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曉波已故，請不要推他登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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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答白丁先生
徐文立
（2017年7月23日）
（附《天安門湖南三勇士》餘誌堅遺孀鮮桂娥：隨筆—也談對曉波的看法）
（附姊妹篇：懷念林乃湘，魯德成泰國遇險真正的救命恩人及其他）
逝者如斯夫。
是不是人到了74歲才可能更深地體悟其中的滋味。特別是曉波才62歲就這樣逝去！
對故去的朋友、熟人、甚或不屑的人，畢竟已經離我們而去，已經沒有辦法為自己辯白了；我們作為同類，難免會想到：每個人也終會有這一天。太過刻薄的批評、太過溢美的推崇，對逝去的人都是不妥。
當然，劉曉波既然選擇了做一個公眾人物，不論生前死後，自然必須承受公眾的審視和拷問。
白丁先生的文章基本公允、客觀；隻是有一些些分析上的主觀和臆斷可以商榷，此文暫不涉及，今後亦也不想涉及。
每個人的觀點，自有他的道理，我一律以予尊重。
我和曉波直接交集的時間十分有限，自1980-2017，不是我在獄中，就是他入獄；或我又入獄，或他再入獄。特別在我第二次入獄時，他和劉霞對我太太的關心和幫助甚多。然而，我們為曉波做的最大的事，莫過於他在大連服刑期間，幫助劉霞為他買書，我1997年在闊別37年後，開著北京吉普二手車回我和曉波共同母校——東北師大附中時，繞道將幾百本書，先期帶到大連曉波父母家中，一頭花白髮的老文化人——劉曉波父親駐足在路口的大風中迎我們的到來，劉霞每月探監時再分批送給曉波。我們的作為，和曉波對我們和他所知道的所有獄中政治犯家屬的關照，就是小事一樁了。
我記得我太太講曉波：他每日爬格子從不間斷，常常是不到動彈不得，是不肯休息的；淩晨時分，經常要趴在地麵，劉霞在他背上踩，才能舒緩他全身的僵硬；他常常說，中共的暴虐，讓你停不下筆；再說隻有多碼一些字，多掙些錢，萬一我走了，劉霞才少受點窮困……。
曉波一生畢竟不容易，也夠累，該好好休息了。
我正是基於不希望在劉曉波已經故去的情況下，再推他到聖壇。所以，我在曉波故去的第一時間發表了我的追懷文章，還原他隻是一個有強烈自省衝動、追求完美、有血有肉的人，我第一次披露了：「他回憶了1989那次在中共電視台違心的見證，他痛苦地提到中共惡毒讓他父親的遊說，他說，『平日裏我可以和父親論辯至反目，可是當父親在那種地方雙膝向我跪下時，我他X的，徹底崩潰了！』他說，「我從來沒有對誰講過這一幕，今天就想對你（包括賀信彤）說，可是還是不能原諒我他X的自己！特別麵對『天安門母親們』時！沒有藉口，隻有慚愧，罵自己不是東西！」
之後，他一次次的反省、檢討，訴諸文字和一次又一次的行動，才贏得了『天安門母親們』寬宥和諒解。」
他非要把坐牢做成完美的執著，世所罕見。
請注意，1995年4月24日，劉曉波那天對我說：「我從來沒有對誰講過這一幕，今天就想對你說」，在我內心產生了強烈的沖擊和責任，我深知他的信賴，他潛意識裏一定希望用我的口說出他的隱痛、巨大的隱痛！
好在曉波和他的父親都相繼離世，我終於可以說出了。
本質上，這是在控訴共產專製最最反人類的罪惡，此罪惡是戕害中華民族靈魂的罪行！非同一般。
儘管我們常常未能意識到這一點，隻要反觀西方民主法治的政體，我們就容易明白。
人類有一條不可逾越的底線，就是：人作為人的底線——就是任何人不受法律之外的懲處，如何人和機構、包括法律機構都不可以強迫人「自證有罪」，更不可以被迫到官方電視台公開認罪；也不可強迫其親屬進行所謂的「檢舉揭發」、或者協助官方強迫處於監禁的親人「自證有罪」，這是人類社會得以正常存在的最最基本的「人倫道理」。
我們有些中國人至今不明白：共產黨統治中國六十八年，為什麼越治越亂？越治道德越淪喪？簡單一句話：共產專製蔑視人類正常社會的倫理之道，自然越治越亂，越治道德越淪喪。
所謂「坦白從寬」似乎在審案時，會有很大的便宜，何樂而不為？可是倘若不坦白，進一步就自然是「刑訊逼供」「屈打成招」，最終必定是遍地冤獄。
親情反目，夫妻攻訐，誰都不信任誰，誰都會出賣誰，誰都敢坑害誰，天下能夠不亂嗎？！毒食品、毒水、毒空氣必然應運而生！
最後的結局，就是倫理道德的混亂，整個社會秩序的混亂！
劉曉波如許許多多、多多少少受過中國傳統教育的人一樣，內心還存有這一條底線，他自己無法說出口：父親無奈的逼求。他一語成讖：「今天就想對你說」，成了我74歲的人，來替62歲故去的曉波說！痛哉！
我作為藏密者，他既然信任我是可以守住秘密的人，自然我要為朋友守22年。
想想吧，人世間，什麼人才是你的真正的朋友？有人說：你敢於向他借錢的人；又有人說：你有事，你第一個想給他打電話的人。
是，也不是。其實我們作為人，從小就知道：一起玩，誰能夠為你守住秘密，誰才是你的真朋友。
再想想吧？人生，整個就是個無奈。
