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知青的青春歲月7－－青春死亡

插隊那會，我們都不過是十七八歲的青年，離開農村的時候，也就是二十出頭，整個一個風華正茂的青春時代。在那以前，就我記事以來而言，從來沒有過麵對死亡的情景，沒有過周圍親人、朋友永別的經曆。可是在農村插隊的三年期間，我確經曆了一次又一次的青春死亡事件，盡管他們不是我的親人，不是朋友，甚至有的我連他們的名字都不知道，可是這樣的青春死亡事件卻在我的心裏造成了巨大的衝擊，使我永遠不能忘記這樣的事件。

剛到農村那會，在我們科研站經常會出現一些村子裏麵的年輕人，有男有女，他們常常會來到科研站遛彎。後來才知道，他們就是想來看一看從城裏來的知青是如何生活的。由於我們是集體安置，與真正的農家生活還是又很大的不同，同時這種安置方式也使我們與真正的農民生活有了實際上的脫離。不久我們就發現有一個與我們幾乎同年的年輕姑娘經常出現在我們科研站的大院裏，而且與一些女知青打的火熱。這是一個非常活潑而且長的十分漂亮標致的女孩，大眼睛，瓜子臉，長長的辮子，很苗條的身材，穿著在當時農村女孩很少見的鮮豔衣裝。後來八十年代有一首歌《小芳》流行過一陣，說真的，每當聽到這首歌的時候，我都會情不自禁的想起這個女孩。可是就在我們下鄉不到一年的時候，我記得是在我們剛剛搬進新蓋的房子不久，有一天忽然聽說這個女孩死了，而且是自殺。聽到這個消息的時候，我們都感到十分的震驚和意外，為什麽會這樣？原來這個女孩的性子非常剛烈，據說當時家裏為她找了一個婆家，她不願意，而家裏麵確把這件事情就訂了下來，而且逼她出嫁。女孩一怒之下，喝敵敵畏以死抗爭，一個鮮活的青春生命就這樣凋零了。後來聽幾個女知青說，這個女孩經常來我們知青點找女知青聊天玩耍，經常帶來家裏的一些好吃的飯和零食與幾個要好的知青分享。從言談話語中，她其實非常羨慕我們這些從城裏來的知青，向往這種知青的生活。對於農村那種單調的生活十分厭倦。其實不管什麽時候，什麽年代，人們向往美好生活的願望總是不會泯滅的。這樣一個女孩，也算是那種心比天高的那種女孩，如果放在今天的年代，她也許會衝破農村生活的籬笆，去追求自己的幸福，可是在那個年代，她卻隻能局限的生活在偏鄉僻壤。傳統的封建包辦的婚姻習俗並沒有因為時代的變化而改變，而當美好願望沒有實現可能的現實下，她也就隻能去另外一個世界去實現自己的追求了。有一次經過一片田野，幾個女知青指著不遠處說，那就是那個女孩的墳。望著不遠處一個孤零零的墳包，誰會想到那底下曾經是一個鮮活的青春生命。

在我們臨近大隊的一個小隊，有五六個上一屆的插隊知青，三男兩女。其中的一個女孩，也就是上次說到打架事件，那個用架子車拉回那個被打知青的女知青，也是一個非常漂亮秀氣的女孩。不過聽我們那兒的男知青說，她卻被一起下鄉的一個男知青霸占著。據說那個男知青學生時候在當地就是一霸，一個漂亮的女孩長年累月與這樣一個人生活在一起，可以想象是一個什麽狀態。這個女知青經常到我們這邊來，找我們這兒的女知青聊天，很羨慕我們這種生活方式。她的神情總是那麽憂鬱低沉，言語不多。大約是77年的春天，有一天聽到消息說，她死了，是自殺。或許是相同的生活命運，或許是對女孩的一種憐香惜玉，或許就是對生命無常的無奈，那天的感覺非常非常不好，壓抑，悲天憫人，不知道，總之為一個素昧平生的女子著實難受了一陣。這種感覺在我多年以後看文革前的電影《家》的時候又出現了，看到電影中三個女子陸續走向死亡的時刻，我想起了這兩個青春生命。女知青自殺以前留下了遺書，據說內容中有對生活、前途的絕望，夾雜了一些對現實不滿的言語。對現實不滿，這在那個時代是不被準許的，所謂“現行反革命”就是對於那些不滿現實的人們準備的。女知青的父母來到女兒生活的地方，我們可以想象他們當時悲憤而痛苦的心情，可是當地公社大隊的領導並沒有對他們非常的客氣，當家長提出一些要求時，他們拿出女知青的遺書，以上麵那些對現實不滿的言語威脅家長，並上升到政治的高度。家長無可奈何的接受了這樣殘酷的現實，安葬了女兒後，默默的回去了。一個青春孤魂就這樣長久的留在了這塊土地上，或許至今還在那裏不停的飄蕩，飄蕩……

