偷天換日 信仰的顛覆（二十八）

原文再續，書接上回。話說猶太大英帝國製造大饑荒之後，又通過土改把原來穆斯林家族地主換成印度教高種姓家族，因為莫臥爾帝國是歸化穆斯林的蒙古人創立的。雖然理論上，東印度公司隻是莫臥兒帝國的攝政王，但莫臥爾帝國當時隻剩下虛名而已。

1776年，哈斯丁斯總督召集一批梵文學者（pandits）編纂一部印度教律法（Code of Gentoo Laws）。哈爾赫德(N.B.Halhed) 在自己的書中寫道，這些學者首先從各種梵文原著中逐句摘出有關某個議題的法律條文，但由於那時還沒有英國人會梵語，他們又將其按照字麵意思翻譯成波斯語，再由哈爾赫德本人從波斯語翻譯為英語。在接下來的十年間，威廉，瓊斯爵士(William Jones)學會了梵語並展開了東方學研究, 英國人得以了解印度整個古代史。

為了推行印度教律法，英國人使得婆羅門編寫的文獻優於其他種姓的地區性文獻，並賦予婆羅門法律學者空前重要的決策權。直到1864年，婆羅門還被視作法庭的“裁決者”。所有這些因素再加上早些時期婆羅門政治權力的增長，導致了印度法律的“婆羅門化”(Brahmanization)。 由於英國判例法的引進，印度的法律程序被進一步改造。從此，以調解和輿論為基礎的傳統程序被取締，在判決前按照判例法援引從前的案例作為參照的程序取而代之。

此外康沃利斯總督給予東印度公司職員極高的薪酬與足夠的津貼，使當時已被禁止從事私人貿易的公司職員享有一個清廉公正的名聲。最後一項改革是韋爾斯利(Wellesley, 1798-1805年在位)總督於1802年在加爾各答建立了專為即將上任的職員教授印度語言的威廉堡學院(College of Fort William)。同時，也就是1804年，東印度公司董事會在英格蘭黑利伯裏(Haileybury) 建立了一所為年輕公務員提供入門通識教育的大學，要求他們在去往印度之前在此接受兩年的培訓。

這些改革措施建立了印度統治體係聞名於世的“鋼鐵構架”，英國人甚至許多印度人都引以為豪的印度文官製度(The Indian Civil Service)。1854年進行了更進一步的改革，公務員的任命不再由東印度公司董事會提名，而須通過統一文官考試選拔，這一行政製度一直延續到東印度公司的統治結束之後。

最後當然不能遺漏一支強大的軍隊。最初英國驅逐法國人、推翻孟加拉納瓦布需要的僅是很少的軍事力量。然而，對於保衛孟加拉及隨後征服整個印度來說這就遠遠不夠了。一支能夠勝任以上任務的軍隊不可能僅僅由為數不多的歐洲人組成，況且他們的薪水也是軍隊沉重的負擔。因此，普拉西戰役之後，克萊武為公司招募了大量印度士兵，他們被稱為“西帕依”(sepoys,來自波斯語sipahi), 即印度土兵。哈斯丁斯總督以不可靠為由拒絕接收那些曾效力於納瓦布的士兵，他招募的土兵主要來自恒河平原上從奧德到比哈爾地區的高種姓農民，如拉其普特人和婆羅門。18世紀末19世紀初，軍隊的規模迅速擴大。在拿破侖戰爭期間，印度的軍隊人數從1789年的10萬增至15.5萬(包括騎兵與步兵)，堪稱當時世界上最大的一支歐式常備軍。

到1800年，新的政治秩序已經奠定了基礎。哈斯丁斯的改革計劃被拉迪卡辛哈(Radhika Singha)稱為“法製專製”(a despotism of law)，而新的東方學研究讓印度人得以在新視角下審視自己的曆史。從印度教寺廟的管理到對刑法的認知，日常生活越來越受到規則的限製，喪失了先前的靈活性。最重要的是，英國人建立了空前規模的軍隊。東印度公司治下的國家的管轄範圍非常廣，從對武力的壟斷到支配各種資源的能力無所不包，令印度人眼界大開。

