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權與神權 信仰的顛覆（六十）

原文再續，書接上回。話說彼得大帝在猶太資本支持下，功力大增，有如神助，終於打敗當時歐洲的強國瑞典，占領了波羅的海地區與港口。但能夠威脅到他統治權威的還是國內的東正教教會，隻有完全掌控教會，他才能成為名副其實的沙皇。

無論古今中外，君權與神權都是互相依附，互相製衡。強如當年蒙古的忽必烈也必須拜西藏薩迦派的八思巴為師。話說當年忽必烈正準備借道西藏進軍大理，需要借助薩迦派在西藏的影響力，因此召見了八思巴。希望利用八思巴等藏傳佛教領袖的影響，保證蒙古軍穿越藏族地區時的安全，並要求沿途藏族部落為蒙古的進軍提供方便。

據《薩迦世係史》記載,忽必烈與八思巴會見後,首先就西藏的曆史和藏傳佛教的狀況進行了廣泛的談話。八思巴當時雖然隻有19歲,但是已在涼州生活多年，得到薩迦班智達的親自教導,又熟悉蒙古宮廷的生活，還接觸過漢地、西夏、畏兀兒等處的佛教僧人,其佛學和各方麵的知識超出一般西藏僧人很多，更重要的是，他對蒙古貴族對宗教的需要以及他們能夠給以宗教領袖多大程度的尊崇有深刻的體會。因此，他在忽必烈要求他直接為蒙古軍征集差役貢賦時加以拒絕，並在忽必烈要求傳授灌頂時堅持上師對弟子的支配權。

當八思巴與忽必烈的會談遇到困難時，忽必烈的王妃後來成為忽必烈皇後的察必出麵協調，提出:“聽法及人少時，上師可以坐上座。當諸王、駙馬、官員臣民聚會時，(上師坐上座)恐不能鎮服，(所以)由汗王坐上座。吐蕃之事悉聽上師之教，不請教於上師不下詔命。其餘大小事務因上師心慈，如誤為他人求情，恐不能鎮國，故上師不要講論和請求。”這實際上是確定了蒙古皇室和藏傳佛教領袖處理他們之間的關係的一種原則，即在宗教上是上師和弟子，但是在國事上是君臣，汗王高於上師，在處理吐蕃事務時，汗王要征求藏傳佛教領袖的意見，但是藏傳佛教領袖不能幹預其他的國家政務。

這原則雖然是在忽必烈還是親王時與八思巴商定的，但從忽必烈即位以後，基本上貫徹於整個元代，成為元朝的宗教政策和統治藏族地區的政策的基礎。在雙方達成這樣一種約定之後，1253年新年之際，八思巴給忽必烈傳授了薩迦派的喜金剛灌頂，明確建立了宗教上的師徒關係。蒙古的一位統率大軍的親王通過宗教儀式成為藏傳佛教領袖的弟子，這在曆史上還是第一次。《薩迦世係史》說忽必烈接受灌頂時，還賜給八思巴羊脂玉製成的印章以及鑲嵌珍珠的袈裟、法衣、傘蓋、金鞍、乘馬等，可見忽必烈對於接受灌頂之事是十分重視的。

如果了解基督教的曆史，特別是羅馬改宗基督教的曆史，基督教的神權一直在君權之上。所以才有阿列克謝沙皇時期的尼康牧首曾用月亮與太陽做譬喻，表示牧首的地位高於沙皇，公然藐視沙皇權威。甚至宣告開除阿列克謝沙皇的教籍。

尼康牧首如此大膽的根由就必須追溯到羅馬改宗基督教的曆史。自從君士坦丁大帝開始謀劃羅馬改宗基督教後，幾代皇帝後，終於在狄奧多西皇帝任內戰勝基督教內部的各種異端，其中主要的是不信奉“三位一體“的的阿裏烏斯教派與各種異教。這些異教包括羅馬人以及人民共同體羅馬的三大守護神分別是：最高神朱庇特、朱庇特之妻朱諾和智慧女神阿西娜，當然也包括埃及的多神教與猶太教等等。

狄奧多西皇帝除了禁止官方的祭典還包括個人，從此，私人也不得舉行祭祀活動。羅馬人聚集家族各分支，祭拜家族保護神、共同緬懷祖先的傳統活動，在信仰一神教的基督教看來，是崇拜異教的集會。另外，羅馬人的家中一定會在麵對中庭的一角，搭建一個祭拜家族守護神以及祖先的場所，類似於我們的祖先靈位。它也被視為偶像崇拜，強行拆除。如果有人敢於違抗，等待他們的是死刑。

