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ik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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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勝平再次挑釁在前，徐文立應對在後
馮勝平6月17日為何要在4小時冗長的視頻3:19-30處前後點名徐文立並暗諷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2DWKPZsn7vY
十揭馮勝平
及其《上書習近平》
https://xuwenli2018.blogspot.com/2023/06/blog-post.html
徐文立編撰
（2023年6月22日）
「『黨主立憲』嗎？既『黨主』何有『憲』？即便有，也是『偽憲』；拿著毛澤東玩剩下的把戲，馮勝平不惜賤作陰麵的形象上書，可悲！」
馮勝平（視頻截圖）
馮勝平 王滬寧
合影
（網絡圖片 馮勝平發布）
王滬寧（取自網路）
十揭馮勝平
網絡鏈接
徐文立：馮勝平先生——你，是誰？！
本文網址：https://www.aboluowang.com/2015/0117/501432.html
http://45.35.61.42/hero/201903/xuwl/5_1.shtml
徐文立：馮勝平先生意欲何為？
http://45.35.61.42/hero/201903/xuwl/4_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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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勝平致習近平信是維護專製、編造美國曆史
作者：鍾國平
https://www.bannedbook.org/bnews/zh-tw/comments/20161014/726926.html
鍾國平：馮勝平的“革命使人墮落”是赤裸裸的維穩之作
https://groups.google.com/g/lihlii/c/AWEZebjZf90/m/JCyrYByCBwA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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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鍾國平：美國曆史上從未有過“華盛頓革命集團”
https://www.bannedbook.org/bnews/zh-tw/comments/20161014/726926.html
鍾國平：評“馮勝平致習近平總書記的第二封信”
http://www.wailaike.net/news-1145000-0.html
鍾國平：裸奔的馮勝平《致習近平先生的第三封信》
https://www.cdp1998.org/file/2014090901.htm
鍾國平：用篡改美國曆史來合法化毛澤東（反）革命集團的專政
https://www.cdp1998.org/file/2014090302.htm
鍾國平：憲政之爭就是政權的合法性之爭
https://www.cdp1998.org/file/2015021801.htm
Monday, March 28, 2022——劉剛揭批馮勝平的鏈接：
本文網址：http://jasmine-action.blogspot.com/2022/03/blog-post_28.html
推文鏈接：https://twitter.com/LiuGang8964/status/1508538713952948233
2023-06-19 01:42:01（馮勝平再次挑釁在前，我（徐文立）應對在後）馮勝平為何要在4小時冗長的視頻3:19-30處前後點名徐文立並暗諷為「不真誠的人」？！請回答！
文革中的《九級浪》｜周六八點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2DWKPZsn7vY
一
徐文立：馮勝平先生——你，是誰？！
https://www.aboluowang.com/2015/0117/501432.html
附件
1，25年前美國作者約瑟夫·布魯達《誰在保護北京的間諜》(刊登於《高級情治概覽》(EIR)1990年5月18日，第73頁“國內欄目”)(附中文翻譯件)
2，小參考總第515期(1999.08.19)發表的——
“全美學自聯安全工作組”1990年《全美學自聯關於中共特務滲入民運組織進行破壞活動的調查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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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勝平先生：你，是誰?!
——請看25年前美國報刊上的《誰在保護北京的間諜》及《全美學自聯關於中共特務滲入民運組織進行破壞活動的
調查報告》
徐文立
(2015年1月12日)
海外特務的故事，講的不是普通人，而是在自由環境下，為幾鬥米而享受不斷造謠、挑撥離間、詆毀他人的長舌婦的樂趣。
現在公布25年前美國作者約瑟夫·布魯達《誰在保護北京的間諜》(刊登於《高級情治概覽》(EIR)1990年5月18日，第73頁“國內欄目”)的報道及1990年《全美學自聯關於中共特務滲入民運組織進行破壞活動的調查報告》，不是想故意地揭露一個可能的“特務”，而是鑒於信口雌黃黨現已漸入“狂境”，破壞民運至今，而且沒有一個可以拿出來明說的實質性內容!同時，也是為了讓人們了解一些發生在『1989六四』期間幕後的故事。
現在發表的這二篇報道告訴人們，馮勝平就“最可能是特務”的人!是真是假，讀者自有判斷。扯胡平先生等等人，那是馮勝平先生為了掩飾自己的身份而為吧?是為了“洗白”自己，華麗轉身成為“學者”、“專家”，乃至“國師”吧?
這樣的人有什麽資格“把民運人士概括為四類”，有什麽資格借“扣帽子”的打手方式去攻擊、揶揄民運和中國人?而且，馮勝平先生所謂的“三民論”、“四類論”反反複複地說，越說越得意，越說越癲狂，自以為無人痛斥，猶如“定論”了!和我有過真正接觸和共事的人都知道，我不但坦言、還多次發文，表示不主張在民運內部抓特務，因為：(1)民主是個開放的體係，公開而透明，任何人都有權參與;(2)民運沒有財力和人力去做抓特務這件事;(3)民運沒有處置和懲罰特務的權力;(4)在內部抓特務的結果，隻會亂了自己，得意了對手。當然，民運內部高度警惕可能的特務是必然的、也是必須的。至於特務有沒有那麽多，我不敢確切地論斷。如果連中國各地各界各鄉(甚至包括監獄、港澳台及海外)的各級“情報員、報告員(他們是拿報酬的，不是自幹五)”都算“特務”，那麽，有幾千萬，我也會相信。
馮勝平先生以“旅美學者”的身份給習近平“皇帝”寫的公開信我讀過。
不巧他遇到了鍾國平!真是“既生瑜何生亮”?!
讓人們看清了他沒有任何學術和政治的誠信，誇誇其談，吊書袋而已，讓許多好心人猛醒，讓他從可能的“國師”的寶座上跌落了下來!
正如春秋冬月2所說：“鍾國平——他以鋒利的刀筆剝下了馮勝平先生的畫皮”。“我將另開一主貼將他的觀點全盤照登出來，希望看到馮勝平先生的自我辯護，不過我估計馮勝平先生的辯論會是非常蒼白的。”
至今，人們沒有看到馮勝平先生為此的辯白。
讓人頗為感觸的是，一副“悲天憫人、通情達理、純如學子”樣子的馮“學者”居然會造謠言、編故事，居然會弄錯各個曆史人物寫的文章和著述。現在馮先生再以他人名義為自己的觀點辯護，人們已經無法相信了。共黨的核心是一群流氓騙子，這話一點也沒錯。
馮先生的“三萬進言書”，唯一值得“肯定”的是他“忠黨愛國”的拳拳之心和盼鐵成鋼的熱情。可惜這個“共產黨、中共國”，已經行將就木，隻有他這類人不這樣看，還自以為中共“風景這邊獨好”呢!還自認為唯有中共才能救中國，習近平獨裁好得很呢!還自認為中國沒有了中共必亂、必垮呢!還自認為中國斷然民主不得呢!還放肆地認為中國人除了“順民、刁民”，就是“暴民”呢!大陸共產黨都不敢明說的話，馮先生在海外替他們說!那麽，他是什麽貨色不是昭然若揭了嗎?!
隻問一句：把一個好端端的國家治理成食品有毒、飲用水有毒、連空氣都有毒，它能不行將就木嗎?你勝平，不甘小平、近平，狂要“馮勝平”；一旦他們明白你是用捏造的美國、英國曆史，在“忽悠”他們，你的“忠黨愛國”就可能一錢不值、甚至大禍臨頭了!
我一直以來，不告訴公眾我為什麽認為“他最可能是特務”。可是，馮勝平先生2014年12月29日發表的《致徐文立先生的一封公開信——兼答民運中熱衷抓特務的人》，真是非逼我走這一步，公布這二份資料!
至於其他人是否是特務，隻要資料充足，各人都會有自己的判斷，需得著馮先生這種人像中共那樣居高臨下地教導我們如何從“政治立場的表象背後”去判斷他人真實身份嗎?你有資格分類嗎?你有資格教我們嗎?你沒有資格，你隻有任務，這不是我猜測的，而是根據這二篇報道判斷的。你若認為這些報道不充分，那麽你自己找點什麽其他的借口，不要拉其他人來墊背。
如果說你是在25年前被揭露了這可能的身份，這不表明你今天就沒有這個身份了。特務是終生的工作和“榮譽”，特工不是臨時工。
至於這個大千世界，他人怎麽活著原本不關你的事，尤其在自由的世界。然而你怎麽活著卻有人關心，不是我，是你的卓越的身份引起媒體的興趣。然而，你去嘲弄普通的民運人士怎麽活著，隻能說明你眼小、人小!任何人不讀書、不經商、不打工而能活著的就一定是民運嗎?你有人類具有的邏輯思維能力嗎?再者說，民運人士怎麽活著需要你去婆媽地指指點點嗎?他人做什麽需要你過問嗎?我不說婆媽是小人，但你一個六十一歲的男人用婆媽的手法對民運人士和中國人指指點點，你就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小人!