作為一個社會人，誰不是：一個說得過去理由不能說，那就選另一個說得過去的理由去說。況且，當時的說法和做法也自認為尚好。且兩者並不矛盾。誰不選擇？人人如此，概莫能外，因為你是人。設身處地，想想並不難明白。
公眾人物也是人，審視、拷問也要合乎人情，法治國家法官判案也會有人情考量。所以，白丁先生細考的相隔28年的兩個說法，在人性上，都終有內在的聯繫和合理性，不是嗎？
終於，如此這般，一個政權，以國家力量，以製度的名義，以最不齒的方式，在光天化日之下直播處置了曉波！株連了無辜家屬，最終也遭到整個人類的驚愕和詛咒，讓全世界看到了現今新法西斯政權的再生。從這個意義上，曉波死得其所。
有關劉曉波的話題，不會因為曉波的故去而息止。
今天偶然機會看到《1989天安門湖南三勇士》餘誌堅遺孀鮮桂娥女士的隨筆，通俗、深刻地回答了許許多多自詡的文化人都難以回答的問題，我願意學習並和諸位分享。（請見附件一）
喜怒哀樂、七情六慾、煩惱軟弱，人皆有之；人在死神那裡，並無高低貴賤，來自塵土歸於塵土。世界上從人性而言，沒有中國人和西方人的區別，西方人有的優點、缺憾，中國人有；中國人有的優點和缺憾，西方人一點也不少。
「形而上」和「形而下」，我想它們可能也沒有什麼高低貴賤之分，「沒有敵人」是不是屬於「形而上」的話題，不好用「形而下」來評說，我不敢涉獵。我比較喜歡「內心沒有仇恨」這個期許，至少對於自己不那麼「苦毒」，也不會「口出惡言」，甚利於自己的健康；沒有了「苦毒」的淡定，榮辱不驚，心深似海，自然口吐蓮花。願共勉之。
曉波，請不要企望登任何所謂的聖壇，我們都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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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4）：
附件一
鮮桂娥：隨筆——也談對曉波的看法（《1989天安門湖南三勇士》餘誌堅遺孀作）
2017年07月21日
好些天沒有失眠了，6月27日，得知曉波先生確診肝癌晚期的消息，令我震驚不已，心中充滿了憤怒和悲痛，是夜輾轉無眠。我們知道，美國公民Otto Warmbier去了一趟北韓，去前是一位體魄健康的小夥兒，一年後從北韓回來了一植物人。他在北韓遭遇了什麽，我們不知道。同理，曉波先生在獄中遭遇了什麽，我們也不知道，但是我們能夠非常確定的是，我們有保留追究事實真相的權利。
誌堅和我對曉波先生一向推崇備至。我們2006年婚禮時接到他的電話，誌堅用尊敬和興奮的聲音和曉波先生交談，而我，快樂得直跳。誌堅告訴我，曉波先生早在近二十年前就發表了《混世魔王毛澤東》，毫無疑問，曉波先生是一位走在時代前列的極具勇氣和智慧的思想先行者。
誌堅和我一起生活了十四年，他的思想對我影響頗深，我們幾乎就是“臭味相投”，而對曉波先生，我們一直也是讚賞有加。正因為如此，我才在臉書上發文紀念，並表明我所知道的誌堅和我共同的立場。
曉波先生的言論一直是驚世駭俗的，有一些掀起過軒然之爭。
下麵我重述我的臉書言論：
一、“我沒有敵人”在我看來是一種基督文明精神，曼德拉似的胸襟。當然，審判和不寬恕魔鬼與敵人，是另一種意義。
二、“中國需要至少被殖民三百年”，是一種世界公民的意識，卻被一些狹隘的民族主義者攻訐。
三、“混世魔王毛澤東”，表明他的反毛是在那時很超前和徹底的。
四、《零八憲章》，是他最後用失去自己個人自由投出他生命中的最濃重的一筆，誌堅和我在流亡泰國的途中因之而激動並鑒署支持，在他失去自由後我對《一首關於自由的歌》重做了修改……在我看來，他是現代曆史中知識分子中的極具份量的豐碑，誰也抹殺不了。
才離我先生過世幾個月，此刻又一次心痛如絞。
尤其看到同道中人的所謂暴力革命派的詆毀，我真想仰天大笑或悲哭。去吧，暴力革命派們，你們該做的不是拿筆拿口說革命，你們該回國或在國內流血，以身相許於你們口說的暴力革命，而不是做口誅筆伐的事；這種事兒，本是件能動手就不動口的事，否則，玷汙了你們所謂暴力革命派的名頭！
準確地說，我丈夫餘誌堅先生和我也算是準革命派。誌堅寫過一篇文章《“六四”槍響，民眾奮起抗暴是八九六四的最亮點》，大家可以搜索一下，至少明白我先生的主張。我們有敵人，但是我們絕不可以把真槍筆槍，對著跨越了仇恨、心中無敵的、為了大多數人的權利與自由而以身殉道的仁者們；況且曉波先生這位仁者一直在對我們共同的敵人的認知和批判上的深度和力度遙遙領先於我們和時代。
拿破侖在臨死前說：“我曾經統領百萬雄師，現在卻空無一人；我曾經橫掃三大洲，如今卻無立足之地。耶穌遠勝於我，他沒有一兵一卒，未占領過尺寸之地，他的國卻建立在萬人心中。”世間有兩種武器：信仰和利劍。在短期內，利劍可能淩駕於信仰之上，耀武揚威；從長遠看，信仰必將打敗利劍。
還加一句：武器或可毀滅人類，但愛卻征服世人。
請拿起你們的利劍，刺向真正的敵人，而不是刺向為了我們共同的信仰而選擇了用愛以一己之身在敵人的監獄裏為所有人殉道的人！
寫完，痛徹心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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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劉曉波對自己謊言聲明的兩種解釋哪個是真相
