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起雲湧 信仰的顛覆（八十六）

五月24日佛羅裏達州州長羅恩·德桑蒂斯在推特宣布選總統，但出師不利。宣布儀式需要震撼和畫麵感。川普當年從自家大廈金碧輝煌的電梯上緩緩走下的鏡頭讓人至今難忘，更是當場宣布建牆，瞬間刷爆全球輿論。而Twitter Space本身就沒有畫麵，而且還出現了低級技術問題。連德桑蒂斯後來放出來的宣傳片都有些無聊，大家都忘記德桑蒂斯到底想說什麽。

福克斯前主播梅根.凱利說，德桑蒂斯是史詩般的失敗，是一個在人們麵前展示的災難；我們不得不麵對他，但卻是令人反胃地難受；多數共和黨選民不喜歡他，川普的支持者更不接受他。德桑蒂斯壓根就沒有像激情力挺川普那種選民，所以他一點戲都沒有！

耐人尋味的是屬於羅斯柴爾德家族擁有的最新一期《經濟學人》的封麵，封麵標題是“THE HAUTING(陰魂不散)”。文章以“So his chances of re-entering the Oval Office are uncomfortably high（川普有非常高的機會重回白宮）”。

猶記得安培晉三被刺殺前，《經濟學人》封麵也是提前一周暗示刺殺場景，難道猶太帝國已經決定2024川普獲勝？

從德桑蒂斯出場安排的笨拙，到川普幾個月前已經開始狂懟德桑蒂斯，已經令很多川普的支持者擔心川普在政治自殺，分裂共和黨基本盤。昨天川普甚至讚揚臭名遠揚的紐約前州長庫幕（Cuomo）來貶低德桑蒂斯。簡直把德桑蒂斯當活靶子打。其實川普背後團隊在攻擊前，一定已經計算好得失，這樣捧庫幕，目的顯然是民主黨內畢竟溫和的選票。而德桑蒂斯似乎也樂意被川普吊打，川普在如此多不公的官司纏身之下，還如此神勇，美國選民一定一邊同情一邊佩服。據有線電視新聞網(CNN)委托獨立民調機構SSRS所做的最新民調顯示，在共和黨提名競選的早期階段，川普鞏固黨內53%的支持率，約是24日宣布投入選戰的佛州州長德桑提斯的兩倍。目前的民調狀況剛好與2020相反，川普的民調一直高歌猛進，如果民調代表油條心的話，川普獲得當權猶太人的支持。不過油條心，海底針。如果老川的高民調一直維持到投票前，說明猶太人需要一個強勢總統，以撥亂反正。

當前俄烏戰爭，對北約不利，巴赫穆特已經被攻陷。俄羅斯以3萬雇傭兵擊毀烏克蘭生力軍，拖得美國和歐盟精疲力竭，把一個7萬人的小鎮打成了俄烏戰場的決戰，以極小的代價，取得對美歐烏勝利的重大戰果，顯示出打持久戰的戰略和能力。巴赫穆特戰略位置非常重要，有多條公路和鐵路經過這裏，占領這裏後，俄軍可以直達克拉馬托爾斯克和斯拉維揚斯克這兩個烏軍控製的頓涅斯克最後兩座城市。同時巴赫穆特有從蘇聯時期開始經營的地道與堡壘，2014年後，北約更是不惜血本加強建設。巴赫穆特之後，再無如此堅固的堡壘可以堅守。

現在看到的最保守的戰果，烏軍在巴赫穆特死亡5.7萬人，受傷近9萬，傷亡總計15萬人。開戰前烏軍總人數是25萬人。現在的說法是烏軍的3分之1投入了巴赫穆特。這是烏軍戰爭動員後的兵力，也就是烏軍總兵力80多萬。後來的10個旅在外圍一直沒敢進城，前麵進城的30多個旅基本被打光了。

最堅固的堡壘被 俄軍攻破，烏克蘭再沒有這麽堅固的防禦工事，信心被打掉了，不隻是軍事的重大失敗，也是政治的最大失敗。沒有人相信烏克蘭會打敗俄羅斯。

因此，如果北約還想繼續堅持下去，甚至後麵的三戰，必須從現在開始進入戰爭動員狀態。目前的北約在冷戰結束後，以為已經盡收天下之兵。因此刀槍入庫，馬放南山。隻維持如對付伊拉克，阿富汗，南聯盟這些保安戰規模的戰備。甚至瘋狂到搞太監軍，真不把其他國家的軍隊放在眼中。後來更是放飛自我，把美國的產業往中國趕，不走就用工會趕。

