虛構的猶太流亡 信仰的顛覆（四十八）

原文再續，書接上回。上回說道，耶路撒冷在持續5個月的激戰後陷落了，據約瑟夫斯推測，耶路撒冷大概有270萬人。依在下愚見，如果公元1世紀的耶路撒冷有那麽多的人，城內肯定會擁擠到不能動彈的地步。那麽到底有沒有猶太人傳說中的“大流亡”呢？

正如以色列學者施羅默·桑德在《虛構的猶太民族》所言：“首先必須強調的是，羅馬人從未放逐所有民眾。我們可以補充說亞述人和巴比倫人也沒有遷移他們征服國家的全體民眾。驅離土地上的民眾、農產品的種植者和納稅人是無利可圖的。即使是亞述和後來的巴比倫帝國所實行的高效政策，當地所有的行政部門和文化精英都被放逐，也並未被羅馬帝國仿效。在地中海西岸國家的多個地方,當地的農業群體被迫移離家園,來安置羅馬士兵,但這種特殊政策並沒有在近東執行。羅馬統治者在鎮壓反抗的臣民方麵可能十足的無情:他們處死戰士，抓獲俘虜並把他們賣為奴隸,有時流放國王和王子。但他們顯然沒有放逐他們所征服的東方國家的全部民眾，也沒有辦法那樣做，因為沒有現代世界可以使用的卡車、火車或大型船艦。”

第二聖殿

施羅默·桑德認為《猶太戰記》的作者約瑟夫斯誇大人數。約瑟夫斯宣稱，在那次起義之前，大量的朝覲者聚集在耶路撒冷，但臆斷在耶路撒冷超過100萬人被殺則是不可信的。在公元2世紀羅馬帝國的頂峰時期，羅馬城的人口可能接近於一個現代都市圈的規模，但在弱小的朱迪亞王國，不存在這樣的大城市。一份審慎的估計表明，當時的耶路撒冷可能有6萬到7萬居民。

在豐富的古羅馬文獻資料中，沒有一處提及朱迪亞地區的驅逐情況。人們也沒有在起義之後的朱迪亞邊界周圍發現大規模的難民遺跡，如果發生了大量逃亡的情況，就會有遺跡存在。

猶太奮銳黨兩敗俱傷的戰爭和他們反抗羅馬人的起義，使這個國家遭受了重大打擊。聖殿毀壞後文化精英的墮落一定非常深重。很有可能的是,耶路撒冷城中和其周邊的人口在一段時間 裏有所減少。但如前文所述，人口減少不是由於被驅逐，而且在不久後經濟就已恢複了。考古發現表明約瑟夫斯誇大了破壞的程度，幾個城市的人口在公元1世紀末已經得到恢複。

耶路撒冷的大神殿被燒毀的事件說明，羅馬方麵以後不會再允許猶太教徒設立猶太教的宗教聖地，耶路撒冷獨有的大祭司長製度也被廢除，由70名祭司組成的耶路撒冷自治機構“七十人會議”也被廢除。同時，此前羅馬因顧及民族感情而沒有在耶路撒冷駐紮軍隊，今後也常駐了由一個軍團和附屬的輔助兵組成的1萬士兵。

這些舉措都表明，始於尤裏烏斯·愷撒對猶太的寬容路線在120年後發生了大轉變，這就是此前一直在希臘人和猶太人之間充當調停角色的羅馬人首次直接與猶太人進行對決的“猶太戰爭”的結果。

不過羅馬人這種冷酷無情的嚴厲政策針對的隻是長期反抗羅馬的猶太人，對於沒有進行反抗的猶太人特別是居住在海外的猶太人的待遇沒有發生任何改變。另外，信奉多神教的羅馬人也沒有強迫他們放棄猶太教的信仰。

據守城池的猶太人集體自殺後，馬薩達要塞陷落了。猶太全境的反羅馬勢力完全消失三年後，也就是公元73年，皇帝韋斯帕薌批準了在耶路撒冷和現在的特拉維夫之間的雅麥尼亞城設立猶太文化研究所的計劃。對於猶太人而言，“文化”指的就是猶太人的宗教，具體來說是律法書籍的研究。羅馬人無意禁止猶太教，也不是反猶太主義者。

