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裔副總裁：空降》第一節：空降

  2008年的夏天，我重新加入了我五年前曾經工作過的美國樂波特 (LaPorte) 公司，隨後被公司派往中國，任中國分公司的政府業務銷售總監，常駐北京。公司給我美國外派人員的待遇，第一期的三年合約涵蓋了除工資、獎金、和股票期權外，還有在北京租國際公寓、兩個孩子上國際學校、配車和司機等費用、及交納中國的個人所得稅，當然也包括每年兩次的全家回美國度假及國際醫療保險等。這樣的待遇在九十年代是美國外派人員的標配，但2000年後隨著國際人才市場的競爭加劇和國內本地人才的成長，美國外派人員已經非常罕見，公司給我如此的待遇實在是出於對改進中國業務的迫切需要。

 

    我從事的電子儀器行業在廣義的高科技產業中屬於相對傳統的一個分支，形成的幾十年中，一直是美國的三家公司占據了全球80%以上的市場。我所在的公司樂波特是這三家美國公司中的老三。雖說我們是三強之一，但幾十年來，市場占有率一直由老大贏飛公司和老二德和仁公司輪流領導，而樂波特靠著還不錯的技術和產品，奮力在贏飛和德和仁中間打拚出自己的生存空間。

    情況在進入二十一世紀後發生了變化。前麵兩家公司在2000年初的美國經濟危機時，抓住中國加入WTO後經濟迅猛發展的機遇，憑借雄厚的資源優勢和品牌知名度，在中國市場快速壯大，不僅彌補了美國市場的下降，反而顯著成長。另一方麵幾家中國本土企業也進入了這個技術壁壘和資金門檻都很高的行業，雖然他們在產品的性能和品質上與三強有著隔代的差距，但他們憑著與中國客戶天然的聯係和低廉的價格，蠶食著我們的市場份額。

    反觀樂波特公司，早在九十年代初就進入了中國，先後成立了代表處和分公司，開始也經曆過幾年從無到有的高速增長期。可公司對中國業務沒有長期的戰略規劃，對中國團隊也缺乏有效的培養和管理，在前有贏飛和德和仁後有本土公司的雙重擠壓下，中國業務連續數年停滯不前，換了兩任總經理仍無起色。在這種情況下，公司把我空降到中國，計劃讓我先接手公司認為最棘手的政府業務，然後逐步過渡到接任總經理。

    雖說是“空降”，但我幾年前在美國樂波特工作期間，與一些中國的同事打過交道，對中國團隊並非完全陌生。當時我是樂波特的無線通信行業的銷售總監，公司的CEO也就是公司創始人樂波特博士 (Dr LaPorte) 之子的Jerry LaPorte (傑瑞)，和負責全球銷售的副總裁Chris Fonda (方達克) 經常對我談起中國的情況，鑒於我的華人背景，與我進行一些關於中國市場和團隊的狀況的非正式交流，使得我對中國業務一直有所了解。在傑瑞和方達克與我討論我重新加入樂波特並把我調去中國時，傑瑞有一次說到他對中國團隊的感受：他始終不明白為什麽，中國團隊從基層銷售到總經理，都常表現得“hopeless, helpless, and always whining（無望、無助、且總在抱怨）”。我不知道傑瑞的感受由何而來，在我自己和中國團隊的一些同事有限的接觸中，他們給我的印象都是開朗健談，有很多宏大的想法，對於中國業績的停滯也有許多合乎邏輯的解釋。聽了傑瑞說的“hopeless, helpless, and always whining”這樣言簡意賅又生動形象的描述，我心裏充滿了好奇，對於我將作為這個團隊的一員，從內部觀察體會中國團隊的狀況充滿了向往。

    在討論我調去中國的過程中，負責全球銷售的副總裁，也將是我的直接老板的Chris Fonda (方達克) 向我詳細地介紹過中國的狀況。除了中國的業務外，我們花了相當多的時間討論團隊和人員。從我有限的了解上我也逐漸傾向於認可他的判斷：業績隻是表象，中國市場環境的特殊性隻是說詞，真正的原因是團隊的士氣，而實質的問題是管理和領導力。

    Chris在九十年代中期親手建立了中國代表處，並取了中文名字方達克，如今已是全球銷售副總裁的他，仍代理著負責亞太地區的副總裁的職責。但文化上的隔閡使得他無法深入了解中國團隊的狀態，又顧忌於中國團隊中各級成員對於中國特殊性和“關係”的重要性的告誡，使得他即使懷疑中國團隊的領導力，也不能確信自己的判斷，更不要說采取什麽行動 — 直到我們在2008年1月份的一個寒冷的北京之夜的那次“偶遇”。