猶太人是沙漠遊牧民族，天性是逐水草而據。不會對任何地方與人產生感情的。因此為了更低成本，就把自家工業往低成本地區趕，治下人民的生死當然與他們關係不大了。大英帝國如是，現在的美優也如是。底特律的汽車工業就被他們趕去日本。冷戰後，更是變本加厲去趕。畢竟金融賭場來錢快，工廠這些髒活，讓其他低端人種去做好了。但人算不如天算，讓中國得到了完整工業體係這個千載難逢的機會。日本有美國駐軍，當然可以收放自如，不知美猶當時怎麽想的？

麵對武器補給生產都成問題的狀況，猶太人隻能通過川普效法希特勒，希特勒驅趕猶太人，川普可以立刻驅趕在美國境內的非法移民，複製一個美國版的“水晶之夜”；停止美國的LGBTQ運動，特別是軍隊更不能是太監軍；修改環保條例，重新開采美國的能源與礦山；新能源汽車的電本來就來自火力發電的電廠，可謂多次一舉。取消新能源政策，反正歐美日韓已經不是新能源汽車的龍頭。難道巴菲特短短8個月多時間，已經連續11次減持比亞迪，持股比重自19.92%降至如今的9.87%，是得到高層暗示？如果能同時打壓工會，也可以慢慢重新吸引企業回流美國。當然能否找到足夠的熟練工人與工程師是一個問題；川普目前受到的司法迫害，也可以是川普大力整頓FBI與CIA的鋪墊；當然更少不了的是重新訓練一支新的美軍。

其實川普還有最重要的一張牌，就是上帝牌。記得在2020年夏天弗洛伊德事件以後，出現黑命貴在各大城市打砸搶，當時民主黨的上上下下和一些軟骨頭的人紛紛向弗洛伊德與黑命貴下跪的時候，川普發表演說後突然步行走出白宮，徑直走到被破壞的聖約翰公會教堂（St. John’s Episcopal Church），他在那裏持聖經留影，並誓言要保障美國安全。

川普是一個口不離上帝的總統，如果他真能重回白宮，在取締LGBTQ運動之餘，還重振基督教，那麽普京宣稱歐美已經背離基督教，擁抱撒旦的上帝牌就落空了。在下相信，如果真有三戰，一定是軍事，政治，經濟，金融和意識形態的社會全方位的戰爭。打上帝牌，一個屬於猶太人的宗教，沒有勝選。

如果老川能做到以上的幾點，他人氣在歐美一定比肩元首，也能重新吸引一些已經離心離德的諸侯。現在美國可憐到連如沙特和南非等國家，這些親手扶持建立的諸侯也造反，真是令人唏噓。

目前在歐美這些所謂保守力量對猶太激進派的批評，恍如法國大革命前夕，天主教對啟蒙思想的批評。當時的教會和世俗的反啟蒙者都強調：無論是以愛爾維修和狄德羅為代表的無神論，還是以伏爾泰為代表的自然神論都是危險的，因為它們帶來理性主義，否認上帝的啟示，同時又不遺餘力地攻擊教會，摧毀了基督教的基礎，從而導致整個信仰體係的崩潰。

反啟蒙者看到，信仰體係崩潰帶來的後果之一，就是動搖了傳統以及社會道德的根基。他們強調宗教對維係道德和社會穩定起著不可或缺的作用。而啟蒙思想就正是要通過摧毀它，來摧毀社會和家庭的美德。1755年僧侶大會就歎息“不再有純粹的道德，不再有君主力量不可觸犯的權利，不再有神聖的宗教”；克萊芒則說，伏爾泰的作品，傳播著危險的毒藥，侵蝕著法國的傳統價值和道德。一個又一個的年輕人，臣服於他那有害的學說中，拋棄了時間的智慧，否認了上帝。他們成為了自由放蕩的人和自由思考的人，他們以“哲學家”自居，蔑視責任，使心靈枯竭，使思想化為灰燼。