2017-07-21 13:42 GMT-04:00 DianeLiu :
I know. （翻譯機直譯：我知道。）
2017-07-21 7:49 GMT-04:00Wenhe Lu :
陳邁平 has surrendered.（翻譯機直譯：已經投降。）
2017-07-20 21:19 GMT-04:00 Diane Liu :
三妹也說說：
感謝白丁先生寫出這篇分析文章，節省了我的時間和精力。我已經打好腹稿，沒想到我腹稿中的視角和要引用的文件竟然與白丁不謀而合。當徐文立憶劉曉波的文章爆出劉曉波上央視的解釋後，我馬上就意識到，這與劉曉波以前的解釋截然不同。
根據我對劉曉波的研究和了解，根據數個當事人告訴我的真相，足以說明劉曉波人品性格都有嚴重問題。我最希望住瑞典學者陳邁平能夠寫出真相，他當初幾個小時與我電話長談，談當初他任中文筆會秘書長、劉曉波做會長時，劉曉波如何結黨營私排斥異己，使他不得不辭職。
在劉曉波問題上，已經有太多的謊言。不過我不著急，就像烏雲遮不住太陽，謊言也遮不住真相。
2017年7月20日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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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曉波對自己謊言聲明的兩種解釋哪個是真相——天安門廣場沒死人聲明背後
作者：白丁
遲來28年的消息
2017年7月13日，中國諾貝爾和平獎得主、《零八憲章》發起人之一、正在服刑的劉曉波先生在中共當局嚴密監控之下病逝。他的突然離世在世界各地引起強烈關注，人們在紀念這位和平主義者的同時對中共發出嚴厲的譴責。
一天之後，《世界日報》刊登一篇署名“曾慧燕”的文章，標題是“「央視認罪」真相曝光劉曉波父跪求”。文章轉述劉曉波的話，說那次在中央電視台做違心見證是因為當局強迫他父親遊說他就範，“平日我可以和父親論辯至反目，可是當父親在那種地方雙膝向我跪下時，我他媽的徹底崩潰了！”該文的消息提供者徐文立引用劉曉波對他說的原話：“我從來沒有對誰講過這一幕，今天就想對你說……”。徐文立為海外民運人士，曾推薦劉曉波角逐諾貝爾和平獎。曾慧燕的文章一經刊出，迅速被不下十家華文媒體轉載。到目前為止，該文披露的消息尚未遭到質疑與反駁。
曾慧燕文章所說的「央視認罪」事件是指劉曉波因參與天安門廣場絕食被當局指為幕後黑手並於1989年6月6日被捕，當年９月在中央電視台發表聲明（下稱“央視聲明”）宣稱“天安門廣場沒有死人”。（劉曉波於1991年１月因有“悔罪”“立功”表現而被免於刑事處罰。）央視聲明一經播出，劉曉波立刻受到來自中國海內外民主陣營的一致批評，不是因為他的“悔罪”，而是他的“天安門廣場沒有死人”之說，他被指責“為中共掩蓋屠殺事實”。央視聲明事件對劉曉波的衝擊在曾慧燕的文章中有所表述：“之後，劉曉波xx次次地反省、檢討，訴諸文字和xx次xx次的行動，才逐漸贏回昔xx同誌的寬恕和諒解。”
事實也的確如此，劉曉波至少兩次在正式場合解釋當年央視聲明背後的動因：一次是在一個時間與出處均不明確的訪談錄像中用了５分鍾的時間講述當時為什麽作央視聲明，另一次是在他的《末日幸存者的獨白》（1992年9月，台灣時報文化出版）一書中詳細描述了當年他在決定作央視聲明之前所經曆的的外部壓力和內心掙紮。上述兩次解釋在邏輯和內容上都相當一致（見以下引文），並被此後許多提及此事的文章引用。
但是曾慧燕文章中所引述的解釋卻與此前劉曉波自己公布的口頭與書麵解釋大相徑庭。不僅如此，曾慧燕文章中所引述的解釋是自劉曉波1989年央視聲明28年以來的首次麵世，並且是在劉曉波離世後才被披露。
至此，關於劉曉波當年央視聲明背後的動因，現在有了兩種完全不同的解釋。一段原本已隨劉曉波的11年監禁重刑、諾貝爾獎榮耀和英年早逝噩耗而被各方擱置一旁的曆史事件又重新浮現出來。
那麽上述兩種解釋之中哪種敘述更接近事實？真相究竟是什麽？
從曾慧燕文章的引述來看，劉曉波因為“父親在那種地方（監獄或看守所）雙膝向我（劉曉波）跪下”而感到“徹底崩潰了”，繼而在半失智的狀態下發出央視聲明。無論從高壓下人性弱點的暴露還是從中國傳統孝道對人的行為束縛的角度來看，這都是一個既符合邏輯又能被世人諒解的行為軌跡。
然而在劉曉波的訪談錄像和文字描述中，央視聲明則完全是經過縝密權衡之後的理性之舉。讓我們再來重溫一下劉曉波在《末日幸存者的獨白》一書中的相關描述：
“1989年9月份，官方（指中共官方）……讓我談談1989年6月4日清晨我所目睹和經曆的清場過程。我非常清楚……這種采訪的目的……是官方為自己開槍殺人做辯護……我如果接受采訪，就等於甘願充當官方的工具……但是，他們拿出了《人民日報》所登載侯德健關於清場過程的訪問錄，並勸說道：事實永遠是事實，既然你沒有看見打死人，沒有看到血流成河，為什麽不敢澄清事實，講真話呢？……我一下子找到了接受采訪的充分理由。1．清場時我沒見到打死人是事實…… 。2．德健講出沒死人的事實而我卻保持沉默，這等於在證明德健為保存自己而為政府作偽證……如果我出麵作證，……可以增加事實的可信度……。 3．官方證明了清場過程中天安門廣場沒死人，並不能證明北京沒死人，開槍殺人是鐵案，決不會因為清場過程中沒死人而改變……”