但上述的體製建立還隻是表明，核心的印度傳統家庭觀念與信仰沒有受到任何影響。為了統治方便，他們用印度教的高種姓代替穆斯林地主，但傳統家庭沒有受到任何破壞。故此，印度人的凝聚力不散，對暴政也是反抗不斷。

改造印度人的信仰與當初在歐洲改造基督信仰一樣，對英猶來說是非常迫切的。1835年，麥考萊在他的《教育備忘錄》（Minute on Education）中表達了他的看法：英國人的使命不隻是創造一個能夠熟練運用英語的印度人階層以協助統治印度，更是要創造“在品位、觀點、道德觀和智力等各方麵與英國人別無二致的印度人階層”。雖然在不久的將來，但假以時日必可成功。到那個時候，被改造過的印度將會取得獨立，但它將會成為“一個擁有英國的藝術和道德觀、英國文學和法律的不朽的帝國”。簡單來說就是把印度人改造成新人類，高種姓擁抱高利貸資本主義模式，幫助英猶壓榨底層人民。

19世紀30年代，僅在加爾各答就有幾千名印度人學習英語。然而，他們中很少人願意完全接受麥考萊等人的觀點，因為那意味著對他們自己文化的極大否定。接受麥考萊觀點的人中最著名的是印度學院的“青年孟加拉人”(Young Bengal)團體，狂熱的民族主義者迪洛吉奧(Henry Louis Vivian Derozio, 1809- 1831年)也與這一團體有關聯。這些年輕人吃牛肉、喝威士忌以示叛逆，他們嘲笑“非理性”的印度教習俗;他們中的一些人，包括迪洛吉奧自己，甚至皈依了基督教。

這就是英國人的困局。雖然19 世紀初, 當英國對印度的征服已臻完成, 作為一個固守傳統秩序、相對靜止且精神上自滿自足的國家, 印度的宗教傳統在經曆了千百年來種種巨大的、災難性的曆史變故之後, 依然根深枝茂地存活了下來。在這一悠久而深厚的文明麵前, 西方文化的僅僅是短時間的進入、偶然的衝擊和淺層次的影響, 是遠不足以撼動它的根基並改變它的麵貌的。在西方文化的衝擊、影響之下, 唯有當印度文化本身產生了比較全麵和徹底的自我否定, 這才能構成印度由傳統社會向世俗化方向轉型的真實開端。否則, 即使是西方文化的影響, 也有可能被淹沒在印度無所不包的“大梵”精神之中, 成為印度文化的又一個新的變種，就象以前印度曆史上對異域文化加以同化的屢見不鮮的情況一樣。

當英國占領印度後, 印度人對自己的政治、經濟和世俗文化已談不上多少自尊了。他們現在能夠引以為自豪的, 主要就是自己的傳統宗教文化。1784年哈斯丁斯總督創立孟加拉的“亞細亞學會”(Asiatic Society)，在威廉.瓊斯的領導下成立，致力於研究有關宗教和宇宙哲學的印度古代典籍。為了詳細闡述印度曆史，英國學者與印度的梵語學者密切合作，受益良多。當時，他們對印度的研究已遠遠超過了對歐洲國家的研究。

他們發現印度與歐洲同屬於雅利安語係統。這一紐帶將印度和歐洲緊密地聯係起來。瓊斯指出，梵語、希臘語和拉丁語之間存在著非偶然的相似性，他認為，三種語言必定是同源的。一個分布廣泛的語係即現在所說的“印歐語係”(Indo-European)。早在史前時期，印歐語係已從中亞發展起來並向外傳播。更概括地講，瓊斯及他的後繼者使印度教成為偉大的宗教、古代智慧的寶庫，同時也賦予印度與希臘、羅馬比肩的輝煌的曆史。19世紀初的考古發現進一步確立了古代印度的輝煌。例如，對婆羅米文字(Brahmi script)的解讀揭示了包括孔雀王朝在內的很長一段時間，佛教在印度占有優勢地位。普遍認為阿育王的統治是親善而非暴力的，在20世紀更被甘地民族主義者廣為稱頌。

