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道路.雜思錄 第七章 近代中國之道路(5)

7.13 中共何以能夠取得革命的成功

中國革命的成功不僅是中國社會與曆史的巨變，也是人類曆史的巨變，改變的不僅是東西方政治力量的對比與國際地緣政治，而是一個古老東方文化的重新凝聚與崛起，這也預示西方文化獨霸必將走向終結。而中國革命是所有這一切的起點，中國革命備嚐艱辛，何以能從一次又一次死灰中複燃，終成燎原之火，據說中國革命的成功也是中國曆史一大不解之謎，以中國社會相應的條件與革命環境之艱困也確實如此。要解開中國革命成功的原因，首先要理解中國社會之文化基礎，從而找到中國革命之社會力量之所在。二十世紀上葉的中國社會與傳統的中國曆朝曆代並無本質區別，都是以農耕為基礎的傳統社會，也即是農民是社會人口的絕大多數，農民即是社會最沉默的階層，也是最有力量的群體，誰掌握了農民，誰就掌握中國。然而傳統中國農民群體也是社會最懦弱最落後無知的一群，他們與所謂代表人類最先進思想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完全是風馬牛不相及，如《共產黨宣言》所稱是無產階級的思想理論，即工業化社會產業工人為基礎的革命思想理論，對中國傳統農民而言，馬克思主義無疑是天方夜譚。十九世紀中下葉已降的中國近代社會，無疑是中華民族災難深重的曆史，列強欺淩，工業化受阻，甲午戰敗，滿清昏庸無能，內外交迫，國家與社會結構走向解體，所有一切都在激發的民族危機感，數千年民族與文化生死存亡在此一役。中國要學習西方的不僅是技術，更重要的是改變社會的思想，而且是刻不容緩。

中國社會再內外壓力下的解構，社會各方麵與各階層的不安與躁動，也必然擴及社會最底層與人口眾多的鄉村農民。麵對舊體製的無能與帝國主義列強的壓迫，中國需要具有巨大革命爆發力，能夠徹底改變中國積弱，趕走帝國主義的社會思想，而馬克思主義理論就是絕無僅有，唯一能達到這一目的的思想理論。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理論也罷，急病亂投醫也罷，馬克思主義理論成為中國進步青年救國救民的理論思想工具有著許多社會現實與曆史的必然。簡而言之，農村青年與受馬列主義思潮影響的中國知識分子是二十世紀上中葉中國社會最具爆發力的社會群體。要改變舊中國需要強大的社會力量，而社會動蕩與舊秩序坍塌的中國，廣大農村與青年農民是中國最不安定與最具爆發力的地區與群體，亂世博一把不僅是貧窮農村青年的心理特點也是改變人生的唯一出路。由於社會解構，而各種政治勢力極其薄弱，甚至社會政治與組織都處於空白的廣大農村地區更是理想與革命最肥沃的土壤。中國農村需要的是一把火，這把火也並非一點就燃，需要組織與耕耘，理想火種作為引導，付出與犧牲為鋪陳。而毛澤東思想或毛澤東作為政治領袖的雄才大略與領袖魅力，將中國革命火種引向農村，無疑成為結合中國革命知識分子與中國農民的粘合劑，是中國革命成功的巨大推手。

自人類進入工業化以來，都是城市影響鄉村，進步區域影響落後區域，毛澤東以無與倫比的政治智慧與眼光，進入農村，發動農村，改造農村，社會改造力量首先在農村集結成熟，最後農村包圍城市，改變城市，這無疑深諳中國傳統社會之曆史與社會之現實，對現代社會意識形態之理想與數千年中國傳統社會文化與曆史之沉澱了然於胸又溶於一爐，導演了鄉村包圍城市如此逆普世潮流的大戲，事在人為以此為甚。

