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局微觀
微觀世局, 遊走政經
原文再續，書接上回。話說全球除俄羅斯外，已是猶太殖民地。在詳細介紹猶太治術之前，我們先補上前傳，究竟誰把這妖怪從瓶中釋放出來。須知在1789年法國大革命之前，歐洲各國禁止賦予猶太人基本的公民權利，隻允許居住在專門為猶太人劃定的被稱為“隔都”的區域，猶太人需要佩戴標識身份的大衛星標誌。除此之外，猶太人所從事的職業受到限製，需要繳納特別的稅賦，並且還時時受到當地政府和居民的懷疑。
猶太人的“隔都”區
法國大革命爆發後，自由、平等的口號在法國流行，在這種思潮的影響下，法國國民議會在1791年通過了授予全體法國猶太人公民權的決定，法國成為授予本國猶太人公民權的第一個歐洲國家。但是，猶太人雖然在法律上被賦予了公民權，但是社會上對猶太人的觀念並沒有被改變，直到拿破侖戰爭之後才得到一定的緩解。
拿破侖在1797年率軍遠征意大利時，廢除意大利擁有歐洲最早、最典型和最肮髒的猶太“隔都”，下令去掉猶太人身上佩戴的侮辱性的“大衛星”標誌，同時頒布法令規定猶太人可以居住在任何地方，允許他們公開信仰猶太教。在意大利期間，拿破侖相繼關閉了羅馬、威尼斯、裏窩那、帕多瓦等地的猶太隔都，並且解放了這些地區的猶太人，廢除了當地的宗教裁判所以及對猶太人的限製和各種特別稅，允許猶太人自由從事各種職業。
意大利之後，拿破侖完全不顧猶太人引領穆斯林侵占西班牙長達800之久的曆史，又將這些政策應用在西班牙和葡萄牙，。當時西班牙的的西哥特人基督徒政府對猶太人采取壓製措施，猶太人遂向摩爾人（阿拉伯人與黑人的雜種）求助，請其侵略伊比利亞，然後又在各大城市當臥底為摩爾軍隊打開城門。根據Lucas de Tuy主教的編年史記載，“基督徒在複活節前的星期天離開托萊多，到神聖的老底嘉教堂去聽布道。然後他們（猶太人）在天主教徒麵前關上城門，向摩爾人敞開。”在格拉納達、馬拉加、塞維利亞等城市，猶太人也是這麽幹的，這些基督徒的城市陷落後，防務馬上由摩爾人與猶太武裝聯合接管。猶太人可謂“簞食壺漿”以迎摩爾解放軍了。
當摩爾人占領了大半個西班牙，猶太人隨即協助摩爾人進行統治，壓迫當地白人基督徒，成為當之無愧的“二鬼子”。正是由於猶太人不但一手出賣了西班牙，還與摩爾穆斯林一起壓迫了當地人長達八百年之久，再加上屢行血祭邪祀，所以西班牙基督徒光複成功後，立刻將他們從整個伊比利亞半島上全部驅逐。
拿破侖在歐洲天主教中心關閉了當地宗教裁判所，當地許多被迫改信基督教的猶太人得以重新自由信奉猶太教。葡萄牙在拿破侖的影響下也首次給予了本國猶太人完全的信教自由，並且開放了當地已經被關閉200年的猶太會堂。
拿破侖的“共濟會”手勢
人們對西班牙“宗教裁判所”的印象是：一群表情嚴肅，內心凶狠的人，一旦認定別人的神學與他們的不符，隨時綁上火刑柱上燒死。隻是曆史真相往往出人意表，為準備千禧年慶典，教皇約翰?保羅二世要求學者們探明宗教裁判所時期所發生的一切。1998年，梵蒂岡向來自世界各地的30位學者開放了宗教法庭（Holy Office，宗教裁判所的現代繼任者）的檔案。學者們最終寫出了長達800頁的報告，並在羅馬召開新聞發布會將之公諸於眾。其中最令人震驚的結論是：300年間拷掠並不多見，西班牙宗教裁判所審訊了15萬人，被政府執行死刑的不到1%。
