劫數難逃（上）

話說滿清入主，中原陸沉。滿清為了控製中原士人，於康熙三十三年，康熙帝召集翰林官員作文。題目：理學真偽論。自己做考官，翰林官員當考生。羞辱這幫以才學自居的文人，包括自己的老師熊賜履和一些已經過世的名儒。罵這些人是假道學，同時以皇帝的威嚴痛斥當世名儒。告訴人們：真正懂道學的是皇帝，真理在皇帝手中！大臣失去道統，就失去了製衡皇權的王牌。法統與道統的統一，使得清王朝成為曆史上最為專製的王朝。

加上乾隆的《禦製程頤論經筵劄子後》雲：“夫用宰相者，非人君其誰？使為人君者，以天下治亂，付之宰相，己不過問，所用若韓琦，範仲淹猶不免有上殿之相爭，所用若王安石、呂惠卿，天下豈有不亂？且使為宰相者，居然以天下之治亂為己任，而目無其君，此尤大不可也。”以天下為己任，此乃宋、明學者惟一精神所寄，而為清廷所最極端反對。

其後果由錢穆先生總結曰：” 民國以來，社會中堅勢力未能形成之難局。此一點，日本明治維新較中國又占幾許便宜。日本政權遷禪，自藩府還之天皇，既不如中國變動之劇。而日本在藩府統治下之封建道德，如武士道之忠君敬上、守信立節，移之於尊王攘夷，其道為順。中國士大夫立身處世之綱領節目，久已在長期部族統治之猜防壓製、誘協愚弄下變色。油滑、貪汙、不負責任，久成滿清末年官場乃至儒林之風氣。一旦政體更革，名為“民主”實則全須士大夫從政者良心自負責任， 而中國士大夫無此素養。既昧心禍國，又以“民權”之說委罪卸責。此其病乃深中於士大夫之良心，固非睡獅之喻所能得擬也。

專凡此皆晚近中國之病，而尤其病於士大夫之無識。士大夫無識，乃不見其為病，急於強起急走以效人之所為。跳踉叫噪，踴躍憤興，而病乃日滋。於是轉而疑及於我全民族數千年文化本源，而惟求全變故常以為快。不知今日中國所患，不在於變動之不劇，而在於暫安之難獲。必使國家有暫安之局，而後社會始可以有更生之變。

所謂更生之變者，非從於外麵為塗飾模擬、矯揉造作之謂， 乃國家民族內部自身一種新生命力之發舒與成長。而牖啟此種力量之發舒與成長者，“自覺”之精神，較之效法他人之誠摯為尤要。不幸此數十年來，國人士大夫，乃悍於求變，而忽於謀安；果於為率導，而怠於務研尋。又複摻以私心，鼓以戾氣，其趨勢至於最近，乃繼續有加益甚而靡已。藥不對病，乃又為最近百病纏縛之一種根本病也。“

簡單說來就是滿清統治統治三百年後，整個中國士大夫階層都已經腐化油滑，由這些人去負擔起中國變革的重擔簡直是緣木求魚。因此歐美左翼思想乘虛而入，而其中表表者是李提摩太。

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1845—1919）生於英國南威爾斯，出身鐵匠家庭。先後就學於斯旺西師範學校和哈佛福韋斯特學院。曾當過礦區小學教員。20歲時進入神學院。科學習，加入共濟會。23歲加入倫敦浸禮會後，自願到中國傳教。

他於1869年11月17日離開英國，在1870年12月抵達上海，隨後去山東煙台、青州等地傳教，並同時學習佛教、儒家和伊斯蘭教著作。1886年，李提摩太來到北京，發表了《七國新學備要》，介紹西方各國的教育情況，並建議清朝政府每年拿出100萬兩白銀作為教育改革的經費。在戊戌變法運動中，他與梁啟超、康有為建立了較好的個人關係。李提摩太以西方文化吸引知識分子和社會上層人士。他和許多政府官員，如李鴻章、張之洞都有較深的交往，因而對中國的維新運動有很大影響。

