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局微觀
微觀世局, 遊走政經
原文再續，書接上回。話說英國取得七年戰爭的勝利後，英國海外殖民地急劇擴張，同時也產生堆積如山的借款，再加上因七年戰爭急速擴張的領土所需的防衛和營運支出，讓在這場戰役中贏得重大勝利的英國，很快便從勝利的喜悅之中清醒過來。而且領土擴張的範圍不隻是在北美大陸和加勒比海地區，還包括了印度和非洲；領土擴張後的遼闊與差異，令英國政府感到相當不安。若借用琳達．科利的比喻，那就是英國相當擔心，“會不會像《伊索寓言》中為了和公牛一較高下而肚皮破裂的青蛙一樣，過度膨脹了呢？”
英國大規模殖民美洲源自斯圖亞特王朝（House of Stuart）的國王詹姆士一世。美洲殖民地的原型，便是在斯圖亞特王朝統治的時期奠定基礎。
不過，在光榮革命到十八世紀中葉這段搖擺不安的時期中，移居美洲的殖民者雖然受製於彼此之間的慣例和紀律的規範，卻不曾遭受來自英國國王和政府的剝削與壓迫。國王隻是從英國派遣總督過來管理。但是在大多數的情況下，各殖民地的自治都受到大幅度的認可，各地擁有獨立的議會作為立法機構，實質上的財政營運也都交由當地自行管理。換句話來說，各個殖民地之所以能夠發展起來，是因為從移入定居的開始，便在英國君主的寬容監督之下，允許獨立經營各自的殖民地。
就算是七年戰爭期間，英國麵臨龐大軍事開支情況下，基本上對於殖民地仍然保持一貫不幹涉的態度，認可殖民地的自由裁量權。殖民地人民對此稱之為“有益的忽視”（Salutary Neglect）。就英國方麵而言，或許是意識到已經蔓延到北美大陸的對法戰爭，需要殖民地的協助；而美洲殖民地方麵，也持續地感受到來自北方的天主教法國殖民地——魁北克的威脅。在《航海法》 規範下的殖民地貿易活動，是在英國海軍的保護下進行的，換言之，殖民地並沒有自行負擔防衛的必要，這對美洲的經濟發展也有正麵的作用。在這種“有益的忽視”政策下，美洲殖民地的人民在十八世紀的世界，是一群“在非常安穩的統治之下，隻須繳納少許的課稅，幾乎不受任何壓抑的人民”。在七年戰爭結束後的一七六三年，展現在他們前方的未來，看似充滿了玫瑰色彩。
不過英國已經再也不能承擔如山債務。英國政府一改以往對於美洲殖民地的“有益的忽視”， 對施行實質課稅不再采取觀望的態度，不但想回收已經支出的戰爭費用，甚至希望美洲殖民地也能夠負擔一部分當地的經營與防衛費用。以一七六四年的美洲稅收法令，即通稱的《糖稅法》為開端，英國政府幾乎年年發布命令要求美洲殖民地納稅。對於英國政府的政策轉換，美洲殖民地的不滿與反抗逐漸累積，最終發展成武力衝突，也就是所謂的獨立戰爭。雖然史書通常如此說明美國邁向獨立之路的原因，不過事情並沒有這麽單純。的確，對於英國議會所提出的課稅要求，北美十三殖民地產生了激烈抵抗，他們的口號是：“無代表，不納稅”。
但美洲殖民地的人民，並不否定英國的思考方式、思想和價值觀，而且還相當支持。正因如此，他們才會認為自己也應該要享有“無代表，不納稅”等英國人所主張的各種權利。 此外，有許多的英國人也將美洲殖民地的人們當作大西洋彼方的「英國人」，並認同殖民地人民的政治權利意識。強烈支持美國獨立主張的約翰．威爾克斯（John Wilkes）等人、英國團體「美洲之友」（The Friends of America），高聲地吶喊著：“（英格蘭東部的）林肯郡的波士頓居民，與新英格蘭的波士頓居民之 間，並沒有任何差異……”。
在這類認同擁護殖民地人民的主張背後，存在著對英國財政與軍事體係的不滿，以及對官商勾結的批判。換句話說，便是自七年戰爭結束後，到承認美國獨立的二十年間，大西洋兩側的英美人民，其實是一起批判當時的英國政府。不過，課稅額度是美洲二十五倍的英國，因為沉重課稅所帶來的痛苦與反彈肯定更為強烈。在美國獨立革命的時代，英國國內輿論對於政府課征重稅的失政與失策，批評的聲浪日漸強烈。在這樣的背景之下，激進派異口同聲吶喊著當時的政治語言“腐敗”，並積極推動社會和政治上“徹底、根本的”改革運動。這些英國的政治激進派人士，相較於美洲殖民地的冷漠派，或許反而更理解殖民地人民所提出的“無代表，不納稅”的反抗要求。
