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榮革命 信仰的墮落（十五）

原文再續，書接上回。話說荷蘭威廉三世為了挽救英倫這個猶太根據地，開始策劃籌謀。對威廉來說，英國的問題與法國密不可分。隻有把路易十四的注意力轉向東方，威廉才有希望在不受法國幹涉的情況下入侵英國。為此，奧地利必須繼續反對法國關於科隆和普法爾茨的要求。

5月，威廉派遣特使，黑塞-卡塞爾樞密院議員約翰·馮·戈茨前往維也納，秘密確保神聖羅馬帝國皇帝利奧波德一世的支持。得知威廉承諾不會在英格蘭迫害天主教徒，皇帝批準這次遠征，轉而承諾與奧斯曼帝國講和，讓他騰出軍隊，與法國展開一場戰役。

1688年9月4日，他加入反法聯盟。漢諾威公爵歐內斯特·奧古斯都和薩克森的選舉人約翰·喬治三世向威廉保證，他們將保持中立，盡管人們擔心他們會站在法國一邊。

下一個問題是如何集結一支強大的入侵部隊。威廉對英國的內應相當有信心，他估計隻需要象征性的部隊就足夠了。雖然如此，但軍餉還是不能缺少的。為此，威廉王子向當時世界主要金融中心阿姆斯特丹求助。在早些年，阿姆斯特丹一直強烈支持法國，經常迫使威廉緩和他的政策，但從1687年起，路易十四發動一場反對共和國的關稅戰爭，以及法國對荷蘭主要出口產品鯡魚的進口限製，激怒富裕的商人。經過在本廷克與猶豫不決的阿姆斯特丹市長在6月進行秘密而艱難的談判後，終於可以雇用260輛運輸車。此外，市民們對將野戰軍（約為荷蘭國民軍平時3萬人總兵力的一半）派往海外，從而使他們的祖國失去防禦工事的前景感到不安。由於荷蘭人在戰時通常會將軍隊總人數增加一倍或兩倍，所以這個數字很低，證明威廉用奧地利牽製法國之策生效。

既然克倫威爾是荷蘭猶太人支持下成功砍下查理一世的頭，從而使猶太人重返英國，現在詹姆斯二世要帶領英國重歸天主教懷抱，意味會重新驅逐猶太人出英國。因此阿姆斯特丹的猶太人出錢支持是理所當然的。猶太銀行家弗朗西斯托·洛佩斯·蘇阿索借出200萬荷蘭盾。當被問及他想要什麽安全保障時，蘇阿索答道：“如果你獲勝，你一定會回報我；如果沒有，那就是我的損失。”甚至連法國路易十四的宿敵、教宗意諾增爵十一世也向威廉王子提供一筆貸款，不過外界否認這筆貸款與入侵有關。總費用為700萬荷蘭盾，其中400萬荷蘭盾最終將由國家貸款支付。夏天，荷蘭海軍以與鄧克爾家族作戰為借口，擴充到9000名水兵。二十艘軍艦的夏季標準裝備秘密增加一倍。1688年7月13日，決定建造21艘新戰艦。

此外1687年春，威廉派遣了馮·狄雅克維爾特到倫敦。表麵上，他是作為奧蘭治的特使到英國來祝賀詹姆斯二世的弄璋之喜，並試圖勸說詹姆斯二世采取溫和的政策，但實際上，他卻多方與一些大臣接觸，試探他們的態度。結果他發現，不論是輝格派或托利派的主要領導人都對詹姆斯二世的政策表示不滿。於是他就向這些人暗示，一旦需要，奧蘭治的威廉和瑪麗可以向他們提供援助。