馮先生的哲理“寫拿破侖就必須要有拿破侖的胸懷”實在高，是否可以同樣地說“寫民運人士必須要有民運人士的氣概?”是否可以照樣地說“寫中共可以接受的公開信必須要有中共的背景”呢?我應當恭喜你，你獻給習近平的三封“萬言書”，能夠自由地發表在國內網站而不被刪除;你向習“皇帝”進言的“實施1982憲法即是憲政”的思想看起來和習近平提的“依法治國”有著高度的“共識”;如果你不想當“國師”，我不敢相信中國還有誰，如你這般以“前(“中共定的反革命組織”)中國民聯的核心成員”“海外學者”的身份一而再、再而三地“進諫”“苦勸”習近平，還踏上了幾十年未敢涉足的台灣去推銷你的“黨主立憲”!
你說民運是中共黨史的最後一章?告訴你不要隻懂中共黨史不懂中國民主史，民運起源於共產黨還沒出生的年代，包括在海外，而且隻要中國不民主，它還會不斷持續下去，它的起源和中共沒有一毛錢關係，它的結束同樣不由中共來定性、預測，這是人民對自由權利的要求決定的。反抗文明的人隻會恐嚇和說謊，但這一套，請不要拿到人們麵前來炫耀。中共這個曆史敗類，若說與民運有什麽聯係的話，那就是以民運為名竊國並自立“正統”，然後打擊追求權利與自由的民運人士及民運事業。你對民主製度的攻擊讓我理解了你的立場：中共當政成為“正統”，所以民運不能再搞了，必須跪在皇帝前“進諫”，如同各朝各代那樣。——這就是你的論斷“中共的運動史結束於民運”的真實寫照。
中共專製不終，民主運動不竭!
至於馮先生寫的致我和我的朋友們的公開信的內容，對不起，你自己去欣賞吧。特務最敏感於他人談論特務，而且隻有他們會“對號入座”。但這些不重要，胡平先生的“幾條煙”和“見好就收”在這裏也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是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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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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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1
誰在保護北京的間諜
作者：約瑟夫·布魯達
(翻譯件)
已經有證據顯示布什(老布什——譯注)政府可能在美國的土地上為中國間諜活動提供保護。根據最近披露的消息，一個在去年成功控製了《中國之春》集團的中國人是一個中國國家安全部派出的滲透性諜報工作人員。《中國之春》一直是全美最重要的反鄧小平政權的中國學生組織。但該組織在被馮勝平(馮被指為中國間諜)掌控之後發生了極大的方向性的變化。馮在華盛頓特區的一個雙間辦公室工作，這個辦公室是前國務院情報長官兼CIA副局長雷·克萊恩的。克萊恩是喬治·布什的長達幾十年的最信得過的情報人員。這使人們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馮所涉入的中國諜報戰是得到白宮許可的。
針對馮的這一指控集中在一係列的(中國)國家安全部的內部文件上，這些文件據報道是被泄露給反北京政權的反對派手中，抑或是被他們偷出去的，然後以私帶方式送出中國大陸。這些文件，加上相關的證據，都證實了：他們當時正集中力量對付當時持續了幾個星期的中國學生運動問題。
其中一份文件簽署時間為1989年4月，標題為“進展總結”。這份文件談到了中國派駐美國的旨在破壞中國學生組織的間諜活動。該文件詳細描述了馮勝平在“滲透”《中國之春》的活動中所擔任的角色。文件稱，馮以及他的“任務小組”(這是國家安全部對他們的稱呼)在當時的目標就是一個州一個州地接管在美國的組織，而馮和他的任務小組的工作使得這個目標有望實現，而文件說當時這個工作正在進行中。報告說，在反鄧小平政權的組織中，真正的反對者正在被孤立。其他的文件還描述了馮和他的助手們的另一個日常工作，即定期向上級領導匯報在美國的中國學生運動領袖的消息。
《中國之春》由王炳章博士於1982年創辦，是美國第一個反對北京政權的學生組織。它在組織美國的中國學生方麵做得非常成功。在1987年春的中共中央第12屆常委會上，鄧小平親口指責王炳章博士。鄧指控王妄圖“帶領中國走向資本主義的道路”(這個就是鄧在1986年底到1987年1月間發生的學運後所談的資產階級自由化問題——譯注)。
北京——很可能還有它在華盛頓的盟友——很焦慮。而且，中國本土上的學生也變得越來越激進。《中國之春》的平麵印刷雜誌那時是通過私帶的方式進入到大陸的，這份雜誌加劇了中國學生的激進程度，這也是中共官方在那以後一直這樣說的。
馮發動圍攻
在1989年1月8日，馮和他的15名支持者在《中國之春》執行委員內部發起攻勢，將王和所有的組織創辦者全部開除出去。馮，原本是普林斯頓大學一個默默無聞的學生，此時立即進駐華盛頓特區，在克萊恩的一個兩間房的辦公室裏麵工作，辦公室位於K大街。馮擔任《中國之春》負責人後的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發起指控王炳章貪汙款項的大規模行動。王被迫建立一個新組織——中國民主黨，但局麵遠不如從前，加上當時正處於天安門大屠殺前夕。1989年6月30日，北京時任市長陳希同，發表講話，為天安門大屠殺做辯護。他在講話中特別點名指控王博士和他的中國民主黨“煽動學生”並“趁動亂之際直接插手”。
接管北京之春不久後，馮和他的同伴開始修正他們對中共政權發出的反對聲音，使得批評變得非常溫和。同時，雷·克萊恩創建了一個新的刊物，《中國及亞太通訊》，任命馮為編委會成員。通過那個編委會，馮交往了一係列現職的和已經退休的美國情報機構人員。
事實證明，克萊恩對馮的“投資”非常有用。在北京1989年6月的大屠殺事件發生不久，克萊恩隨即拽著馮參加在華盛頓特區的一個又一個的記者招待會，以在會上“解釋”所發生的事情，也“解釋”喬治·布什總統的行為，布什總統當時的行為導致整個社會斥責他為背叛了被屠殺的中國學生的膽小鬼，並激起國際社會的憤慨。
克萊恩與馮一起組建了一個新的組織，叫做“中國團結委員會”。這個新組織表麵上宣稱要作中國學生運動和美國情報人員之間的橋梁。雖然我們不知道馮以此身份與哪些人見麵，但是克萊恩的親密同僚，具有亞洲情治背景的前CIA局長威廉·柯爾比和前五角大樓情報機構長官理查德·斯蒂威爾將軍必然包括其中。
由於有了這樣的關係，《中國之春》發言人所采取的路線會變成那樣也就不足為奇了：他們說什麽北京學生“做得太過”以及“應該通過協商”等等之類的話。這其實是白宮的路線。而且就在發生天安門大屠殺之後不久，馮開始指責林頓·拉魯切(登載本文的雜誌創辦人——譯注)以及《高級情治概覽》(就是登載本文的雜誌——譯注)的“極端主義”，並扣之以“騙子”的大帽子。這，也是白宮的態度。柯萊恩自己也曾指責過林頓·拉魯切是中國學生麵前的“魔鬼”。
本文刊登於《高級情治概覽》(EIR)1990年5月18日，第73頁“國內欄目”
英文原文鏈接——
注：“王被迫建立一個新組織——中國民主黨”，有可能叫中國自由民主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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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2
誰在保護北京的間諜
作者：約瑟夫·布魯達
(英文原件)
Click here for Full Issue of EIR Volume17, Number21, May18,1990
Who's protecting Beijing's spies?
by Joseph Brewda
Evidence has emerged that the Bush administration may be protecting mainland Chinese intelligence operations on U.s. territory. According to recent revelations, a Chinese national who seized control of the China Spring group last year is a penetration ag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Ministry of State Security. China Spring had been the most important U.S.-based Chinese student organization opposed to the Deng Xiaoping regime. Its policy changed dramatically after Feng Shengping-the alleged P.R.C. operative-took charge. Feng works out of the Washington office of former State Department intelligence chief and CIA deputy director Ray Cline. Cline is a decades-long trusted operative for George Bush. This has led some to conclude that the P.R.C. intelligence coup involving Feng was approved by the White House.
Accusations against Feng center around a series of Minis- try of State Security internal documents which had reportedly been leaked to, or stolen by, opponents of the Beijing regime and smuggled out of the mainland. The documents, and sup- porting evidence, have been making the rounds of the Chi- nese student movement over recent weeks.
