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觀的尺度

餘英時先生這個月初在普林斯頓仙逝了，《士與中國文化》其實對我們這代人還是挺有影響的。老先生什麽都好，對當代中國的發展，多有誤判及情緒發揮，也可以部分理解，畢竟去國數十年了。

個人淺見老先生在曆史觀上或許更多地沿用了西方的小尺度史觀，關注得更多的並非整體，而是個人命運，方以智、顧頡剛、胡適之……考據起來，都是洋洋灑灑的。

共產黨與中國人民，其實很大程度上是曆史的必然或者必然的曆史，分是不那麽容易分的，否則1976、1989都有分離的機會而不成。先生恨之入骨，可想而知。至於普林斯頓中國學社，反倒是背後的Mr. Elliot與無錫唐家的關係和書法收藏火了。

中國跟其他文明的最大區別就是周期律可以很長很大，所以常說，中國最大的自然資源是時間，因此，中國人的浪漫，還是骨子裏的，都是有關大尺度時間的，是超越普通人生命周期的。所謂三生三世，那就準確得多了。

這樣導致了中國人對曆史價值意識更深，更為重視，鑒於個人渺小與短暫的無奈，也就會不得不妥協於天下為公的集體主義；西方人更多注重現世價值，會更自然地傾向於自私自利的個人主義。

但由餘先生引發思考，中國未來如何走，繼續三生三世呢，還是多一些今生今世呢？曆史觀也是有尺度問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