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服與土改 信仰的顛覆（二十七）

原文再續，書接上回。話說克萊武重回印度後，製造孟加拉大饑荒以征服孟加拉人。同時克萊武還為東印度公司建立與各印度王公之間的聯盟，通過在友好的土邦中部署東印度公司軍隊保護孟加拉免於攻擊。這樣與英國人聯盟的王公可以免於內憂外患，並承諾資助東印度公司的軍隊，允許英國在其朝廷中安插駐紮官。通過這一機製，土邦能夠獲得強大的盟友，而英國人能夠與敵人在遠離自己領土的安全區域交戰，並且與土邦共同分擔高昂的軍費。阿爾果德、奧德和海德拉巴的統治者最早加入了聯盟體係，然而，這一看似平等的體係最終成就了英國的霸業，加速了印度的潰敗。

早在克萊武征服印度前，印度已經流行“軍事財政製度“。如馬拉特國家當地的行政和軍事力量相對衰落，包稅人普遍興起。他們從國家手中取得土地的包稅權，再向農民收稅，每年向國家繳納固定數額的稅收，餘下的歸自己所有。對於國家來說，這樣的安排用最低的成本保證了固定的稅收來源。包稅人隻要完成上繳的稅額就不會被朝廷檢查，額外的收益歸自己，他們也因此積累了大量的財富。包稅權如果得以延期，那包稅人顯然有更大的熱情來鼓勵農業生產。整個過程就給了那些有上進心、想提高地位的包稅人一個展示自己的舞台。最成功的包稅人往往采取武力管製和預付現金相結合的形式，同時也參與商品貿易。米安，阿拉馬斯.阿裏(Mian Almas Ali)掌管的土地貢獻了奧德1/3的稅收，人們稱那段時期為“黃金時代”。

這些地區性國家新體係令他們有能力招募新式步兵，使用火力強大的炮，紀律性和作戰能力比莫臥兒時期的騎兵有了大幅提高。18世紀的這些國家招募歐洲軍事家來訓練這些新式部隊，而且土兵也不再是貴族地主臨時糾集的農民隊伍，而是全職的雇傭兵。

養雇傭兵是非常昂貴的。印度在17世紀就已初現貨幣化和經濟擴張。統治者們逐漸求助於銀行家族、貿易商和稅收中間人。數十年間這些人建立起龐大的財政網絡，創造了有效的金融工具，從而奠定了他們舉足輕重的政治地位。以孟加拉為例，賈格特.賽特(Jagat Seths)銀行家族為當地的納瓦布（王公）們提供信貸，放貸給柴明達爾（地主）和包稅人進行糧食交易與運輸。到18世紀中期，這樣的金融家對印度的許多國家來說已經必不可少。同時，為了輔助征稅，柴明達爾（地主）的土地常常被合並到一起，這樣除了傳統的地方首領之外，許多群體如朝廷大臣、軍事冒險家、銀行家族成員等成為新的柴明達爾。

這個新的財政製度，令各大王公有能力組建新式軍隊。他們穿著統一的製服，訓練有素，即使被攻擊時也聽從指揮。更重要是他們聘請洋人指揮。如到18世紀中葉，海德拉巴擁有法國人領導的士兵分隊。德國、荷蘭和其他國家也有各自的辦法接近印度朝廷。其中表表者是約翰.威廉.海森（John William Hessing），他最開始服務於錫蘭(Ceylon) 的荷蘭東印度公司(Dutch East India Company)，後效力於海德拉巴的首領尼紮姆(Nizam), 最後成為馬拉特國家信地亞(Maratha Sindhia)掌管阿格拉事務的上校。他的墓的尺寸和樣式都顯示出這些人雖然是軍事冒險家，但還是受到印度社會文化的影響。

