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道路
對中國社會現實的思考與評論
7.18 中國改革開放成功之謎？
四十年改革開放的成就是巨大的，終於實現了中國延宕百年之久而不得的社會工業化，為中華民族複興之夢夯實經濟物質基礎，然而在同一時期或不同時期卻有著同樣實行經濟改革的國家與地區，卻乏善可陳，或改革失敗，甚至折戟沉沙，社會崩潰，中國改革開放的成就也必然成為世界矚目的焦點。中國為什麽可以取得經濟改革的成功，中國經濟改革的經驗對其他經濟體是否有可借鑒之處，中國經濟奇跡的本質或基礎是什麽，如果不是偏見，中國經驗必將成為失敗者與後來者學習與借鑒的榜樣。而中國改革成功的基礎或經驗可歸為以下幾點。
首先是穩定的社會環境，穩定的社會環境是一切社會經濟發展的基礎。中國穩定的社會環境既有政治的原因，也有文化的原因。長期的政治教育宣導與中國的傳統文化，使民眾對政府有著穩定的向心力，這是社會穩定的基礎。另一方麵中華傳統文化的集體主義價值，社會各階層與群體與政府的關係是主動配合，妥協與互利，而非質疑與抗拒，更別說挑戰，雖然存在對體製與社會的批判，終不成社會思想主流。西方思想將政府比為必要之惡（英美），或政府是集體（民眾）智慧（德國），而中國社會傳統習俗將政府比擬為父母官，社會與政府的關係有如家庭合作而不是挑戰，這是社會穩定的文化基礎，這使黨與政府具有強大的社會管控與危機處理能力，使社會不會因為意外的社會事件而失控。
其次，以經濟為中心，解放思想，排除一切對經濟建設不利的思想因素，包括意識形態的教條或原教旨的影響，使意識形態成為一麵旗幟，也僅是一麵標誌性符號，不影響具體工作政策的決定與改革。及時調整經濟政策，對保持社會經濟活力極為重要，肯定私營企業對社會經濟活動的積極作用，對超越或不適合社會實際的社會生產結構進行調整，使經濟維持持續增長的基礎。
再者，打開國門，使社會經濟逐步融入國際經濟體係，即學習吸收國際先進的生產技術與管理經驗，也接受外部新文化新思想，特別是西方思想文化與社會經濟結構，促進社會文化與思想的轉變。從改革之初，由於缺乏對外部的了解而盲目崇信，及自我否定，到能夠從容客觀地看待比較國內外社會的不足，這歸功於打開國門積極對外的文化思想與社會交流，這也是維護社會穩定的重要基礎。
第四，政府征集社會各方意見，統籌實行國民經濟發展規劃，及集中力量解決社會經濟發展瓶頸問題，為經濟發展提供前瞻與助力，這需要一個強有力的政府，一黨體製與集體主義的傳統文化無疑是重要基礎，這也是民主選舉輪流執政，相互監督與製約的社會政治體製無法做到的。
第五，改革開放之初，經濟雖然落後，然而中國社會大眾或農民工受教育與識字率相當高，這是許多落後國家所不具備的，而且農民工吃苦耐勞，守紀律，不僅能在短期訓練即可成為產業工人，滿足社會經濟發展的需要，並且在學習與快速掌握新技能方麵，甚至是經濟發達西方社會產業工人都不能比擬，這是中國經濟崛起最堅實的物質底氣，應歸功於儒家傳統文化的奠定的社會人文基礎。守紀律，具有一定的文化基礎的社會勞工，這是東亞儒家思想文化圈獨有的普遍存在，而中國社會最為突出。
7.19 卓越超強軟實力為經濟發展提供助力
社會發展的硬實力與軟實力。社會經濟發展進步程度表現為兩個方麵，物質與資訊的流通，發展程度愈高，物質與資訊流通量愈大愈快，反之亦然。在自給自足的小農社會並不存在所謂的社會流通，或社會的生產流通對社會生產不具特別影響。在社會經濟基礎則體現為兩個方麵，硬實力與軟實力，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流通的增多必然帶來與之相適應的硬實力的增長，與硬實力相輔相成的是軟實力的增長，硬實力就是物質化的社會經濟基礎設施，而軟實力則沉澱為社會的文化思想價值與社會習俗，最具體地說就是社會各階層的應變能力與管控能力，最終表現為社會經濟機體與社會個體的有機結合與互動。一般而言社會經濟的硬實力與軟實力是相匹配的，然而改革開放之初的中國社會由於特殊的曆史與政治原因，中國傳統文化集體主義思想與價值的基礎，社會的軟實力無疑遠遠超越經濟基礎的硬實力，為經濟發展的成功提供極大助力，這也是其他發展中經濟體所不具備的。