本來，威廉對英國事務的關心，主要是擔心英國政府執行的加強天主教並與法國聯合的政策，可能危害到他的利益。後來，由於歐洲大陸國際關係的不斷變化和發展，威廉的地位漸趨穩固，到1687年左右，隻剩下英國的王室仍與法國聯合，成了威廉時刻擔心的問題。所以威廉加緊向英國秘密派人刺探情報，製造反天主教和反對法國的輿論和活動。到了1688年6月，威廉又派了蘇列斯坦到倫敦，進一步和一些重要政治人物建立更密切的聯係。此時，威廉通過各種渠道，已感到對英國的入侵有了較大把握。6月30日英國7個著名人物向他發出邀請書請他前來英國時，他即以保護英國的“宗教、自由和財產”為名率軍入侵英國。1688年11月1日，他指揮下的1.4萬軍隊渡過英吉利海峽，11月5日在德文郡的托爾灣登陸，徑直向倫敦推進。

可笑的是詹姆斯拒絕了法王路易十四為他提供軍隊的建議，因為他怕這樣更加引起英國人的反對。他相信他的軍隊足以抵抗威廉，但他又錯了。威廉在托爾灣登陸後，率軍向內陸推進。當時威廉的軍隊共1.4萬人，而英國的軍隊則有4萬人，是英國有史以來，人數最龐大的軍隊，眾寡悉殊。然而出人意料的是，詹姆斯二世既不向臣民表示任何變通之意，也不命令軍隊到西南部去抵抗威廉的入侵，而是下令軍隊向倫敦撤退，以致軍心渙散，眾叛親離。而威廉則在進入艾克賽特之後，緩緩向倫敦推進。他避實就虛，采取迂回的方式以減少戰鬥中的傷亡。他這次勝利的進軍，被看作是17—18世紀軍事戰略的典範。

詹姆斯的魯莽與懦弱在此表露無疑。與他大哥查理二世相比真是差天共地。在與天主教的法國簽訂多佛爾秘密條約後，查理試圖在1672年的寬容宣言中（Royal Declaration of Indulgence）提出宗教寬容，給予不信國教者與“異端”的天主教徒共享平等的權利。但是議會譴責宣言，並且在1673年訂立宣誓法（Test Act），規定凡任英國公職者，必須宣誓信仰英國公教、進行英國公教的聖餐儀式。被國會緊扣財政大權的查理，知機地撤銷寬容宣言，並同意宣誓法的公布，以換取國會撥款支援英荷戰爭。結果當時任職英國海軍大臣的約克公爵（詹姆斯二世），因為在前幾年已私下從新教改信天主教，所以約克公爵基於對天主教的虔誠信仰，拒絕宣誓信仰英國公教，辭去海軍大臣職位並公開其天主教信仰，造成軒然大波。

因為查理的凱瑟琳王後，經過三次流產而不孕，而查理又不願接受議會的要求，離婚再娶，所以查理之弟約克公爵，一直是公認的王位繼承人。1673年約克公爵宣布他改信天主教，立刻造成軒然大波與政局動蕩。當時英國政壇強烈反對天主教，加上1666年倫敦大火給強烈激化（傳言為天主教徒縱火），又再加上荷蘭執政威廉三世派人挑撥輿論，英國人連帶仇視一切有關天主教的事物（特別是天主教信仰的法國），自然更難坐視天主教的約克公爵，在未來坐上王位。

真是操控輿論的高手。

注重家庭倫理的查理二世，采取一切方法努力捍衛兄弟的王位繼承權。他與新任首相丹比伯爵，號召支持王室的議員與社會人士，與反對約克公爵的自由派議員鬥爭，於是以支持約克公爵繼承與否，英國政界被廣泛地撕裂成兩個派係：反對詹姆斯的輝格黨（沙夫茲伯裏伯爵領導）與支持詹姆斯的托利黨（丹比伯爵領導）。1674年英國兩黨製初成，以及1672年中央政府受困於國會拒絕撥款的難題（第三次英荷戰爭正急需用錢），被迫停付一年的借款利息（實質性破產），使得金融界大恐慌與政府威信大跌，這些都造成政治與社會的危機，並且為後來的政治大風暴累積能量。