以排除異教的名義所頒布的各種敕令中，還包括以下禁令：

在祭壇前點燈、焚香。

在牆麵裝飾鮮花。

向諸神以及先祖們敬酒。

羅馬人特別喜歡花飾，他們用樹葉和鮮花編織成花環，不是圓形的那種，而是長長地呈帶狀，色彩斑斕的花環放在白色的大理石或灰色的牆壁上，顯得異常耀眼。隻要有機會，羅馬人就會把花環裝飾在各種地方，它不僅僅是用來裝飾祭壇，但從希臘時代開始，祭拜活動必有花環。違反了以上這些禁令的人，雖然罪不及死，但會被處以罰金，而且必須用不受貨幣價值波動影響的黃金支付。

裝飾花環的浮雕（獻祭場麵）

當年基督教教會因君士坦丁頒布了“米蘭敕令”而向他奉獻了“大帝”的尊稱，他們又將此稱號獻給狄奧多西，因為他是首位將基督教以外的宗教，即所謂的“異教”定義為“邪教”的皇帝。“異教”不過是與自己信仰的宗教不同的宗教，而“邪教”則是不當的、有害的、有違國家製度和道德必須鏟除的宗教。

祭拜的神明成了不法分子，神殿的命運也就有了定局。根據狄奧多西的敕令，所有的神殿一律變成教堂。圍繞內堂的圓柱間的空隙部分，用牆堵上，改造成封閉的空間。由於改造的部分隻限於圓柱間的部分，因此原本意為“會堂”的basilica一詞，一字不改地變成了教堂的意思。以往開庭審判的basilica，從此就是向上帝祈禱之地。

早在半個世紀之前，神殿內的材料就被允許挪作他用。然而，狄奧多西的這道敕令，為搶掠冠上了宗教正義的大名。那些遍及羅馬帝國全國、令人歎為觀止的壯麗的神殿，要麽徹底消失了蹤影，要麽就是留下一個破落不堪的遺址。除了用來祭拜希臘羅馬諸神的神殿之外，那些埃及、敘利亞的神殿同樣也難逃厄運。

神殿的命運如此，神像自然也是落得同樣下場。希臘羅馬的雕像大多以全裸或半裸的形象出現，大街小巷簡直就是裸體的長列，要將它們全數拆除。

削去神像的鼻子，算是比較溫和的做法，大多雕像被打斷了頭顱和手腕，分解了四肢。連這樣的作業都嫌麻煩時，人們會直接將雕像從山上往山下的岩石上摔，或從橋上扔進河裏，增大銷毀的數量和速度。羅馬人喜歡到處擺放雕像，隻要是兩側豎著圓柱，中間呈拱形的場所，一定會放上雕塑。如果沒有雕像，那就說明此地是供人通行的過道，或者拉上薄紗，享受著吹來的西風，乘涼休息。

除神像之外，羅馬人重視曆史，向來有紀念國家有功之臣的習慣。對於羅馬男人而言，自己的雕像能夠放在公共場合，是人生最高榮譽。因此，這類雕塑的需求量也不少，不僅首都，在帝國其他主要城市也隨處可見。它們屬於米蘭主教安布羅西烏斯所謂的“應該糾正的過去”，對於正在走向基督教國教化的帝國而言，同樣是必須排除、銷毀的對象。這已經是一場對羅馬原生文化的戰爭。一旦抱有這樣的觀點，所有的東西就沒什麽藝術價值可言了。

羅馬依仗軍事武力征服希臘，將之歸為屬下的行省。然而，他們從心裏讚賞希臘偉大的文化和文明，甚至留下了“被征服的希臘征服了她野蠻的征服者”（Graecia capta ferum victorem cepit，出自賀拉斯。）之名言。然而，公元前5世紀到前3世紀為止的古典希臘的優秀作品，由於當時希臘的版圖及其人口有限，無法滿足羅馬人的大量需求。因此，羅馬人除了模仿菲狄亞斯、普拉克西特列斯（Praxiteles）、利西波斯（Lysippos）等天才藝術家的作品之外，也盡量忠實地複製了那些並非出名的希臘藝術品。