改革開放之初，中國雖然是經濟未發達或落後國家，沒有發達國家的科學教育與產業技術諸多方麵的硬實力，然而卻具有發達國家的社會軟實力，甚至某些方麵有過之而無不及。一個社會的軟實力表現在政府對社會的操控能力，社會的動員力，社會底層受教育普及率，資訊的流通與吸收能力等等。而這些軟實力也是社會各有機體，經濟文化教育政府民間團體，能否緊密交流協作的反映。經濟發達社會的一個必然社會現象就是社會物質與資訊流通大而快捷，這是經濟發達地區的普遍社會現象。而經濟落後地區普遍不具備這樣的物質與資訊流通的硬實力，同樣也不具備資訊吸收的社會軟實力，社會僅是各種社會組織的鬆散集合體。公允的說，落後地區不具備這樣的社會軟實力或社會有機結合的粘合劑，而中國由於傳統儒家文化教育熏陶，以及現代中國由於社會政治體製與頻繁社會運動的原因，中國社會是一個高度組織與信息流通極為迅速的有機體，改革開放之初的中國社會已經具備這樣的資訊流通與吸收的軟實力。隻要與印度社會相比較，對比就很明顯，這是中國之幸。
這些社會軟實力優點在於，高效靈活的政府與產業政策，為社會經濟發展與企業提供助力與前瞻。超強的社會動員力，使政府既定經濟政策得以及時貫徹落實，社會底層受教育普及率為經濟發展提供足夠且合格的勞動生產力，而資訊的迅速流通與吸收，使先進生產技術與成功經驗獲得極快吸收複製而轉化為社會生產力。這些軟實力即歸功於儒家思想與傳統農耕文化，集體主義，勤勉好學，吃苦耐勞，而改革開放前的的政治運動，無疑也使中國社會動員力發揮到了極致，大多數社會個體普遍關心國家政治，關心時事，使政府決策迅速得到社會回應與反饋，社會信息得以迅速傳播與吸收。‘十億人民九億商，還有一億在倒鋼’，聽似笑話的段子，卻十分形象地描繪了中國社會資訊的流通與吸收的及時與迅速。這不僅是所有非發達國家不具有的社會特質，甚至是發達國家也不具有的社會特質。相對發達民主國家，資訊流通無礙，然而社會大眾對資訊或政府政策宣示，有聽沒有到，置若罔聞，即社會資訊流通雖然迅速，然而社會大眾的吸收率與回應率低，無法達到像中國社會立竿見影之效。中國社會信息的迅速傳播與吸收是一項無與倫比的社會軟實力，一項珍貴的無形資產，使中國政府及各階層，以及各行各業能從容靈活麵對任何挑戰與社會經濟環境變化。
改革開放前中國社會雖然屬於經濟落後地區，然而在社會軟實力方麵以具有經濟發達地區的基礎，這也是中國經濟能夠迅猛發展的原因。誠然，中國也有不足的一麵，如相應落後的法律係統，然而由於打開國門，海內外人員流動帶來的資訊交流，國內資訊流通的快捷與回應，也造成一種來自社會本身與海外的鏡像對比效應，這種對比效應對中國政府與社會亦有積極推動的作用，使落後與不足帶來的社會傷害與阻礙降到最低。作為一人口大國的印度被預期在不久將來超越中國，以其目前國家的社會軟實力而言，有三項軟實力與中國差距極大，社會大眾受教育率，政府治理能力，資訊流通與吸收能力，這是社會經濟發展非常關鍵的軟實力。唯一可稱讚的是政治製度的民主與法製，然而民主與法製對印度而言，卻是一種外來殖民者的植入文化，其表現多顯現於政治意識形態與政府機構層麵，與本土基層社會文化並未產生的積極的化學反應，所以僅靠人口眾多與外來植入的表麵的民主與法製就能帶來快速經濟發展，這種預測恐怕是基於意識形態偏見的一廂情願。
7.20 威權體製是中國改革成功的關鍵