1896年，他在上海基督教廣學會主辦的《萬國公報》第121、122期上發表了題為《大同學》的文章，《大同學》在書中首次提到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名字並中譯了《共產黨宣言》的片斷。在第4頁的第一章《今世景象》中該書寫道：“其以百工領袖著名者。英人馬克思也。”（誤為英人）接著又譯了《共產黨宣言》中一段話：“馬克思之言曰。糾股辦事之人。其權籠罩五洲。突過於君相之範圍一國。”這段文字在現今出版的《共產黨宣言》中，譯為“資產階級，由於開拓了世界市場，使一切國家的生產和消費都成了世界性的了”。

《大同學》在第40頁的第八章《今世養民策》中，又提到馬、恩的名字，書中寫道：“德國講求養民學者。有名人焉。一曰。馬克思。一曰。恩格斯。”《大同學》第42頁同是第八章中，在論及解決貧富矛盾時寫道：“恩格斯有言。貧民聯合以製富人。是人之能自別於禽獸。而不任人簸弄也。且從今以後。使富家不得不以人類待之也。民之貧者。富家不得再製其死命也。”本書作者認為：“此言也。講目下之情形。實屬不刊之名論”。

1916年5月，李提摩太因身體原因辭去廣學會總幹事職務回國。由於他在華的卓越工作，女王和英國共濟會授予他為33度會員，馬耳他騎士勳章。1919年4月17日在倫敦逝世。

李提摩太先生是一個傳奇人物，他先去了煙台，嚐試著各種傳教方略，與他一起去中國的人有人傳道幾十年也沒有什麽果效，由此便灰心喪氣，放棄傳道。但李提摩太挺會總結觀察，他學會了通過看病救人的手段可以傳道。當時所謂的看病，隻不過他從其他傳道醫生同事那裏拿些藥，便能夠治住病，因此很多人都到李提摩太看病。他解決了很多當時看起來很難治的病，由看病使中國人刮目相看，拉近他和中國人的距離，使他的道也傳開了。他更進一步，改裝易服，穿著中國人的長袍馬褂，還有一頂帶著假辮子的帽子。他如此便中國化，人們對他當初好奇到了後來也習以為常了。

有次李提摩太與他的同事們為了傳道，要用馬車拉一車的銅錢去散發救濟。遇到了土匪，他們本有槍，但思想一番，他們本來是為了救中國人，他們怎麽能夠拿槍對著他們要救的人呢？為此他們便把槍塞到麥秸垛裏，與土匪交談，對方也沒有惡意，隻是看看他們長什麽樣子罷了。

開始時李提摩太在煙台傳道，後來他也下了幾次農村，他感受到內地福音的缺乏，後來便遷移到青州。每到一地，他便拜訪當地的行政長官，當然他有英國使館的支持，如果當地長官為難他的話，他總是以使館領事給比當地行政長官更高的長官寫信為最終解決辦法，這招很有效，上麵的長官給下麵的長官施壓，在中國中國官僚社會裏，下麵長官要怕他上麵的上司。

由於當時中國迷信，對外國人很為排斥，李提摩太在租房上常遇見問題。每到一地，總是有人找他的麻煩，不讓房東租給他，這些壓力都是當地有名望的人施加的。但李提摩太總是能夠解決，他開始讓讓，但對方得寸進尺，逼他離開當地，他便不得不找英國領事施壓。中國經過鴉片戰爭的戰敗，在英國領事的麵前還是不得不給麵子的。

1876－1879年華北五省發生空前嚴重的旱災，他在青州積極賑災，後來那裏成為大英浸信會山東傳教區的中心。他通過教會，讓英國浸禮會籌款，以救濟來開展福音工作。他在救濟中也總結了一套方法，如何防止救濟金被多次冒領。