反啟蒙者譴責啟蒙運動一方麵力圖摧毀信仰體係，使人們不再有任何道德約束；另一方麵，吹噓著理性主義的光芒，讓人們不再謙虛、服從和滿足現狀。他們還準備將這“燃燒的火炬”傳遍整個王國。正是因為啟蒙精神，各種激情才應運而生，代替了真正的理性。“我們必須將理性完全顛覆的原因，歸結於這個世紀的精神，歸結於產生於哲學主義的普遍的自私自利。”讓利斯夫人就看到，啟蒙“哲學家”蔑視一切建議節製欲望的人，鼓勵著各種欲望的產生。人們不再追求來世，恪守道德，願意自我犧牲；他們肆無忌憚地追求現世的生活、感官上的快樂，變得傲慢、放蕩、貪婪、自私。正是啟蒙哲學精神，將人類生活中的德行和崇高一掃而空，使它變成了一種“專斷的動機，個人的利益，感官的、放肆的欲望，動物的行為的混合體”。

宗教和道德消失、權威和秩序亦不複存在，社會中最終充斥著種種欲望，並帶來諸多的罪行：對宗教的褻瀆、不公正殘忍、自由放蕩、欺騙、陰謀詭計，等等。最終，到處都是無序、不安、失控和混亂，社會陷入墮落的狀態。舊製度後期法國社會的墮落，是反啟蒙者的普遍論調。他們指出，這種墮落，正是啟蒙“哲學家”們有意識的行為的結果。啟蒙思想家鼓吹放棄傳統，動搖了文化根本，導致了道德和趣味的墮落。在當時的民情和文學作品中，這種世紀性的墮落清楚地體現出來。

法國大革命也意味反啟蒙一方的失敗，讓我們先放下在埃及的拿破侖，回頭看看產生拿破侖的社會土壤。諷刺的是諸君可以會發現，貌似正義的反啟蒙一方，隻是共濟會內的一派勢力，而這個派係在工業革命後，妨礙了猶太資本的發展。難道大航海之後歐洲列強不是在梵蒂岡的支持下，耶穌會教士以傳教的名義到處霸占殖民地屠殺當地土著嗎？當然現在根據現實需要，所謂保守派能夠取代激進派，也不是不可能。

據估計，共濟會是1618年 – 1648年歐洲三十年戰爭末期開始成立的組織。因為這場曠日持久的新教與天主教國家之間的戰爭，基本把各個國家能夠打仗的成年男子都消耗盡，雙方已經筋疲力盡，無力再戰。因此坐下來，由代表新教的玫瑰十字會與代表天主教的耶穌會聯合組成，平分天下。

思辨性共濟會的最早記錄在蘇格蘭的愛丁堡可，上溯至三十年戰爭尾聲的1641年；在英格蘭，這個組織最早的資料見於一本1646年10月的日記，這本日記屬於牛津大學的教授伊萊亞斯.阿什摩爾。共濟會與啟蒙運動相關的曆史始於1717年。這一年，4個倫敦的共濟會分會聯合創建“倫敦大分會”( Grande Loge de Londres) ，迅速確立了對英格蘭各地分會的權威。1723年，共濟會確立安德森憲章(Constitutiond Anderson)為其行動綱領，成為一個組織嚴謹、行動保密的社團，同時向歐洲其他國家及英國殖民地傳播。該會吸引了眾多貴族、知識精英及王室成員人會，在18世紀下半葉的政治和文化場域中發揮不容忽視的作用。

不久以後，與英格蘭一海峽之隔的法國也成立了共濟會。根據法國共濟會大會( La Grande Loge de France) 1783年的一份報告，1725年以德爾溫特瓦特（Lord Derwentwaters)為首的幾位支持斯圖亞特王朝的英國貴族在巴黎一家名為雨爾(Hure)的餐廳建立了法國第一個共濟會總會。該會成立初期大多由來自英國的逃亡貴族擔任大師傅(最高領袖)。這些人的身份以及總會與英國之間的聯係引起法國政府猜忌，共濟會成為警察密切監視的對象，1736年國王下令禁止共濟會集會。