改革開放獲得成功的最根本原因首先就是中國具有一個穩定的社會環境，像中國這樣一個幅員遼闊，人口與民族眾多的國家，強大執政黨的領導無疑是穩定社會最根本的基礎，所謂新權威主義其本質就是通過一個強有力的政府以維護社會的長期穩定，為社會長期經濟發展提供有利的社會環境。經濟改革也是社會變革，也必然包含與之相適應的社會文化思想變革，變革過程就存在社會思想脫序的可能。威權政府也有利於在社會變革過程中，主動引導社會文化思想的轉變，避免社會文化思想因社改革造成社會脫序，蘇聯解體就是社會思想脫序的結果。
經濟改革打破原有僵化的計劃經濟以及意識形態理論的束縛，社會個體在經濟建設中的主觀能動性得到充分發揮，傳統的思想文化也在經濟建設中發揮積極的作用。有如革命戰爭年代的毛澤東思想為中國革命設立航標一樣，鄧小平理論為思想解放，改革開放與經濟建設設立航標。中國革命與經濟改革開放的成功有著異曲同工之妙，其共同點就是堅決排除僵化意識形態教條的幹擾，意識形態成為旗幟，也僅是理想與曆史傳承的旗幟，不再作為具體工作的原則，在經濟建設時期就是不再作為社會經濟管理的根本原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以及初級階段就是對教條的區隔，使中國社會避開無謂的理論爭論，擺脫教條窠臼，一切從實際出發，這個實際就是社會最大利益為準繩，這是解放思想，推動改革的最根本的基礎。對於以意識形態思想理論作為社會指導思想的中國，強有力的政府主導與排除意識形態教條的幹擾對經濟長期穩定發展無疑至為關鍵。
善用後發優勢與回避劣勢揚長避短就是威權有力引導與管理的結果。所有發展中經濟體都會遇到所謂後發優勢與劣勢的問題。後發優勢指落後國家通過學習引進發達國家技術和管理經驗，能夠以更低的社會與機會成本，取得相應生產技術，獲得比先進國家在同一工業化曆史時期更快的發展速度，並取得發達國家在相對先進生產環境下才能取得的成就，簡而言之，學習成功的經驗技術比自己摸索更有效便捷。後發劣勢指落後國家與地區由於文化與曆史，以及舊有社會既得利益群體的原因，執政者在取得一定經濟發展的條件下，忽略或不願意對一些不適應經濟發展的舊有社會結構進行改革，經濟改革僅局限於生產技術與管理知識的層麵，舊有社會文化與既得利益最終阻礙社會的健康發展，成為社會經濟進一步提升的阻力，這些舊體製與舊文化的因素就是落後經濟體的後發劣勢。發展中經濟體不能僅利用後發優勢發展經濟生產，而回避後發劣勢的社會問題，隨著經濟的發展後發劣勢如不得到及時的糾正或改造，最終將造成經濟的停滯，甚至引發社會動蕩，利用後發優勢取得的成果也會付之東流。
對所有發展中經濟體而言，後發劣勢是現實的客觀存在，也已成為社會經濟改革無法回避的問題。然而，後發優勢與劣勢卻是有著本質不同的社會或經濟現象。後發優勢屬於技術性層麵的問題，所有生產手段的進步，比如高效能新生產設備淘汰舊設備，先進生產管理經驗，這些都僅涉及生產層麵，機會成本基本局限於企業層麵，其成敗都僅限於經濟與生產效益層麵，無關社會層麵。而後發劣勢則涉及社會文化層麵，輕則社會政府管理機構與管理模式的重組，重則涉及社會群體利益的分配或再分配，也往往引發利益相關者的抵製，而政府與上層建築相關群體也往往是既得利益者，既得利益者對社會利益分配改革的抵製，就會造成社會經濟結構變革的滯後，最終阻礙經濟發展而成為後發劣勢。後發劣勢是落後經濟體都必然存在的社會現實，這也是其經濟落後的社會與文化根本原因。一個最明顯不過的例子就是社會政治體製的改革引發的種種社會矛盾，體製改革就是對造成後發劣勢的社會環境的改造，其引發的就是舊文化體製與新製度的矛盾，這在許多發展中經濟體成為社會動蕩的導火索，不僅使經濟發展付出代價，更使全社會付出代價。