通過在山東賑災，李鴻章開始知道李提摩太這位傳教士。當時他負責照料浸禮會在煙台的醫院，發現李鴻章的很多士兵由於患熱病和痢疾來醫院診治，他將一些奎寧丸和止痛藥作為禮物送給這位將軍，讓他分發給他的隨員和護兵。為此李鴻章送一張手紮表示感謝。

1877年秋，關於山西省發生災荒的消息傳到了沿海地區，災情比在山東要嚴重得多。倫敦傳教士協會的慕威廉博士應上海賑災委員會的請求，寫信給李提摩太說，他們對他在山東賑災的工作方式深表滿意，問他願不願意趕赴山西，在那兒開展救災工作。而最後李鴻章還批一張通行證給他。

外國傳教士深入內地賑災，在兩種文化相互打量、提防的背景下，自然遭到了清政府的疑忌。當李提摩太對官方提出赴山西的要求時，軍機大臣瞿鴻禨上了一道《請防外患以固根本疏》。在瞿氏的心目中，洋教士救濟災民隻是借口，“其居心則險不可測。彼蓋知近畿等省，災苦甚深，民多愁困，乘間而為收拾人心之計，且得窺我虛實，肆其誅求以逞誌於我也。”瞿氏此言代表了很多士大夫的意見，為此清廷特頒諭旨給時任山西巡撫的曾國荃，要曾對洋教士“婉為開導，設法勸阻”。朝廷的這種態度當然會影響和製約曾國荃。

據李提摩太所記，他初至太原拜訪曾國藩的弟弟曾國荃即被兜頭潑了一盆冷水，曾的秘書告訴他，巡撫因為李提摩太的出現而非常生氣。李提摩太寫道：“他的一個秘書告訴我說，巡撫因為我的出現而非常生氣。在中國，叛亂經常在人民對政府不滿意的災荒期間發生。他認為我的到來隻是刁買人心，使民眾對政府離心離德。見麵後，盡管我跟他解釋說，我帶來了兩千兩白銀，將要發散給受災最重的災民，並且出示了李鴻章批示的通行證，他仍然不怎麽高興，仍然阻撓我的行動，處心積慮地要使我在剛剛開始時即陷於困境。”

李鴻章出自曾國藩門下，正常有李鴻章的批文，曾國荃理應比較客氣。我覺得一方麵固然是朝廷的要求，另一方麵也是考考這位傳教士有多少斤兩。

曾國藩曾經把自己關於羅馬天主教和新教的觀點上奏朝廷，大意是，兩派相互仇視得很厲害，往往會相互拆台，因而中國政府可以利用它們之間的矛盾，不必對雙方都采取進攻性政策。當我向巡撫征求意見，問怎樣才能更好地發放我將來收到的救濟金時，他閃爍著狡獪的眼珠，說：“城裏有一個羅馬天主教傳教士，前些天他來為他負責的一所孤兒院申請糧食。你最好把你帶來的兩千兩銀子交給他處理”。

結果李提摩太對他的建議表示感謝，並立刻去拜訪那位天主教主教。李提摩太把巡撫的意見告訴那位主教，並說，非常願意把銀子交給他，用於孤兒院的維持，條件是讓他的一個助手參與救濟金的發放，因為那錢不是他自己的，是上海和其它地方的一些朋友的慷慨捐助。

然而，那位主教立刻就拒絕了李提摩太的建議。李提摩太說必須把這件事匯報給巡撫。主教表示非常同意。於是，李提摩太起草了一個關於他們會談的情況報告，並把複印件寄給了主教，要求他確認這是會談的真實紀錄。他很快就把複件返回來了，確認一切所記完全屬實。李提摩太立刻把報告呈交巡撫，同時請示賑濟災民的其它方案。巡撫遲遲不予批複，並且在繼續拖延。

