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較文學與中國的十四行詩問題（讀書筆記之四）

       （大華府區華人書友會上的講演）

        大家好！感謝夏勁戈會長的邀請和剛才熱情的介紹，謝謝大家舍棄了一個美麗的秋天周末的下午來聽這一個講演。今天我的講演，首先向大家介紹什麽叫比較文學，然後就中外詩歌的形式尤其是十四行詩體，貢獻一點自己研究的心得。 

“比較文學  ”這個說法是法國的學者在一百多年前提出來的。在當時的歐洲，由於民族國家的形成，各國學者都致力於各自民族文學的整理和研究，研究的方法，是從社會背景，作家生平來詮釋作品，也就是所謂“知人論世”的套路。後來，法國的學者卻認為僅僅對國族文學的整理和研究是不夠的，文學的研究應當跨越國族的界限。德國的大詩人歌德(J.W.Goethe ) 支持這種超國界的視野，晚年甚至提出了“世界文學”的概念。然而不管是法國學者的“比較文學”還是歌德的“世界文學”，著眼點都在歐洲，這是需要說明的。法國的比較文學研究者從事的是一種“影響的研究“，關心的是一個國族的文學怎樣被另一個國族的文學家接受，模仿和創造性地轉化，追溯和清理文學跨越國族疆界旅行的軌跡。本世紀三、四十年代，留學西洋歸國的作家學者如梁宗岱、錢鍾書、陳銓等人都曾努力推動中國比較文學的研究，遺憾的是四九年以後中國大陸比較文學研究有相當一段時間的停滯，直到七十年代末才重新有了拓展，幸虧台灣和香港的學者不曾因政治的負麵影響而使研究有所中斷，文革以後在中國比較文學研究會嶽黛雲，王寧、楊慧林諸位會長的努力下，比較文學的研究也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二戰以後，美國的比較文學學者提出了所謂“平行的研究”，即國別文學之間即使沒有發生過關係，照樣可以進行比較研究。所以莎氏比亞可以和湯顯祖比較，《紅樓夢》可以和《源氏物語》比較。比較文學研究甚至可以跨越學科，比如文學與音樂、與哲學、與宗教、與心理學甚至數學，都可以進行比較。中國的古詩中的一些名句中的美麗意象，如“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據說無非是在用文字圖解幾何學中的諸如“垂直”、“相切”的概念，所以可以給人留下深刻印象，等等。

平行的研究先按下不表，今天我們把話題集中在所謂影響的研究。 利用法國比較文學影響研究的模式，可以闡清許多中西文學交往的姻緣。比如我們可以考查十八世紀初成為法國宮廷趣味時尚的所謂“漢風“（Chinoisierie) 對歐洲諸多作家創作的影響。法國漢學宿老雷慕沙(Abel Remusat)曾翻譯幾部明清流行的才子佳人小說如《玉嬌梨》、《花箋記》等，歌德閱後對中國文學極為推崇，受此激發他特地寫下了“德中四季晨昏雜詠”組詩，模仿中國山水詩的形式和氛圍，表達其對中國文化的仰慕之情。另一個德國作家席勒(F. Schiller) 則著有劇本《中國公主杜蘭朵》，該劇後來被意大利浪漫派歌劇作家普契尼 (G.Puccini) 改編為歌劇，曾由張藝謀執導在北京故宮旁邊的太廟上演，一時成為文化盛典。二十世紀德國作家布萊希特(B.Brecht) 曾潛心研讀老子和白居易，其影響在他的詩歌創作中頻頻顯現，他寫有一篇敘事歌謠“老子出關著道德經的傳說”和《趙氏孤兒》歐洲版的《高家索灰蘭記》的戲劇，布氏戲劇表演“疏離化效果” (Entfremdungseffekt) 理論的建立,也直接源於一次觀看梅蘭芳的京劇表演藝術的經驗。文學的國際旅行常有奇特的經曆，對他國文學的誤讀也常導致奇妙的結果。美國大詩人龐德(Ezra Pound)鼓吹意象主義詩歌，很大程度上基於對中國詩的誤讀和對中國文字的誤解。龐德曾為費諾羅沙(Fenollosa)研讀中國古代詩歌的筆記作長序，後者曾於上世紀二十年代在日本學習漢詩。費在學習筆記中將中國古典詩歌的語言，誇張地拆解為最為細小的意象，譬如柳河東的“獨釣寒江雪“一句，由於繁體字“獨”字的反犬旁和右邊的“蜀”字，在費的英譯文中就出現了狗和蟲子的意象；李太白的“玲瓏望秋月”一句拆解到底，會見到“龍、禾苗、火焰”等意象。費和龐德都十分醉心於中國古典詩歌語言中的這些豐富奇妙的意象，龐德更進一步概括說詩歌不是感情，不是經驗，也不是技巧，詩歌就是意象，繼而發起了意象主義詩歌運動。龐德在地鐵車站觀察乘客來去匆匆，寫下：