如何處理經濟發展觸發現有體製與體製改革要求的矛盾，是所有經濟體都同樣麵對的普遍問題，非發展中經濟體獨有。對發達經濟體而言，經濟發展對體製與社會利益分配的改造是一個緩慢的社會適應與改良過程，也是一個新文化逐漸成長的過程，雖有社會矛盾與衝突，社會成熟的政治文化與機製都足於應付。然而對落後經濟體作為新經濟形態的追趕者，往往會觸及文化與重大利益的相關社會改革，這個過程卻可能是一個時間相對短促的社會變革，社會文化與體製機製都缺乏適應變革的機製，成為猶如社會革命的變革，這也是政府不願意觸及的根本原因。改革引發社會矛盾與衝突，不改革經濟將停滯，改革的時機與手段都成為避免社會動蕩與改革順利過渡的條件。如果將後發優勢與劣勢簡單地類比為同一性質的社會經濟發展手段，用簡單的如引進技術的方法，猶如外科手術般的手段對待後發劣勢，必將誘發社會不安，社會經濟發展失去穩定環境。麵對後發劣勢的兩難，改革與不改革都會觸發社會矛盾，一個強有力的威權政府無疑成為解決這一兩難困境的最佳手段，這也是新威權主義產生的現實根源。東亞幾個經濟體的成功經驗證明這點。
7.21 崩潰論是西方思想教條對中國的誤讀
那些懷疑中國社會經濟發展模式的觀點，是以西方社會文化思想為基礎的人文社會思想理論，甚至以西方經濟發展經驗模式解讀中國發展曆程，從而得出中國社會走向崩潰的結論。這種分析方法的根本瑕疵在於忽略了西方與中國社會在社會文化基礎上的根本不同，而所有的經濟學政治學與社會學理論，都是純粹的社會人文理論，由於曆史的原因，這些社會人文思想理論基本都是以西方社會與曆史文化為研究主體，也誤導或有意無意地將西方人文曆史作為人類社會普遍與共同的母體，忽略了其他地區社會文化與經濟有別於西方的特殊性。將這些理論簡單直接套用於西方社會之外的地區如中國社會，必然產生誤讀，這也是西方媒體或思想界總是誤讀中國社會的根本原因。在西方人文思想與輿論的語境中，民主與自由市場是經濟健康持續發展最根本的基礎，與之相對的威權與社會管製是經濟發展的阻礙，然而就如同民主也有一個從貴族與社會精英的民主逐步走向大眾民主，最終走到民粹的過程，威權也有專製威權或社會革命威權，以及如今尊重個體自由文化環境的新威權的不同。盡管有許多不足，中國現行體製與其他舊有威權體製有著兩個本質的區別，一個是開放係統與封閉係統的區別，這個體製對全社會各階層是開放的，薦賢舉能，能者居之，而舊威權僅是屬於社會特定群體的封閉係統，這決定體製的社會觸角與對社會回饋有著本質不同。另一個是追求社會整體利益與小群體利益的區別，中國政府對社會貧困群體的扶助與對脫貧的投入足於說明這點。
簡單地用貼標簽的方式來歸類非民主的政府體製，將所有的威權體製都歸為同類，而專製威權阻礙社會發展，必然走向沒落，從而得出所有威權社會必然走向崩潰的結論，不僅是對複雜社會議題過於簡單的解讀，並且是自欺與可笑的。同樣意識形態也是西方給中國貼的另一個標簽，改革開放的中國已不是改革開放前在意識形態教條泥淖中掙紮的中國，意識形態於中國社會僅是一麵旗幟，政府對經濟的管理更多的基於社會經濟發展實際，而不是意識形態理論，如果依據原教旨意識形態，就不會有中國私營經濟的蓬勃發展，也不會出現代表資本集資與流動的股匯市的出現，中國特色與社會主義初期階段就是隔離意識形態原教旨的防火牆，西方社會在意識形態的意境中解讀已經走出意識形態窠臼的中國社會，其結果可想而知。強大的威權政府與靈活的經濟政策正是中國經濟維持長期高速增長的根本。就中國發展實際與政府指導思想，某些方麵中國社會已經進入二十一世紀，而西方媒體與思想界仍有意無意地停留在二十世紀冷戰思維與意識形態思想模式，沉湎於蘇東波社會主義模式敗落的輝煌，並未能真正理解蘇聯解體更多的原因是權力中樞受外界誤導下的背叛與自取滅亡，而不是社會主義模式或意識形態的終結，這是西方媒體與思想界不斷誤讀中國社會的根本原因。