阿育王石柱

加上十九世紀初, 一些德國宗教學家(如馬克斯·穆勒、施萊格爾兄弟等) 的發掘、研究介紹工作, 使印度古代宗教與哲學在西方世界贏得了極高的聲譽。這些發現更是大大加強印度人對自己傳統文化的自豪與熱愛。

拿破侖戰爭之後英國人的自信心極度膨脹，東方學學者對印度文明的讚賞日漸式微。幾年之後，瓊斯強調的同源語言間的聯係漸漸被生物學的人種理論取代。這一理論認為印度的雅利安人後裔由於數世紀與印度的原住民通婚，他們的雅利安血統所剩無幾，與他們的歐洲“表親”的距離越來越遠。

當時英猶的難題是在印度沒有能力發動列寧式的暴力革命，殺人殺到信為止。雖然也用上饑荒與土改手段，但畢竟歐洲人太少，最後還是需要印度教的高種姓來幫助管治，而高種姓製度，天然維護傳統家庭觀念，多子多福，凝聚力非常強，對猶太人要求的全麵管治非常不利。因此在歐洲用新教蠶食基督教模式是英國人唯一選擇。

被西方譽為“近代印度之父”的羅姆·莫漢·羅易(Ram Mohan Roy, 1772- 1833 年)就走上前台。羅易接受過梵語、阿拉伯語、波斯語、英語教育。於18，19 世紀之交在東印度公司公職多年。在印度的大資本家德瓦爾卡納特.泰戈爾(Dwarkanath Tagore)為首的泰戈爾家族的支持下，1828 年建立一個革新的印度教宗教社團——梵杜。需要強調一點是泰戈爾家族是英國殖民地政府扶持起來的高種姓家族。梵社的成立可視為印度近代宗教改革運動的開端。但在羅易去世之後, 梵社經曆了接近10年的相對沉寂期。

羅易為"梵社"製訂了一係列的信仰和行動的準則。他要求建立擺脫各種清規戒律的"真正宗教"，主張隻崇拜一個無定形的真神，宣稱神是永恒的、始終不變的實體，這個實體是萬物的創造者和保護者。他指出，神是屬於所有生物的，沒有種姓、名位或財產、變遷、失望、痛苦和死亡的區別。實際上，羅易是要把神從印度教中當作人格性實體的理想實體改變為一種理性的對象，一種理性的實體，從而把神(人格性實體）的否定和神(理性實體）的肯定結合起來。這就是羅易偷天換日的方式。

羅易認為，宇宙萬有的"終極原因"是我們不能描述的"最高實在"或梵。這個"最高實在"也就是非人格化的神。他說，"最高實在"是"世界的創造者和管理者，它的生成是不能被理解的。

羅易承認"終極原因" ("第一原因")的梵或神的存在外，在他看來，沒有神，世界是不能存在而且沒有價值的，但是沒有世界，神同樣也是不可能存在和沒有價值的。對此，羅易論證說："梵或神依存於它所擁有的物質世界，同樣，物質世界也是依存於梵或神的，一個梵或神離開了物質世界是不可想象的。"

羅易認為梵依存於物質世界，梵隻是作為一個外在的"第一因"或"目的因"而存在，它並不幹預現象世界的過程。物質世界不僅真實存在，而且其發展是由"自然規律"控製的，即它有著自身發展的規律。他說："某些感性現象的原因對於很多人來說是無知的……把這種原因解釋成某種與自然界的規律不相適應的力量都是無能為力的。