由法國人自發創辦的共濟會的起源尚無明確的文本記錄，但部分史學家認為其於1732年在軍隊中形成。在軍隊以外，宣傳近代科學和自然神論的共濟會與啟蒙運動結合在一起，許多著名的啟蒙哲學家都加人其中。法國共濟會分會中最著名的首推“繆斯九女神分會”，這個在愛爾維修夫人的沙龍中創辦的分會，不斷吸收學術界、政界、司法界、藝術界和貴族精英為會員，如伏爾泰，愛爾維修、富蘭克林、孔多塞、丹東等。因倡導男女平等、支持人道主義、維護無神論，被保守人士仇視和詬病。1738年、1751年教皇克萊蒙十二世( Clement XI)和本篤十四世( Benoit XIV)分別頒發諭旨公開譴責共濟會。即便如此，法國共濟會還是在啟蒙運動的助推下壯大，到1776年共濟會員達3萬人以上。

2003年皮埃爾.伊夫·博爾派爾出版《共濟會的空間：18 世紀歐洲的社交性》一書，他在參考“18世紀50000名共濟會員數據庫”的基礎上，注意到18世紀法國共濟會吸收了幾百名稅務、司法和審計官員，醫院、軍隊和文職主管及路橋工程師為會員，這些中等文官構成一支實力不容小覷的力量。作者利用國家圖書館的共濟會檔案和外省檔案整理並分析了這些共濟會員的活動空間和關係網絡，勾勒出共濟會社交網絡的結構和空間。

18世紀五六十年代左右，最重要的啟蒙著作紛紛問世：1748年孟德斯鳩的《論法的精神》；1751年伏爾泰的《路易十四時代》；1754年孔迪亞克的《論感覺》；1755年盧梭的《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及摩萊裏的《自然法典)》)；1756年伏爾泰的《論各民族的風俗和精神》；1758年愛爾維修的《論精神》；盧梭1761年的《新愛洛伊絲》；1762年的《社會契約論》及《愛彌爾》1764年，伏爾泰匿名出版的《哲學辭典》。此外，《百科全書》也在1751 - 1757年間出版了7卷，至1765年更出版到17卷。這些啟蒙時代的作品在舊製度後期的知識界成為一種風氣，逐步確立了啟蒙“哲學家”這一群體的主導地位，並將影響擴展到社會輿論中去。

雖然法國皇室在歐洲三十年戰爭後，已經成為共濟會的加盟國。但歐洲七年戰爭的失敗，令法國猶太資本勢力屈居英猶之下，啟蒙思想就是代表這群求變的猶太勢力。因此與法國皇室同一陣線的法國天主教會為代表的宗教力量反撲啟蒙思想。在教會看來，他們的任務不僅是反對異端；而且更要反對現代啟蒙哲學這股更危險的非宗教化力量，因為它正腐蝕著法國社會的基礎，進而摧毀君主的權威。所以必須盡力將其根除。法國僧侶會議在1750年就已經討論《論法的精神》。1755年，更是開始討論隨著啟蒙思想的傳播而帶來的諸多問題。他們擔心，隨著信仰的消失，“對君主本人的愛戴和忠誠感情也會永遠消失”。1765年，則在大會文件上明文禁止《百科全書》，《精神》，《愛彌爾》，《社會契約論》以及其他一些作品。教會不僅在通過布道等傳統儀式來遏製啟蒙思想、確保正統信仰，還通過教會敕令抨擊啟蒙著作。另一方麵，索邦則是另一股重要的教會反啟蒙力量。作為神學權威機構，它主要通過用正統神學教義，對已出版的啟蒙著作進行檢查，如發現有與正統神學相悖者，則予以禁止。

其次，冉森派及耶穌會這兩大教派也是教會重要的反啟蒙陣地，同時又是最早的兩股反啟蒙力量。雖然這兩大教派之間相互競爭、矛盾重重，但在反對啟蒙“哲學家”的立場是一致的。他們都采用了更為世俗和現代的方式如報刊來捍衛天主教信仰，抵製啟蒙的發展。早在1701年，耶穌會修士就創辦了《特雷武報》，一直發行到1767年。冉森派則於1728年創辦新傳道書》並一直發行到1803年。從批評《論法的精神倒批評《自然體係》從反對伏爾泰、百科全書、霍爾巴赫到反對盧梭，始終可以看到他們的身影。與教士會議和索邦相比，冉森派及耶穌會在某種程度上更具世俗性。它們並不全盤排斥啟蒙思想，甚至用啟蒙式的話語來反對啟蒙運動。