中國改革開放的成功與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令世人驚奇，以魔幻般的奇跡展現一個經濟快速穩定發展的中國，在許多發展中國家遇到發展困境的時期更顯難能可貴。這是一場沒有硝煙的戰爭，中國能夠取得這場戰爭的勝利，首先是放下意識形態思想理論的糾結，把社會大眾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發展是硬道理，沒有發展就沒有利益，這是現實對僵硬意識形態教條的批判，也是對生命本質，即追求利益最大化原則的回歸。穩定的社會是一切發展的最基本的舞台，失去這個最基本的舞台，一切理想與原則都是虛幻，不惜一切代價維護社會的穩定，是中國經濟發展最根本最物質的社會基礎。失誤不可怕，錯了可以再來，而失去社會的穩定，將需要十年甚至更長的時期，也難於恢複與彌合動蕩造成的社會傷害與裂痕，甚至國家社會分崩離析，受人宰割，中國近代史與世界各地區的動亂都證明了這點。解放的思想，穩定的社會，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也使中華民族近百年追求民富國強願望最終找到爆發口，中華傳統文化勤敏好學，吃苦耐勞，互助合作的優秀人文素質對經濟的改革與發展有著重要的推動作用，這是中華文化圈所獨有，其他文化圈與發展中國家不具備的文化優勢，這些傳統文化優勢與外部新思想新文化的有機結合產生化學反應的引爆，沒有這樣的結合就不會有長達四十年而仍然持續的經濟爆發，這又歸功於思想的解放，走出意識形態思想理論的桎梏，使古老中華文化在新時代重新綻放。
7.22 結語
自十九世紀鴉片戰爭以來，受西方列強堅船利炮的欺淩，為民族的救亡圖存，中國走上追求社會工業化之路，然而由於曆史文化與傳統思想的原因，中華傳統文化周期性帶來的社會病態與麻木萎靡，以及社會時代與政治體製的諸多因素，這是一條艱難曲折工業化之路，充滿了落後必然挨打的血淚辛酸。不革命不足以摧毀舊社會體製，不足以為社會各階層與機體注入新鮮血液，就不足以抗擊帝國主義列強對中國的欺壓與瓜分。社會革命需要強大的思想武器，而馬克思主義無疑不僅是人類近代史也是人類曆史上最具爆發力的社會革命思想武器，盡管馬克思的社會工人運動理論並不契合當時中國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然而這並不妨礙馬克思主義理論作為世界革命理論所具有的社會革命聚旗效應。在社會革命曆史時期，決定成敗的是革命者鬥爭的策略與意誌，而不是作為意識形態理論基礎的社會生產理論。無與倫比的革命領袖，聚集於馬克思主義革命理論旗幟下的救國知識分子，社會動蕩與危機引爆的農村基層力量，終於匯成一股不可抗拒的社會變革巨流，使看似不可能的中國革命取得了成功。誠然，‘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革命時期需要的是社會革命力量的聚合，無關社會物質生產與革命成功，然而意識形態思想理論最終運用於社會，走向社會生產現實，意識形態社會理論不僅限定與僵化了社會的思想方向，也超越了中國社會生產實際，使中國的社會生產與發展付出沉重代價。
文革後的中國走向改革開放之路，然而受意識形態思想的束縛，社會改革障礙重重。解放思想，打破思想桎梏，使中國不致陷於意識形態的泥淖裹足不前，是許多政治精英的共同思考。既要解放思想，又不能使社會迷失方向，一個強大的中央政府就是掌握社會改革航向與維護社會健康環境的保障。維護中國社會的穩定是中國現代化的根本，鄧小平的四項基本原則為當時的中國社會設立了保障中國社會穩定的基本準則。一條正確的道路，既要從實際出發，解放思想，不斷改革，不走西方的路，也不走前蘇聯的歧途，擺脫各種意識形態思想束縛的中國，一切從實際出發，萬眾一心以戰爭般的迅猛實現經濟崛起，令世界震驚。這是一百多年來，中國完成社會結構調整的總爆發，受戰亂，政權更迭，意識形態思想束縛而延宕的總爆發，為中華民族漫長的工業化現代化之路劃下圓滿句點。中國改革開放的成功既有當代人的努力，也有著改革之前前人努力奠定的基礎與失敗的經驗積累，是幾代人的努力的共同成果，而鄧小平堅持推動思想解放與改革的功績無與倫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