其實從七年戰爭結束到美國獨立二十年間，人口數約兩百五十萬人的殖民地人民當中，以獨立為目標的愛國派（Patriots）大約隻有八十萬人，而效忠於英國國王的保皇派（Loyalist）則大約是五分之一（頂多到四分之一）。其餘超過一百萬的人們都保持著中立的立場，換言之，即是心存懷疑或是無所謂的態度。
美洲殖民地的人民直到最後一刻，都還對自帝國分離一事感到迷惑。事實上，他們多多少少，仍然認為自己是“英國人”。
七年戰爭之後，英國為了維持帝國而屢屢要求課稅，這令美洲殖民地不由得重新思考從前不甚意識到的與英國之間的曖昧關係。他們開始在仿效英國設置的殖民地議會中，獨自解釋自己在帝國中的定位，而他們所得到的結論則是，各自獨立發展起來的美洲殖民地和國王之間擁有對等的關係。或許就美洲殖民地的立場看來，在發展成戰爭局麵之前的十年左右時間，是為了將這種對等關係正常化的交涉期。
在下相信，大英帝國背後的猶太金融集團也在這十年時間反思如何有效管治全球範圍的殖民地。估計他們自己也意識到：第一，不能要求殖民地的人民擁有身為「英國人」的共同感。第二，將殖民地納入以西敏議會為核心的框架結構中，並非明智之舉。第三，喪失美洲並非是母國壓抑殖民地的結果，相反地，事件的始末是放任殖民地任意自為的“有益的忽視”所導致的。由於這三個教訓，讓英國在締結了承認美國獨立的《巴黎條約》的來年，亦即一七八四年通過了《東印度公司法》（East India Company Act），又於一七九一年通過了治理加拿大的《憲法法令》（Constitutional Act），並於一八〇〇年通過了合並愛爾蘭的《聯合法》（Act of Union），展現出了帝國介入殖民地管理的姿態。
不擴大英國議會的權限，不對殖民地直接課稅，但是充分地介入。為了達成這個目標，英國所設想出來的統治方法，就是將統治領域限縮在最小範圍的非正式統治模式，即是所謂的“自由貿易的帝國”； 這樣的政策透過投資和技術轉移等形式，在南美洲和中國等地加以施行。此外還有另一種模式，就是在亞洲和非洲推行的間接統治，盡可能不幹涉當地社會的運作。說起來，喪失美洲的經驗所帶來的教訓，即是帝國中心對於帝國邊緣的統治是有其極限的。
對美國的獨立甚至可能是他們樂觀其成的，隻要還是共濟會管理的下美國，維持在大英帝國貿易體係之內，對大英帝國有百利而無一害。現在回過頭看當年英國國內支持美國獨立的所謂激進派，可能隻是為以後美國獨立作鋪墊。
因此我們發現喪失美洲後的英國並沒有喪失了帝國。而且英國在伴隨著美國獨立的“一剎那的衰退”之後，又再度開始向大海的彼方擴張。更重要的是，英國國內的樣貌並未因為失去美洲而產生任何變化。 不論是“君臨國會”的主權結構，或是聯合王國的政治體製，完全都沒有任何動搖。英國因為七年戰爭勝利而確立的歐洲霸權，以及在背後支撐著它的皇家海軍海上霸權，也都不曾因為喪失美洲而受到動搖。喪失美洲，在性質上並未對聯合王國構成威脅。
美國的獨立戰爭之所以能夠取得最後勝利，並非是因為美洲人民不屈不撓的精神，如前文所言，大部分美國人對獨立無所謂，而是由於歐洲諸國的軍事介入，而且這背後都有共濟會的身影。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在獨立戰爭初期，英國尚能夠充分利用皇家海軍船堅炮利的優勢控製十三殖民地的沿海城市，但對於如何控製內陸地區、及應對盤據內陸、熟悉地形、驍勇善戰的殖民地民兵卻束手無策。但法國在1778年二月的參戰，造成了劃時代的轉變，斬斷了透過新教信仰和價值觀所維係的帝國基礎。我們發現幫助美國獨立的法國拉法葉侯爵也是共濟會會員，美國獨立後，又在法國發動法國大革命，自己擔任革命派的巴黎國民衛隊的指揮。
十八世紀初期，因為英格蘭和蘇格蘭的合並而誕生的“英國人 （British）”國家認同，透過“第二次英法百年戰爭”，在與天主教的法國互為競爭對手的關係狀態下成長起來的。但現在新教的美洲居然會和法國結盟，此事對英國帶來了難以置信的衝擊。緊接在法國之後，同為天主教的西班牙也站在美方那邊加入戰局，英國人更為沮喪。1779年同樣是新教國家，並在奧蘭治親王威廉就任英格蘭國王以來，就一直和英國維持著親密關係的荷蘭，竟然也支持美洲加入戰局時，英國所遭受到的衝擊更為巨大。荷蘭作為歐洲第一個猶太資本主義共和國的立場本身也表明了猶太金融集團的態度。荷蘭同時參與創立了英美兩大猶太核心國。