“歐洲冒險家“ 約翰 威廉 海森的莫臥兒風格陵墓 阿格拉 1803年

1798年，韋爾斯利就任總督完成征服印度大陸。在他上任以前，英國已經與提普蘇丹的邁索爾交手，不占上風。1780與提普蘇丹打了著名的“帕利勒之役“，下圖出自佚名印度藝術家，這幅畫描繪了這場戰役。一支被圍困的英國軍隊最後的抵抗。雖然這支英國軍隊，紀律嚴明隊列嚴整，但卻沒能阻止提普的軍隊一步步迫近。提普的邁索爾盡管與東印度公司在很多方麵十分相似，但是其周圍領土都已被英國人占領，加之遙遠的正在進行大革命的法國不能給予支援，邁索爾並沒有進行無限期抵抗的本錢。1799 年，韋爾斯利總督打敗提普蘇丹，英國人舉國歡欣，熱烈地慶祝這一勝利。

《1780年帕利勒之役》( the Battle of Polilur 1780)，佚名印度畫家繪，約1820年

細部

緊接著韋爾斯利總督征服馬拉特國家聯盟，經過20年戰爭後，1818年英國終於獨占印度，趕走了其他歐洲國家如法國，荷蘭與葡萄牙等國。於是印度各王公紛紛加入克萊武建立的附屬聯盟體係。各大王公還是依照以前的“軍事財政體係”籌集資金以支付英國人的軍費，令他們陷入現代銀行家與金融家的掌握之中。與英國人聯盟並沒有解決他們的財政困難，相反，卻因為英國人每年嚴苛而無情地征收大量的稅款而使問題愈發惡化。為了增加收入來支付藩屬國應繳納的稅款，印度王公們不得不采取更為絕望的權宜之計。

一個經典的案例是，1765 年與英國人聯盟的奧德納瓦布，英國人持續的稅收要求使奧德納瓦布與拉其普特王公惡性競爭，最終破壞了一直以來靠雙方的弱點來互相牽製的政治體係。由於英國人的搜刮而日漸貧困的納瓦布被國內的叛亂所困擾，而像阿爾瑪斯.阿裏.汗(Almas Ali Khan)這樣的稅收承包人卻以國家財政為代價中飽私囊。倒黴的納瓦布試圖通過提高稅收滿足英國人的要求，但英國人又指責其治理不當、壓迫人民。因為被剝奪了籌集資金的權力，士兵被長期拖欠薪資，奧德納瓦布從此深陷債務危機。

1798年，忍無可忍的奧德納瓦布維齊爾.阿裏(Wazir Ali)決定反抗，遭到英國人更強硬的反擊。英國人通過操縱宮廷中的派係鬥爭顯得統治者更加軟弱無能。最後總督韋爾斯利一舉吞並了奧德一半的領土，從此結束了奧德向英國人支付給養費的命運。奧德割讓了其核心區域以西和以東的國土，更使其財源枯竭，甚至越來越任憑擁有武裝力量的地主擺布。地主們紛紛違抗納瓦布，在農村地區鞏固自己的勢力。

1815年之後，納瓦布退回到自己的宮廷裏，資助文學、音樂、舞蹈等，這些精致的奢侈享受招來英國人更多的蔑視。英國人以奧德納瓦布的腐化墮落和混亂失序為理由，1856年吞並奧德，其實奧德納瓦布的管治混亂是英國人親手造成的。著名的印度電影薩蒂亞吉特.雷伊(Satyajit Ray) 執導的《棋手》(The Chess Players  1977年)細致描繪了當時印度王公的精致奢華生活。

英猶精明之處是保留一些小的國家，其中包括領土支離破碎的海德拉巴以及一些戰敗後被英國人允許保留王公的小國。這些王公雖然已經不再擁有無上的權力，卻還能為英國人所用。這些小國一般位於幹旱地區和山區，幾乎沒有什麽收成。從拉賈斯坦的沙漠到喜馬拉雅山腳下，用當地王公來管理這些地區總比用英國人來得實惠。他們還有助於抑製大眾對英國統治者的不滿，這一點在後來1857年的危機中也得到證實。土邦繼續由王公統治的表象掩蓋了英國人的殖民事實。表麵看來，王公與廣大人民之間是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關係，實則二者都已經喪失主權。