西班牙的“宗教裁判所”不能與教會內部的法庭相提並論，1481年，斐爾弟南及皇後依麗莎白的建議而創立的是混合法庭，裁判人由皇帝任命，且世俗君王的權力占主導地位。目的主要對付阿拉伯伊斯蘭教徒及猶太人，主要是審批那些偽裝成基督徒的猶太人與穆斯林。還為了當時社會上的謀殺，放高利貸，走私和倫理墮落，為了預防外來的危險錯誤思想及改革。同時進入16世紀，隨著航海事業的發展，西班牙向外擴展，他們把裁判所帶到了新大陸，美洲及非洲。
宗教裁判所的程序，大家可以和當下的審判製度比較一下：
1、恩寵期（TIME OF GRACE）：承認錯誤，悔改而裁判人作輕微處罰，禁食，朝聖，此期為30天。
2、審判期：調查，為了公平而詳細調查，也用各種刑罰。
3、判刑期：
A、無罪釋放；
B、判罪——須經人審察，法律專家確定，以避免屈打成招，再由當地主教審批。
刑罰有兩種：承認錯誤表示悔改者處以禁食，祈禱，朝聖，公開鞭打，身帶十字架，沒收財產，充軍，終身監禁。如死不悔改者，開除教籍，交於國王處理。
在世俗統治者眼中，異端分子背叛了上帝和國王，因此死不足惜；而在教會看來，異端分子隻是離群的迷途羔羊。中世紀的世俗領袖們汲汲於捍衛自己的王國，而教會則在努力拯救靈魂。宗教裁判所為異端分子提供了一種逃脫死刑並重返社群的方法。
事實上，中世紀的宗教裁判所拯救了無數無辜（甚至是不那麽無辜）的人，而那些人本來可能會成為世俗領主或是暴民統治的犧牲品。如16世紀，女巫大恐慌席卷歐洲，這股歇斯底裏的狂熱正是在那些擁有完善的宗教裁判所的地區得到了遏製。在西班牙和意大利，受過訓練的審判官對女巫集會和燒烤嬰兒之類的指控進行了調查，並認定它們毫無根據。而在其他地方，尤其是德國，世俗和宗教法庭燒死了數以千計的女巫。
在1530年之前，西班牙宗教裁判所一直受到普遍的讚揚，被認為是歐洲最好、最人道的法庭。事實上，當時還有這樣的記錄：西班牙的罪犯故意做出褻瀆的行為，以便被移入西班牙宗教裁判所的監獄。不過，在1530年之後，西班牙宗教裁判所開始把注意力轉向新起的異端路德教，關於它的錯誤認識可能正是來自於新教革命以及由此而來的（新教和天主教之間的）敵對狀態。
不過新教所在的荷蘭、德國北部和英格蘭因為擁有印刷機，在宣傳上打敗宗教裁判所。所謂西班牙的“黑色傳奇”從此深入民心。從16世紀開始，反對西班牙和天主教會的一些作家和曆史學家寫了大量著作來反映西班牙的殘忍和不寬容，由此製造出了一個邪惡的西班牙形象。無數的書籍和小冊子從北方的印刷機裏湧出來，控訴著西班牙帝國在新世界的人性淪喪和可怕暴行。富饒的西班牙被描繪成了一個黑暗愚昧的邪惡之地。
由此可見，法國大革命與拿破侖的誕生隻是果，各國君主為了擺脫梵蒂岡的控製背後支持新教，分裂教會，從而損害梵蒂岡的權威才是遠因。
1808年，拿破侖占領西班牙並要廢除宗教裁判所，可遭到反對。1814年，重新恢複，直至1834年，取消了宗教裁判所。
另外，拿破侖通過戰爭打擊了奧地利和普魯士，同時將許多德意誌公國組成萊茵同盟，成為法國的附庸。拿破侖按照法國的模式對這些萊茵同盟中的公國進行了改造，搗毀了當地的隔都，當地的猶太人普遍獲得了公民權，與其他公民一樣享有平等的權利。到1810年時，德意誌地區的大部分公國都廢除了針對猶太人征收的歧視性的特別稅。