但是，耶路撒冷的陷落也助長了由於長年的利害衝突而懷有強烈反猶太情緒的希臘人的勢頭。攻占耶路撒冷後，提圖斯曾順道前往敘利亞的安條克，一些希臘裔的居民等候在野外劇場，見到提圖斯後請求他將安條克的猶太裔居民驅逐出城。提圖斯表示拒絕，理由是猶太人已經失去了家園，驅逐出去的話他們會沒有容身之地。然而，希臘裔居民仍然不依不饒，又要求撤掉羅馬人下令設立的刻有猶太裔居民各項權利的青銅板。提圖斯同樣拒絕了。

另外，羅馬人“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傾向在軍事鎮壓後的猶太地區也得到了發揮。猶太東北地區與以前一樣仍然是由猶太王室阿格裏帕二世統治，所以劃為了猶太人的自治區域。

集中在猶太西部的愷撒利亞等港灣城市，羅馬在這些地方的作用是調解希臘裔居民和猶太裔居民之間的關係，這種方法在猶太地區以外的其他國家城市中的猶太社區也得到了沿襲。耶路撒冷和內陸地區的城鎮、村莊等在猶太人占居民人口大多數的這些地區，確立羅馬的直轄統治，也就是說不再像以前那樣由敘利亞行省總督手下的長官統治，而是換為猶太行省總督統治。

此外，猶太地區也與帝國的其他行省一樣，開始在區域內鋪設在當時來說相當於高速公路的羅馬式道路網絡。落實了這些政策之後，提圖斯才前往埃及的亞曆山大，在那裏等到春天後取海路前往羅馬。父親韋斯帕薌早在耶路撒冷大局已定的時候就出發去了羅馬。

公元70年的“猶太戰爭”明確了“不進行反抗的猶太人可以繼續存活下去，進行反抗的猶太人的命運隻有死或者成為奴隸”的基調，因此猶太人的反羅馬運動在此後的半個世紀偃旗息鼓。再次爆發類似事件是到了圖拉真皇帝統治時代的公元116年，圖拉真皇帝在遠征帕提亞的途中被猶太人從背後暗算，讓羅馬舉國激憤。這一次的反羅馬運動遭到多次鎮壓，一直持續到了哈德良皇帝的時代，就是著名的“科赫巴起義”。

羅馬曆史學家迪奧記錄下了這一悲劇：他們甚至吃受害者的肉，抽他們的筋，用他們的血塗抹全身，穿他們皮做的衣服；許多人被從頭到腳鋸為兩半。另一些人被扔給野獸，或被迫像角鬥士一樣互相搏鬥，一共有22萬人被殺。猶太人在多地展開屠城，諸如：薩拉米斯、塞浦路斯、利比亞，這些地方的主要居民並不是羅馬人。

吉本接著說：“任何目睹耳聞的人也不禁為之發指，當然情不自禁對羅馬軍團嚴厲的報複要拍手稱快。因為當局懲罰這個瘋狂的民族，愚昧荒謬的迷信使他們不僅與羅馬政府為敵，還要成為全世界的仇人。猶太人的宗教狂熱，一方麵是因為他們認為沒有理由向崇拜偶像的統治者繳納稅款；另方麵是根據從古代流傳下來的神諭，一廂情願相信具有最高權力的救世主，很快就降臨人間，解開他們的枷鎖，為這些選民建立一個地上王國。”（吉本，《羅馬帝國衰亡史》，第一卷第十六章二節“猶太人的宗教主張和叛逆精神”）

一個如此邪惡的民族，難道他們信仰的猶太教不是邪教？

然而即使是哈德良皇帝時代的科赫巴起義(Bar Kokhba revolt)，施羅默·桑德依然認為沒有放逐猶太人的記錄，耶路撒冷被改名為埃利亞卡皮托利納(Aelia Capitolina) ，割過包皮的男人在一段時間裏被禁止進入該城。在三年內,對當地尤其是省會周圍的民眾施加了嚴厲的限製，加大了宗教迫害。被俘的戰士可能被帶走了,其他人則可能逃離了該地區。但在公元135年，朱迪亞地區的大眾沒有被放逐。

朱迪亞行省被改名為敘利亞巴勒斯提那行省(Provincia Syria Palaestina)(後改為巴勒斯坦)，但在公元2世紀,它的人口仍主要是猶太人和撒瑪利亞人。在那次起義結束後的一到兩代人的時間裏，那裏再次繁榮起來。到公元2世紀末和3世紀初時，不僅大部分農業人口已經恢複,農業產量穩定，而且該地區的文化也被認為達到了拉比猶大.哈納西( Judah Ha Nasi)時期的黃金階段。