雖然是複製品，卻也不是誰都能製作。想得到最高級的複製品，就得依靠一流的藝術家。盡管進入公元之後，希臘在政治和經濟上的勢力逐漸衰退，不過在製作複製品這個領域，希臘人始終獨占鼇頭。羅馬時代的複製技術極其高超，作品的質量已經超越了模仿的層次。這主要源自羅馬人對希臘文化的熱愛，以及長久以來始終保持的不問出身隻看能力的寬容精神。正因為如此，在古典希臘作品的真跡出世兩千四五百年之後，我們現代人還能夠有機會見識與欣賞。即使這些作品標著“羅馬時代的仿作”，它們還是有充分的藝術價值，擺放在世界各地的美術館中，向世人展示。

羅馬複製藝術品的技術，據說在哈德良時代達到了最高峰。然而，才過了200年，到了公元4世紀，同樣是羅馬人，卻要將以往花費了大量金錢購買的極其珍貴的藝術品，扔進河裏，破壞殆盡。“寬容”（clementia）一詞，詞典解釋為胸襟開闊，能夠接受他人的想法。曾經是羅馬人心目中德行之一的“寬容”，如今也隨著藝術品一起，被丟棄、被毀滅。

最後狄奧多西皇帝逼元老院作出選擇：“諸位認為，羅馬人的宗教，應該是信仰朱庇特神，還是基督？“結果，議員們以壓倒性的多數，投票選擇了“基督”。

公元19世紀有一位叫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的曆史學家，寫過許多有關古希臘、君士坦丁大帝時代的羅馬以及西歐文藝複興時期的膾炙人口的著作。對於希臘羅馬宗教的性質，他曾經說過：如果從君士坦丁到狄奧多西等曆代皇帝，沒有立法承認基督教是唯一的宗教、將其他宗教視為邪教的話，或許希臘羅馬多神教可以延續至今。

基督教不是誕生於羅馬本土文化，而是一個沙漠遊牧民族的宗教。羅馬改宗基督，屬於異族文化的殖民，故此除了一神信仰對其他宗教神靈本能的排斥外，出於殖民的需要也必須對本土文化進行革命。羅馬人的血緣雖然沒有變化，但精神與靈魂已經變成另外一個民族。所謂西方文明後來變成沙漠遊牧民族文明。

雖然基督教終於成為羅馬的國教，但上帝與皇帝的從屬關係還是沒有解決。當年君士坦丁大帝決定基督教國教化，有兩方麵的理由。第一可以維持政局的穩定。君士坦丁出生於公元275年前後，公元3世紀後期的亂世對他有很大的影響。那個時代死於非命的皇帝，遠遠多於自然死亡的皇帝。每一次統治者的更替都會引發局勢的動蕩，因此戴克裏先皇帝試圖找到擺脫迷失的途徑，其繼承人君士坦丁也認為政局穩定才是維持羅馬帝國持續的關鍵。

第二是保證自己三個兒子的皇位安泰。他的兒子能繼位僅僅是因為血緣，而不是憑借實力。因此，他需要獲得世襲正當化的權力。但是，從表麵上握有國家主導權的羅馬公民（包括有羅馬公民權的士兵）和元老院這樣的“世俗之人”那裏獲得此權，似乎不利於羅馬皇帝的形象。因為“世俗之人”在賦予皇帝權力的同時，也擁有殺死或者剝奪其權力的資格。

然而，基督教就不同了。在公元1世紀中葉，基督教勢力還相當弱小時，引導基督教脫離猶太教，轉型走向世界性宗教的聖保羅曾經說過這樣一段話：在上有權柄的，人人當順服。在我們的教誨中，不認同除上帝以外的權威。凡存在於現實世界裏的權威，都是上帝所賜予。服從權威，就是順服君臨權威之上的至高無上的天主。

這意味著賦予現實世界，即凡界支配權的不是人，而是神。君士坦丁能夠從基督教的教誨中發現為我所用的元素，如此靈敏的政治嗅覺，真是令人驚歎。按照這種思想，無論是賦予權力，還是剝奪權力，決定者並非“可知”的人類，而是“不可知”的唯一的天神。既然統治權是由在現實中不發表任何意見的天神所決定，那就必須要有某一個能夠接受天意的人，將它的指示傳達給人間。在基督教的教義中，上帝的指示是通過神職人員傳達給普羅大眾。而神職人員中充當這個通天媒介的，既不是日常生活中與信徒有頻繁接觸的神父，也不是孤獨修煉的修道士，而是有資格出席大公會議，解釋、整理及統一教義的主教。換言之，根據基督教教會的製度，上帝是否賜予凡間君主統治權的意誌，是由主教向人類傳達的。因此，隻要將主教拉入自己的陣營，就等於是讓上帝站在自己的一方。那麽，接下來要做的事情就變得很簡單，隻要考慮如何拉攏主教即可。