這就為人影響梵打下理論基礎，也就是人定勝天的基礎。

為此，羅易也祭出“托古改製”大招。正統印度教的多神論、偶像崇拜、種姓製度、種種宗教儀式和清規戒律等, 並不是直接源出於最古的《吠陀》本集, 而是源出於吠陀以後的梵書、森林書、經書、法論等。正統印度教認為這些經典都是直接的神啟,。羅易的策略是徹底地返回到最原本的印度教經典, 而有選擇性地拋棄後來的、為人們製定了確定單義的信條與規範的典籍。

吠陀

羅易把源於西方的理性原則引進宗教, 用以作為最高標準, 來檢驗傳統宗教的信條。根據近代理性原則, 羅易首先提出: 隻有吠陀、奧義書是神啟的經典, 而宣揚多神的往世書不可以作為宗教權威。他甚至認為, 對吠陀的啟示也要加以理性的分析, 對於以隱喻方式所說的話, 要從字麵追溯其合於理性的實質。在此, 理性批判原則實際上已開始用於對於吠陀經的辨析與解釋。而在德賓德拉納特·泰戈爾接任梵社領導人之後, 在經典解釋上比羅易還要更為不拘限於傳統。1850 年他宣布: 不存在任何神的直接啟示, 吠陀也不是神的啟示, 不可以把吠陀的字字句句都當成是完全正確的。他放棄把廣義的吠陀全部作為宗教權威, 而是隻從最具理性宗教色彩的《奧義書》等經典中選取一部分編成選集, 作為新的經典。

羅易這種手法其實是把印度教傳承的閹割，這也是新教的手法，把耶穌以降的所有傳承拋棄，隻剩下《聖經》。而對《聖經》的解讀可以每個人自由發揮，其後果是無數教派湧現。沒有傳承的宗教恍如無根的飄萍，隻能隨風飄蕩，一個千年教派的凝聚力就是如此失去的，而羅易也是如此把印度教經典解釋權奪到自己手中。

凱布沙·錢德拉·森的時期走得更遠, 他將理性主義貫徹到底, 而傾向建立一個普遍主義的世界宗教。六十年代後期, 他從世界各主要宗教的經典中選輯出一部世界宗教經典選集, 代替德賓德拉納特·泰戈爾的印度教經典選集, 而印度教經典降到了世界宗教經典中一個構成部分的地位。

在傳統印度教的價值規範中, 屬於世間追求的是法、利、欲，“法”(或達摩、正法) 是與個體的本性相應而應盡的善業, 利與欲則屬於人們按其自然傾向為延續生命並獲得功名所需追求的東西。但印度教除承認世間價值之外還確立了一個更高的、終極性的出世間價值, 這就是斷除生命輪回的“解脫”。為了達致這一終極目標, 印度教規定再生族要謹行禮儀, 苦行積善, 並在一生中奉守人生的四期(梵行期、家居期、林棲期、遁世期) 。

傳統印度教認為, 人的(包括身、口、意的) 一切行為連續地累積, 形成了決定一個人的未來與來世命運的“業”的鏈條, 追求正法、堅持苦行是為未來積善造福的最好的業行, 而過度耽戀世俗則是不利於來世的惡業。這些價值規範幾乎已成了印度教社會的生活指南, 引導和支配著人們的生活方式。

這套東西與近代社會的功利主義取向的矛盾, 羅姆·莫漢·羅易最早提出了與之相左的觀念。他提出, 人生的最高目的是通過內心崇拜和自我克製而認識神, 達到與神冥合。但在羅易這裏, 自我克製已不是完全消極的自我否定, 與神冥合亦不是寂滅無為。相反, 真正崇敬神就要在現世中積極行動, 為社會服務, 而在行動時必須使自己的行為符合通常而健全的道德規範。羅易宣揚自己的一生熱情高昂、堅持不懈的宗教與社會改革活動, 就是他的內心虔敬而積極入世主張的生動體現。羅易的行動主義精神一直被梵社共同遵循。梵社報刊曾發表社論, 完全拒絕傳統的禁欲主義的實踐規範, 特別是“再生族”要經曆的林棲期與苦行期, 認為這是同真正崇敬神不相一致的。與此相反, 應該在現實世界上積極發揮作用, 用實際行動來崇敬神。另一個印度教改革組織“聖社”的達亞南達盡管形式上接受再生和業行的印度教觀念, 但其對業的解釋是行動、為社會服務與獻身精神, 並完全拒絕遁世苦修。