除了這些相對有組織性的活動外，更多的是普通教士以個人的身份直接進入雙方在文學圈的較量，他們著文立說，批評啟蒙思想。在這些天主教信徒中，許多人不僅鑽研神學，同時對啟蒙著作也非常熟悉。著名者如貝爾吉耶神父(Abb Nicolas Sylvestre Bergier)，他酷愛閱讀，並與啟蒙哲學家有過接觸，甚至出入過霍爾巴赫的沙龍。這些都不妨礙他成為最有名的反啟蒙者之一。相反，他對哲學家的文體和思想的熟悉，使他可以更好地反駁對手。他反對盧梭的作品自相矛盾的自然神論獲得了巨大的成功，在3年內再版5次；1770年反對霍爾巴赫的作品批判性考察，或對自然體係的反駁，更讓為他獲得宮廷的賞識和年金。

除了宗教力量外，啟蒙的發展還遭到政府的抵製。其中最重要的方式就是運用檢查製度，對啟蒙書籍的印刷出版進行控製。檢查製度迫使許多啟蒙著作先在國外發行，然後再傳入法國；也使得不少啟蒙作家被監禁，其中就包括伏爾泰和狄德羅。出版後的書籍仍會受到高等法院的檢查，甚至禁止。例如1775 - 1789年間，巴黎高等法院就查禁了65部著作。

舊製度下的法國，是一個典型的實行絕對君主製的等級社會、一個典型的天主教國家。教會和世俗的權威與特權是整個舊製度的基石。然而，啟蒙哲學家的學說雖有所差異甚至互相對立，但總的目標是一致的：爭取政治自由和批評的權利，改變舊製度，建立新製度。他們反對教會權威、君主專製和特權等級的特權，抨擊一切不合理的東西。啟蒙哲學所具有的世俗性、它對於理性的推崇和強調讓法國教會，尤其是教會中以大主教、主教為代表的特權者深感緊張，視其為可怕的非宗教化力量。

另一方麵，對於舊製度後期王室、政府部分成員以及許多特權者而言，啟蒙哲學對於權威的懷疑、對於專製製度和特權的批判、對於自然權利和契約理論的強調，必然讓他們深感不安。雖然教權與王權之間充滿矛盾，但他們都認為啟蒙運動正在對王國、社會和公眾產生極壞的影響，故而需要采取行動，以抵製錯誤哲學的影響，引導民情向合乎正統天主教義和君主製的方向發展。

另一個更重要的原因是隨著啟蒙著作的出版傳播, 哲學家中的最著名者，如伏爾泰、盧梭、狄德羅等，在社會中獲得了巨大的聲望。這種聲望在某種程度上打破了等級的界限，使他們可以進入以前由於等級身份而無法進入的社會圈子，並得到許多上層人士的認可和尊敬。他們在社會輿論中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甚至如托克維爾所言，他們開始對政治產生影響，文人變成國家的首要政治家。

不過在舊製度末期，法國的社會文化狀況已經發生了有利於啟蒙運動的變化。隨著資本主義經濟在18世紀中期法國的發展，資產階級經濟實力不斷增強，其意識的力量也開始成熟。法國資產階級認識到財富、權利乃至改造世界的能力都有可能不斷地發展。而舊製度卻在束縛著他們。在這樣的意識下，越來越多的人不再逆來順受、安於現狀。在一些地方，教會的束縛被衝破，教會的道德箴言也遭到懷疑，越來越多人要求製度改革。

當時的法蘭西學院地位尊崇。如能加入其中，標誌著個人地位和名聲得到知識界承認；另一方麵，她能主導著學術的風氣。18世紀中期，這個相對虔誠和保守的機構，在受到啟蒙精神的影響後，也開始逐步向一些最著名的啟蒙“哲學家“敞開大門。但這始終伴隨著啟蒙和反啟蒙的文人之間對學院成員位置的爭奪。如伏爾泰在兩次被拒絕後才於1746年加入其中。50年代，學院中反啟蒙的成員先後有12人，而啟蒙傾向的成員，隻有5人。