君士坦丁大帝及其繼承人君士坦提烏斯，在半個世紀中，實施了一係列基督教優惠政策。如建設教堂、不向教會資產及其服務人員私產課稅、賦予主教在其教區的司法權等，其真正的目的，就是通過拉攏“上帝”來取得皇位世襲的合法性。在他們看來，如果授予皇位的是上帝而不是凡人，那麽就不會出現叛亂、謀殺皇帝的事情，政局因此得到穩定。

但“君權神授”對皇帝的唯一弊端正是“神授”二字。在基督教的教義中，皇帝的權威和權力，並非人類賦予，而是上帝所賜。而傳達天意的資格，又掌握在主教的手中。換言之，隻要主教願意，就能以上帝的名義更換皇帝。故此君士坦丁大帝及其兒子君士坦提烏斯臨終前才接受洗禮。

從這個角度看，君士坦丁大帝就不如忽必烈幸運，佛教是多神教，不存在“在上有權柄的，人人當順服。在我們的教誨中，不認同除上帝以外的權威。凡存在於現實世界裏的權威，都是上帝所賜予。服從權威，就是順服君臨權威之上的至高無上的天主。”這種教義，所以最後忽必烈與八思巴達成宗教上是上師和弟子，但是在國事上是君臣，汗王高於上師的協議。而八思巴也承認忽必烈是轉世輪王，是帶天命而來的君主。皇帝本身是輪王，這個身份誰也不可能剝奪。

而狄奧多西皇帝：這一位原本並非基督徒，他登基後的第一年，在與蠻族作戰時，可能是辛勞過度，入冬後得了重病。他在希臘的塞薩洛尼基（Thessalonica）過冬時，塞薩洛尼基的主教前來探望，就在他徘徊於生死邊緣之際，主教緊握著他的手，為他施了洗。

狄奧多西接受了洗禮，成了基督徒，即成了上帝的“羔羊”。他必須聽從主教這個“牧羊人”的引導，因為上帝賦予主教向信徒傳達他的指示的資格。這就給米蘭主教安布羅西烏斯一個良機保證基督教會高於皇帝。

不久之後，機會來臨。在帝國東部的敘利亞東北部，天主教徒借著狄奧多西皇帝排除異教徒的運動，乘機放火燒毀了猶太教的猶太教堂（Synagogue）。狄奧多西命令當地的行政官嚴懲罪犯，同時，他要求當地的主教用教會的費用，重建猶太教堂，捐贈給猶太教徒。

米蘭主教立即向皇帝遞上了嚴厲的抗議信。他在文中指出，使用基督教教會的財產興建異教設施的行為，是對基督教的冒犯，是對教會全體的侮辱。然而，狄奧多西確信自己作出的是公正的裁決，不予理會。不久，他因事必須前往米蘭，米蘭主教決定利用這個機會向皇帝發難。

等狄奧多西在貴賓席上坐穩之後，米蘭主教開始向擠滿教堂的信徒們，發表了猛烈抨擊猶太教的演說。他說，因基督犧牲而獲得救贖的不包括猶太教徒，因為他們是一群盲目的教徒。然後，他又用堅定的語氣向狄奧多西強調，任何人都不能忘記上帝賜予的恩惠。“不能忘記上帝賜予的恩惠”，換句話說，就是“你靠誰才坐上了這個皇位”。

狄奧多西不得不撤回了嚴懲犯人以及用基督教教會的財產重建猶太教堂的命令，而且在撤回命令的公文中，還特地注明，這是聽從了米蘭主教忠告後所作的決定。這等於是宣告，從今以後，羅馬帝國的法律，對非基督徒的保障是有限製的。換言之，非基督徒的羅馬公民，不能再期待與基督徒公民獲得同等的法律保護。不問宗教信仰保護全體公民的羅馬法，已成為過去的曆史。