可以看出，劉曉波通過文字描述的央視聲明的決定過程不僅邏輯清晰，而且更符合道德準則，因此同樣可以作為對他當年為何現身央視的合理解釋而被世人接受。（至於劉曉波在央視聲明中的陳述是否客觀公正，本文不作探究。）
雖然上述兩種解釋各自都可作為獨立證言而存在，但是因為它們代表了理性抉擇和非理性衝動這兩個完全相反的行為模式，二者在邏輯上無法並存。更加令人感到困惑的是兩種解釋都出自劉曉波本人之口，隻是一個是公開披露，一個是私下傾訴。
那麽，最顯而易見的結論就是兩種解釋之中隻有一個是基於事實的坦誠描述。如果真是這樣，那麽相較於追問哪一個解釋更接近於客觀事實，人們更會追問為什麽劉曉波在提供了真誠解釋的同時又給出一個虛幻的描述。這麽做是出於對當局的顧忌還是為了凸顯當局對人權的粗暴踐踏？是為了在友人麵前表露自身的軟弱還是為了給自己贏得更多的理解和支持？
退一步講，也許兩種解釋都是基於事實，也就是說官方勸導下的審慎思考和官方逼迫下的劉父跪求都發生在央視聲明之前，但是這兩個先行事件在對劉曉波最後決定發表央視聲明的影響程度上卻有著巨大差別。按照常理推斷，一個被劉曉波在訪談錄像和書中詳盡描述的先行事件應該遠比另一個隻在私下僅對一個人描述的先行事件更可能是央視聲明背後的決定因素。然而如果比較這兩個先行事件和隨後的央視聲明給劉曉波造成的心理衝擊，那麽相反的推斷才更加合乎邏輯。劉曉波在《末日幸存者的獨白》一書中寫到：“直到今天，我對自己出現在官方電視螢幕上講述清場事實的抉擇非常坦然和滿意”，而根據曾慧燕的文章劉曉波對徐文立的表述卻是：“不能他媽的原諒我自己！特別麵對『天安門母親們』時！沒有藉口，隻有慚愧，罵自己不是東西！”如果劉父跪求是促使劉曉波在情急之下發表央視聲明的主要動因，是什麽原因使得這個更加真實可信的理由被塵封28年？
對於劉曉波央視聲明背後的動因，之所以先後出現兩種截然不同的解釋還有最後一種可能，那就是：這兩種解釋都是謊言。如果真是這樣，那麽誰是這謊言的始作俑者？誰是它最大的受益者？謊言想要掩蓋的又是什麽？
最後，我引用６.４之後劉曉波央視聲明之前侯德健麵對官方電視攝像鏡頭時說過的一句話作為本文的結束語：我們需要用謊言來揭穿謊言嗎？真相難道還不夠嗎？
（本文的全部探究都是基於一個前提：曾慧燕文章所報道的一切均屬事實）
——原載《華夏文摘 》，讀者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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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懷念林乃湘，魯德成泰國遇險真正的救命恩人
——及其他
徐文立
（2017年7月21日）
（「有關林乃湘的必要說明，他才是魯德成在泰國遇險的真正救命恩人。」這是我今天一早，在匆忙中可以首先、又簡要地告訴世人的話。）
7月13日到底是個什麼日子啊？我的兩位摯友同一天撒手人寰！
林老突然過世。是我心中最近第二件徹骨哀慟的事件！
為什麼我要發表有關林乃湘的必要說明
這是因為，最近：
一說：「林乃湘年約七十八歲，生前與中國大使館關係密切，死前身體很好」。
二說：「受托轉泰國最新消息：林乃湘的死，是突然墜樓（之前是說車禍），疑點重重！」
三說：「為何多人跟我說林和大使館關係不錯？」
詳細說明待述：（現在我有一急事去辦。容後詳述。）
（再續）
為什麼懷念林乃湘會扯上魯德成在泰國遇險之事
我了解，林乃湘先生是一位七十八歲的真正的反共人士、蒙受林乃湘先生幫助的早年到泰國曼穀的異議人士有許許多多，至少在我這裡，林老從來不計較個人得失和利害，怎麼死後卻被人似是而非的「疑為中共線人、或者親共人士」？！
這樣的一生，竟然會得到這樣一個疑評和蓋棺定論；這樣的人生，真得不要也罷！！！
當然，人世間沒有真正的義人，人就是人；每個人都是不完美的；劉曉波不是聖人、林乃湘們亦然。我隻是不平，我有義務把我知道的林老講給大家，信不信由你。我現在的信仰告訴我， 上帝是公平的：「主說申冤在我，我必報應。」
講林先生之前，我必需申明：正如我對劉曉波的了解和閱讀遠遠不如其他人，我對林乃湘老先生的了解可能也隻是皮毛。我隻講我個人知道的事實而已，也可能和真實的林乃湘相去甚遠。
但是，我相信我的眼睛，以及和他的直接接觸和實際共事。
我2011年十分榮幸地出席了中華民國一百週年的慶典，期間在台灣見到了心儀七八年的林兄，雖然時間暫短，隻是我請他吃台式「牛排」的餐聚，短短一個多小時，他對中華民國的深愛、對現狀的失望和痛心溢於言表，老淚縱橫，至今歷歷在目。他同時一定要我過目他經手的、特別是我為了營救XX而捐款的餘額至幾百泰幣，一清二楚。
人們常常遠隔重洋、千山萬水，如何才能識人信人。當然，如下所述，我一般識人信人，主要是通過「共事」。