1675年查理二世為了挽回民心，接受丹比伯爵的建議，與新教的荷蘭結盟（表麵上），宣稱改行親荷反法的政策。他把約克公爵信仰新教的長女瑪麗公主，嫁給清教徒的外甥——荷蘭執政威廉三世（威廉的母親是查理二世的妹妹），部分降低了人民對國王倒向天主教法國的疑慮。但查理仍私底下與法王路易十四進行秘密外交，希望獲得法國的外交津貼；查理並在財政大臣丹比伯爵的協助下，財政上開源節流、議會上合縱連橫，暫時壓製住沙夫茲伯裏伯爵與輝格黨勢力，大致維持住托利黨政府的正常運作，直到1678年。

1678年親輝格黨的提圖斯·奧茨，製造了所謂的“天主教密謀”（又稱教宗陰謀，“Popish Plot”）。提圖斯·奧茨指控王後私人的天主教神甫，在王後的授意下陰謀聯合多名天主教徒，意圖毒殺查理國王並擁立約克公爵（即之後的詹姆斯二世國王）繼位。奧茨繪聲繪影地描述出密謀的詳細過程，並指控約克公爵涉入此陰謀，一時間人心惶惶、情緒失控，強烈要求調查天主教徒並處刑；由於奧茨的煽動，很多市民相信，天主教的凱瑟琳王後與約克公爵正在幕後操縱查理，借由天主教法國的強大支援，陰謀把英國人帶往天主教。於是各市鎮爆發強烈的反王室運動，王權危機再度出現。

接著因為1678年底查理與“太陽王”路易十四的秘密外交破裂。此前路易實行兩麵外交，一麵賄賂、收買部分的輝格黨要員，一麵斷續的津貼查理，從1676年的10萬英鎊，到1678年的30萬，讓兩方共同反對英國托利黨領袖丹比伯爵的侵法計劃。

路易十四想要直接癱瘓英國政府、減少法國潛在的敵人，於是向英國政界泄漏一部分查理二世與路易十四的密約文件，證實查理仍與信奉天主教的法國暗通款曲的傳聞。輿論與國會因此嘩然大怒，以叛國罪彈劾查理的心腹、托利黨領袖丹比伯爵，使其下獄，托利黨政府瓦解。查理不得已隻好解散持續十八年的騎士議會，期待事情出現轉機；結果事與願違，1679年輝格黨在新國會的勢力大增，開始大肆捕殺嫌疑的天主教徒，查理被迫簽下三十多份死刑同意書，約克公爵逃離英國。查理的王權降到最低點，而風暴進入最高潮。

1679年後，查理由花花公子的形象蛻變成一個精明能幹的優秀政治家，以彈性和多變的策略對付輝格黨國會，並極力爭取民心、複興王權。當時英國雖然有過半的人民仍支持並愛戴國王（大多是農民），但因為當時隻有中產市民，這些都是高利貸資產階級經濟模式的得益者，而他們才有投票權選舉議員和市鎮自治的相關人員，所以查理的鬥爭目標，聚焦在如何挽回市民對他的信心。

當輝格黨國會不斷嚐試立法廢除約克公爵的繼承權時（排除法案Exclusion Bill），查理與英國公教的主教們結成聯盟，強調王位傳承的神聖性（君權神授）。他分化輝格黨人士並設下圈套，提出各種折衷的預備方案，向市民展現出國王解決問題的誠意與耐心，而讓否決國王誠意的輝格黨國會形象受創，慢慢給市民一種感覺說：強勢霸道的輝格黨，正在欺負並折磨誠懇善良的國王，這使輝格黨逐漸失去民心。