這一“間接統治”體係被英國人小心翼翼地維持著。土邦被禁止擁有自主的軍事力量，也不許與其他土邦建立外交關係。在這一體係中發揮核心作用的是被部署在土邦首府的英國“駐紮官”(Resident) ，他們積極地持續幹涉土邦王位繼承的爭端。他們與土邦的財務總管迪萬結盟，這些人常常與銀行家和稅收官交好。英國人還嚐試安排精心挑選的家庭教師教授王位繼承人“進步的”治國方法。然而令英國人沮喪的是，改革王室統治的努力成效甚微。印度的王公們更偏愛從本土音樂和藝術中尋求慰藉。

在建立“間接統治”體係的同時，英國人當然不會遺留蘇格蘭土改經驗，畢竟愛爾蘭“馬鈴薯饑荒“武與蘇格蘭土改是改造人的兩大武器，讓我們重溫當時英國經驗。” 卡洛登戰役之後，英國政府瓦解了這群詹姆斯黨主力的蘇格蘭高地人的歸屬意識核心，也就是他們生活基礎的氏族製度，並且將他們逐出蘇格蘭高地、沒收他們的土地，展開了所謂的“高地淨空（Highland Clearance）”。以有效利用土地為由，政府將蘇格蘭高地人的土地變更為牧羊之用，正是所謂的“羊吃人”。同時推行英國留發不留頭的文化改造政策，如禁止穿著象征氏族的蘇格蘭格紋服飾和禁止使用風笛等，對蘇格蘭高地文化的破壞也到了令人絕望的地步，而這也推進了美洲移民的風潮。根據學者專家的研究，在1760年到1775年之間，移民到北美的蘇格蘭人超過四萬人，其中大半都是為尋求新天地的貧窮蘇格蘭高地人。（《蘇格蘭土改 信仰的顛覆（二十二）》）““

孟加拉大饑荒後，造成三分一人口死亡後，英國人開始如法炮製，以印度教高種姓取代穆斯林柴明達爾（地主）。英國人用確認私有產權這個冠冕堂皇理由進行土改。

1776年菲利普.弗朗西斯(Philip Francis)在孟加拉議會上提出了關於“所有製”計劃。弗朗西斯寫道：“如果私有財產不能被保障，公共收入和國家總產出都將迅速減少。”這些觀念與18世紀輝格黨堅信的世襲土地貴族的重要性不謀而合。他們宣稱，一旦柴明達爾（地主），印度版的英國鄉紳的財產權得到保障，他們將會像英國鄉紳一樣積極進取。1793年，輝格黨貴族康躍利斯執政時期在孟加拉管區實行永久地稅製(permanent settlement )，即授予柴明達爾對地產的完全所有權，而他們隻需上繳永久固定的稅收額。

然後真正的效果與他們宣揚的相反，因為在英國人改造之前，有關財產的權力並不是集中於土地所有者手中，而是分散在農民、柴明達爾以及與土地有利益關係的政府手中。柴明達爾要做的是從農民那兒收租，在扣除一部分作為自己的收入之後，將其餘上繳國家。他能夠出售或轉讓收稅的權力，而無法轉讓、出售土地本身，因為土地並不歸他所有。在新的土地政策下，農民們發現他們的地位被降低為沒有權力的佃戶。而柴明達爾作為土地經營者，如果未能按規定上繳稅收，他的整個地產將會被拍賣。由於僵硬而且是極高的稅率，加上剛經曆過饑荒，地主本身也是負債累累，因此地主們在這個土改與稅收改革的最初階段已經很難交足稅，大量的土地迅速地流到了市場上。據估計，在1793年永久地稅政策實行之後的20年間，孟加拉多達1/3的地產被買賣轉手。地產的購買者們通常是那些諳熟新政權運行方式並能借此獲益的人，尤其是東印度公司和舊時柴明達爾手下的婆羅門和刹帝利種姓的職員。