我和林乃湘先生的一次難忘的共事，是發生在2004年12月12日泰國的下午3點，魯德成突然在泰國被抓遇險之後。
那麼，首先我要說明為什麼懷念林乃湘會扯上魯德成在泰國遇險之事。
最近，我看到一位勇敢的自媒體人，經常是勇敢地把中共第一把手作為他口誅筆伐的首選對象，這是在習近平表麵上集權超過毛澤東、開始殺人（特別是謀殺劉曉波）不眨眼的時刻。我感慨他的勇敢無畏的同時，和他共勉——
我說：「中國民運的歷史使命決定了我們必需「擒賊先擒王」，在這一點上應該也可以不完全同於X先生曝光的作為和方向；雖然，X先生有他特有、我們不可替代的作用和使命。共勉！」
又引用高文謙先生的精辟論斷：「習當核心的危險之處在於，他具有紅二代典型的二杆子性格，別人是有賊心沒賊膽，他是既有賊心又有賊膽，敢於一意孤行。可以預計，習當一天核心，將黨無寧日，國無寧日，民無寧日。’習就是一個‘口言善，身行惡的國妖。’習無學識和理性，在這網絡信息和自媒體時代，還在作‘皇帝夢，搞個人崇拜向文革倒退’，螳臂擋車。習的危險性還在於，在他和中共生死存亡的關頭，他是有冒險搞大屠殺或者挑起戰爭的衝動的。因此，去掉習，就是拔掉炸彈的‘引爆器’。在中共高層人人都是‘巨貪巨腐’的情況下，王岐山較有學識和理性，至少未作‘皇帝夢’，和不會輕易挑起戰爭。當然，中共19大如果不能去掉習，讓王岐山按照‘七上八下’下台，少一個大壞蛋，也是好事。」
另外，我又和這位自媒體朋友商榷：「真正了解一個真實的人唯一方法靠『共事』。『Google+後綴』，是個辦法，那隻能是參考。」
幾十年的嚴酷的生活現實告訴我：「唯有『共事』才能比較真正了解一個人」。
2004年12月12日下午3點，魯德成不知為什麼在處境依然十分危險的情況下，突然在泰國出席一個什麼會議，被泰國警方在中共使館人員指領下被捕；且可能在一、二天內被遣返回中國大陸。
那時，正是美國的淩晨三、四點鐘，我正因為營救一位1999年左右，是中共首例從泰緬地區被綁架回中國、受過「酷刑」（最後的事實表明，是此人的吹大牛，嚇倒了中共情治單位）的年輕民主黨人能不能來到美國的關鍵時刻，深夜我臨時請了一位通曉中英文的同事給美國國務院寫重要信函，直至淩晨他要離開之際，突然接到林乃湘緊急電話，林老急切告訴我：魯德成在泰國被警方逮捕，請我趕快想辦法救救他，不然一、二天可能就會被遣返回中國大陸，後果不堪設想！
（注：我至今英文除應對日常生活，其他的一塌糊塗；我在布朗大學任教完全用中文，布朗大學有許多中文極好的學生，學校為我配了幾位學生秘書和一位助教。）
刻不容緩！我隻有一個念頭：不能讓吃了15年苦頭的魯德成再受二茬罪！
我隻有請求那位同事，再起草一封簡短的求救信給美國國務院。次日才知道這位同事汽車因是「掃街日」停在路邊而被罰款……，我抱歉的同時當然承擔了這筆罰款。
第二天，我還是儘早到學校上班，十點多鐘就收到美國國務院秘書來信，問：魯德成是誰？為什麼要你SOS？
我的秘書還沒有上班，我想怎麼辦？我突然想到可以去BBC網站查魯德成的英文資料，果然有，我立即複製給了那位秘書。不一會兒，美國國務院秘書答應，他們一定關注，並責成美國駐泰國大使館關注。（我是用翻譯機，看這些來信。）
這時候，我又怕萬一營救不及時和不得力，會讓魯德成處於險境。下午，我的學生秘書一上班，我就請他們立即打電話和發Email給我的老朋友世界人權觀察主席鮑勃先生和中美對話基金會會長康原先生，分別尋求幫助。魯德成真是好命，當時，美國駐泰國大使正好是鮑勃和康原二位先生私交極好的朋友，大使答應立即和泰國政府交涉。因為泰國實質上、傳統上就是一個親美的國家。當天，泰國政府就已經保證，絕對不會把魯德成引渡給中共政府。我心中這塊石頭總算落了地，但是內情我卻不能夠透露出去。
我也知道為了魯德成獲救，同時有許許多多的個人和組織做了比我更多的工作。我直到有人不斷抬高調門，要發動全球中國異議人士到泰國駐各國大使館門前去抗議示威時，我才不得不通過一位有一定影響力的人，告訴大家：魯德成完全沒有被引渡回中國大陸的危險了，我以我的人格擔保。
凡是了解一些政治私下操作的人都會明白，美國大使和泰國政府的承諾是有效和負責任的；再過度抗議，那是害了魯德成。
2006年4月12日魯德成終於在加拿大朋友和組織的幫助下來到了自由的加拿大。在此之前、之後，我將林乃湘第一時間發出營救信號和之後通過美國國務院、駐泰國大使館及泰國政府營救他的過程，用電話詳細、又簡要的告訴了魯德成；遺憾的是魯德成在後來的日子裏，不論在Email中的感謝信、還是正式發表在網路上的感謝信，提到了幾十位個人和組織，卻隻字不提林乃湘先生。不知道為什麼？！當然，不提我是十分正常的：因為徐文立是被成功邊緣化和妖魔化了、過了氣的人物。
有時被邊緣化反而是大好的事情
其實，可能有人不知道，被妖魔化我雖不喜歡，被邊緣化卻是我求之不得的。
1， 成功地把我妖魔化和邊緣化，讓我來到美國，十五年得不到美國和西方政府一分錢的資助（這是完全可以核查的），我反而得努力在布朗大學工作十年，自己過著負債清貧卻踏實的生活。我努力得到了一些私人幫助，平均每年我能夠幫助國內外同道$3,000-$10,000不等。平平安安平平淡淡平平穩穩地過了十五年。