直到公元7世紀，穆斯林征服巴勒斯坦地區，也沒有大規模驅逐猶太人。來自阿拉伯半島的台風一樣橫掃並在公元638年到公元643年間征服了該地區的穆斯林軍隊,是一支規模相對小的武裝力量。這支部隊的兵力最多有4.6萬人，而它的大部分後來又被派往拜占庭帝國邊界上的其他戰線。盡管這些駐紮在被征服地區的部隊攜帶了家屬,並可能為了把他們安頓在那裏而占領土地,但這不可能造成人口上的重大變化。它可能將一些居民降格為租佃農。而且,阿拉伯人的征服中斷了地中海周圍日益繁榮的商業，導致了該地區人口的逐步減少,但沒有證據表明這種減少導致了對一個民族的替代。

穆斯林軍隊強大的秘密之一是相對自由對待被打敗人民的宗教。原因之一是猶太教也是一神教。穆罕默德的戒律要求把猶太人和基督徒看作是“聖書的子民”,這給予他們以法律保護。在寫給阿拉伯半島南部軍隊指揮官的一封著名的信件中，這位先知強調指出:“成為穆斯林的每個人,無論是猶太人還是基督徒，他就是一位信仰者，擁有同樣的權利和義務。忠誠於他的猶太教或基督教的任何人，如果沒有皈依,每位成年人無論男女,無論自由人還是奴隸都義不容辭支付人口稅。”無怪乎在拜占庭治下遭受嚴厲管製的猶太人，會歡迎新的征服者,甚至為他們的成功而欣喜。猶太人和穆斯林的記述表明他們幫助過獲勝的阿拉伯軍隊。

由於後來在神的問題上的分歧，猶太教和基督教之間出現了無可修補的分裂，這加劇了它們之間的對立。上帝之子被謀殺的傳說加大了那道裂痕，加劇了他們彼此的仇恨。獲勝的基督教試圖壓製猶太教，這使事情變得更加糟糕。公元7世紀亞美尼亞的一位主教瑟貝奧斯(Sebeos) 把阿拉伯人征服巴勒斯坦描述為以實瑪利(Ishmael) 的後裔來幫助以撒的後裔反抗拜占庭帝國，是來實現上帝給他們共同祖先亞伯拉罕的應諾。

穆斯林征服者有一種特殊的征稅製度:穆斯林不必支付任何稅收;隻有不信仰伊斯蘭教的人才納稅。考慮到伊斯蘭化所帶來的好處，新宗教能迅速地吸引大量的皈依者就不令人驚訝了。免稅想必值得改變信仰,特別是當這個神祗看上去更像先前的那個一樣的時候。事實上,哈裏發的稅收政策在後來不得不進行修正，因為被征服的人口大量皈依伊斯蘭教使他們的國庫麵臨著枯竭的威脅。

在拜占庭時期，盡管存在著迫害，還是建造了許多猶太會堂。但在阿拉伯人征服之後，建造行動逐步趨於終結，猶太教的祈禱房變得更為稀少。一個緩慢而溫和的皈依過程在巴勒斯坦／以色列的土地上發生了，這是合乎情理的，並可以解釋在那片土地上絕大多數猶太人消失的原因。

而更殘酷的真相是，施羅默在書中說道，根據基因溯源，現在居住於以色列土地上的巴勒斯坦農民正是當初最早期的那批猶太人的後裔。留在以色列的當地人在十幾個世紀中被慢慢同化為了穆斯林。如今，正在被暴力驅離自古以來生存的土地，淪為沒有身份的二等人。

施羅默·桑德認為猶太人之所以喜歡虛構一個“大流亡”故事，原因是猶太一神教開始形成於公元前6世紀猶大王國衰亡後被強行逐離家園的文化精英之中,而對流亡和流浪的意象已經直接或以隱喻的形式在《律法書》( the Torah)、《先知書》( the Prophets)和《聖書卷》( the Writings)(《舊約聖經》的最後部分)的主要部分中有所反映。從被逐出伊甸園(Eden),中經亞伯拉罕遷居迦南和雅各一係進入埃及,到撒迦利亞( Zachariah)和但以理( Daniel)的預言,猶太教透過流亡、被迫離開家園和歸回的視角凝望著過去。《律法書》中已經宣告:“耶和華必使你們分散在萬民中，從地這邊到那邊，你必在那裏侍奉!你和你列祖都素不認識的其他神”(《申命記》28:64)。第一聖殿的陷落與放逐聯係在一起,這種文學-神學記憶有助於塑造猶太人後來的宗教感情。