The apparition of these faces in the crowd;

Petals on a wet， black bough.

“這人群中幽靈般閃現的麵龐；

黑色枝頭濕漉漉的花瓣。”

正是在實踐其從中國古典詩歌誤讀得來的意象主義藝術，這兩行詩，也成為意象主義詩歌名句中的名句。

從胡適而起的中國現代文學，總體上是對西方浪漫派以降文學的大模仿，大挪移。所以“影響研究”的方法對於中國現代文學的研究是大有可為的。而研究西方文學對中國現代作家影響的代表著作，當推美國李歐梵的《浪漫的一代》，捷克高利克(M.Galik)《中西文學交流的裏程碑》和法國柳娃(M.Loir)的《法國派的中國詩人》。

     我自己曾研究過中國現代作家馮至的文學創作與歐洲尤其是德語文學的關係，應該歸於比較文學中影響的研究一類。馮至寫於上個世紀四十年代的《十四行集》，成功地把歐洲的十四行詩體引入中國，朱自清曾特為此撰文，稱之為“中國新詩的成年”。馮至師承的是德語現代詩人李爾克(R. M. Rilke)，但是馮的《十四行集》中的許多篇章，比如“我們站在高高的山顛”、“看那一隊隊駱駝”、“我們有時渡過一個親密的夜晚“等，其音節、頓挫、斷句、跨行的安排無不優雅裕如，詞匯、韻式的選擇也得心應手，形式上爐火純青，從那些工整自然貼切的對仗中，全然看不出笨拙的模仿或是艱難的移譯的痕跡，給人的印象倒像是作者在自己豐厚的文化傳承中如魚得水，遊刃有餘。這一現象，我們當然可以解釋為是詩人的稟賦和悟性使然，但它同時也給我們以啟發，讓我們思考，促使我們回溯傳統中國詩歌的形式，考察其中有無潛在的十四行詩體的存在？馮至十四行詩藝之臻於完美的過程，除了直接的從裏爾克那裏受到啟發，獲得借鑒以外，能否還可以從其他來源獲得滋養？

一般認為，十四行體詩，也就是所謂的“商賴體”，是純粹的歐洲詩體。德國學者沃爾特.蒙契(W. Mönch)在五十年代出版的那本至今仍被視為經典的商賴體研究著作中就曾斷言：“除了中文和阿拉伯文以外，別的語種都已經產生出了重要的十四行詩創作。”說這句話時的蒙契顯然不知道馮至的寫於四十年代的《十四行集》，不了解馮至以前梁宗岱、戴望舒、徐誌摩、朱大（木冉）等中國現代詩人在十四行詩領域不乏成功的嚐試，作為歐洲詩歌格律權威的蒙契，對於中國古典詩歌形式的涉獵，要麽絕無僅有，要麽極為浮淺。

讓我們回到中國詩歌，從中國最偉大的詩人李白開始討論。我們先來看看李白的《下終南山過斛斯山人宿置酒》:

暮從碧山下，山月隨人歸。卻顧所來徑，蒼蒼橫翠微。

相攜及田家，童稚開荊扉。綠竹入幽徑，清蘿拂行衣。

歡言得所憩，美酒聊共揮。長歌吟鬆風，曲盡河星稀。

我醉君複樂，陶然共忘機。

即是傳教士也是當代著名漢學家的泰南(J. Turner) 該詩的英

譯如下：

Down from the Mountain

 As down Mount Emerald at eve I came,

 The mountain moon went all the way with me.