因為曾國荃遲遲不回複，錢在手裏，而與此同時一些人卻要被餓死，李提摩太等不及了，就捎話給巡撫，由於這麽久沒得到他的任何明確行動方案，建議在五天內把救濟金發給災情最重的幾個村子。這樣一逼，曾國荃坐不住了。他立即派地方官員及其助理前來與李提摩太商談。他們有村莊所有家庭的名冊，並打算依此給每個家庭發放救濟金。他們提議為李提摩太安排幾個村莊去救濟，並派官員和紳士幫助他，以便不受擾亂地完成工作。在中國官員的完美配合下，救濟工作井然有序開始了，直到結束。

1878年，李提摩太的求救信到達倫敦，威妥瑪爵士和坎特伯萊大主教聯合市長，在市長官邸開設了一個救災捐助基金。籌集的款項通過電匯匯到了上海。但由於當時的中國尚無電報，隻能通過船隻運輸銀子。銀錠50兩一塊，每1000或2000兩裝為一箱。這些銀箱由在天津的李鴻章安排發運。他派遣軍官，帶領一隊士兵，把銀子押運到太原交給我。

由於認識到李提摩太不是敵意，政府官員接待李提摩太的態度變得友好，遭受饑荒之苦的老百姓則歡迎他們到來，令他的傳教工作麵臨著更大的機遇，教堂也開始建立了。

李提摩太在傳道的同時，他自己積極學習漢語，學習儒家經典，與中國知識分子交談。他不僅拜訪儒家人士，還是拜訪了寺廟僧人，也去了清真寺，與阿訇交談。他也與天主教人士來往，還注重在救災中的基督教各個教派的聯合，注重劃分區域開展工作，浸禮會和內地會也應該有區域分別，防止重疊工作，降低了效率，浪費了資源。

經過山東，山西兩省的賑災，證明李提摩太能夠同時與官府民間打交道，而他在海外的籌款能力，更證明他海外教會或者勢力同樣資源豐富。

當1878年李提摩太離開山西去山東結婚時，巡撫曾國荃寫了一封充滿讚美之辭的信，在信中、不僅以個人的名義，而且代表李提摩太曾幫助他們擺脫饑餓的千千萬萬山西民眾謝意。李提摩太最後還是把這封信毀掉了，因為擔心將來有一天會禁不住誘惑，不正確地使用它。

後來山西巡撫曾國荃和一位姓閻的前山東巡撫在上報朝廷的奏章中，為參加賑災工作的官員請求匾額和頂戴等恩賞，李鴻章也給李提摩太請賜了爵位。

自此李提摩太開始在中國政壇有一席之地，1880年中俄發生衝突，寫一本小冊子《和議論》，引起主戰派不滿。同年9月，他路過天津。李鴻章派人向英國駐天津領事佛雷斯特先生傳話，希望能同倫敦傳教會的朱乃森·裏斯先生（他曾在李鴻章管轄的直隸省賑災）和李提摩太見上一麵。這是李提摩太首次與李鴻章見麵。張之洞也曾經提議他停止傳教工作，參與中國政務。

同時英國浸禮會也對李提摩太的工作非常滿意，《基督教世界》發表了一篇社論，呼籲人們關注這樣一個事實：即從庫博先生和李提摩太的報告裏，顯然可以看出，基督差會工作的重心已經轉移了。以前關注的是從另一個世界裏拯救遭受地獄之苦的異教徒，現在則是從我們生活於其中的同一個世界裏把異教徒從地獄的磨難裏拯救出來。

1888年，曾國藩的兒子曾紀澤倡議在天津和北京之間修建一條鐵路。皇帝的父親，醇親王因為北京的馬車夫反對修築鐵路的持續不斷的請願而不勝其煩，問曾侯爵是否可以提供一些有關修築鐵路後倫敦馬車夫的生計受影響的情況的材料。他提供不出親王想要的信息，向他的醫生達吉恩求助；達吉恩醫生不了解，轉求於艾約瑟博士；艾約瑟同樣不了解這方麵的情況，於是請教於李提摩太。他用精確的事實及數據滿足了曾紀澤的要求，這使他非常高興。　後來曾紀澤請李提摩太的夫人教他小兒子英語，成為曾國藩孫子的老師。