2， 我雖然被人說成吹牛：「徐文立一天課也沒有講過」；什麼「徐文立在見達賴喇嘛尊者時搶話筒，沒完沒了，賴在台上不下來，被人轟下了台」；相反，恰恰是達賴喇嘛尊者和他的助理安排我上台講話，歷史紀錄講話時間不超過一分鐘！達賴喇嘛尊者還特別和我行了「碰頭禮」；我的上百學生每年最高評分是1的情況下，他們給了我1.12-1.19等等評分，學校給了我人文科學博士榮譽稱號和畢業典禮演講的殊榮。
3， 我成功地推薦了劉曉波榮獲諾貝爾和平獎，我二度被美國卡特總統和布什總統邀請出席他們主持的特別會議，發言和對話；多次出席美國國會聽證會和其他會議。走訪了英國、法國、德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等等幾十個國家和大學，以及聯合國、包括「酷刑專員辦公室」、國際大赦、無疆界在內的等等國際政治組織。
4， 當然，還是有人在指控1980年春節期間就參加了當年就叫「中國民主黨」建黨嘗試、被判組織反革命組織刑的徐文立，18年後的1998年是下山摘桃子。四川劉賢斌說：「所以我很不願意看到有些朋友對徐文立、秦永敏妄加指責，我認為至少不應當懷疑他們的個人品行。在我看來，他們當時的所作所為不是投機行為，而是曆史關頭的當仁不讓。摘自劉賢斌：《民主黨人印象（之四）：秦永敏》」
浙江陳樹慶也說：「我在文章中所說“王有才先生1998年4月底5月初趁參加北京大學百年校慶之際，最初動員徐文立先生在北方召集與發起中國民主黨的創黨活動受挫”不實，由此給徐文立先生造成的“傷害”表示道歉。當然，通過前述兩篇文章和本文的澄清，相信流傳的那個非常難聽的“故事”就從此可以很快消失，這也算是壞事變好事吧！」但是，還是有些人依然不依不饒。然而，中國民主黨全國聯合總部卻得到了二次美國國會領袖南希女士的例外的祝賀，而基本成功地在美國和西方民主國家保持了中國民主黨的正朔和火種。並且保證中國民主黨全國聯合總部可以有效地在第一時間，對國內外重大事件，作出必要的反應。
5， 經驗教訓了我，如其讓別人邊緣化你，還不如自己先邊緣化自己，不然哪有可能有時間和精力做成一些、當然也是微不足道的事情。2002年我剛剛來到美國時，我婉拒了在紐約的一個八萬年薪的主席職務，我不願意取代曾經還是朋友的那位。同時，我決計遠離世俗的虛榮，即美國的主要大城市和大學，我主動放棄了供選擇的波士頓哈佛大學和紐約哥倫比亞大學；最後在耶魯大學和布朗大學之間，選擇了更邊遠的布朗大學，後來才知道布朗大學同為常春藤聯盟之一，居然是美國中學生最喜歡選擇的大學之一、或者之二；它所在的羅德島州是以自由主義著稱，所在的城市（Providence,RI）直譯是上帝之城、或者天道之城。讓我每天沒有在戲台上下，得以研究了民主社會基礎論、中國社會位移論和2008年得以出版《人類正常社會秩序概論》。
我喜樂這些，求仁得仁。
被邊緣化，對我來說，是大好事情；但是，有二位：一位1998年在美國、台灣的媒體採訪中，一邊為迎合李登輝說「山東也可以獨立嘛！」一邊信口雌黃地罵剛剛在中國大陸建立的中國民主黨，是中共特務們組建的黨；一位直到2003年還譏諷「中國民主黨就是一個笑話，千萬不要和我講中國民主黨」；2009年二位搖身一變、異口同聲地說：建立反對黨是民主運動頭等重要的事情，開始雙雙成為了中國民主黨XXX的主席和總顧問，卻讓人噁心！
林乃湘老哥，走好！凡塵中的有些事不值得你留戀。對不起了！在你生前沒有機會說說這些話！希望現在說，沒有煩到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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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追懷摯友劉曉波——當之無愧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
徐文立
（2017年7月13日）
曉波先我而去，徹骨痛惜！痛哉，劉霞！
人一生能結識的人，數算不清；有些人擦肩、點頭而已，有些人淺如過手之水，有些人相交如食甘飴，令你終身難忘。劉曉波就是一位在每次的交往都會給你帶來心靈震撼的人，而且更能讓你思想反芻得益。
我和劉曉波相識是在我1993年5月26日第一次出獄之後。當我出獄後，知道了劉曉波在1989年天安門運動中種種與眾不同的事蹟，也聽說他在運動之初的「北師大」演講中多次提到我，特別理解我曾經所為的特殊價值。我內心深處即起共鳴，嚮往能結識這位「未識知己」。
我們第一次見麵在我北京的家中，即1995年4月25日。我們交談甚歡，尤其談到以追求完美的標準來觀人省己時的共識，特別合拍。他說：「我、我發現你是一個內心沒有仇恨的人，少見！」
再進一步論到坐牢也有完美與不完美的話題時，他更是興奮。當我敘述到我第一次坐牢「甚至不懂以零口供應對」的種種不完美時，他更是結巴地說：「和、和、和……和你相比，我、我、我，我他X的，那次坐牢太不完美了！」「那次坐牢太不完美了！」他一口貫出。
坐牢還有完美不完美的？好生奇怪，看得出來他內心對自己曾經的「不完美」的不滿、噁心、和痛苦，天下就會有我們這等癡人！曉波從此在我心目中已不是一般人，這是一個能掏心掏肺吐真情的摯友。