後來發生的希臘塞薩洛尼基事件，又給安布羅西烏斯提供了機會。事情的起因，是一位深受民眾喜愛的賽車手，因一些小事而被捕入獄。大批的粉絲湧向警局，要求釋放他們的偶像。在要求遭到拒絕之後，民眾怒火衝天，情緒失控之下，殺害了包括塞薩洛尼基長官在內的多名行政官。狄奧多西接到報告後，認定是民眾的暴動，下令出兵武裝鎮壓。暴動雖然成功地被壓製下去，但許多人因此喪生。

安布羅西烏斯再一次給皇帝寫了嚴厲的抗議信。他指出，軍事行動超出了限度，手段殘酷，造成大量無辜平民死亡，下達命令的皇帝理應為此負責。為了補償所犯下的過失，皇帝必須在公開場合表明贖罪的誠意，在此之前，不得接近祭壇。這就是說，如果不公開認罪，就禁止皇帝進入作為上帝居所的教堂。狄奧多西皇帝接到信後，抵抗了8個月。不過，8個月過去之後，他主動提出了和解。

犯錯的人公開承認有罪，請求寬恕，基督教稱為“公開懺悔”。必須經過這一關，才能得到寬恕，重新有機會朝拜聖體。普通的信徒通常要用很久的時間才能完成這種懺悔，過程中必須做很多事情來證明贖罪之心。

羅馬帝國的皇帝狄奧多西，除去了身上所有象征皇帝的飾物，比如繡著皇印的衣服、頭上的皇冠、鑲嵌著寶石的長劍等，一身素衣出現在教會前，請求得到寬恕。他在門口等了一陣子之後，門才被打開，主教走了出來。安布羅西烏斯頭戴鑲滿寶石的主教高冠，披著用金銀絲線織成的豪華披風，一級大禮服的裝束。主教走到跪著的罪人前麵，問他是否有悔改之心，罪人用謙卑的口吻表達了自己的懺悔之意。儀式結束後，罪人再次得以進入上帝之家，在祭壇前，由主教賜給一小片麵包，即朝拜聖體。

教會內外擠滿了民眾，觀看著這場羅馬皇帝與米蘭主教之間上演的戲碼。此時此刻，這裏成了向世人展示上帝威力的最好舞台。

這個場景，讓人聯想到中世紀發生的著名的事件“卡諾莎的屈辱”（Umiliazione di Canossa，又譯卡諾莎之行）。公元1077年，為了得到教宗格裏高利七世（Gregorius VII）的寬恕，羅馬皇帝亨利四世（Heinrich IV）不得不前往意大利北部的卡諾莎，在雪中站立了三天三夜。這場史上稱為“卡諾莎的屈辱”的前奏，原來早在七百年前就開始了。

正因為皇帝可能會麵臨諸如此類的威脅，所以君士坦丁大帝及其兒子君士坦提烏斯，都是等到臨死前才接受洗禮。可是狄奧多西在病魔纏身、意誌薄弱的時候，受到塞薩洛尼基主教的勸誘，30歲剛出頭就接受了洗禮。一旦成為基督徒，即使貴為皇帝，也還是上帝的一隻羔羊。而“羔羊”是無論如何戰勝不了“牧羊人”的。

米蘭主教安布羅西烏斯勢必是非常準確地把握了基督教與世俗皇權之間的關係。皇帝的地位及其權力，都是拜上帝所賜，而向人間傳達上帝意誌的則是主教。因此即便是皇帝，也不能違背主教的意誌。40歲之後才受洗，從高級官僚變身為主教的安布羅西烏斯，能夠透徹地看到兩者間關係的真相，實屬難得。或許正因為前半生的經曆，才讓他具有如此敏銳的洞察力。

公元395年，48歲的狄奧多西一世因病去世。即使在那個年代，48歲死亡也算不上是享受天年。比皇帝年長17歲的安布羅西烏斯，寫了一篇充滿深情的祭文，大力讚頌了狄奧多西為基督教所作的貢獻。當被自己操縱的玩偶死去之後，可以不留任何痕跡地將所有的功績都歸功於死者，不惜美譽，安布羅西烏斯的這篇祭文可謂是背後操縱者的最佳範文。這篇祭文也成了狄奧多西皇帝的“身份證明書”，因為是米蘭主教，這位公元4世紀末期基督教教會的實際掌門人出麵擔保，所以教會毫不猶豫地將原本隻贈予君士坦丁一個人的“大帝”稱號，又送給了狄奧多西。