1890年，在李鴻章任命李提摩太去天津，臨時任《中國時報》中文版主筆。從此開始掌握中國的輿論機器。報紙就中國改革的許多課題，寫了一些文章。每周還出版一份特刊號，在上麵，以圖表的形式比較世界上不同的民族在人口、鐵路、電信和商業等領域所處的相對位置。事實證明，這種圖表是促使中國的知識分子倡導改革的最強大力量之一。

李提摩太還發表了社論，講述日本是如何進行快速改革的。為此，一些來自日本的參觀者到報社向我表示感謝。李提摩太的社論在當時中國士大夫知識分子階層廣受歡迎。張之洞從武昌發來電報，要李提摩太把報紙直接寄給他。

1891年5月，廣學會的創建者威廉臣去世，李提摩太接任。廣學會1891年到1915年這段時間是中國最大的最重要的新式出版社之一。這家出版社範圍很大，包括書籍、小冊子、單張、雜誌。同時廣學會也有一點宣教的工作，不過基本上是一個出版社與文學機構，是在中國曆史影響最大的出版社。出版過兩千種書籍和小冊子。他主持翻譯了一些著名書籍，這些著作對中國社會的影響都很大。主要譯著有：《在華四十五年》、《七國新學備要》、《天下五大洲各大國》、《百年一覺》、《歐洲八大帝王傳》、《泰西新史攬要》、《新政策》等20多種。

最有代表性的是李提摩太的《泰西新史攬要》和林樂知的《中東戰紀本末》。《泰西新史攬要》被梁啟超稱為“述百年以來,歐美各國變法自強之跡,西史中最佳之書也”。廣學會出版的曆史類圖書之所以產生巨大影響，一個重要原因是契合了社會的要求，適應了當時接受新知的士子和士大夫的需要。

起初，廣學會的圖書也是采取分發和贈送的形式，中國的書商都拒絕代銷任何基督教書籍,認為做這種交易是對國家不忠，對一個有身份的人來說，毫無價值，但是“1895年當麥肯西的《泰西新史攬要》以及廣學會的其它一些書籍出版後，中國書商的態度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僅在杭州一個城市，《泰西新史攬要》就有不少於六個盜版本，書商們不再認為廣學會的出版物不值得一顧，反而為能銷售我們的書籍而異常高興。科舉取士的標準改變，士人所讀之書即隨之而變，傳教士早就注意到江標在湖南以新學考士，讀書人“遂取廣學會譯著各書，視為枕中鴻寶”。《泰西新史攬要》和《中東戰紀本末》等遂成為“談新學者皆不得不備之書”。李鴻章與張之洞都同時要求會麵，甚至是戊戌變法時期光緒皇帝的主要參考書之一。

那麽這本《泰西新史攬要》究竟是本什麽書呢？這部原名《19世紀———一部曆史》( The Nineteenth Century : A History ，1880 年倫敦首版)。與19 世紀歐洲眾多的曆史學家相比，本書作者麥肯奇的名字暗淡無光。我曾盡可能查找相關資料,但所獲隻有一條簡短說明:麥肯奇,英國作家、記者、曆史學家。關於其作品的評論,也隻有廣為熟知的柯林武德的斷語———“第三流曆史學著作中最乏味的一些殘餘”,是關於進步的“狂想曲”“, 如果不是在它們第一次出版時就過了時，那麽十年之後仍然被重印的時候也必定陳腐了。為什麽李提摩太會選擇這樣一部英國經典學術史中的反麵典型? 他耗時長達三年的時間,究竟對其寄予什麽樣的希望？