梵社和聖社的行動主義的主張, 已經明顯地接近了西方基督教的新教倫理: 對神的崇敬已不局限於個人的內心, 而要由內心走出, 擴展到現實世界的實際事務中, 並且以後一個方麵作為考核信仰完善與否的標準與尺度。

基督教的新教倫理作者韋伯韋伯為了誘騙基督徒擁抱高利貸經濟，創造性的把加爾文教派的禁欲與資本主義聯係在一起。他以從加爾文教派發端的英國清教徒的禁欲宗教職業觀為代表，他選用了巴克斯特（R. Baxter）的證道詞和著述作為證據，一方麵強調消費的節製，二方麵則強調自願勞動的重要性，鼓勵人們不可以虛度光陰，否則會浪費掉上帝賜與人們的寶貴時間。而衡量一份職業是否有用，依據的判斷標準有兩種，其一是能榮耀上帝的道德標準，其二則是個人獲利的程度。

正是因為節製消費，以及強調勞動的觀念，使得資產階級的資本逐漸積累，由此，漸漸發展成一種屬於資產階級的經濟倫理。資產階級累積自己的財富，在合理的範圍自由使用金錢，這些行為都是受到上帝所祝福的。這些資產階級也不需要擔心世俗中的財富分配不平均問題，因為他們認為財富的分配不均是來自於上帝意誌的安排。（《耶表魔裏 信仰的顛覆（四）》）

所謂宗教改革隻是引誘人追求物欲。

另外既然梵的非人格性則使奉獻和祭祀儀式都失去了意義，於是羅易要求從宗教中排斥對人格化的神(偶像崇拜）和動物的膜拜，消除教會的清規戒律、繁瑣祭儀和對異教的敵視。同時把資產階級道德倫理觀念引入宗教，提倡自由、平等思想。

他反對種種封建陋習，特別是對寡婦殉夫、童婚、多妻製等歧視婦女的現象。他提倡開設新型學校，普及世俗教育，傳播科學知識。當然寡婦殉夫、童婚這些應該廢除，但提倡廢除多妻製，婦女在家中平等就動搖種姓製度。一個家庭應該以丈夫為主心骨，家庭才能穩定，男主外，女主內，是否意味不平等還是分工不同？我相信一般丈夫對妻子也是愛護為多。如果按照西方要求，婦女平等就是要求婦女自己出來工作，經濟獨立。現代社會證明如此家庭也就散了。

羅易的這些思想對印度的宗教和社會改革運動在當時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在梵社和聖社帶動下, 近現代印度還湧現出了若幹個有名的宗教與社會改革組織, 其中比較著名的是: 馬哈拉施特拉的祈禱社、羅摩克裏希那傳道會、馬得拉斯的神智學社等。這些組織都致力於與梵社和聖社基本上同道的改革宣傳與活動, 它們都分別在近、現代的印度宣傳、組織和發動過廣泛有力的精神革命運動和社會改造運動, 在印度產生過重大、深遠的影響。

對印度信仰的改造，英國人不可謂不下大功夫了。不過這次上天並不眷顧英國，印度高種姓家族一直離不開土地，因此所有這些所謂改革對印度真正的核心信仰影響不大，窮人繼續樂天知命，富人繼續多子多福，注重家族傳承。

印度畢竟不是五眼聯盟，經過英猶用新教洗腦創造的新白人都自覺交重稅，用自己性命為猶太金融集團出生入死。現在更是明目張膽搞人妖內閣，學校誘騙小孩變性與同性戀，五眼聯盟的新教徒白人隻是默默忍受，最多打官司而已。以美國為首的五眼聯盟是深層政府的總壇。