Backward I looked, to see the heights aflame

With a pale light that glimmered eerily.

A little lad undid the rustic latch

 As hand in hand your cottage we did gain,

Where green limp tendrils at our cloak did catch, 

 And dim bamboos o’erhung a shadowy lane.

Gaily I cried, “Here may we rest our fill!”

Then choicest wines we quaffed; and cheerily

“The Wind among the Pines” we sang, until

A few faint stars hung in the Galaxy.

Merry were you, my friend: and drunk as I,

Blissfully letting all the world go by.

泰南譯完以後驚奇的發現自己筆下竟然是一首標準的莎氏比亞式的十四行詩體，他說：“這首中國詩歌的內在結構如此緊湊，如此環環相扣，末尾兩句驟然收攏，無法不譯成一首商賴體詩。”“So fine and close-knit is Chinese poetic composition that a 14-line poem, with something of a ‘kick’ in the last two lines, almost inevitably resolves itself in translation into a sonnet.”（John Turner, A Golden Treasure of Chinese Poetry,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1976, p.6)

再看李白另一首入選率極高的《月下獨酌》：

花間一壺酒，獨酌無相親。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

月即不解飲，影徒隨我身。暫伴月將影，行樂需及春。

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亂。醉時同交歡，醒時各分散。

永結無情遊，相期藐雲漢。

這首詩也多次被翻譯成英文，當然也是譯成十四行詩。上世紀初年, 瑞典中國古文字音韻大師高本漢(Bernhard Karlgreen)對此詩也極感興趣，高曾經翻譯並詳細討論該詩的韻式，列其為OAOA,BABA;OCC,COC。劉若愚教授在其名著《中國之詩藝》中也討論了該詩並將其譯成英文，當然也是商賴體。他對此結果也表示驚奇，驚奇之餘不得其解，隻好稱之為“純屬偶然”。(“The resemblance to a sonnet is a coincident.” James Liu, The Art of Chinese Poetr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4. p. 26)

   李白這兩首詩，從詩歌格律上講，屬於古風體。古風體在李白的詩歌創作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今天讀者耳熟能詳的“將進酒”、“蜀道難”、“長幹行”等都屬於此一類。古體詩產生於漢代，張衡的“四愁詩“和阮藉的“雜詩”、左思的“詠史”、“古詩十九首“等分別是早期七言古詩和五言古詩的代表。如果說古代的古體詩通常一韻到底，缺少變化，在韻腳的選用上未免失於單調，近代的古體詩，由於受到近體詩暨律詩的影響，韻式的安排則考究多了，尤其是唐代的古風體詩，一首詩多次換韻的例子屢見不鮮，杜甫的“北征”，白居易的“長恨歌”、“琵琶行”、“賣炭翁”等都是這方麵很好的例證。而西方的商賴體，發軔初期，韻腳安排不超過三個，較之後來相對繁複的定式，要簡約許多。

    今人王琦編注的《李太白集》收集古風體詩一百五十餘首，其中五十餘首為十四行形式。需要注意的是，李白生活的時代在一千多年前，他寫下的詩作，大部分在他身前就已經散佚了，未能流傳下來。考慮到諸多的因素，我們有理由相信，李白實際上寫下的“十四行詩“的數目，應該遠遠超過了莎氏比亞現存的一百五十二首。

    李白作為偉大的中國詩人代表的同時又表現為中國古典詩歌美學中的一個異數。在他的詩作裏，不大能找到儒家道統所看重的那種民抱物予、憂國憂民的情懷。李白詩歌中桀傲不遜、個性張揚，與天地同一的自由意誌，固然可以得之於道家，得之於盛唐的所謂時代精神，李白自己就是段位不低的道士。另一方麵，李白的詩歌又在中國的傳統詩學中卓然而立，多少顯得有些突兀，似乎不僅僅是土生土長的道家思想源泉可以提供的。據鄉人郭沫若君考證，李白出生在今天屬於哈沙克斯坦的中亞地區的碎葉城，他的先人原是中原望族，隻因避隋末社會動亂遷居於西域，李氏家族曾與當地女子通婚，李白的身上流淌著中亞民族的血液。可以想像，幼年時代的李白是在母親和保姆的懷抱裏聽熟了西域民族的兒歌童謠，開始了文學的成長。我們記得家喻戶曉的關於李白的幾則傳說，除了“夢筆生花”以外，最廣為人知的就是“醉草蠻書”。中國民間相信李白熟悉中亞民族的語言，是完全合乎邏輯的推論，這一點，似乎也沒有受到過學界的質疑。“菩薩蠻”作為一個詞牌在中土的第一個使用者，不少學者都指認為李白，這一點，隻要能證明《憶秦娥》，《平林漠漠煙如織》等不是偽作即可。而《菩薩蠻》這個詞牌，顯而易見充滿了中南亞的情調。李白和中南亞文學的關係，似乎又多了一條線索。翻譯家楊獻益曾討論過李白的小詩《山中問答》：