One document, dated April1989 and entitled"Summary of Progress," deals with P.R.C. intelligence operat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 directed against Chinese student organizations. The document details Feng Shengping's role in"infiltrating" China Spring. It notes that a state-by-state takeover of the U.S. organization, made possible by Feng and what the min- istry refers to as his"task force," was then in progress. It reports that actual opponents of the Deng regime within the organization were being isolated. Other documents report on Feng and his associates' role in regularly funneling informa- tion to their superiors relating to Chinese student movement leaders in the United States.
China Spring was formed in1982 by Dr. Wang Bing- zhang, as the first U.S.-based student organization opposed to the Beijing regime. Its organizing among the Chinese student community in the U.S. proved to be quite successful. In the spring of1987, Deng Xiaoping himself denounced Dr. Wang in his speech before a plenary session of the12th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entral Committee. In that speech, Deng accused Wang of trying to"lead China on the road to capitalism.”
Beijing-and possibly its allies in Washington-was worried. Meanwhile, students in China itself were also be- coming increasingly radicalized. China Spring literature smuggled onto the mainland became instrumental in that growing radicalization, as Chinese authorities have since stated.
Feng launches a preemptive coupHowever, on Jan.8,1989, Feng and15 of his supportersran a coup within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of China Spring, and expelled Wang and all of the organization's founders. Feng, who had been an obscure member based at Princeton University, promptly moved to Washington, D.C. to work out of Cline's two-room office on K Street. Feng's first action as head of China Spring was to initiate civil action against Wang for allegedly pilfering funds. Wang was forced to establish a new organization, the Chinese Democratic Party, in greatly reduced circumstances-and as the revolutionary events in Tiananmen Square approached. On June30,1989, the mayor of Beijing, Chen Xitong, delivered a speech justi- fying the Tiananmen Square massacre, in which he specifi- cally denounced Dr. Wang and his Chinese Democratic Party for"inciting students" and having had"a direct hand in the turmoil.”
Shortly after taking over China Spring, Feng and his associates began modifying their opposition to the P.R.C. regime to that of mild criticism. At the same time, Ray Cline formed a new publication, China and Pacific Rim Letter, and placed Feng on its editorial board. There, Feng joined a number of active and retired U.S. intelligence agents.
Cline's"investment" in Feng proved to be handy. Imme- diately following the June1989 massacre in Beijing, Cline dragged Feng from one Washington press conference to an- other, in order to"explain" what had happened, and also to"explain" the behavior of President George Bush, whose cowardly betrayal of the massacred Chinese students was then provoking international outrage.
Cline then worked with Feng to form a new organization known as the China Solidarity Committee. The stated pur- pose of this new organization was to serve as a liaison be- tween the Chinese student movement and the U.S. intelli- gence community. While it is unclear whom Feng is meeting with, Cline's close associates with Asian intelligence back- grounds include former CIA director William Colby and for- mer Pentagon intelligence chief Gen. Richard Stilwell.