作為東正教徒的彼得大帝怎會不知這段曆史？而他辦法就是以英國亨利八世為師，自己直接領導教會（《大英帝國 信仰的顛覆（九）》）。1700年末，俄國國內最有影響的改革反對派首領牧首阿德裏昂去世。雖然彼得一世當時正在納瓦爾指揮著同瑞典的戰爭，但他認為對教會機構進行改造的時機已到，便與聚斂官安德烈·庫爾巴托夫合謀，決定不定期地延緩新牧首的選舉，同時立原梁讚主教斯特凡·雅沃爾斯基為“臨時代理者”，負責主持日常宗教事務。後來，彼得發現雅沃爾斯基雖然是一個很好的教會演說家和作家，但是缺乏實際工作能力，便於1701年恢複了修道院衙門，並把管理所有教會領地的權力交給了修道院衙門，隻將有關宗教方麵的事務留給了雅沃爾斯基管理。

雅沃爾斯基畢業於基輔神學院，並曾在波蘭與羅馬的耶穌會學院念過書。一直以來，彼得都在追求一位擁有豐富的教會、世俗曆史知識，以及擅用修辭學、辯證法的有才“頌詩作家“。雅沃爾斯基在他的代表作《君主意誌的正義》中，將傳統、拜占庭式的”君權神授“與當時歐洲的自然法思想做結合，理出一套世俗權力應優於宗教權力的根據。

彼得大帝1701年1月發布命令：“凡投訴教會人士、修道院訴訟代理人、仆人和農民的一切呈文，必須呈送修道院衙門審理”。同時下令，對各修道院的修士和修女進行登記，修士和修女一經登記，就必須定居在其所屬的修道院中，其它修道院不得接待他們。

彼得一世為了進一步把教會控製在自己的掌握之中，使其成為國家機器的一部分，於1721年頒布了親筆簽署的《宗教章程》，正式決定廢除牧首製，同時宣布沙皇本人就是“最高牧首”。根據此《章程》，還建立了隸屬於參政院的、與其它各委員會平行的宗教委員會。彼得下令宗教委員會要“嚴格遵照《宗教章程》行動”。

該《章程》明文規定，“宗教委員會的成員，除了以教會的名義進行一般的宣誓外，還要根據其在委員會裏的官職地位，向沙皇進行效忠宣誓”。《章程》的最後一句話更為明確地指出，宗教委員會要“發誓相信全俄羅斯的君主、我們最仁慈的沙皇是這個宗教委員會的最終裁決人”。宗教委員會後來更名為宗教院，宗教院的成員也要向沙皇宣誓效忠教會的僧侶們除了與教義、教規有關的事情外，在其它一切事務上都處於對專製國家從屬與依附的地位。接著在1722年五月，彼得以國家安全為由，命令神父們公開自己所聽見的懺悔內容。

為了剝奪教會的經濟特權，彼得一世從1701年修道院衙門恢複時起，就將主持該衙門的職務交給了世俗官吏，對修道院和教會領地上的土地數量、應繳代役租的數額和農民的名單進行登記。修道院衙門將修道院和教會地產分成兩類，一類是符合規定的領地，這部分領地的收入供修道院和教會自身消費使用；另一類是超過規定的領地，這部分領地的收入要上交修道院衙門。這樣，國家便通過修道院衙門從教會和修道院手中奪回了大量土地和錢財，即所謂“教產還俗”。據統計，“從1701年到1711年，國家從修道院的領地上得到了100多萬盧布的收入”。與此同時，國家對尚未還俗的教會修道院地產也開始征稅，而且稅額很高。除了正常的全國性賦稅之外，國家還經常向教會地產征收特別稅，如運河稅、免服兵役稅等等。同時還從教會領地征發各種徭役。在加強對教會領地征稅的同時，彼得一世還嚴禁修道士過奢侈豪華的生活，要求他們過簡樸的生活。

彼得大帝終於完全掌控東正教教會。因此他對自己的雄才偉略非常有信心，他相信引進共濟會，共濟會也逃不出他手掌心。他允許共濟會在俄羅斯公開活動，雖然沒有證據，但有傳言彼得大帝自己也加入共濟會，自己領導共濟會俄羅斯分會。彼得大帝的強勢可以控製共濟會，但他能保證他的子孫都如他一般天縱聰明，意誌堅定嗎？就如當年羅馬的君士坦丁大帝及其兒子君士坦提烏斯非常聰明，等臨終才受洗，但也不能保證他以後所有子孫能夠如此幸運一樣。

欲知後事如何，請聽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