1760年伏爾泰的敵人之一蓬皮尼昂( Jean- Jacques Lefranc de Pompignan)在學院的演講中尖銳而猛烈地抨擊“哲學家”們，譴責他們獨霸哲學話語，拋棄了黎世留創辦學院時的精神。然而，批評最終因為過於猛烈，甚至超出了學院的底線，反而招致失敗。這次失敗，對反啟蒙運動在學院中的影響的打擊是重大的，也成為雙方較量的轉折點。60年代之後，局勢就朝有利於啟蒙運動的方向發展。到1772年，達朗貝爾成為學院秘書。就標誌著“哲學家”們在學院中的最終勝利。反啟蒙運動在法蘭西學院的失利，固然有策略和個人的原因，但更多的卻體現出在舊製度的最後20年，啟蒙精神已經成功地滲入學術機構之中。

非常重要的是共濟會也為這些啟蒙“哲學家”提供了平台。除了文章開頭提及的伏爾泰加入的“繆斯九女神分會”外，還有誕生雅各布布賓派的布列塔尼俱樂部（Club Breton），布列塔尼俱樂部開放會中同資格給其他代表，以及口才好、有文筆的那些人。西哀士、羅伯斯比爾與米拉波使俱樂部成為他們理想與計劃的探測板與試驗田，其後被稱為雅各布布賓派。

凡爾賽的阿莫裏咖啡館舊址處的銘牌，大意為：此處曾是阿莫裏咖啡館。1789年的布列塔尼代表曾聚會於此。雅各賓俱樂部的起源。

也許就是在（共濟會）布列塔尼俱樂部裏，西哀士與其他人士製定了一項策略——使貴族與教士參與第三階級的聯合行動。西哀士提醒民眾，他們擁有法國2500萬人口中的2400萬人，為何必須長久地遲疑才為法國說話？

18世紀法國讀者麵對的並非僅有少數反映王權專製政府意圖的報刊。情形恰恰相反，自路易十四統治後期到大革命前夕，曾經出現過上千種法語報刊，它們塑造了18世紀法國人的思想；18世紀的法語報刊，不僅數量日益增多，而且類型也逐漸豐富，它們在培養公眾閱讀方麵發揮著重要作用。

可見在大革命之前，法國共濟會既有帶領輿論的明顯如伏爾泰，盧梭等，也掌控了法國的印刷媒體，同時還掌控大量貴族甚至軍隊。因此當1763年法國在歐洲七年戰爭失敗後，喪失了北美大量的殖民地，更要命的是喪失了印度。法國共濟會開始謀求改變。

須知道大航海時代以來的歐洲列強，都是軍事主義國家，依靠武力在全球占領殖民地，背後需要大量的稅收與債務。輸掉戰爭，失去殖民地意味無法負擔巨額的戰爭債務，也同時失去了海外市場，廉價原材料與財富的來源。因此代表法國資本利益的共濟會希望推行更激進的資本主義改革，積聚力量，作為歐洲大國，再與大英帝國一決雌雄。但要進一步改革，法國皇室就成為絆腳石。

當時的法國，在財政方麵，已然形成了一個“百年困局”——納稅人負擔日趨沉重，稅收增長逐漸乏力，公共債務不斷增加。另一方麵，國民財富收入分配的不公正。在當時的法國，皇室貴族、教會、大地主等特權階層，盡管其人口數量占總人口比例不足3%，卻占據著社會90%以上的財富，而廣大的民間工商業者及農民等第三階層，作為財富的真正創造者及貢獻者，難以均衡地享受到經濟發展的紅利，貧富分化嚴重，可以想見到“基尼係數”之高。另一方麵，盡管特權階層擁有大規模的存量財產，但是，因其享有諸多免稅待遇而並不繳納同比例的稅收，甚至能夠利用特權肆意逃避稅款破壞稅製規則，而作為民間工商業者及農民等第三階層，最重要的是新興猶太資本勢力需要承擔著越發沉重的各類賦稅。此外，法國政府的財政開支規模有增無減。