Given such connections, it is not surprising what the line adopted by China Spring spokesmen has become. The Beijing students"went too far" and"should have negotiat- ed," they say. This is the White House line. It was also shortly after the Tiananmen Square massacre that Feng began denouncing Lyndon LaRouche and EIR for"extremism" and for being"crooks." This is also a White House line. Cline, for his part, has taken to denouncing LaRouche before Chinese students as the”devil."
EIR May18,1990©1990 EIR News Service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Reproduction in whole or in part without permission strictly prohib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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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1990年全美學自聯關於中共特務滲入民運組織進行破壞活動的調查報告
小參考總第515期(1999.08.19)專門報道各種受中共查禁的言論和新聞
http://www.bignews.org/990819.txt
全美學自聯關於中共特務滲入民運組織進行破壞活動的調查報告
90(4)1
報送：
全美學自聯總部，理事會，監委會，救援委員會
中西部學自聯常務理事會
全加學自聯總部
全澳學自聯總部
抄送：
中國民主陣線理事會，監委會
中國民聯聯委會，監委會
中國自由民主黨聯絡委員會
香港全支聯常務委員會
主席，付(副)主席，各委員：
現將我們調查到的有關中共派遣特工滲入民運組織進行破壞活動的部分情況，向學自聯和各主要民運組織報告如下：
為維護其專製獨裁統治，中共反動派曆來敵視海外民運組織。國安部把對民運組織的滲透破壞，列為其海外特務工作的重點，以實現中共特務總管喬石“有計劃派入，分步驟導控”的目標。
“八九”民運期間，中共暴政受到國內民主運動的巨大衝擊，中共獨裁者陷入極端孤立的境地。但作為當時海外主要民運組織的中國民聯，因遭到中共特務的嚴重破壞而分裂，陷於癱瘓，除發表幾個聲明外，無法在鬥爭中發揮應有的作用。
“六四”以後，中共對民主運動的血腥鎮壓震憾了全世界，絕大多數有良心的中國人從這次大屠殺中擦亮了眼睛，看清了中共反人民的本質，也喚醒了相當多的中共黨員的良知，不少國安部的特工人員目睹鄧李楊集團的法西斯暴行後痛心疾首，或自動停止活動，或倒戈起義，站到人民一邊來。由於中共的法西斯麵目的暴露，我們的國大陸下工作和國外反間諜工作進行得相當順利。
但必須指出，少數死心塌地為中共效忠到底的特務，為了實現其罪惡目的仍在猖狂活動。令人痛心的是救援國內人士陳子明、王軍濤的行動，由於特務密報連絡暗號和行動路線致使二十多位傑出民運人士被捕，參加救援工作的同誌幾乎被一網打盡。中共頭子得意地稱：“這是近年來海內外配合得最漂亮的一仗”，並傳令嘉獎得力特務分子。
我們在全美中國學生學者大會期間負責大會的聯絡、接待和安全保衛工作。因特務破壞了王軍濤、陳子明等同誌救援工作，全美學自聯授權我組對中共特工混入民運組織進行破壞活動展開深入的調查。我組根據掌握到的國安部的有關檔案，在大量人證、物證、書麵證據的基礎上我們又進行了多渠道的核實查證，現已查明：
房誌遠(丁楚)是出賣王軍濤救援工作的罪魁之一，房誌遠和更早混進中國民聯的中共國安部成員馮勝平(餘叢)一起策劃和進行了一係列的分裂中國民聯和破壞民主運動的活動。
丁楚真名房誌遠，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專業畢業，出國時遵照國安部的指示，護照上使用房西苑的名字。
丁楚在一九八零年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專業就讀時，曾與王軍濤、胡平等參與自由選舉，在中共秋後算帳的壓力下，丁將北大自由選舉的內情向中聯部作了詳細交待，得到中聯部賞識，畢業後即被分配到廣東省港澳辦公室(原隸屬中調局的特務機構)工作，備受重用。
一九八六年丁楚為出國留學，接受中共國安部潛入中國民聯作特務工作的條件，履行了加入特務組織的手續，接受特工訓練，專赴北京接受指示，於一九八六年底持F-1簽證入美(按規定國家幹部須持J-1簽證，才準出國，國安部為使其特工人員長期潛伏美國，不受J-1回國兩年的限製，八五年後，大多數特工持F-1赴美)。
丁出國後，即向國安部駐美頭目楊長春報到，打入民聯後，丁根據國安部的指示，參與策劃分裂民聯的活動，使民聯陷於癱瘓。丁被任命為民聯陣總幹事和中國之春雜誌的主編，一手掌握了民聯的組織、財務和宣傳大權，長期向中共提供情報，其中包括中春雜誌投稿人的真名實姓、原稿複印件及民聯組織情況和民聯秘密成員登記表。在中共追捕王軍濤、陳子明的行動中，丁楚鑽進救援組織，騙取聯絡暗號和聯係方法，通過國安部特務組織，定時向中共大使館黨組書記王維琪(國安部駐美特務頭目)報告王、陳出走路線及有關線索，直接導致王、陳兩人被捕和國大陸下救援組織的破壞，使民主運動蒙受無法彌補的損失。
另一滲入民聯核心的中共特工馮勝平(餘叢)，一九八二年複旦大學國際關係專業畢業。餘叢出國前正式加入中聯部，並履行入黨手續。餘叢初進入美國時的任務是向美國政府滲透，民聯成立後奉命打入民聯，隨時向中共提供民聯及留學生的情報。他曾數度回國向中共情報部門聯係，一九八六年底和一九八七年初，國內發生大規模學潮，餘受中共急召火速專程回國匯報留學生動態。
餘叢曾配合中共在美的其他特務進行活動，國安部副處長級幹部以國內某機構駐美代表赴美活動時，餘叢曾配合他進行搜集情報。
餘叢與丁楚一起，按照國安部的指示，積極策劃和從事分裂民聯的活動，餘還極力向美國政府和美國國會滲透，最近餘叢試圖鑽入美國國會籌辦的中國民主與人權基金會做執行幹事，由於特務身份暴露，被美方斷然拒絕。
以上丁楚、餘叢兩人問題的每一細節都有充足的證據，在此僅公布部分材料。
(一)，我組通過國安部內線協助，查到房誌遠及馮勝平兩人正式加入中共特務組織—國家安全部，其中有房誌遠和馮勝平的正式編號登記表格。
(二)，我組由國家安全部內線，查到房誌遠密報給國安部的中國之春雜誌投稿人的有關書麵資料(包括投稿人真實姓名和背景材料，以及投稿人的原稿考貝件)、民聯組織活動的書麵報告其中有民聯秘密成員的名單和正式登記表格等絕密資料。
(三)，由國安部內線提供的機密文件，見簡報1989(8)16號、該文件清楚顯示國安部通過其特務進行分裂民聯的罪惡活動，控製了民聯的核心及內部動作，達到了中共特務機關對民聯製訂的“有計劃派入，分步驟導控”的目標。
(四)，國安部內線X提供材料：丁楚(房誌遠)和餘叢(馮勝平)，在美國的領導原是中共駐美大使館的楊長春，後為王維琪。丁、餘二人來美後，先後到楊處報到，楊是國安部的一個小頭目，公開身分是教育處的黨組書記，具體負責特務工作。丁向楊報到時，有人問楊：“他為什麽要到使館向你報到?”楊答：“天知，地知，我知，別人沒有必要知道。”
(五)，國安部內線Z揭發：丁楚一直向國安部報告民聯情況，他是經過一個中間人向上報的。而餘叢常親自跑到大使館匯報。國安部對民聯和中春的情況記錄得很詳細，每發生一件事，國安部立即知道，楊長春為此得意洋洋地說：“中國之春的一舉一動都在我的眼皮底下。”
(六)，國安部內線K揭發：八九年四月間的一個晚上，餘叢去使館找楊長春匯報，因為時間太晚，楊留餘在使館過夜，教育處的一秘王祖榮與楊不合，就質問楊：“幹嗎叫一個民運分子在使館過夜?”為此，王祖榮還向北京的上司打了小報告，說楊與民運分子勾搭。楊說：“馮勝平是中聯部正式外派人員，王想陷害我。”事情鬧到了韓敘大使那裏，韓向王交了底，才把事情擺平了。
(七)，國安部內線D揭發：在一次教育處會議上，王祖榮發牢騷說：“丁楚、餘叢有什麽了不起，楊長春把他們當寶貝，就知道往上爬。”楊長春和王祖榮鬧矛盾，知道丁楚、餘叢真實身分的人就多了。
(八)，國安部內線H揭發：最近民聯總部從紐約搬到華盛頓餘叢辦公室，是國安部的幕後主使，他們早就策劃這件事了，因事先沒有通知王祖榮，事後，王很不高興，揚言：“我就是要不斷地提餘叢和丁楚，提他們的身分，他們也得歸我管，看你安全部尊不尊重我。”
(九)，國安部內線L揭發：王軍濤、陳子明被捕後，某說：“多虧了丁楚”。丁楚隨時與王軍濤聯係，王軍濤很相信丁楚。因此中共掌握王、陳的線索，一直等到最後一刻一下子抓了他們，也抓了港支聯的策應人員，對中共來說，丁楚真是立了大功。事後國安部指示丁楚，有人問王、陳是怎麽被捕的，你就說是王軍濤的一位助手出賣的。(注：王軍濤被捕後，丁向外麵解釋說，王軍濤是被他的助手費遠出賣的。)
(十)，國安部內線J揭發：八八年下半年，中共僑辦主任廖暉來紐約，丁楚參加了廖暉的座談會，丁故作姿態提了幾個問題，說要與政府對話，有人為此大罵丁楚，國安部的頭目脫口說：“這個人不要罵了，人家進去在裏麵作不容易。”