在《十九世紀———一部曆史中》，麥肯奇以濃厚的進化論觀點係統敘述了19 世紀西方各國從愚昧、野蠻、戰亂、貧窮逐漸向資本主義文明發展的曆程,內容涉及民眾運動、政治沿革、國際關係、教育教化、法律商業、物產風俗、科技發明、交通報館等等,既不是一部完全以精英為中心的曆史,也不是一部論述社會靜態的曆史。它所記述的是正在經曆迅速變化的歐美政治與社會,以英、法、美、德、俄、意的成功改革對比奧地利、土耳其、教皇國的因循守舊,從而說明強盛之道並非與生俱來,而在於棄舊圖新、勇於變革。麥肯奇不遺餘力地解釋人類曆史是如何構成一個連續的整體,曆史的曲折是如何可以被理解為通向現代社會過程中的好事多磨。

簡單說就是從中世紀的野蠻進步到資本主義社會。但《仇恨之源》就論述過，中世紀並不黑暗，而且是繁榮的。

其實就是大家都熟悉的史觀，人類從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社會-共產主義。所謂“單線進步”。中國自秦後就已經不是封建社會，封建必須有諸侯分封，秦以後何來諸侯？可見這個路線圖在歐洲還湊合，來到中國就水土不服。

書中對法國大革命的描述就更是可圈可點。在《泰西新史攬要》中，麥肯奇原作中多次提到的“revolution”(今譯革命) 一詞，李提摩太譯本中均以“亂”或“整頓”、“變易”等詞出現，沒有發現使用“革命”的字樣。其中的原因除了在當時中國的語境中，“革命”一詞還不曾在近代意義上使用外，也反映著李提摩太對法國曆史的理解。他把“革命”的積極方麵等同於“整頓”、“變易”, 消極方麵等同於“亂”，認為民主、民權是人類智識進步的自然結果，暴力手段強行改進必定會帶來嚴重的社會問題。他對法國變革道路這樣評述:

法國多難, ??故1789 年法國突起之亂，直至那破侖第三去世之日，始可目為平定，始可號為變易。??法國整頓國製之時有絕大之弊焉，倚於君主之國之人與倚於民主之國之人分為兩黨，從前君主之國苛待小民不遺餘力，民之不服也固宜，乃民主之國驟得大權，即以圖報前仇為切己之事，是不啻以暴易暴也，且自有此舉，彼此相間即如大敵。夫他國固亦有分為兩班輪掌大權者，然所爭者公理，非私仇也，故初無仇視之心。乃法國則不然,八十年中君主、民主兩班分毫不肯相讓，甚至不通慶吊，幾如不共戴天，識者從旁窺之，幾何不為之齒冷哉?

一句總結，李提摩太認為法國大革命隻是過激而已。

此外李提摩太對他當時法國的評論已經是：“如今者法(國) 真為民主之國,大難亦芟夷殆盡,大抵日後之興未有限量”。也就是說，1789年的法國大革命隻是曲折道路的一部分。李提摩太時代，都知道當年法國大革命逼教士放棄信仰，燒毀教堂，難道他不知道？他作為基督徒竟然忽略這個所謂革命有滅教之罪？單憑滅教一點就可以斷定這個所謂革命是一個叛亂，再加上革命的幾年間，這個所謂革命把巴黎變成一個屠宰場。可見他所謂基督信仰隻是他的一個偽裝而已。

然而真正這本充滿毒素的《泰西新史攬要》竟然成為當時官場與士人的熱門書，被奉為經典。中國的變革從一開步就被誤導了。不得不佩服共濟會的深謀遠慮，計劃周詳。

1895年10月17日，李提摩太和康有為第一次見麵。康有為說他信仰在廣學會出版物中所啟示的上帝那父親般的愛，以及不同民族間兄弟一樣的情意。他希望在追求中國複興的工作中與李提摩太相互協作。欲知後事如何，請聽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