譬如說，查理提議未來先由國會選出攝政王，在約克公爵即位為詹姆斯王後，由攝政王替約克公爵行使終身王權，隻保留詹姆斯名義上的王位。但沙夫茲伯裏伯爵領導輝格黨否決這項提議，並且強製要求由國會決定下一任君王，連帶架空查理僅剩的王權。但是輝格黨討論王位繼承人時，自己卻分裂成兩派而猶豫不決，一派支持查理二世的新教徒私生子蒙默斯公爵（沙夫茲伯裏伯爵主張），占多數；一派支持詹姆斯的新教長女瑪麗公主（已和威廉三世成婚），較少數。

在1681年初，沙夫茲伯裏伯爵帶著輝格黨的多數派議員，與查理二世進行一次關鍵性會談。沙夫茲伯裏把一份文件交給查理，要求他宣布蒙默斯公爵為合法繼承人。查理回答說，這種做法違反法律，也不符合正義。沙夫茨伯裏說：“如果你服從法律和正義，那就依靠我們（輝格黨議會），由我們處理一切問題。我們將製定重要的法律，使維持國內秩序的必要措施具有合法性。”查理反駁道：“不要異想天開了。我決不屈服，也決不受欺負。人往往是年紀越大膽子越小，而我卻恰恰相反，在未來的生命裏程中，我決不讓自己的名譽被玷汙；我的手中有法律和正義，一切正直的人都站在我的一邊；而且，我還有（國教）教會的全力支持。”說到這裏，他指了指在座（英國公教）的主教說：“任何事情也不能使我們分離。”

這場會談，打破查理之前言詞閃爍、狡猾虛偽的不良印象，塑造他堅忍不拔、誠實負責的正麵形象，令在場人士震驚動容，也在公眾間留下深刻的印象。在場的主教建議查理把握宣傳機會，下令全國的聖公會教堂，在禮拜天宣講對話內容，從此扭轉了查理不利的形勢。

此前在1680年時，查理已著手反擊。他任用能言善道、智計百出的哈利法克斯侯爵為首席大臣，拉抬起支持國王的輿論；加上此時越來越多人發現所謂天主教密謀根本是捏造出來的，於是查理二世利用人心對輝格黨的逐漸不滿，並使用國王合法的特權——反複解散、重開國會，終於在1681年最後一次解散國會之後，逐漸搶回主導權。當時許多不滿查理的不信國教者與輝格黨支持者，把查理於1681年解散國會並拒絕重開國會的命令，輝格黨因此醞釀發動革命，沙夫茲伯裏伯爵當下在1681年被解散的國會議場，號召組成“革命”議會，卻被大多數議員拒絕。同時更多新教市民則是害怕內戰再次發生，因此，要求和平落幕的人數，比醞釀革命的多上數倍。

1681年國會解散並不再召開之後，查理越來越能壓製輝格黨勢力的主因，在於關稅、消費稅等國王正常收入不斷增加，並且以外交手段重新獲得路易十四每年十萬英鎊的津貼（條件是支持法國的霸主地位），讓國王的年收入超過一百二十萬鎊（1684年接近140萬鎊），不需要再召開國會，乞求其撥款。

當1682年約克公爵充滿信心地回到英國之後，1683年爆發親輝格黨的“黑麥屋陰謀”事件。這是一群反詹姆斯的新教徒，計劃在國王與約克公爵途經黑麥屋一地時，殺害兩人，讓某位新教貴族榮登大寶。陰謀揭發後，輿論一麵倒地支持國王、反對輝格黨，查理於是在壓倒性民意的支持下，調查搜捕輝格黨高層；並且不需召開新國會，就有辦法鏟除輝格黨。查理在民意支持下，壓縮原本是輝格黨權力根基的城市自治權，輝格黨首長被市政法庭以叛國等罪起訴，而托利黨人士則被選為接替的市政首長；重要的輝格黨人士如沙夫茲伯裏伯爵、約翰·洛克，都被迫逃亡荷蘭、暫時沉寂；不信國教者也被有力地迫害。