故此隻有虛構公元70年的 “第二次大流亡”，才能作為一個有效的神話,為現代猶太人提供族群認同的路徑。把一個想像中和被流放的民族描述為以前“聖經民族"的直係後裔,對於建構長期記憶而言,有關流放的極端範例是必不可少的。正如我們將要看到的，基督教傳統養育了被迫離開家園和流亡的神話,並從那裏匯入了猶太傳統中,成為了深深印刻在通史和民族史中的真理。

耶路撒冷希伯來大學的曆史學家伊斯雷爾·雅各·尤瓦爾(Israel Jacob Yubal) 則更進一步。他提出再次流亡這個猶太神話事實上出現得相當晚,主要是由於否認耶穌和耶穌被釘死於十字架，猶太人遭受懲罰而流亡的基督教神話興起之故。

不過,將流亡與第二聖殿陷落聯係在一起的說法，最先出現在《巴比倫塔木德》(The Babylonian Talmud)之中。自公元前6世紀以來,有個猶太團體一直生活在巴比倫，甚至在強大的哈斯蒙王國時期，它也不曾力圖“重返”耶路撒冷。也許在第二聖殿被毀之後,這導致了將聖殿陷落與作為一個古老事件和一場大災禍回音的再次流亡聯係在一起的敘事。

基督教在公元4世紀初期成為了帝國宗教。隨著它的獲勝,世界其他地方的猶太教信仰者也開始采納了神之懲罰的流亡觀。離開家園和原罪、聖殿被毀和流亡之間的關聯開始植入世界各地有關猶太人存在的各種界定之中。猶太人由於違誡而受罰流浪的神話，根植於基督教 -        猶太教彼此憎惡的辯證法中。在後來的數個世紀中，這將標誌著這兩個宗教的界限。不過,更為重要的是，自此以後，在猶太人的傳統中，流亡的概念獲得了徹底的形而上學的內涵，遠遠超越了僅僅是離開祖地的意義。

像屬於亞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後裔一樣,聲稱是來自耶路撒冷最初的被放逐者的後裔是至關重要的;否則,就不能確立作為上帝選民成員的猶太教信仰者的身份。

麵對基督教勢力的日益增長，流亡的觀念開始塑造了拉比的猶太教的界定。信仰《舊約聖經》的猶太教虔信者們否認耶穌以其犧牲帶來了世界的救贖。繼續自視為猶太人的人們，不接受被釘死在十字架上的救世主複活創造恩典的基督教觀念。對他們來說，現存的世界仍在遭受懲罰,並將繼續遭受懲罰，直到真正的彌賽亞臨到。這樣,流亡成為了一種宗教淨化的形式，還有助於滌除原罪。因此，流亡並不是離開祖地的位置，而是不能得到救贖的境況。當大衛的後裔彌賽亞王到來之時，期盼中的救贖就會實現,大眾也會隨之歸回耶路撒冷。救贖包含著死者的複活，他們也將一起聚集在耶路撒冷。

許多拉比禁律禁止加緊救贖，並因此禁止遷移到救贖出現的源頭。最重要的禁律是《巴比倫塔木德》中的那三條著名的誓約:“猶太人不應力圖起而翻越哭牆;當受頌讚的上帝命令猶太人不要反抗俗世的民族;當受頌讚的上帝命令偶像崇拜者不要過分奴役猶太人”(《婚書篇》110:72)。

“起而翻越哭牆”意思是大規模遷居到聖地，這個明確的禁律世世代代影響著猶太人,把對流亡的承認灌輸為不可破壞的上帝的一道諭令。加速毀滅和反抗上帝的精神是被禁止的。對信仰者來說，流亡不是通過在全世界的遷徙就能夠改變的一種臨時的具體境況，而是界定了現存物質世界的一種狀態。

因此,當在巴比倫的幾個猶太文化中心衰落的時候，猶太人遷居到巴格達( Baghdad)而不是耶路撒冷,盡管這兩個城市受製於同一個哈裏發轄地。被逐出西班牙的猶太人遷移到地中海周圍的城市，但隻有很少的人選擇前往耶路撒冷。在現代東歐,隨著殘忍的大屠殺的發生和好鬥的民族主義的興起,大量講意第緒語的民眾向西遷徙,主要去了美國。