普魯士是中歐地區反猶傳統深重的一個國家，這從後來希特勒對於猶太人的政策中即可見一斑。雖然法國當時並未征服普魯士，但是由於法國強大的影響，普魯士也不得不在國內提高猶太人的地位。1812年3月，普魯士實行了改革，規定“承認猶太人公民地位，部分給予猶太人平等權利，取消對猶太人征收特別稅，猶太人不再需要住在隔都”。由此可以看出，拿破侖解放猶太人的政策不僅直接在其征服的歐洲各國產生了作用，對於其它歐洲國家也產生了間接的影響。
許多國家的猶太人第一次獲得了平等的公民權利，這個魔鬼終於從禁閉他們過千年的瓶中釋放出來了。對此，很多猶太人對於拿破侖感激不盡，當時的許多猶太家庭為新生嬰兒取名為“拿破侖”，一位生活在19世紀中期的德意誌猶太人回憶起猶太節日禮拜儀式時說：“我是從安息日禮拜儀式上聽大人們講曆史故事中知道拿破侖的，我母親對拿破侖非常偏愛，她說她父親在誦讀到拿破侖的名字時，為表示尊敬，總要拽一下自己的帽子，他說拿破侖是猶太人的朋友”。
拿破侖解放猶太人的政策打破了猶太人的傳統職業限製，大大拓展了猶太人經濟活動的空間。而當時的歐洲又正值工業革命迅速發展的時期，工業和商業在歐洲都得到快速的增長，猶太人的金融幻術與經商才能在此時得以完全地發揮，許多猶太人成為了產業工人、海外貿易商、批發商和股票經紀人，此後聞名的許多猶太大財團都是在此時開始發跡的。
隨著財富的不斷積累，猶太人也慢慢占領文學、科學、哲學、藝術等領域。現代藝術，文學，還有各種所謂新潮進步的左翼哲學也慢慢成氣候。
猶太人終於從髒亂邊緣化的聚集區解放出來，後來還慢慢占據政權，千年以來所積累的怨毒怎麽會消除？加上白人的聰明才智，勤勞勇敢與人數眾多，也嚴重威脅他們的少數統治。然而猶太人武功太弱，所以必須用精神上瓦解他們，摧毀他們的宗教信仰曆史，讓他們身為白人而羞恥。
所謂“欲要亡其國，必先滅其史；欲滅其族，必先亡其文化。”
當然為魔鬼賣命出賣靈魂的後果是悲慘的。當拿破侖節節勝利，洋洋得意之際，他背後的金主已經開始謀劃出賣他。畢竟當時歐洲各個君主國勢力雄厚，單憑拿破侖一次突襲很難成功。不如操控戰局，先鞏固拿破侖解放猶太人，動搖了君主製這個勝利果實，同時獲利。
一八〇五年，拿破侖（Napoléon Bonaparte）為了孤立英國，祭出大陸封鎖令，但羅斯柴爾德家族的馬車卻穿梭於歐洲大陸。首先，在英國的馬車底層還暗藏一層載送咖啡、棉花、砂糖、紡織品，由多佛海峽的船送往法國，再由另一批馬車接駁，分銷歐陸各地。如此一來，羅斯柴爾德公司依靠走私貨品，從中大賺好幾筆。
接著，英國為了抵製拿破侖，與奧地利、普魯士形成反法同盟，在戰爭期間，倫敦的情報密件是由羅家專用馬車暗地送給同盟國。當時，在歐陸戰場的惠靈頓將軍已陷入財政困境，羅家為了強化和英國王室的關係，乃暗中讚助八十萬鎊軍費。
不過，羅家固然投下大筆資金，但善於掌握情報，加上又抓緊關鍵時刻，暗中操作金融，又賺一大筆。奧地利猶太作家褚威格（Stefan Zweig）指出，在英軍擊敗拿破侖的部隊時，就有一個當時幾乎名不見經傳的人，乘著一輛馬車開往布魯塞爾，然後又從布魯塞爾開往海邊。他揚帆過海，以便趕在政府信使之前到達倫敦。此人就是羅斯柴爾德。
其實，這位神秘人物就是梅爾的三男納森，平時掌管倫敦分部。在納森由歐陸快速返抵倫敦時，惠靈頓的特使才剛剛出發。當時拿破侖大勝的謠言已經滿天飛，納森立刻到股市將大批債券拋售，使得大家更加確信這項傳聞。如此一來，債券的價格更在短時間急速滑落，最後幾乎形成廢紙。不過，納森眼見債券已經跌到最低點，又進場買進大批債券。過了不久，惠靈頓的特使傳來捷報，債券立即急速上揚。顯然，經過一賣一買，羅家賺進一大筆財富，同時體現“情報就是金融操作的最佳武器”。此外，在這次的反法戰爭中，羅家五個兄弟合作無間，也強化了政商關係。