一七八一年隨著法國海軍在切薩皮克海戰大捷奪得製海權，英軍於1781年的約克鎮之圍城戰役中慘敗投降，實質上結束了戰爭。強硬派的首相諾斯引咎辭職獲準後，英國與美洲之間開始進行和談，最後在一七八三年九月，雙方簽署了《巴黎條約》，正式承認北美十三殖民地的獨立。英國就此失去了美洲。
而美國多位開國元勳均為共濟會成員。位於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郊區有一座喬治·華盛頓共濟會國家紀念堂，紀念第一任美國總統、共濟會會員喬治·華盛頓。塔樓模仿古代埃及的亞曆山大燈塔。紀念堂高333英尺（101米）座落在射手山山頂。紀念堂始建於1922年，1932年開幕，內部在1970年最終完成。
其中喬治·華盛頓和本傑明·富蘭克林都是共濟會成員。甚至華盛頓麾下的74名將領中有33名共濟會成員，《美國獨立宣言》的56名簽訂者中有9名共濟會成員，三分之一的美國憲法簽署者也都是共濟會會員。他們還將共濟會的神聖幾何設計滲透到美國社會，並暗示“共濟會員是新世界秩序的建築師”。特別是在美國國徽、一美元紙幣、華盛頓紀念碑、美國國會大廈、白宮、國家廣場、五角大廈的設計、華盛頓特區的街道和高速公路、以及遍布城市內的秘密基石，作為總體計劃的一部分，創建第一個“共濟會政府”作為“新世界秩序”的典範。
喬治·華盛頓共濟會紀念堂的華盛頓銅像
1793年9月18日，喬治.華盛頓穿戴全套的共濟會徽章、禮袍，為美國國會大廈主持奠基儀式。他將一隻銀泥刀（代表著共濟會“石匠”的身份）插入地基，再於地基的頂端做上銀色標記，以共濟會儀式安放奠基石。一美元紙幣和國徽上也有共濟會的重要符號“全視之眼”，以及多處的數字十三。時至今日，46位美國總統中有14位是共濟會成員。根據1959年的資料，當時美國聯邦政府十一席閣員中有6位、九席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中有5位、四十九席州長中有29位，以及半數以上國會議員都是美國不同地區的共濟會成員。
蘇格蘭人JohnRobison，他於1797年提出一種觀點，即美國獨立戰爭和法國大革命這樣驚心動魄的革命活動必定是被操縱的。兩年後，美國神父Jedidiah Morse支持這一觀點，推斷光明會和共濟會已經滲透進美國，“共濟會已經與美國體製結構徹底捆綁在一起了：他們並不準備推翻政府，因為他們就是政府。”
後來1848年歐洲革命失敗後流亡到美國的革命分子組成共和黨，推出林肯發動南北戰爭，直接摧毀美國保守主義根源的農莊經濟。林肯第二次當選美國總統的第21天後，收到了這封由當時遠在英國的馬克思代表國際工人聯合會撰寫的賀信。這封信來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我們為您以大多數票再度當選向美國人民表示祝賀。如果說您在第一次當選時的適中的口號是反抗奴隸主的權勢，那末您在第二次當選時的勝利的戰鬥號召則是：消滅奴隸製！自從巨大的搏鬥在美國一展開，歐洲的工人就本能地感覺到他們階級的命運是同星條旗連在一起的。難道引出這段壯烈史詩的領土之爭，不正是要決定，那遼闊無垠的處女地是應當由移民的勞動來享用，還是應當遭受奴隸監工的蹂躪嗎？”
信中最後寫道：“歐洲的工人堅信，正如美國獨立戰爭開創了資產階級取勝的新紀元一樣，美國反對奴隸製的戰爭將開創工人階級取勝的新紀元。他們認為，由工人階級忠誠的兒子阿伯拉罕•林肯來領導自己國家進行解放被奴役種族和改造社會製度的史無先例的戰鬥，是即將到來的時代的先聲。”林肯總統，應該同時也是林肯書記才對。具體請參考《重歸金本位 – 亂世佳人》與《重歸金本位 – 左翼國父》。
在下寫文章沒有嚴密計劃，寫作的進展就不能完全掌控，結果多次預告寫《亂世佳人》的前傳，大英帝國的土改與改造新人的曆史，都由於搜集資料有新發現而延後，十分抱歉，下回我們就寫這段故事，希望不用再次失約。欲知後事如何，請聽下回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