                 問餘何意棲碧山，

                 笑而不答心自閑。

                 桃花流水杳然去，

                 別有天地非人間。

以下是已故斯坦福教授劉若愚的英譯：

           Question and Answer in the Mountain

You ask me why I nestle among the green mountains;

I smile without answering, my mind, by itself, at ease.

Peach blossom on flowing water are going far away:

There is another cosmos, not the human world.

也有當代詩仙美名的楊憲益在一篇論文中，把這首小詩譯為英文後，認為其中的意境情致與中世紀中亞蘇菲派的神秘主義趨向相通，指出李白可能是聯係東亞文學和中亞文學的一個關鍵人物。

上個世紀三十年代初，郭沫若翻譯了OMAR KAYAM 的《魯拜集》（RUBAI‘T)，郭在譯序中希望讀者在譯文中讀出一個“李太白的麵目來。”《魯拜集》中明顯的太白風，不僅得益於詩歌本身的意緒和情調，也得益於詩體。《魯拜集》在原作者筆下每小節四行，押韻為AAOA，正是唐代流行的絕句形式，FITZGERALD的英譯和郭沫若的中譯文都遵循了原來的形式，而且都是傳世的譯作。RUBAI‘T在波斯語中的意思是“截為兩段，”而這正是“絕句”在中文中的意思。我們知道李白擅長於寫絕句和古體，不擅長律詩，難道這其中有什麽關聯麽？

同樣是Walter Mönch, 承認“歐洲商賴體的起源，至今仍是謎團”。事實上，關於歐洲十四行體詩歌的起源，至今仍然存在論爭。歐洲的十四行體詩最早出現在公元十二世紀中葉意大利普羅旺斯，弗理德理希大帝在西西裏宮廷的詩人爭相創作。詩最早的形式是八行加六行，韻式為ABAB，ABAB； CDC，CDC。比較可以肯定的是：前八行來源於Strombo, 是當時流行於意大利的一種民歌體，爭論的焦點在後六行。E.H. Wilkins認為這後六行很可能來源於阿拉伯的民歌GAZAL體。在中世紀，阿拉伯的政治文化曾擴張到意大利南部，西西裏島曾經長時期為阿拉伯世界所征服。阿拉伯文化與歐洲文化的互動關係，由於可以理解的原因，在西方學術研究中曾經長期被忽視了，它應該成為後殖民批評的一個重要領域。

我們知道在唐代的中葉，唐代的軍隊曾在Talos與黑衣大食的波斯軍隊大戰。唐軍戰敗，二萬餘人被俘，其中包括相當數量的文人和工匠。這批俘虜被帶回了中亞並在那裏定居了下來，中國的四大發明，比如火藥和造紙術，就隨著這批俘虜傳到中亞並一直向西傳到歐洲。如果我們仔細考察，就可以發現火藥和造紙術在意大利傳播的時期，也正好是普羅旺斯早期的十四行詩出現的時期，二者時間上的巧合是很有意思的，難道其中有什麽聯係嗎？如果我們能夠正明中國古典詩歌與中亞詩歌發生過聯係，又能證明中亞詩歌在西方的十四行詩的形成過程中起到無可替補的重要作用，中國文學與西方文學的交往就提前了幾百年。

十四行的古風與西方早期的商籟詩體這個題目，希望有心人繼續研究。我的講演完了。謝謝大家。

               （二零零零年十月二十一日，馬裏蘭州雙溪圖書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