(十一)，國安部內線M揭發：“國安部要我監視某校的民聯分子，告訴我幾個人的名單，還把這幾個人給中春投稿的拷貝件給我看了，這些拷貝件是丁楚提供的，有一個留學生參加民聯才一個星期，他周圍的同學都不知道，但國安部卻知道了。”
(十二)，國安部內線A揭發：“民聯開除王炳章之後，召開四大之前，我接到國安部指示，要在留學生中間多講丁楚的好話，說丁楚這個的能幹，觀點溫和，實際，目的是要使丁楚出任民聯要職。
(十三)，國安部內線N揭發：中共國安部官員在內部介紹丁楚的情況時說：“丁楚有時動搖，但關鍵時刻還是能配合。安全部在民聯內放了不少人，最起作用的要算丁楚，我們對民聯的情況非常清楚，大部份靠丁楚。”
(十四)，民聯秘密成員Y.J.揭發：一次，我的一個同學突然跑來問我：“你怎麽參加中春了?領館都知道了。”我大吃一驚，因為我的同學都不知道我參加了中春，他接著對我說：“昨晚我在一個中國同學家聊天，聊到民聯和中春時，一個在座的同學講，中共領館對中春的情況了解得很清楚，這個學校的Y.J.就是中春的。他用Y.J.的筆名給中春投稿，領事館都知道了。”我細想一下，中春內知道我的真名的，隻有兩三個人，而知道我的Y.J.筆名的，就隻有丁楚一人，別無他人，因此我覺得丁楚有問題。
(十五)，中共高幹子弟H.W.揭發：房誌遠(丁楚)1980年在北大參與學生兢選挺積極，事後聽說有秋後算賬，他很害怕，托人向中共求情，在一位高幹子弟的安排下，中聯部派人與房誌遠聯係，那時房誌遠在北大讀國際關係，業務歸中調部和中聯部管，中聯部的人找房說：“你可以寫個材料，詳細說明北大選舉的情況，再認識認識，我們可以幫你疏通。”房照辦了，上麵認為這份材料寫得不錯，有很多內情，上麵很滿意，房因此沒有挨整，後來很受重用。
(十六)，民運人士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等揭發：去年七月二十八日，丁楚對某某某講，我已和王軍濤聯係上了，還派人送給王軍濤兩萬美金。
丁又對某某某講，我與王軍濤、陳子明隨時都有聯係，我們經常通話。十月份，王軍濤、陳子明被捕後，丁突然改口否認上述講話。丁還對某某某講，我們已查清，王軍濤是王的助手費遠(經改所副所長)出賣的。在另一場合，丁又講王的被捕，是因為香港方麵有問題，但香港方麵的人說：“我們參加營救數十次，從來沒有出過這樣的事，一定有國安部特務臥底。”
(十七)，國安部內線Q揭發：去年七月，丁楚通過一個中間人，向大使館的國安部負責人王維琪定時密報王軍濤、陳子明等的逃亡路線。陳、王被捕後，上級透露：“捕王、陳是海內外配合最漂亮一仗，相關人員都立了功，房誌遠立了大功。”
(十八)，國安部內線K揭發：”馮勝平我很熟，我們前後腳來美，我們都屬於中共情報係統外派較早的一批成員，我在西部，他在美東，他曾跟我說過：“我們幹這種工作很夠剌激。”聽使館的領導說過，馮勝平是個很能幹的人，他原來的任務是，畢業後打入美國的政治圈。但不知後來他怎麽跑到民運組織中去了。我們倆曾共同策劃過一些事，如組織人員到以色列去秘密訪問，就是我倆一起搞的。”
(十九)，國安部內線T揭發：“馮勝平當然是AGENT(間諜)，他和我同校同一專業畢業，比我高一年級。現在複旦國際關係專業歸國安部管(以前是中調部和中聯部管)，大部份複旦國際關係專業畢業生被送出國前，都要履行手續，我還沒有見過一個不履行手續就可以出國的。
(二十)，留學生某某某揭發：“我來美之前，我母親告訴我，馮勝平剛參加了中聯部，為正式工作人員。並且入了黨，那時，馮很驕傲地跑到我家，向我媽媽道別，他說要到美國去了，參加了中聯部，並入了黨，那是一九八二年的事。”
(二十一)，中共官員S揭發：八六、八七兩年，某某某以體改所駐美代表的身分來美活動，他赴美前曾被賈春旺(中共國安部長)召見，任命為國安部的副處長級幹部，赴美從事活動。某某某說他每次去美國都是先住在馮勝平家裏，他在美國的活動，很多是馮勝平幫助安排的，他倆合作在美國奧克拉荷馬州TULSA市舉辦了一次吸引美國商人前往中國大陸投資的討論會。
以上是我們已經查證的部分事實，因涉及保護當事人的原因，有些重要材料沒有列入。
上述材料清楚證實中共特務滲入民聯核心之後所起的嚴重破壞作用。我們必須認識中共是有長期特務統治經驗的法西斯政黨，我們與中共特務組織的鬥爭，是爭民主反專製的一條重要戰線。我們不可書生氣十足，被中共特務的喬裝打扮蒙蔽了自己的眼睛，被中共特工所散布的謬論所誤導，把複雜的鬥爭看得太簡單了。
(在適當的時候，我們將發出第二批材料。揭發材料中的有關證人，必要時可向有關部門作證。)
附件：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安全部情況簡報
(1989)(8)10號
略：這個簡報總結了國安人員邵華強反水事件，通報了國安人員道(導)控下“有效地引導了中國民聯四大”，孤立王炳章，最終作出決議開除王炳章出民聯的過程。
全美學自聯安全工作組
王晾(簽字)
責任編輯： 趙亮軒 轉載請注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二
馮勝平先生意欲何為？
——答馮勝平《致徐文立先生的一封公開信》
徐文立
（2014年12月29日）
馮勝平先生一反“著名”的“三封萬言書”，對習近平先生的“含情脈脈”；以編故事、造謠言的《致徐文立先生的一封公開信》來向我徐文立“興師問罪”。人們不禁要問馮勝平先生“意欲何為”？
馮勝平先生《致徐文立先生的一封公開信》，2009年11月26日初稿，2014年12月26日修改，2014年12月29日借他人之手發表；一篇文章整整準備了5年，才在現在公開發表。人們不禁要問馮勝平先生“意欲何為”？
我的確是在退休之後，卻還是不斷提醒朋友們：海內外民運中彌漫著“失敗主義、取消主義、替代謀略、爭當’國師’、準備被招安之五大邪風，甚囂塵上。”希望大家保持高度警惕。
我的確是在接到國內學者鍾國平先生《美國曆史上從未有過“華盛頓革命集團”——評馮勝平先生《致習近平先生的一封信》等三封信後，不斷地將這三封信轉發給各位朋友們。因為這三封信特別點出了馮勝平先生“頂層設計”是：“通過篡改美國曆史而編造出來的’華盛頓革命集團’理論試圖為‘取消民主運動’、‘歸順權勢集團’、‘建立［黨主立憲］的假民主憲政’等各種輿論造勢,提供所需要的‘曆史源頭’及‘理論基礎’。假以民運人士加美國學者身份、深諳民情的萬言書尤其是加上一些‘故作尖銳狀的時局批判’,極容易騙取讀者信任,將其鼓吹的‘假民主憲政’和虛假曆史當作真民主憲政和真實曆史,引導讀者主動放棄自由與民主的念頭與行動。
馮勝平先生說’人民應該再給這個黨一個機會’,如果你問‘憑什麽’,那麽這就是他的答案:——
你們既然崇拜美國的憲政民主,那麽我以30年’美國曆史專家和美國學者身份’告訴你們:美國的民主憲政是由‘華盛頓革命集團’通過結合‘普世價值’與美國‘特色’搞的‘黨主立憲’而來的,所以你們應該歸順‘中共革命集團’,等他們結合‘普世價值和中國特色’,搞一場‘黨主立憲’,之後中國就民主了,你們老實呆著,等到那一天就行。既然‘華盛頓革命集團’打天下坐天下到今天,那麽,如果你們要學習美國,就意味著等待‘中共革命集團’,他們會聽取和采納我的‘諫言’而效法‘華盛頓革命集團’,你們等著就是了!
一段杜撰、捏造的美國憲政曆史讓人們等到的將是‘中共黨主’的‘帝王夢’,其實就是‘假憲政夢’。”
這樣一來，不但讓馮勝平先生在民運朋友和民眾中中失了起碼的學術和政治信譽，恐怕也讓習近平先生察覺到了馮勝平先生在“忽悠”他！
這樣一來，就讓人們明白了，為什麽：“馮勝平先生一反著名的“三封萬言書”，對習近平先生的“含情脈脈”；以編故事、造謠言的《致徐文立先生的一封公開信》來向我徐文立“興師問罪”了？
馮勝平先生《致徐文立先生的一封公開信》，2009年11月26日初稿，2014年12月26日修改，2014年12月29日借他人之手發表；一篇文章整整準備了5年，才在現在公開發表了。
馮勝平先生，還用我多說什麽嗎？
附《美國曆史上從未有過“華盛頓革命集團”——評馮勝平先生《致習近平先生的一封信》等三封信。馮勝平先生的致習近平先生的進言信，恐怕就不勞我再發表了吧？至於，世人皆知的馮勝平先生當年如何攻擊誹謗王炳章先生的往事，也就不必由我來重提了吧？
朋友們再看看附件中的鍾國平先生的評論，恐怕什麽都明白了
三
馮勝平致習近平信是維護專製、編造美國歷史
作者∶鍾國平
（2016年10月14日）
https://www.bannedbook.org/bnews/zh-tw/comments/20161014/726926.html
——評馮勝平先生《致習近平先生的一封信》（修正版）
鍾國平
（小注∶此文發表之後，承蒙一些專家批評，現做了一些小的修改重新發表，請諒！）
馮勝平先生在《致習近平先生的一封信》中主張「黨內民主，以法治國∶讓少數人先民主起來」，他以美國實現民主化的「歷史」為藍本，試圖說明「從一黨為大的黨內民主出發」可以達成全社會的民主。