1776年，國王路易十六及其政府所負擔的公共債務基本難以持續，且出現嚴重入不敷出的情況。路易十六無奈與猶太人控製的金融機構商量，最後被迫接受雅克·內克爾為財政總監。雅克·內克爾為兩位都叫“艾薩克”的富有銀行家工作。如果他不是一個秘密猶太人，那麽他就是一個為猶太人服務的忠仆。內克爾得到了猶太新聞社的全力支持，即使他在財政上毀了法國，他們也饒了他一命。路易十六的另一位財政部長，高貴的馬列謝貝斯就沒有如此幸運，他在72歲時被送上斷頭台。

內克爾充分利用在日內瓦及巴黎等地豐富的人脈關係，特別是常年經營銀行和農業貿易業務所積累的寶貴經驗，為政府進一步的外債舉借等財稅籌資工作，打通阻礙，鋪平道路。

內克爾上任伊始，便著手推進大刀闊斧的改革，他認為外債能夠持續舉借的關鍵，在於法國政府信用體係的構建，而構建的基石在於財稅領域的改革，尤其是財政收支實現略有盈餘，將有助於外債的償還，實現國家債務負擔的實質減輕。為此，他推行了如下措施：

第一，在稅收征管上，革除既往積弊。他下令要求當時負責法國稅收的包稅人，每日須精確記錄稅款收入賬冊，以備隨時查核。

第二，精簡征稅官員，提高征管效率。他將原來的48位包稅人裁撤大半，僅留下20位，並壓縮總包稅人的涉稅業務，以減少因包稅人的中飽私囊而帶來的征稅扭曲。

第三，規範財政支出，探索國庫集中支付製度，對各職能部門日常收支建立定期會計報告製度，以約束部門“花錢”行為，借此整頓既往花費無度的如皇室內務部、戰爭部、海軍部等部門。

第四，嚐試建立以複式記賬為基礎的單一賬目體係，在全國範圍內推行統一的會計規則，以確保稅款征收記錄的標準化、流程式操作，防範因包稅人的隨意性及不規範而帶來的稅款挪用、遲繳、貪汙等風險，從而在源頭製度上予以規範。

這些改革當然侵犯到當時法國包稅體係內權貴階層的既得利益，因此，在既得利益者的授意下，部分社會傳媒喉舌紛紛攻擊內克爾的稅改方案。身處輿論中心的內克爾，因為有其他猶太人控製的媒體支持，在一開始並不在意。

但是，在1780年，一份具有針對性且在坊間流傳甚廣的宣傳小冊《杜爾哥先生寫給內克爾先生的一封信》，引起了內克爾的警惕。在這封信中，杜爾哥認為內克爾在此輪財稅改革裏涉嫌中飽私囊，收受超過175萬裏弗爾的大筆賄賂，與此同時，財稅改革中有關總包稅人裁撤等措施，將導致法國稅收汲取能力下降，減損財政收入超過9800萬裏弗爾。此外，杜爾哥還攻擊內克爾所推行的會計流程化實為奇技淫巧，難登大雅之堂，甚至諷刺道，提出這類改革設想的人，充其量隻適合做銀行裏的點鈔員，話外音便是，內克爾的能力，不適合做一國的財政大員。

至此內克爾被迫通過他的媒體反駁，重申此次財稅改革的初衷，以回應社會關切。然後在1781年，內克爾拋出一個重磅炸彈，公開發表了《上呈國王的賬目報告》。這份報告，引起了軒然大波。長久以來，凡是涉及政府財政收支的數據信息，都是作為國家秘密一直被權力階層鎖在“保險箱”中，普通民眾難以接觸到，更別說一窺全貌了。而內克爾將當時法國的財政收支謎團，以增加政府財政收支透明度，可以增加信譽為名，借用這份報告，曝光在社會公眾麵前。一時間，洛陽紙貴，人們紛紛傳閱並議論著這份涉及政府預算的宣傳公報。不難推測的是，它滿足了長久以來社會大眾對政府收支數據的好奇——納稅人所繳納的稅款有多少，政府將這些稅款究竟用在了什麽地方，政府財政又進行了怎樣具體運作，在支撐戰爭及皇權王室方麵的開支到底有多少，在民生領域方麵的支出又有多少，等等。