現在查理獲得人民的愛戴與最終勝利，重建了英國的絕對君主製（專製王權），因此史家稱呼沒有國會的1681-1685年為“第二次王政複辟（The Second Restoration）”（輝格黨貶稱為“第二次斯圖亞特（專製）暴政”，以對照其父查理一世在1629-1640年實行的“第一次斯圖亞特（專製）暴政”。查理釋放監獄中的丹比伯爵、建立一支八千人的常備軍。這四年中沒有讓他苦惱的議會（雖然哈利法克斯侯爵建議國王召開國會，可以獲得更多支持），他終於能順心地統治王國，直到1685年2月6日他去世那日。臨終前他在病床上皈依了天主教，並請求王後寬恕她不忠誠的丈夫、囑托弟弟詹姆斯照顧好他的情婦們；他的遺言是向病床周遭的人們表示歉意：“在這麽不適的時機過世，既讓各位煩惱，也使我深感內疚”。

查理之弟詹姆斯二世繼位，他借由兄長重建的君權神授原則，試圖回複王權至上的傳統。不幸的是，詹姆斯二世剛愎自用，破壞原本與英國公教的聯盟，試圖重建天主教信仰。可謂誌大才疏，

威廉剛在英國登陸，立刻就受到當地地方官的歡迎。以後他所到之處，都遇到同樣的場麵，有些城市還發表了擁護他的宣言。其中既包括輝格派，也包括托利派。在英國著名政治人物中，很少有人公開表示堅決擁護詹姆斯二世。詹姆斯二世的女兒瑪麗（奧蘭治威廉的妻子），對她父親的處境和遭遇也毫無同情、惋惜的表示。詹姆斯二世陷入眾叛親離、完全孤立的境地。他計劃逃往法國。

在逃走之前，他以絕望的心情說：“我在受到這樣的遭遇之後，如果我要出走的話，誰還會感到奇怪呢？我的女兒拋棄了我，我的軍隊也背叛了我。這支軍隊是我從幾乎一無所有的狀況下建立起來的，我對它給予了大量恩寵。如果像這樣的一些人都背叛了我，那麽我還能對那些我未曾給予過什麽恩惠的人什麽希望呢？”

隨後，他先把他的妻子和兒子送往法國，他自己在12月11日深夜逃出王宮，渡過泰晤士河，奔向達特默思，想乘船逃往法國。但到海邊時，被一個漁夫發現，然後被漁夫與市民一起押送倫敦。奧蘭治的威廉感到把他留在英國不免會生出別的麻煩，就故意放他逃走。

1689年初，在倫敦召開了上下兩院聯席的特別會議。會議經過一番討論之後，決定邀請威廉和瑪麗來共同統治英國，同時向後者提出一項“權利宣言”。宣言中堅持了人民應享有的“真正的、古老的、不容置疑的權利”，包括不經議會同意不能製訂或終止任何法律的效力；不經議會同意不能征稅；不經議會同意不能建立常備軍；人民應享有選舉議會議員的自由；議會享有辯論的自由等。這項宣言在1689年12月被議會製訂為正式法律，即“權利法案”。威廉和瑪麗接受了上述要求，即位為英國國王和王後。

自18世紀以來，曆史學中關於對1688年“光榮革命”的評價，長期為輝格派曆史家哈蘭姆、麥考萊以及後來的屈維廉的觀點所統治。在這批輝格派曆史家看來，1688年的“光榮革命”為以後民主的議會製政府和宗教自由奠定了基礎，標誌著斯圖亞特王朝力圖建立專製君主製的計劃的終結。以後，議會的憲法地位上升了，國王的專斷橫暴權力被遏止，並處於議會監督之下。英國的兩個主要政黨也起源於此時。兩黨在政治上既互相鬥爭又互相製約，使政局得以在一定程度上保持平衡；兩種互相矛盾和製約的因素包含在一個統一體內，既避免了大一統的呆板、停滯、毫無生氣的弊端，也避免了破壞性的衝突和內戰的危險。

然而現實真是如此嗎？把國王的權力讓渡給議會就萬事大吉了？欲知後事如何，請聽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