他的「美國藍本」說，當年美國就是以「華盛頓革命集團」為核心開始搞「黨主立憲」，從而發展到了今天。這位號稱三十年前到美國讀書時就通讀了《美國製憲會議筆記》巨著的「學者」馮勝平先生，以學者和專業人士的身份提出了「華盛頓革命集團」的說法，筆者搜遍所有的英文學術與非學術資料，沒有找到任何一個此種說法的學術出處，而文中對美國歷史的篡改與歪曲，更是隨處可見。筆者將之集中分析於以下五個要點中∶
一、馮先生說∶「美國建國初期，也是一黨——華盛頓革命集團——獨大，沒有與其它政治勢力分享政權┅┅沒有與被趕到英倫三島的保守派共同製憲，也沒有與國內自由派托馬斯·潘恩和亨利·帕特裏克分享政權。（華盛頓的）朋友麥迪遜忠實地記錄了製憲會議的全過程。」
事實上根本不存在一個「華盛頓革命集團」。1774年，富蘭克林召集13個殖民地秘密組成大陸議會並召開第一屆會議，1775年的第二屆會議任命華盛頓為總司令，因為在所有議員中他最有作戰經驗，指揮過不超過1200人的軍隊。任命華盛頓更是出於政治上的妥協∶非常多的議員厭惡北方殖民地的那種反抗精神，而華盛頓是弗吉尼亞州的農場主，而且具有領導能力、作戰經驗，富有貴族精神，家境富裕。因此他的背景讓每個議員都覺得滿意。獨立戰爭勝利後，他解散部隊，辭去一切職務，回老家經營農場去了，直到1787年再次被選為弗吉尼亞州的費城會議代表。
費城會議代表都是各州指派的專業人士，原定70名代表，實際到會55名代表，平均年齡42歲。富蘭克林被尊為議長（「patriarch」）；華盛頓為會議主席，就是主持人，自己不參與發表意見；威廉·傑克遜被選為秘書長，做會議記錄，但他的筆記太簡略，而麥迪遜的筆記並非由代表們指定，但內容詳細，最終成為歷史文件留下來，與華盛頓無關。52名代表曾在殖民地政府或州政府任過職，一半以上是律師，75%曾經當過大陸議會或邦聯議會的議員，29名參加過獨立戰爭。這些人為一個獨立的國家而戰，沒有任何人以華盛頓個人為中心形成過「華盛頓革命集團」！
美國史料記載∶傑出人物中有人未參加製憲會議，原因如下∶托馬斯·傑斐遜在法國任大使，他在給在英國任大使的約翰·亞當斯的信中表示對這次會議的支持；帕特裏克·亨利（這才是此人的姓名的正確順序，大學者連人名都沒搞清楚）拒絕參加費城會議，他說他聞到了「專製」的味道；其他的如約翰·漢考克生病；另有未入選者是因為選民認為他們不適合和平時代的國家管理。馮先生提及的托馬斯·潘恩是1775年才移民到美國的，雖然寫的膾炙人口的小冊子《常識》銷量極大，1777年卻因密通法國而後遭到邦聯政府解職，1787年他已經去了倫敦，加入最終於1789年爆發的法國大革命。┅┅所有這些原因都與華盛頓無關！
二、馮先生說∶「美國的憲法是人製訂的。具體地說，是戰勝了英國殖民者的華盛頓革命集團製訂的，在相當長一段時期內也是由這一集團執行的。」
真實情況是∶費城製憲會議既不是華盛頓提出的，也不是他擔當實際領袖，更不是他參與意見的∶1786年5月，南卡羅來納州的查爾斯·平克尼在馬裏蘭州的安納波利斯召開的安納波利斯會議上向邦聯議會請求召開修改邦聯條例的會議，得到6個州的強烈支持，通過了一項議案，呼籲所有州在1787年5月相聚於費城以討論如何在「大公約」下改善邦聯條例。這就是費城會議的來歷。所有代表都是由各州依照他們的法律推舉出來的，製憲會議上代表們尊富蘭克林而不是華盛頓為議長（「patriarch」），也就是說製憲是在富蘭克林領導下完成的，馮先生很誇張地說的「富蘭克林一錘定音」之類的酸倒一整排牙齒的話恰好印證了富蘭克林而不是華盛頓在會議中的領袖地位，也說明了沒有一個「華盛頓革命集團」在製定美國憲法！
史料記載，華盛頓沒有搞助選活動，也不因為當選總統而興奮，他的太太還因華盛頓的當選而不高興。但因為初任總統責任重大，他更是全國最富有的人之一（這一點很重要，因為當年的總統薪俸低，卸任後沒有收入，若沒有強大的財富做後盾，卸任後的生活質量會大受影響），加上他的威望高，所有州都投票給他。華盛頓是美國歷史上唯一全票當選的總統和唯一無黨派總統，約翰·亞當斯票數第二，為副總統，亞歷山大·漢密爾頓被任命為財政部長，托馬斯·傑斐遜為國務卿，埃德蒙·蘭德夫為司法部長，這樣的內閣成員從能力和從資歷上看，哪一個不是最佳人選？哪一個與所謂的「華盛頓革命集團」有關係？哪個「其他政治勢力」，如果還存在的話，比這些人更加稱職？居然說沒與「托馬斯·潘恩」分享政權，請問馮先生知道他連大學都沒讀過，在英國是一個破產的小業主，於1774年底到的美國，1777年任外交部長期間，因與法國秘密談判的醜聞被揭露而於1779年被從邦聯議會開除的經歷嗎？還有帕特裏克·亨利，他是律師也曾擔任弗吉尼亞州州長，但他是反對憲法的「反聯邦主義者」的代表人物。根據美國憲法，所有人就職必須宣誓捍衛憲法，馮學者認為他合適入職內閣嗎？還有什麽人，請拉個清單！
關於政黨問題。第一屆總統任期中，華盛頓就因為兩黨之爭感到頭疼，已經擬定了不再連任的告別信，但是考慮到正在與法國、西班牙等國進行領土方麵的外交談判，以及國內形勢不穩定，各界仍然強烈要求華盛頓繼續擔任一屆總統，兩個對立黨派的創始人漢密爾頓和托馬斯這時居然也聯手要求華盛頓繼續擔任一屆總統，這樣華盛頓沒有發表這封告別信，勉強繼續擔任一屆總統。然而兩個黨派之間的分歧越來越大，華盛頓自己年事已高，對政黨之爭感到困頓，毅然決定必須辭任第三屆，讓其他人擔當此職。華盛頓修改了幾年前寫的告別信，於大選前兩個月在報紙上公布，很快轉載於全國100多家報紙和其他媒體。這樣華盛頓擔任了兩屆總統。
「華盛頓致美國人民的告別詞」已成為美國重要的歷史文件，至今每年華盛頓總統誕辰那天上午參議院都指定議員朗讀。在信中，華盛頓特意提到他反對政黨政治，他寫道，「我已經告訴過你們這個國家處於政黨之爭的危險中，尤其是以地區為界限來分黨立派的危險。現在讓我以更全麵的角度，以最鄭重的態度告誡你們全麵警惕黨派問題的惡劣影響。不幸的是，這種派性與我們的本性是不可分割的，並紮根於人類思想裏最強烈的慾望之中。它以各種（即隱性和非正式的——筆者）形式存在於所有政府中，但多少還能受到抑製、控製或約束，而在顯性的形式下（即公開的政黨形式——筆者），派性問題特別明顯且確實是政府最危險的敵人。」
三、馮先生說∶「美國第一次總統選舉，390萬人中，隻有不到20%的人有選舉權。沒有選舉權的人包括女人（50%），2/5的黑人（10%），不納稅的窮人和反對過革命的人（20%）。」
實際上，1787年舉行的聯邦製憲會議就把投票資格交由各州決定。選舉人口的確定在當時依據以下法律∶
根據從英國普通法演變而來的州法律，婦女婚後沒有財產，財產屬於丈夫。因此當時人們認為由丈夫代表全家投票是恰當的。
關於黑奴，南方代表要求算人頭以增加南方州的人口基數從而獲得較多議席；北方要求不算，因為黑奴是市場上購買的，屬於財產，應該徵收財產稅提高政府收入，而且算人頭會虛增人口基數，不公平。最後妥協為∶每個黑奴按3/5的人頭算人口，在憲法中屬於「所有其他人」。
投票權需要年滿21歲的男性公民，但參加叛亂或其它犯罪而被剝奪權利的人除外。
至今美國憲法仍不保證是公民就必然有投票權，投票權依然由各州法律決定。例如現在，多數在外國和海外屬地出生的美國公民、未在選舉機構登記的、緩刑期的、假釋的、在監獄服刑的以及被判重罪的美國公民，和18歲以下美國公民不能投票。
四、馮先生說∶「華盛頓革命集團完成了從革命黨向執政黨的過渡，自我分裂成聯邦黨和反聯邦黨」。「這不是君主立憲，也不是民主立憲，而是典型的『黨主立憲』」。
這完全不符合歷史事實。當年邦聯議會授權代表們修改邦聯條例，由於整個會議對外保密，當會議結果是一部美國憲法而不是邦聯條例修改案的時候，整個公眾社會一片驚愕！於是社會立即分裂為贊成的和反對的兩大陣營，贊成者被稱為聯邦主義者，反對者稱為反聯邦主義者——不是「政黨」。反聯邦主義者擔心一個強大的國家政府會侵害他們的個人自由及權利。漢密爾頓、麥迪遜和傑伊三位費城會議代表撰寫了一係列文章向公眾解釋憲法，消除反聯邦主義者的擔憂。這些文章被統稱為《聯邦主義者》文集。
根據美國史料記載，在第一屆政府產生以前，美國根本沒有政黨，不存在「黨主立憲」，美國歷史上第一個政黨——聯邦黨是在1791年成立的，由財政部長漢密爾頓發起，主要是銀行家與企業家，第二年，國務卿托馬斯·傑斐遜組建了民主共和黨與之抗衡。雖然華盛頓總統同情聯邦黨，但是他始終在兩黨中間保持中立。也就是說，兩黨成立根本不是從任何一個黨分裂出來的。事實上從聯邦政府剛產生，內閣的兩位部長就對憲法理解發生了分歧。
五、馮先生說∶「美國國父們的傑出貢獻在於把權力製衡的原則（普世價值）和美國現實（美國特色）有機地統一在一起，創造了人類歷史上第一部以三權分立為基礎的國家機器。製憲會議代表要決定的第一個問題是總統的人數和權力，富蘭克林一錘定音；爭論的另一個焦點是議會的許可權，代表們終於在富蘭克林的另一句名言上達成共識。」
這完全是捏造。在200多年前的18世紀，全世界根本沒有普世價值這個概念，更不存在與美國特色結合的問題。