他回憶了1989那次在中共電視台違心的見證，他痛苦地提到中共惡毒讓他父親的遊說，他說，「平日裏我可以和父親論辯至反目，可是當父親在那種地方雙膝向我跪下時，我他X的，徹底崩潰了！」他說，「我從來沒有對誰講過這一幕，今天就想對你說，可是還是不能原諒我他X的自己！特別麵對『天安門母親們』時！沒有藉口，隻有慚愧，罵自己不是東西！」
之後，他一次次的反省、檢討，訴諸文字和一次又一次的行動，才贏得了「天安門母親們」寬宥和諒解。
我相信和喜愛追求靈魂乾淨的人。
我了解，在全人類和中國歷史上都有過「手無寸鐵的人們麵對武裝到牙齒的邪惡武裝」的歷史時刻，那是不多見的；而普通民眾和年輕學子「麵對殺紅了眼的士兵的時刻」，則是極為罕見；劉曉波「四君子」之前的種種我不十分了解，我當時在獄中，可是我聽過許多人異口同聲地說，就是在這萬難時刻，劉曉波「天安門四君子」沒有逃跑退縮，反而是迎著坦克、衝鋒槍口，一步一步地、在千鈞一髮、寂靜對峙的黑夜裏，直麵可能即刻的流彈和死亡，去和天安門廣場入場鎮壓的中共戒嚴部隊談判！
有人提及，我也曾經歷這樣的事。
當我在1979年10月1日參與領導「星星美展」和平遊行時，經歷過麵對三層軍警防線突然出現，千百位圍觀者驚恐得飛奔四散，霎時長安街六部口，寂靜的掉一根針都能夠聽得清清楚楚的時刻，雖然我作為指揮者無所畏懼的鎮定應對，及有服從指揮的我們和平遊行示威隊伍的穩沉配合，也難避免有擦槍走火的危機；但那和劉曉波「四君子」所麵對的情況，還是不能相提並論。
上蒼揀選了劉曉波「四君子」，保護了那些尚未撤離的年輕大學生們。歷史不會忘記他們這幾位願意用自己寶貴的生命來保護無辜學子的人！歷史記住了譚嗣同「戊戌六君子」，劉曉波「天安門四君子」也一定會被紀念。
這就是我推薦劉曉波為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的理由之一。
推薦劉曉波的理由之二是：
中國當代民主運動始發於1978年的民主牆。之後可歌可泣的悲壯事蹟層出不窮。但是一部《08憲章》一開始就能夠有303位中國社會各階層的菁英參與連署，是1978年以來所沒有的壯舉。社會菁英對全社會的命運是應該有所擔當，他們的社會效能是和千百萬民眾的力量同等重要、二者不可缺一的。
《08憲章》的簽署剛啟動就有303位社會菁英參與、接著成千上萬的人踴躍連署，在這一點上，我們有誰能做到？沒有！劉曉波他們做到了！在凝聚共識與認同的影響力上，劉曉波做到了前所未有的大集體公開向中共專製體製挑戰，劉曉波就配得諾貝爾和平獎。
另外，雖然《08憲章》都是憲政民主的基本的要素，難道美國的民主憲政最倚仗不正是潘恩的《常識》嗎？
真理往往是簡單的；正因為簡單，才難以達至。
鑑於以上的兩項考量，我於2010年1月10日在廖燃的幫助下，鄭重地寫信給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提出推薦劉曉波應榮獲諾貝爾和平獎的申請，後來才知道達賴喇嘛尊者、圖圖大主教、捷克總統哈維爾率二名簽署人都是當年《七七憲章》的簽名者和89年捷克絲絨革命中的領袖人物都參與了推薦。
2010年劉曉波一舉榮獲了諾貝爾和平獎。
事後，自然有人問過我：「你（徐文立）也被推薦提名為諾貝爾和平獎的候選人，你為何反而推薦劉曉波呢？」答案很簡單，我自認不如劉曉波有資格成為諾貝爾和平獎的得主。在我的觀念中，諾貝爾和平獎是全人類最神聖的獎項。唯有曾為人類和平地取得自由的歷程中有特殊貢獻、且心中沒有仇恨的人才配獲得。
總有一天，未來中國大陸不論是通過革命、還是通過變革進入憲政民主的正常社會時，已經被殘害撕裂的中國，最最需要的是嚴行法治，釐清歷史真相，撫平創傷。當人們真正懂得需要一位「心中沒有敵人」的「劉無敵」來撫平時，無奈曉波已去矣！
記得聖經希伯來書十二章15節說：「又要謹慎，恐怕有人失了神的恩，恐怕有毒根生出來擾亂你們，因此叫眾人沾染汙穢。」
「苦毒」是一場可怕的心靈傳染病，會奴役你，也會奴役全社會。中國共產黨自1921年96年最大的惡跡，莫過於用「階級鬥爭」的「苦毒」汙穢了中華民族，以至誰也不信任誰，幾乎誰都敢害人，幾乎人人背信棄義，現在瀰漫全中國大陸的毒食品、毒水、毒空氣……，首先來自於人性的扭曲與人心的「苦毒」。所以，我覺悟今日的中國，需要一股思想的純正清流來引領、根治這深沉在人心的「苦毒」的病源。
我在2007年開始特別推崇王康，強調王康是當今中國最需要的思想家，因為他是用高貴、精粹的理想在引領著當今中國的思想家，繼而呼喚出千萬個王康，齊心重振中華民族。
中國，現在太需要心靈的高貴向善。
會有一天，我們因為了解要從心靈中擯棄「苦毒」的重要而追念劉曉波。
對於我們個人來說，在劉曉波得獎的事情上，我有一個深深的遺憾，就是因簽證未能及時完成之故，沒有能出席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在奧斯陸為劉曉波舉行的頒獎儀式。謝謝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在給劉曉波留一個空椅子的同時，也給予了我們夫婦留二個空椅子的殊榮。（請見照片附件）