 

    那次我去中國拜訪大唐和華為。1月14日下午，我從舊金山乘美聯航到了北京。入駐到中國大飯店後小睡了一會，時差就把我鬧醒了，看表時間才是晚上10點鍾，於是我就到了國貿西樓下的Old Henry’s Pub (老亨利酒吧)。正值一月寒冬的北京又是在周一冷清的夜晚，酒吧裏已經安靜，我是唯一的客人。我在吧台前坐下，點了一杯芝華士加冰。酒吧招待珍妮剛把我的酒調好遞給我，不及與我寒暄，卻隔著我的肩膀對門口喊：“嗨，方先生，今天來晚了。還是dry Gin掛杯，雙份馬蒂尼加兩枚橄欖？”我聽著這雞尾酒的配方怎麽那麽熟悉，回頭向門口看去，進來的正是五年未見的老領導Chris方達克。於是握手，問候，落座，馬上迫不及待地交流這幾年的境況。誰知這竟是我們今後數年的再次合作的開始。

    那次談話，開啟了我們雙方對於我重新加入樂波特並去中國的計劃的探討。隨後的兩個月裏，我兩次飛去公司總部所在地達拉斯，經曆了與包括傑瑞在內以前就熟悉的各個C字頭的高管和幾個副總裁們美其名曰的“討論”而事實上的一係列麵試，最後終於在四月中的一天，我再次飛去達拉斯，見公司的創始人樂波特博士（Dr LaPorte）。這也標誌著我們雙方所有協議的達成。

    師從於著名物理學大師費米的樂波特博士本人也是物理學家，早年曾任職於美國宇航局NASA，於我出生的那年在休斯敦創建了公司“樂波特研究室 (LaPorte Research Lab)”。後來樂波特博士退休，把公司交給他兒子傑瑞，傑瑞把公司總部搬到了達拉斯，並於90年代中期帶領公司在NASDAQ上市，現在傑瑞是公司的總裁兼CEO。樂波特博士名義上還有董事會主席之頭銜，但已經完全把時間放在他的養馬的愛好上，盡情享受功成名就的退休的生活。

    我在樂波特博士的位於達拉斯南郊的韋可（Waco）的牧場裏再次見到他時，他的第一句話就是“Glad to have you back. You are one of us now （很高興你回來，你現在是我們中的一員了）”。我說 “I am glad to rejoin the team too （我也很高興重新加入樂波特團隊）”。他又說: “Sure, but you are an American now （當然，但你現在是美國人了)”。我這才明白樂波特博士說我是“我們中的一員了”原來是指我加入美國籍了。

    我理解他說這話的背景：五年前我離開樂波特，是因為當時我所負責的無線通信行業在美國不景氣，公司有意解散無線通信的全球行業銷售隊伍有一段時間了，後來連續幾個季度的業績終於使得傑瑞要痛下決心。方達克念我多年為公司成功地開發摩托羅拉和諾基亞業務的貢獻，同時又覺得我的背景和經驗可以幫助公司改進中國業務，於是建議傑瑞把我的美國團隊解散，而把我轉崗派去中國做首席代表。但那時我還不是美國公民，長期離開美國可能讓我失去美國綠卡，因而我選擇了友好地分手。公司所盡的努力和給我的優厚的補償，我對公司的理解和表現出的職業化的姿態，使得我們雙方都互相敬重，為我們日後的二度合作留下了基礎。這也使我有了幾年的時間，解決了公民身份，在這次再討論去中國工作時，沒有了後顧之憂。

 

    說是沒有後顧之憂，並不準確。我當時還在上EMBA，還有一門課每個周末要上課，而且辦理全家的中國長期居留簽證，國際醫療保險，找公寓和國際學校都需要時間。經過與商學院的教授協商，學校允許我在保證上課的課時數的前提下時間靈活，也可以在電話會議上與同學進行小組討論。再經過方達克同意後決定，我先用短期商務簽證去北京上任，每月抽一兩周回一次美國，先把課上完，同時可以利用這段時間重新“熟悉”我的故鄉北京並安排生活。正式上任的日期定在公司新財年開始的7月1日。

（待續）

《華裔副總裁：空降》全書的紙質版和電子版已在亞馬遜的Kindle Store上架發行，Kindle Unlimited用戶可以免費閱讀，全球都可以（理論上）買到：https://www.amazon.com/s?k=%E5%8D%8E%E8%A3%94%E5%89%AF%E6%80%BB%E8%A3%81&ref=nb_sb_noss_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