而且，製憲會議爭論的第一個問題是議會結構而不是總統的人數和權力。當時南卡羅來納州的查爾斯·平克尼拿出一個方案，沒有被採納，埃德蒙·蘭德夫代表弗吉尼亞州拿出麥迪遜的方案，該方案對人口眾多的大州有利，人口少的州反對此方案，於是新澤西州的威廉·彼得遜拿出一個替代方案，但是大州又反對，亞歷山大·漢密爾頓也拿出一個方案，由於和英國太相像而被放棄，於是在弗吉尼亞與新澤西州方案之間產生了劇烈的爭論，導致會議處於停頓狀態。最後不是富蘭克林一錘定音而是康涅狄格州代表羅傑·謝爾曼提出合併兩個方案，國會由上院（二樓）與下院（一樓）組成，上院按每州兩名代表，下院按照每個州的人口比例。這就是著名的「謝爾曼大妥協」。隨著這一大妥協的達成，會議也較順利地就行政權問題達成了協議，為了避免一個機構獨掌權力（像英國議會那樣），美國憲法給予總統較大的權力∶包括官員任命（含法官）、否決法案，三軍統帥等。同時就商業也達成妥協∶所有涉稅法案隻能由下院提出。
後記∶
通過篡改美國歷史而編造出來的 「華盛頓革命集團」理論試圖為「取消民主運動」、「歸順權勢集團」、「建立『黨主立憲』的假民主憲政」等各種輿論造勢，提供所需要的「歷史源頭」及「理論基礎」。假以民運人士加美國學者身份、深諳民情的萬言書尤其是加上一些「故作尖銳狀的時局批判」，極容易騙取讀者信任，將其鼓吹的「假民主憲政」和虛假歷史當作真民主憲政和真實歷史，引導讀者主動放棄自由與民主的念頭與行動。
馮勝平先生說「人民應該再給這個黨一個機會」，如果你問「憑什麽」，那麽這就是他的答案∶——
你們既然崇拜美國的憲政民主，那麽我以30年「美國歷史專家和美國學者身份」告訴你們∶美國的民主憲政是由「華盛頓革命集團」通過結合「普世價值」與美國「特色」搞的「黨主立憲」而來的，所以你們應該歸順「中共革命集團」，等他們結合「普世價值和中國特色」，搞一場「黨主立憲」，之後中國就民主了，你們老實呆著，等到那一天就行。既然「華盛頓革命集團」打天下坐天下到今天，那麽，如果你們要學習美國，就意味著等待「中共革命集團」，他們會聽取和採納我的「諫言」而效法「華盛頓革命集團」，你們等著就是了！
一段杜撰、捏造的美國憲政歷史讓人們等到的將是「中共黨主」的「帝王夢」，其實就是「假憲政夢」。
2014年8月27日最後定稿
（編者注∶作者為國內學者）
四
評“馮勝平致習近平總書記的第二封信”
2014-08-11 來源：鍾國平博客
http://www.wailaike.net/news-1145000-0.html
從整體內容上看，馮先生這封信完整敘述了中共主導下的“憲政民主”戰略規劃和憲政民主改革的路線圖。在這封信中，馮勸諫習近平“主動開展以憲政民主為核心的政治改革”，而“政治改革的核心就是‘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實現憲政民主”。若將這兩句話合在一起，意思很明確，就是要“打起憲政的旗幟，貫徹執行（中共）自己製定的憲法” 馮先生認為既然既得利益集團和自由派都不會支持習近平的“強國夢”，但都會支持習“搞憲政”，那麽與其打壓不如因勢利導，用馮先生的話說“與其鞠躬謝幕，擊鼓傳花，把矛盾留給下一代，不如開創曆史，推行憲政。”
馮先生所說的“憲政民主”是什麽概念？雖然文章並未定義，但在信中已經提出來，1、“要實現憲政，當務之急是落實法律的尊嚴和權威”，也就是，“黨可以在法之上，但它必須以法治國”，而不能“置自己規定的法律條文而不顧”。2、要實施民主就是從“黨內民主選舉”開始：“先在若幹城市設立政治特區，做民主選舉的模擬實驗”，然後在即將退位的時候，“實行黨內民主選舉”。“在可控的情況下，由地方選出黨代會代表，黨代會代表選出中央委員，再由中央委員選出總書記。”另外，他還用“曆史事例”引述憲政改革成功的“寶典”----可控性（也就是強權政治），就是：整個憲政改革必須由大權在握的鐵腕人物主導，路徑則是：“頂層設計，強製推行”。
總之，馮先生所倡導的“憲政民主”是以“強權鐵腕”為前提的、由皇帝親自領導的、黨在法之上的“依法治國”和皇權交接過程中的“黨內選舉”。所依之法是中共自己的憲法，所指的民主是“黨內民主”。皇權交接的具體步驟是：在“可控”情況下，以“黨內民主”方式逐級選舉“黨的代表”、“中央委員”、最終選出“總書記”。換句話說，馮先生關注的並非憲政民主，而是關心在皇上穩坐龍椅十年之後，如何選擇一位以“總書記”為名的非血親的新帝，也就是十年後的新皇上接班的問題（看似特別有遠見）！為了安撫大眾，這種皇上接班策略以“憲政民主”的外衣出現，以避免既得利益者和自由派對皇上所提的“強國夢”的不滿。
鑒於馮先生將皇帝的接班問題歸為“憲政民主”問題，我希望澄清幾個基本概念，以便讀者真正認識憲政民主與皇帝接班之間的差別：
1、憲政民主是否能接受“黨比法大”？馮先生強調中國目前“有憲法無憲政”，認為黨比法大不是問題，有憲法卻不遵守才是問題。然而，憲政民主的必然特征就是“人人平等、法律至上”，這個平等包括任何黨派與任何個人的平等。若黨大於法，那麽社會就不是人人平等了，也就從定義上不屬於憲政民主社會了。在美國，政府行政機構雖然為權力機構，而且通常為執政黨指揮，加上非常有錢，但是在法律麵前，它的地位與被它起訴的哪怕是一個非法移民的地位都是相同的。這是因為憲政民主社會不接受人人不平等，當然也更不接受“黨比法大”，否則執政黨將因為違憲而下台。2、什麽是法製？在中國大陸，說簡單和通俗一點，就是：“刀”下之治。馮先生所談的“依法治國”實際上是法製而不是法治，其淵源最早來自古代法家思想：統治者先設定一個法律，他自己不受該法律的製約，但其他人都必須遵守該法律，然而在一個管理失控、腐敗墮落的皇權專製體製下，原本為皇上不受法律製約的律條演變成整個權力階層均不受法律製約的實際操作。於是曆史上有強勢官員在皇上的撐腰下，對朝廷進行整肅（改革），於是“改革”幾乎成為“進步”的代名詞，這就是馮先生所形容的“法律的尊嚴和權威”，但是以悲劇告終的“改革者”為多，例如商鞅變法以自己被五馬分屍而處死。不過馮並未提及強權推行法製者多以失敗告終的事實。
3、遵守法律是否等同於“法治”？馮先生描述 “中國人重情，美國人講法；中國人辦事托關係，美國人有事找律師”。馮先生認為這“體現了兩種不同的生活方式，也由此衍生出兩種不同的政治製度----人治和法治。”但這不是人治與法治的差別，而是不同社會在日常生活中的法律執行層麵的問題，也就是“法製”的問題。那麽，真正意義上的法治與人治的區別是什麽？法治是“法律為王，一切個人、黨派、機構、權力擁有者，一律處於法律之下，任何個人和機構不得置於法律之上”。人治是什麽？簡單說，就是“王就是法律”！詳細說，就是法律服從於統治者的意誌，也就是以“法製”為工具的“帝王高於一切（含法律）”的體製。所以，所謂遵守法律是法製的問題，不是法治的問題。
4、強權是通向民主憲政的必由之路嗎？馮先生說“掌控權力是改革成功的前提”，“曆史上凡成功改革，如俾斯麥、彼得大帝和蔣經國的改革，無一不是大權在握的鐵腕人物”。從曆史背景看，彼得大帝是18世紀的人物，那個時候即使非改革者也照樣得強勢，否則會被趕下台去性命難保，然而在那個時代，即使強權人物也照樣有改革的失敗者，如拿破侖；俾斯麥為19世紀的人物，雖然號稱“鐵血”首相，但是在他之上的國王才是真正擁有實權的國家元首，他晚年就因為與新國王不合而被迫辭職，結局雖然不像商鞅變法，但也是以改革失敗而告終，而且他的改革並不與民主憲政有關。隻有蔣經國的例子與民主憲政有關，然而蔣經國改革在1987年末，當時台灣處於國際孤立地位，且世界格局正發生巨大改變，從1980年起，許多國家開始走向民主化，根據Cheibub, Gandhi, and Vreeland （2010）的統計，二戰剛結束時，民主國家有34個，1980年民主國家已上升到54個，並從此進入民主轉型高峰，到1988年台灣民主化的時候，民主國家已經達到66個，而2008年民主國家已經達到118個。這就是蔣經國民主轉型的國際背景。台灣利用民主化打破被大陸孤立，以解決台灣在國際上喪失合法地位的問題。也就是說，台灣的轉型成功的根本原因不是因為蔣經國的強權，而是因為國際和國內形勢的綜合條件促成的，他轉型時已經要去世了，根本不存在強權問題。5、最後必須提到一點，關於作者談到的順民、刁民和暴民的“三民主義”問題，這是站在專製極權位置和立場上對人民的極大的侮辱和蔑視。事實上是，在曆史的任何時候，人民都是人民，但人民的地位不同，例如在專製集權時代，人民實際上是一個讓人民本身感到羞辱的詞匯，然而在民主憲政時代，人民是一個讓每個人感到驕傲的詞匯，正如美國政府自稱“我們人民”而不是“我們政府”。任何一個真正主張憲政民主的人都絕對不會以如此輕蔑的口吻稱呼自己，這樣稱呼人民隻能說明作者自己將自己置於“人民”這個階層之外，或者說，將自己置於皇上的“謀士”或更加重要的位置上。然而請作者記住：在皇上心裏，一切他治下的人，都是他的私有財產，不是人！
參考文獻：
Cheibub, José Antonio; Gandhi, Jennifer and Vreeland, James Raymond. （2010）. “Democracy and Dictatorship Revisited.” Public Choice, vol. 143, no. 2-1, pp. 67-101.