76年的某天，我們知青點來了一位解放軍現役軍人，是這個大隊一位參軍的青年。很健談，看起來也很活躍，他是回來探親的，順便來到我們知青點看看，主動與我們交流。那天我記得聊了好長時間，我們也問了他很多部隊生活的情況。一年以後，他複員回來了，再次與我們交流的時候，他已經又是一個農村青年了，不過從部隊這所大學校回來的人，卻有著與以前決然不同的感覺。長期的部隊生活，當時的政治教育，他非常看不慣當時那種農村生活狀態。回鄉不久，他被任命為所在小隊的隊長，每天領著隊上的農民幹農活，他常常還是願意來與我們知青交流。言談話語中對農村那種散漫的作風、出工不出力的現象極為不滿，他總是拿部隊的那一套來比較現在農村的狀況。這在我們看來也確實有點不現實，我們有時用毛主席的話戲謔著說“嚴重的問題是教育農民”，大家哈哈一笑。但是他確實做到了以身作則，每天幹最苦最累的活，最早的上工，最晚的收工，可是這些並沒有受到當地農民的接受，甚至沒有受到大隊領導的接受，因為他總是以較高的道德標準來看待、來要求身邊的人們。其實理想與現實的巨大差距我們都已經看到了，他卻似乎沒有看到。以至於後來他鬧得很沒有人緣。不幸的是，1978年的一天，忽然聽到他的死訊。那個時候他經常肚子痛，也沒有當回事，每天還是那樣辛勤的工作。誰知，有一天下工回家，肚子忽然劇烈疼痛難忍，家裏人趕緊拉架子車把他送到公社衛生院，值班的醫生，稍做檢查懷疑是急性闌尾炎，但是當時的公社衛生院沒有辦法給予治療，家裏人立即拉著架子車趕往縣城醫院，25裏的路程，經過幾個小時的跋涉，結果趕到醫院的時候，人已經斷氣了。天哪，一個闌尾炎就能夠結束一個生命，這就是那時農村生活的現實狀況。而我們無論如何都不能接收這樣的現實，可是又能怎樣呢？就這樣又一個青春生命消失了，而且消失的是那樣無奈。在他死後，他們生產隊的農民似乎才有了對他比較公平的評價，那時候我才知道他曾經是那樣的努力，但是同時又是那樣的不被當時的人們所接受。

除了上麵所說的青春死亡，三年中還經曆了一些非正常死亡事件，順便也說一說。剛下鄉的時候，我們知青點經常有一位不速之客光臨，寒冷的冬天，穿著單薄的褲子，身上裹一件破棉襖，很長的而且花白的頭發，嘴裏總是念念有詞的叨叨著什麽，看著挺嚇人的。當地農民說，那是一個瘋子。時間長了，慢慢才知道，這個瘋子曾經也是個人物，以前是這個大隊的黨支部書記。文革的時候受到衝擊，捱批鬥，被逼瘋了。一個年輕農民告訴我們，其實這個瘋子曾經很有才華的，也很有水平。可是哪個基層領導不得罪一些人啊，文革的時候，一些人就借機報複，總之人瘋了。農村的條件下，也沒有送他去醫院治療，隻好就由著他任意遊逛，打發歲月。一年多以後，有一天聽說他死了，原因不明，是某一個清晨發現他已經死在居住的小屋裏，總之是死了。其實他的死對他也是一種解脫，一種靈魂的安息。

我們科研站有一個農民付站長，姓高。很老實巴交的農民，當時大隊讓他來科研站，就是領著我們出工幹活，他是農村的壯勞力。幹起活來非常賣力無人能比，力大無窮。農村人一般家裏都好幾個孩子，可是他四十多歲了，卻隻有一個女兒。我曾經到過他家裏，也許是人口少，家裏的狀況還挺不錯，生活還算安逸。78年我離開這裏上了大學，80年我曾經回來一次，但是我確意外的聽到他的死訊，據說是胃癌。

生命其實很脆弱、很無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