當然，刻骨銘心的遺憾是，劉曉波不幸被罹患肝癌離世！
曉波走好！我們不會忘記你和你心茲念茲的民主製憲事業。
摯友曉波，我們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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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徐文立不克前往出席諾貝爾和平獎頒獎典禮的說明
http://blog.boxun.com/hero/201012/zgmzdlhzb/4_1.shtml
劉曉波先生榮獲2010年諾貝爾和平獎是中國乃至世界的光榮，特別是中國自由、民主和人權事業的光榮，是中國為自由、民主和人權事業的先進、同道和同仁用生命、青春和鮮血堆壘起的豐碑。
11月25日，我和夫人及我特別推薦的瑞典華人代表陳世忠先生一起收到了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的正式邀請，我們感到十分榮幸和責任重大。
此時恰逢美國感恩節長假。
我11月30日夜從台灣率團觀選返回美國，第二天一早，即12月1日9時就在香港摯友謝中之先生的陪同下，前往羅德島州參議員辦公室尋求幫助，因為我的政治難民旅行證12月6日到期，夫人多年來為省去費用而未辦此證，我們隻有請求參議員辦公室協助，才可能在最短時間內辦到政治難民旅行證。參議員辦公室移民助理立即著手在最短的時間內幫助我們辦理了有關申請，寄往美國中部的移民局辦事中心。之後，南希•佩洛西辦公室和美國國務院的有關人士聞訊，都盡全力予以協助。12月6日完成了對我們的生物採樣，今天，或明天我們可能會收到新的政治難民旅行證。
但是，礙於挪威駐美國總領館隻有上午才開門辦公，我們所在城市距紐約有500公裏之遙，要立即取得挪威領事館的簽證可能十分困難，儘管和領事館事先已有溝通，他們表示會特意延長辦公時間等候我們的到達。昨天，我們也隻好忍痛取消了原定的航班和機票。
現在，我們仍然在等待政治難民旅行證的到來。有一線希望，我們也會付百分之一百的努力，準備隨時假道前往奧斯陸，如期參加頒獎會，可是這種可能已經十分渺茫，我們不得不做出這十分遺憾的說明。萬一不能如期前往參加頒獎盛會，我們衷心預祝百年難得的諾貝爾和平獎盛典圓滿成功。
徐文立12月8日上午10時於美國羅德島州
注：美國政治難民旅行證，一年有效，辦理週期3個月至半年不等，費用從2003年100多美元，到2009年的385美元，今年是220美元。
再附註：今天上午我才可能收到加急寄來的政治難民旅行證，為時已晚，隻有遺憾。——2012年12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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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流亡異見人士徐文立受訪
一個和平獎鐵幕苦痛 30年
http://hk.apple.nextmedia.com/news/art/20101208/14743717
2010年12月08日
【（蘋果日報）本報訊】「過去 30年，中國人為了民主自由，為了追求諾貝爾和平獎理念，付出的代價世所罕見！」流亡美國的中國異見人士徐文立對劉曉波獲諾貝爾和平獎感慨萬千，並透露內地被判刑的中國民主黨成員不計其數，總刑期逾1,000年。他認為，和平獎頒給劉曉波，是對所有為爭取民主自由中國人所付出代價的肯定。
曾獲諾貝爾和平獎提名、準備赴挪威出席和平獎頒獎禮的徐文立，接受本報長途電話採訪時指，過去 30年是中國人從共產主義鐵幕統治中覺醒、爭取民主自由最活躍時期，但也是受到迫害最慘重時期，「以我們中國民主黨來說，自1998年創黨，參與成員被捕判重刑者，受到判刑的總刑期，就達 1,000年以上！」
徐文立舉例指，中國民主黨創黨初年，他和秦永敏、王有才三人就被分別判 13年、 12年和 11年；2006年四川許萬平和楊天水各被判 13年； 2008年湖南謝長發被判 13年；四川劉賢斌坐夠 13年牢剛出來，前不久又被抓進去，正待判刑，「各地民主黨成員都被重判，刑期都在 10年以上；中共真是鐵石心腸獨裁黨」。
……
他指，30年來中國民主運動與諾貝爾和平獎距離不斷縮短。70年代末的西單民主，成為中國當代民主運動的開端；……
……最終由劉曉波獲獎，「我想說，諾貝爾和平獎頒給劉曉波，既是對他個人的褒獎，也是對過去 30年中國民主運動參與者的肯定」。
……
而流亡美國的中國異見人士方勵之對本報指，中共對諾貝爾和平獎的態度，完全是根據黨派利益取捨。1964年美國黑人領袖馬丁·路德金獲獎時，毛澤東曾發聲明，支持美國黑人爭取民主的運動，中共還曾在天安門廣場隆重集會聲援馬丁·路德金。他說：「那時中共不說自己幹涉美國內政，現在國外支持中國人民爭取自由民主，並獲表彰時，他就不讓別人幹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