隻是在1920年代美國邊界關閉之時，以及可怕的納粹大屠殺之後，才有相當數量的猶太人遷移到受托管的巴勒斯坦，它的一部分成為了以色列國。猶太人沒有被強行驅離他們的“祖地”，他們也沒有自願地“歸回”到那裏。

這些都是傳統拉比猶太人的想法，他們期待上帝從天而降，安排好一切。故此他們對猶太複國主義非常反感。他們認為根據猶太教基本信條猶太人是被禁止組建屬於他們自己的主權國家的。我們是以神的命令被驅逐的，我們被命令在所居住的國家當個忠誠的公民。殺戮，盜竊，侵占他國或者鎮壓人民在猶太教中是絕對禁止的，以色列是個非法的犯罪的國家。它違抗上帝踐踏猶太教。它對巴勒斯坦人民是一種災難，對猶太人民更是一種悲劇。

他們呼籲巴勒斯坦國得到全麵自由，要求將所有權利還給巴勒斯坦人民，承認巴勒斯坦對聖地的治理會比以色列的非法統治讓猶太人更加安全，讓猶太教得到更好的保護。真正的猶太人絕不承認以色列國的合法性。因此我們也不可能承認耶路撒冷是它的首都。以色列對猶太人民並沒有益處，承認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首都也不在他的利益之中。支持以色列的猶太複國主義和威脅狀態對猶太人民並沒有好處，相反，還會造成反猶太主義和對猶太人的仇恨。

猶太複國主義有意為之，就是為了讓我們陷入他們的衝突中，以便達到他們的目的。我們祈禱盡快且全麵的瓦解那個以色列，我們希望那能通過和平的方式解決不再增加任何人的痛苦。我們強烈希望擋在和平麵前的這道障礙即:這場猶太複國主義運動和以色列能夠早日滅亡。所有背景和文化的人民能像從前一樣再次和平地生活在這片聖地上。

而基辛格應該是代表這種思想，基辛格在接受德國《明鏡周刊》訪問如此評論：

（1）拜登應該警惕的是，不要讓美國國內政治幹擾理解中國永久（存在）的重要性，拜登及其前幾屆政府受到（美國）國內對中國看法的太多影響。

（2）當然，阻止中國或其他國家取得霸權地位很重要，但這不是可以通過無休止的對抗來實現的。美中之間日益加劇的敵對關係有可能引發一場堪比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全球性災難。

（3）中美關係正處於脆弱階段，兩國現階段正處於一個非合作的時間點上，但“世界的安全取決於兩個最先進、技術發達的國家進行持續對話，並以合作的態度嚐試和實現解決分歧。這些是我們在這個階段麵臨的關鍵議題。

（4）如今在地緣政治問題上，需要“尼克鬆式的靈活性”來幫助化解美國和中國之間、俄羅斯與歐洲其他國家之間的衝突等。

這是繼他在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上建議烏克蘭接受國家的暫時分裂，在等待曆史重聚的同時將一部分發展為親西方、民主和經濟強大的國家整個國家後，對中國政策的表態。後來估計受到猶太上層壓力，借助《明鏡周刊》解釋他意思是要結束這場俄烏戰爭，最好的分界線是維持現狀，這意味著該國 93% 的地區。那是完全不同的事情。如果將現狀視為目標，那就意味著侵略沒有成功。那麽，問題是沿 2 月 24 日的接觸線停火。仍由俄羅斯控製的領土，占頓巴斯和克裏米亞半島烏克蘭領土的約 2.5%，屆時將成為全麵談判的一部分。他從來沒有說過烏克蘭應該放棄任何領土，停火的邏輯分界線是現狀。

雖然如此辯解，但訪問中他提醒猶太高層，俄烏戰爭是一場針對俄羅斯本身的新戰爭。從他對中俄的評論可以看出，他並不讚成猶太神功派目前四麵樹敵的策略。或者說他認為神功派操之過急會造成反猶太主義和對猶太人的仇恨，從而危害猶太帝國的統治根基。

普京在上月聖彼得堡國際經濟論壇（SPIEF）上警告說：“世界新秩序的全球精英們已經被打敗。精英們的變革‘即將到來’，因為人類已經覺醒。以新世界秩序為首的西方國家在其所有的傲慢和自大中，對烏克蘭衝突的反應進行了誤判。全球精英階層已經暴露並將麵臨人民的憤怒，這是17世紀巴黎街頭斷頭台時代以來從未見過的清算。”