法國政府每年的財政收支數據的神秘麵紗，被內克爾公開如下：當年，法國財政總收入是2.64154億裏弗爾，而在2.53954億裏弗爾財政總支出中，軍事方麵的支出高達6520萬裏弗爾，皇權王室方麵的支出也達到2570萬裏弗爾。與此同時，法國財政在民生領域的投入，卻少得可憐，比如全國道路與橋梁建造及維修方麵，僅有500萬裏弗爾的支出，城市照明、衛生等方麵，隻花費了150萬裏弗爾，社會福利方麵支出，也隻有90萬裏弗爾，這就足以說明，法國政府對當時社會保障製度的財政投入相當有限，導致失業者紛紛流落街頭，無法得到應有的關懷。

內克爾這麽做，本質上是對既往財政收支保密傳統的嚴重侵犯，也將直接危及皇權王室的絕對權威。如時任外交大臣維芝納就表示“這份報告是對‘法蘭西愛國主義傳統’的侮辱，而所有的‘法蘭西愛國主義傳統’就是強調民眾要對國王要有感情、有信心且忠誠不二”。這意思是說，如果任由此類賬冊公開的行為持續下去，“法蘭西愛國主義傳統”將消耗殆盡，乃至蕩然無存，這對國王的統治基礎，也將帶來極大的不穩定。當民眾了解到皇室及軍事支出，居然是如此規模時，巨大的貧富落差，漸漸湮滅了民眾心中那份僅存在意識裏的“法蘭西愛國主義傳統”。在沒有任何鋪墊情況下，突然公布所謂真相，就如給病危之人服猛藥一樣，不是救人，是殺人。

最終，在1781年，路易十六下令，將財政大臣內克爾免職。

或許出於對社會輿論的無奈妥協，也有一種可能是借用內克爾的民間聲望召開三級會議，以推動進退維穀的法國財稅改革。1788年，路易十六將內克爾官複原職，重新執掌財政總監職位。此時的內克爾，可以說是作為第三階層的代言人在參與國王的內閣統治，他主張增加第三階層的代表人數，直至與特權階層數量占比一致，並且力推稅負平等，即對特權階層加稅，相對減輕第三階層包括猶太資本勢力的稅負，進而平衡財政收支，重建法國政府信用。

內克爾在三級會議上幾近強勢的稅改主張，裹挾著民意，可謂步步逼迫，這讓一貫享有絕對權威的國王，越發感到其絕對的權力受到威脅。到1789年6月23日，在巴黎城中，謠言四起，據說是以皇後瑪麗·安托瓦內特為代表的皇室貴族要求國王再次將內克爾免職，這個傳言激怒了城市民眾，群情激憤的人們，紛紛湧向凡爾賽街頭，並試圖衝擊城堡。對此，路易十六下令集結附近的軍事部隊，伺機反撲。

1789年7月11日，國王的部隊開進巴黎。在這危機形勢下，自信能夠代表新興工商業者及農民等第三階層的內克爾，為民請命，竟然當麵向路易十六提出抗議，希望能夠避免暴力而采取相對溫和的改革路徑，而正是這個舉動導致內克爾被再度免職。

7月14日，義憤填膺的巴黎市民，聚集在巴士底獄監獄前。他們認為，國王再次將內克爾免職，是公權力對民意的侵犯，也是當權者對納稅人知情權的一再輕視，也是權貴階層即將瘋狂反撲的不詳征兆。類似於秦末時期的陳勝吳廣起義，在群眾中，有人振臂高呼道：“今晚，國王的軍隊會屠殺這裏的所有人，目前，我們隻有一條路可走，那就是搶奪武器”。

於是，這場轟轟烈烈的大革命，終於爆發了。

共濟會的計劃真是天衣無縫，掌控了媒體，輿論，思想，貴族，甚至連路易十六的兄弟，共濟會的路易·菲利普二世，都強烈支持革命，資助大量的宣傳，甚至投票讚成謀殺他的兄弟！他的皇家宮殿成了革命者的溫床。掌控貴族，意味法國軍隊也在掌控之中。反觀路易十六，因為財政原因，解雇了一大部分的家庭部隊和保鏢，他用自己的手摧毀一支忠於皇室的力量。準備妥當後，通過內克爾公布政府財政收支，激起民憤。軍隊不聽皇命，任由情緒高昂的民眾衝擊皇宮，巴士底獄等等。沒有軍隊的支持，皇室自然倒台。

拿破侖就是在這亂局之中，脫穎而出。欲知後事如何，請聽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