五
裸奔的馮勝平《致習近平先生的第三封信》
——評馮勝平的“黨主立憲”即“行中國《1982憲法》”
鍾國平
馮勝平先生（下稱“馮”）近日再次以“萬言書”向習近平表忠心：“憲政之路”就是實行“六十條”（即習的三中全會《決定》）；“憲政就是嚴格按照《82憲法》治國”。這次馮非常直接，他說：中國的“立憲，隻可能是‘黨主立憲’，……，行的是中國‘1982憲法’。”不僅如此，馮還以最直白的方式攻擊“民主”，他說，“民主不能結束專製；它往往隻是專製的另一種形式。在古典政治學意義上，民主是最壞的一種政治製度。亞理士多德視民主為暴民政治，成為兩千年西方政治學主流。”在光天化日之下馮又生造謊言了：首先，馮所說的“憲政”就是執行某一部憲法，但即使在亞裏士多德的時代，憲政也沒有如此簡單。而亞裏士多德的著作中根本沒有說“民主是最壞的一種政治製度”！更何況我們憑借常識也能知道“民主就是暴民政治”的所謂理論根本不是西方政治學的主流，西方政治學主流是建立在社會契約理論基礎上的憲政民主，與暴民政治有著天壤之別。
2013年2月馮公開發表的第一封信與第二封信裏，我們還能看到披著民主憲政外衣的假“憲政”和假“民主”，而這封信直接丟掉外衣裸奔了。有興趣的讀者可以隨筆者回顧一下這兩封信：在第一封信中，馮主張《黨內民主，以法治國：讓少數人先民主起來》，這個時候雖然馮通過編造一個“華盛頓革命集團”來提出“黨主立憲”的假憲政，他解釋說中共可以“效仿”，即以習近平為核心，搞中共“黨主立憲”，但他仍試圖承認假憲政的目標是：“從一黨為大的黨內民主出發”，達成全社會的民主。馮的第二封信在字麵上尚未將民主當作洪水猛獸加以否定和攻擊。馮提議通過逐級選舉“黨的代表”、“中央委員”、最終選出“總書記”的方法搞所謂的“黨內民主”，以求皇權交接過程的平穩性，使得紅一代、紅二代、……紅世世代代維持江山。
那麽，馮何以能夠公開地攻擊民主、推銷假憲政的呢？
這次，馮又玩上了假學術。他說：亞裏士多德的《政府論》談到共和製異化後變成民主製，這是“多數人的專製（TYRANY OF THE MAJORITY）。”並舉蘇格拉底的例子說“民主就是暴民政治”。
然而，這一小段話就有六處之多的謊言陷阱：
1）《政府論》不是亞裏士多德寫的，而是英國哲學家約翰·洛克寫的，這篇文章倡導的就是主權在民的民主社會。文章說，政府的合法性建立在與人民訂立的社會契約而不是神或家族的權威基礎之上，政府若違反社會契約或不建立社會契約，人民就有權推翻它。該民主思想深深地影響了美國和法國的大革命。
2）亞裏士多德寫的是《政治學》。真實的內容是：它將那個時代存在的政治製度分為三大類，這三大類中，運作成功的政治製度以位於今突尼斯的君主製、位於斯巴達的貴族製和位於雅典的憲政製為代表。與這些同類但已經被異化了的政治製度分別為：暴君製、寡頭製與民主製。《政治學》第四卷指出：在運作不成功的製度中，民主製是對政治社會傷害最輕的一種”！亞裏士多德提出：所有六種形式中，憲政製是最好的製度。他評價製度好壞的標準是：好的製度維護所有人的利益，而壞的製度僅維護一部分人的利益。
3）馮再次通過移花接木推出一個似是而非的概念叫“多數人的專製（TYRANY OF THE MAJORITY）”。其標準術語是“多數人暴政”，英文拚寫為“Tyranny of the Majority”（馮再次拚寫錯誤）。“多數人暴政”（或馮所說的“暴民政治”並非由亞裏士多德在兩千年前提出，而是由美國的約翰?亞當斯（Adams, J. 1788）首次提出。亞曆克斯?德?托克維爾（Tocqueville, A. d,1835）出版的著作《論美國的民主》引用了該術語，並被廣泛接受；約翰?斯圖爾特?米爾（Mill, J. S,1859）發表的《論自由》又引述了托克維爾的這個術語，使之真正流行起來。
4）蘇格拉底的例子並不能印證“民主是暴民政治”。他的被處死盡管讓後人遺憾，但是柏拉圖在著名的作品《對話》中說，蘇格拉底拒絕逃離監獄避免一死，因為他認為就算他被不公正地定罪與判刑，但作為一個公民，他要留在雅典以維護法律的權威，因審判與判決符合法律程序。
5）現代意義上的民主製度，其目標就是以法律為基礎維護全體公民的權利與利益，如果不考慮所有人生而平等這個條件的話，這與亞裏士多德談所的六種製度中最好的“憲政製度”有相通性，而亞裏士多德所說的由“憲政製度”異化為“民主製”的時候，政治製度便成為維護社會中一部分人的利益的工具。這種製度即使號稱“憲政”，它仍是約翰?亞當斯所說的“多數人暴政”。
6）馮借助《政治學》中的民主製來否定現代意義上的民主製度，繼而混淆“民主製度”與“多數人暴政”這兩個概念。現代意義上的民主製度與亞裏士多德時代的最好的製度“憲政製”有很大差別：亞裏士多德認為憲政製隻適合“有財產的男性自由人”。他在《政治學》中說，奴隸要麽是天生的，要麽由統治者（君主或議會等）按照法律剝奪自由而成為奴隸的，因此對他們要專橫；對兒童要有權威；對妻子要說服與拉攏。而現代意義上的民主製度認為人一律生而平等，不分民族、種族、地位、性別、財富，而且任何人或政府都不可剝奪這種平等的權利。為保障所有人的平等權利，避免以假“憲政”為借口、以偽法律為工具打擊少數人，現代民主社會建立了以社會契約為基礎的憲政體係。
馮舉出幾個例子來攻擊民主為多數人暴政，包括蘇格拉底被處死、法國大革命的血腥、希特勒的獨裁與種族滅絕政策和中國的文化大革命。由於蘇格拉底的案件已經分析，在此筆者分析其他幾個例子如下：多數人暴政總是在表麵上披著民主的外衣，故意讓人混淆民主與多數人暴政的概念。實際上，多數人暴政所保護的“多數人”的權利，不是真正的多數人的權利，而是披上民主外衣的“以多數票為依據”的假多數，它實際上以法律甚至憲法的名義威脅少數人、剝奪體製外的人的平等權利。例如在信仰方麵，權力機構以多數“票”為由，將馬列主義、愛國主義確立為官方信仰，從而以“合法”的外衣排擠少數及打擊體製外不服從的平民，指控他們為異端、邪教或反馬列主義者、損害國家利益的賣國者，強行改造宗教教規、強拆教堂、甚至逮捕入獄。馮所談的法國大革命是在民主製度下，因為議會的無能與低效而遭到毀壞，那以後發生了暴政與動蕩；納粹德國則是在民主製度被希特勒操縱而遭到毀壞後，轉變成暴政的曆史悲劇；中國文革是毛澤東為了保住皇位自毀法律造成的製度性失敗，但在法律被毀之前，毛政權也不是民主政權，所以根本談不上民主製度被毀壞的問題。總之，這些國家的悲劇都發生在沒有民主製度或民主製度遭到毀壞的時候，因此並非民主體製本身的特征，而隻能說明民主製度的重要。馮將多數人暴政定性為現代民主製度的特征加以攻擊完全不符合曆史事實。
下麵分析現代民主製度如何針對多數人暴政的問題進行防範，以此說明多數人暴政並非現代民主製度的特征：首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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