換句話說，新的世界秩序已經隨風而去。新的權力中心已經出現，單極世界秩序不會再出現，"殖民主義 "的思維方式已經失敗。世界人民已經發聲，他們拒絕了新世界秩序把他們變成牲口或 "無用的吃貨 "的計劃。

中俄之間好像有默契，中國也似乎對高利貸金融賭場經濟模式開始決戰。進入6月下旬，各種經濟預測報告出爐，經濟數據不理想成為共識，關於刺激政策加碼的預期也開始升溫。比較典型的是人民銀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王一鳴和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楊偉明，他們都極力主張財政貨幣政策加碼，呼籲出台“增量政策”。一直到7月8日央行公布金融運行報告,也是提出要“抓緊謀劃和推出增量政策措施”，把增量政策的預期推向高潮。

7月15日，二季度經濟運行數據發布，二季度GDP同比增速0.4%,低於市場預期的平均值，此前多家機構預測的平均值為0.64%。但是,從新聞發布會透露出的信息看，前期政策效果尚需觀察，刺激政策暫時無需加碼。前期呼籲政策加碼的王一鳴等人也改口稱‘暫時無需加碼“。增量政策的預期落空，這無疑加強市場確信高層對房主不炒的決心，可能會導致硬著陸。中國家庭70%的資產配置在房地產上，房地產還是中國天量信貸的第一抵押物。一般來說硬著陸是中國經濟無法承受的，但這些明顯的風險我們都能看到，但高層還是堅持，相信他有一個很好計劃。

香港方麵，隨著美國聯儲局下周勢再加息起碼0.75厘，套息活動近日明顯提速，本港銀行體係總結餘在近期香港金融管理局頻頻承接港元沽盤後大幅“縮水”，本港銀行同業拆息（HIBOR）趨升，與樓按相關的一個月期拆息周五更升穿一厘，為2020年6月1日後首次。有經濟師估計，銀行體係總結餘或於今年8月底接近“清零”，要為“資產衝擊”做好準備！

香港殖民地時期應該分成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亞洲四小龍之前，當時英國隻是把香港當成一個貿易港口，無心經營，隻想維持一般社會秩序而已。因此對殖民地政府內部的貪汙與黑社會黃賭毒這些地下秩序的維持者也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甚至覺得黑社會的存在可以幫助英國殖民地政府減少管理成本。

第二階段是亞洲四小龍經濟起飛階段，當時香港遍布電子廠與成衣廠，經濟以實業為主，是真正腳踏實地的社會，而社會風氣也是積極向上。第三階段，是確定回歸後，猶太精英決心把香港變成一個金融賭場，配合紅籌國企上市，同時大搞房地產泡沫。

香港房價的崛起於《中英聯合聲明》，聲明列明英方於過渡期內（1984年－1997年）每年隻可賣出50公頃土地，初衷是中國擔憂英國超售土地，使得未來香港無地可賣。這一政策客觀上限製了土地供給，成為香港房價長期上升的基礎，從1986年到1997年保持著年均23.08%的增速，其中1992年的增速超過42%。而英國裝出很受委屈的樣子被迫接受，從而令華爾街財團大發橫財。

與華爾街共治香港初試啼聲。

據統計，香港的土地開發率隻有24.3%，而深圳的土地開發率是50%，而香港成為國際大都市時，深圳還隻是一個小漁村，也就是說香港的城市化早於深圳數十年，但目前開發率隻有深圳的一半不到。更讓人吊詭的事發生在住宅土地上，住宅隻占香港土地的6.9%。

根據香港規劃署公布的數據顯示，目前香港土地麵積為1111平方公裏，已建設土地麵積累計占總麵積的24.9%。其中私人住宅、公營房屋和鄉郊居所等住房用地麵積分別為26平方公裏、17平方公裏和35平方公裏，占土地麵積比例的2.3%、1.5%和3.2%。也就是說，香港大約7%的麵積上居住著745萬人口，平均每1%的土地負荷超過100萬人。除去香港農村的房子，香港城區的所有人住的房子麵積加起來不過是43平方公裏罷了。

去年10月6日香港特區政府行政長官林鄭月娥2021年施政報告時表示，特區政府將建設香港北部約300平方公裏宜居宜業宜遊的都會區，額外開拓約600公頃用地作住宅和產業用途。

加上澳門賭場的蕭條，無論大陸與港澳都似乎與高利貸賭場經濟模式宣戰，依附於泡沫賭場經濟的如藝術品，奢侈品消費市場麵臨大幅萎縮的風險。世界似乎要進入一個新的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