因此普京在出兵烏克蘭之前的2月21日發表了一個近1小時振奮人心的全國電視講話。首先諸君必須明白，對俄羅斯而言，烏克蘭永遠不可能隻是一個外國。俄國曆史開始於被稱為基輔羅斯的地方，基輔曾經是俄羅斯首都，俄羅斯宗教從那裏傳播開來。幾個世紀以來，烏克蘭一直是俄羅斯的一部分，在此之前，它們的曆史就交織在一起。從 1709 年的波爾塔瓦戰役開始，俄羅斯爭取自由的一些最重要的戰役，都是在烏克蘭領土上進行的。基輔於俄羅斯恍若中國的西安與洛陽。

如此諸君就應理解普京所說的：“烏克蘭從來沒有獨立建國的傳統，而目前的烏克蘭是前蘇聯領導人列寧“人為”創立出來的國家。他認為，現代烏克蘭是俄羅斯“通過割去自己部分曆史領土建立的”。

普京說：“我現在不怪任何人，因為當時我們國家的局勢以及內戰形勢，非常困難和危急。今天我隻想說：就是這樣，這是曆史事實。實際上，正如我已經說過的，正是由於布爾什維克政策，蘇維埃烏克蘭出現了。即使在今天，它也有充分的理由被稱為“以弗拉基米爾·伊裏奇·列寧命名的烏克蘭”。列寧是烏克蘭的建造師，檔案文件充分證實了這一點，包括列寧對頓巴斯的嚴厲指示，頓巴斯實際上是被“擠進”了烏克蘭。現在，在烏克蘭的那些“懂得感恩的後裔”已經在烏克蘭陸續拆毀了列寧的紀念碑。這就是他們所說的“去共產主義化”。

你們是想“去共產主義”嗎？嗯，這很適合我們。但正如他們所說，沒有必要中途停下來。我們已準備好向你們展示真正的去共產化對烏克蘭意味著什麽。“

普京還說：“同樣重要的是要了解，事實上，烏克蘭從未有過其真正國家地位的穩定傳統。並且從1991年開始，烏克蘭走上了機械複製別人模型的道路，將曆史和烏克蘭現實隔絕。政治國家機構不斷地被改造，以適應迅速形成的自私利益，而這與烏克蘭人民的利益無關。

烏克蘭寡頭政府所謂的親西方文明選擇的全部目的不是為人民的福祉創造更好的條件，而是為俄羅斯的地緣政治對手提供服務，那些數十億美元從烏克蘭人民手中竊取，並被寡頭隱藏在了他們的西方銀行賬戶中。

…………

毫無疑問，對包括俄羅斯在內的許多國家來說，腐敗是一個挑戰和問題，它在烏克蘭已經獲得了一些特殊的性質。它從字麵上滲透和腐蝕了烏克蘭的國家地位、整個係統、所有權力分支。激進分子利用了人民的正當不滿，為抗議活動背上了擔子，並利用2014年的親歐運動發動了政變。同時，他們也得到了外國的直接援助。據報道，美國大使館對基輔獨立廣場所謂抗議者的物資支持每天高達100萬美元。額外的巨額資金被無禮而地直接轉入反對派領導人的銀行賬戶。這大約是數千萬美元。而在基輔和其他城市的街道和廣場引發的衝突中，真正受傷的人、死者的家屬最終得到了多少？你們最好不要問。

…………

據國際組織稱，在2019年，將近600萬烏克蘭人——我強調，這大約是烏克蘭全國人口的15%，都不是身體健全的人，他們被迫出國尋找工作。通常，這些人都是從事的臨時性、非技術性的工作。以下事實也令人深思：自2020年以來，已有6萬多名醫生和其他衛生工作者在疫情期間離開了烏克蘭。

