入。據我猜測，一家美國公司投入近100億美元失敗了，這個比手機難度要大一些，對世界的影響也要大一些。雖然開發的難度很大，但就像手機一樣，自動道路對用戶來說非常容易使用，就像使用電梯一樣簡單，七歲小孩就可以單獨使用。

關於體製文化思想，我不會公開地說，一些大家引以為豪的事情可能是錯的，國家往往花大力氣給自己挖一個大坑。比如，嚴厲的計劃生育政策，等到普通人發現其不良後果已經為時已晚，危害已經發生。目前，中國麵臨著中美衝突和中等收入陷阱兩大麻煩。除非有重大戰略調整，無法進入發達國家。

中國發展的瓶頸在於決策層沒有能力識別技術和製度創新。你不能依靠專家，專家是在既有的框框下思考問題，創新是在專家的框框之外。中國有大量的理工科專業人才，這些人才需要在一個係統中才能發揮作用，我這樣的係統發明家就是給他們創造工作機會。中國現在的科研經費每年大約3.3萬億人民幣，也是相當可觀，但因為決策層的製約而效果欠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