目前歐美深層政府推行的所謂“綠色新政“其實隻是重施印度土改的故技。以畜牧業碳排放過高這個冠冕堂皇的理由，鼓吹對畜牧業征碳排放稅，就是對中小畜牧業農場主征收高額固定稅，讓他們短期內破產，被迫把農場賤賣給猶太金融控製的八旗企業，如比爾蓋茨等，算是變相沒收這些中小農村主的土地，交給他們自己人。

“綠色新政“作為饑荒武器，與強製疫苗一起為”大重啟“服務，最終目標是讓全球剩下的奴隸腦中植入馬斯克的芯片。

孟加拉的新柴明達爾迅速變成靠收租生活的階層。由於饑荒之後農村地區的人口恢複，他們靠著從佃戶身上榨取的租金過上了越來越舒適的生活。然而，印度的耕作方式同舊時一樣依然是在無數小塊的稻田中種植維持生存的莊稼，與同時期英國大規模的圈地運動相去甚遠。

由於急切地想多分得好處，不久英國人取消了對土地征收永久固定稅額的規定。孟加拉之外的所有地區的統治者保有每隔20年或30年修改一次稅收額的權力。他們的稅收總是設定在社會能夠承受的最高水平，令民怨沸騰，1857年終於爆發了遍及印度北部的大起義。當然英國人這樣修改是符合他們自己的法律的。

英國對印度的統治不可謂不周密，但可惜印度人反抗不絕，好像他們在英國的法寶失靈了。

最著名的是賽義德.艾哈邁德.波萊維( Sayyid Ahmad Barelvi, 1786- -1831年)。19世紀20年代賽義德在整個恒河平原布道，從經濟拮據的穆斯林織工和工匠中吸引了大批的支持者。1829年，憑借早年在棟格（Tonk）的阿富汗統治者手下當騎兵的經驗，他開始建立自己的國家。

他在阿富汗邊境進攻蘭吉特.辛格(Ranjit Singh) 領導的錫克教國家。由於得不到阿富汗人的支持，賽義德小股追隨者無法與蘭吉特的軍隊抗衡，他被蘭吉特的軍隊趕到了喜馬拉雅山腳下，並戰死在了那裏。然而，賽義德.艾哈邁德，波萊維的事跡卻流傳開來，激勵著此後邊境上不斷發生的伊斯蘭起義，這些起義被英國人描繪成類似伊斯蘭極端教派“ 瓦哈比派”(Wahabi) 的叛亂。

眾多的叛亂動搖了東印度公司治下的英屬印度，1821 年，沙裏亞特.阿拉(Shariat Allah，1781- 1840年)在麥加常住了20年後回到印度，宣傳純潔的伊斯蘭。到19世紀30年代，他已擁有大量的東孟加拉的農民追隨者，之後他領導的“法拉吉運動”(Faraizi Movement)廣為人知。他的追隨者拒絕向印度教神廟和節日繳納例行捐款，這引起了作為印度教徒的孟加拉省柴明達爾的憎惡。沙裏亞特.阿拉的兒子迪都.米揚(Didu Miyan)組織運動直接反對作為印度教徒的地主、貸款人和英國的種植園主，維護農民和工匠的權益。幾十年間，這一運動一直是整個東孟加拉農民抗議活動的領導力量。

此外一些平原地區的柴明達爾和山地叢林地區的部落酋長也反抗。例如，印度最南邊的地方小首領(Poligars) 在1800- 1801年間激烈地抵抗東印度公司的武力征服。而另一些森林居民，比如比爾人和西孟加拉的桑塔爾人(Santals) 分別於19世紀20年代和1855年與英國人交戰以求維持他們的部落傳統。盡管這些叛亂並沒有真正成功地撼動東印度公司的統治，卻表達了英國專製統治下印度人民積壓的強烈不滿情緒。

英國的改造人的方式似乎在印度失靈，難道他們忘記在歐洲先建立新教以偷梁換柱方式摧毀基督信仰？畢竟傳統與信仰才是一個民族與國家的凝聚力。欲知後事如何，請聽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