自2014年以來，烏克蘭水費上漲了近三分之一，電費上漲了幾倍，家庭燃氣費上漲了數十倍。許多人根本沒有錢來支付公用事業費用，但他們還必須生存。

發生了什麽？為什麽會發生這一切？答案是顯而易見的：這是因為不僅從蘇聯時代收到的嫁妝，而且從俄羅斯帝國收到的嫁妝都被揮霍和貪汙了。包括通過與俄羅斯的密切合作，數萬甚至數十萬的工作機會被剝奪，而這些工作機會給人們帶來了穩定的收入，並將稅收帶入國庫。機械製造、儀器製造、電子、造船和飛機製造等行業要麽躺在功勞簿上，要麽被摧毀，而它們曾經不僅使烏克蘭，而且使整個蘇聯感到驕傲。”

這簡直就是一篇討逆檄文。甚至可能意味普京目標不止烏克蘭，而是整個北約。世界可能進入一個動蕩時期。

按麵積計算，烏克蘭是歐洲第二大國家，人口超過 4300 萬。

烏克蘭資源及產品在全球的排名：

鈾礦石可采及儲量，歐洲第一

鈦礦儲量，歐洲第二、世界排行第十

錳礦儲量，世界排行第二（23億噸，占世界儲量的12%）

鐵礦石儲量，世界第二大（300億噸）

汞礦儲量，歐洲排行第二

頁岩氣儲量，歐洲第三位（22萬億立方米)世界第十三位

自然資源總價值，世界排行第四

煤炭儲量，世界第七位（339億噸）

烏克蘭是一個重要的農業國家：

耕地麵積歐洲第一

黑土麵積世界第三（占世界麵積的25%）

向日葵和葵花油出口量世界第一

大麥產量世界第二，大麥出口量世界第四

世界第三大玉米生產國和第四大玉米出口國

世界第四大馬鈴薯生產國

世界第五大黑麥生產商

蜂蜜產量世界第五（75,000噸）

小麥出口量世界第八

雞蛋產量世界第9位

芝士出口量世界第 16 位

烏克蘭可以滿足6億人的糧食需求。

烏克蘭是一個重要的工業化國家：

氨生產，歐洲第一

天然氣管道係統，歐洲第二大、世界排行第四

核電站裝機容量，歐洲第三、世界排行第八

鐵路網長度（21,700 公裏）歐洲第 3 位，世界第 11

定位器和定位設備，產量世界第三（僅次於美國和法國)

世界第三大鐵出口國

世界第四大核電站渦輪機出口國

世界第四大火箭發射器製造商

粘土出口量，世界第四

鈦出口量，世界第四

礦石和精礦出口量，世界第 8 位

國防工業產品，出口世界第9位

世界第十大鋼鐵生產商（3240萬噸）

一個拿著金飯碗的國家竟然搞到女人去歐洲賣淫代孕，隻能說2014年烏克蘭廣場革命後，歐美對烏克蘭的承諾並沒有兌現，反以不斷增加附帶各種條件的貸款，如果不能還，就用土地礦產償還，結果就是大量國家資源低價轉讓給猶太八旗企業，人民貧困不堪。

作為同為斯拉夫族，東正教徒，普京率兵討伐猶太金融集團控製的政權，推翻暴政，拯救人民於水火，我們有什麽理由不支持？普京在俄羅斯充公猶太人控製的企業，國有化後，用利潤支付國家大部分費用與福利開支，同時把國家從破產變成外債隻占GDP30%多，現在隻是在烏克蘭再做一次，我們又什麽理由不相信他可以做到？所有從國際法角度去分析的都忘記用仁的角度去看這次討伐，人民的幸福才是唯一目的。（普京的故事可以重溫在下2020年9月的舊文《現代東羅馬》與《凱撒還是暴君》）

今天因為普京討伐烏克蘭，需表明立場，變成加長版。下回我們一起探討大英帝國改造印度的成果。欲知後事如何，請聽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