羅家五個兄弟
大家想不到的是，遠在萬裏之外的紫禁城中的乾隆皇帝對法國大革命也是了如指掌。康熙年間，中國同法國之間就有較為密切的官方往來。法國太陽王路易十四和康熙皇帝曾經互派使團，相互通信，互贈國禮。路易十四稱自己建立了“巴黎-北京”軸心。大概是受其祖父影響，乾隆對法國也情有獨鍾。供職宮廷的法國傳教士錢德明說：“乾隆皇帝重視法國、並將法國遠遠置於其他歐洲國家之上”，“用來裝飾皇帝房間的機器、工具、珠寶或其他珍貴的東西，要麽是法國的軍械，要麽是出自某些法國工匠之手”。
1765年，法國國王路易十五派遣兩位特使高類思、楊德旺出訪中國，覲見了乾隆皇帝。這兩個特使都是在法國居住數十年以上的華裔。法國王室以此表示願意同中國進一步加深官方往來。後來乾隆皇帝也打算派遣使團訪問法國，由錢德明擔任特使。錢德明在書信中寫道：“乾隆皇帝有遣使臣至法見路易十六世之計劃，德明將隨使行。法國王室似甚期待使臣之來。”但是使團未能成行，因為這時候，法國國王被砍頭了。
法國耶穌會士錢德明
1757年乾隆皇帝下令，關閉沿海各個口岸，隻留下了廣州作為對外交流的窗口。清政府在廣州設立行商，負責對外貿易，稱為廣州十三行。廣州地區一時商旅雲集，洋行密布。花旗國（美國）、紅毛國（英國）、雙鷹國（奧地利）、單鷹國（普魯士）、黃旗國（丹麥）、法蘭西、瑞典、葡萄牙等國的商人都在廣州開設夷館。購買中國的瓷器、茶葉、絲綢，販賣至世界各地。這些外商不僅給中國帶來了大量的白銀，也傳來歐洲的各種新聞。
另外，乾隆時期，宮廷之中還有西方傳教士在給朝廷服務。重要者如法國傳教士蔣友仁。蔣友仁，耶穌教會士，精通數學、機械。1745年來到中國，長期任職清宮。乾隆皇帝看到法王路易十四凡爾賽宮的圖片，也想造一個有西洋噴泉的宮殿，於是蔣友仁便造了圓明園裏的西洋樓和大水法。從蔣友仁遺留至今的書簡中，我們知道乾隆從他那裏了解的眾多歐洲的情況。他與乾隆皇帝的談話中就涉及歐洲眾多國家。
乾隆對歐洲各國之間的政治關係十分在意，經常問及相關問題：俄羅斯與法國是否結盟？歐洲諸國之間哪些正在進行戰爭，戰爭的原因是什麽？歐洲各國與土耳其之間是什麽關係？為何有的國家是女主治國？英法西葡如何控製海外殖民地？荷蘭的共和製是怎麽回事？
就在法王路易十六掉腦袋的1793年，上文提到的英國馬戛爾尼使團訪華。我們從使團成員斯丹東的記錄中可以窺見一斑：“近兩三年的法國內亂消息在北京已有風聞，那裏所鼓吹的種種破壞秩序顛覆政府的主張迫使北京政府加以防範。最近法國的種種理論，沒有比中國政府對此更深惡痛絕的。使節團來自西方，中國不願同地球的這一部分接近。英國與法國為鄰，這一事實損害了它和遠方中國的關係。”
法國爆發革命，一國之君身首異處，這個可怕的消息，更在乾隆心中引起了劇烈震撼，堅定了他“閉關鎖國”的路線。錢德明在給馬嘎爾尼的信件說到“使節團越早來，效果越大。法國的動亂促使中國官方加緊提防。假如特使攜帶禮物在法國國內未發生暴亂以前來，遭遇到的困難要比現在少得多。”如果以前英國特使來，還能有些成果，現在皇帝已經知道了法國的革命，機會就喪失了。”
魔鬼能直接感受到另外一個魔鬼的邪惡，欲知後事如何，請聽下回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