簡而言之，亂世的廣大中國農村青年或青年農民，接受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社會年輕知識分子，領袖毛澤東，是中國革命成功最根本的三大因素。然而惟有毛澤東是不可或缺的最關鍵的因素，這並不是說無需廣大的農村青年與接受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的知識分子，而是說這兩個因素是當時中國社會曆史條件下的必然存在，不必作為必要條件，就如同人必須呼吸氧氣才能存活，然而在地球表層不會有人將氧氣作為生命必備條件，更無需背著氧氣罐一樣，氧氣包含於地表空氣之中，屬於環境的一部分，無需考慮其存在與否，同樣廣大農村青年與馬克思主義知識分子都是當時中國社會的必然存在，他們的存在是革命成功的必要因素，然而不是關鍵因素，關鍵在於能不能將兩者成功地結合與利用，並引導成為改變中國社會的強大力量，而毛澤東就是將兩者完美結合的關鍵曆史人物。毛澤東個人作為曆史人物的出現無疑帶有絕對的偶然性，這才是曆史的吊詭與魅力所在。很難想象，沒有拿破侖這個曆史人物的法國曆史歐洲曆史世界曆史會是怎樣的，甚至不在俄羅斯或滑鐵盧戰敗的拿破侖，法國史歐洲史與世界史都要重寫。毛澤東不僅改變中國，也影響世界，他的政治遺產也將影響二十一世紀的世界。

應該闡明的是，將中國革命的勝利當做馬克思主義革命理論的勝利是對曆史的誤讀，誠然沒有馬克思主義的革命理論，就沒有將整整一代為救國救民知識青年聚合的力量，這是中國革命的中堅力量，然而馬克思主義隻有聚旗的作用，而不具備具體策略的指導作用，而社會革命僅是人類曆史非常短暫與特殊的曆史時期，最終實踐馬克思主義理論真理性是社會和平長期的經濟建設時期。馬克思主義理論在革命的曆史時期，尤其像中國以農民為主體的社會革命，革命的成功與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並無必然的內在關聯，這也是毛澤東得以戰勝當年教條主義者成為黨的領袖的根本原因。

 

毛澤東成為中共領袖是中國革命走向成功的開始，而毛澤東成為領袖並非一帆風順，而是中共在不斷失敗中的無奈選擇，為了活下去，生死存亡的選擇。首先是國民黨的清黨，中共為生存不得不走上武裝鬥爭的道路，也使鼓吹武裝鬥爭而遭到排斥的毛也有了一席之地，而井岡山軍事鬥爭的成果也使毛在黨內擴大了影響。然而走蘇聯式的城市鬥爭，最終在城市無法生存的中共中央到了中央蘇區無疑是毛的災難，毛以農民意識或鄉村馬克思主義被剝奪了軍隊領導權，很難想象如果紅軍第五次反圍剿獲得勝利，毛會是什麽樣的命運。據說，到蘇聯見到斯大林的毛，當著王稼祥的麵，對斯大林說，‘他們當年要殺了我’。這就是革命，有功勞，特別是有大功而又政治上已被排斥的領袖就會被殺掉，法國大革命是如此，蘇聯是如此，中共也有可能如此。毛是幸運的，反圍剿的失敗，紅軍被趕出中央蘇區，中共與紅軍遭受重大挫折，麵臨生死存亡的選擇，這無疑是曆史為毛重新成為領袖所作的必要鋪墊，沒有反圍剿的失敗就不會有毛的複出，中共領袖們在存亡邊緣選擇了毛，接受了他們曾經嘲笑的山溝馬克思主義。這種接受並非一蹴而就，而是在現實黨內外，政治與軍事不斷的較量與折衝逐步形成的。

 

中國革命的成功，首先是毛在中國黨內的成功，這都離不開毛對中國廣大農村社會以及中國文化的深刻洞察與理解。紅軍突破重重圍堵到達陝北之後，毛澤東提出所有參加長征的紅軍戰士都自動成為黨員，除去在此之前對黨員在文化知識與意識形態理論理解的要求，黨內其他領袖無論在立場與感情都難於反對，然而這卻是中共毛澤東化的開始。當毛的思想與意誌成為黨的思想與意誌，中共完成脫胎換骨，從一個馬克思主義知識分子為主體的革命政黨成為一個以馬克思主義為旗幟的中國農民主體的革命政黨，二十世紀中國社會最有革命意願與爆發力的兩大社會力量，馬克思主義知識分子與渴望社會革命的廣大農民青年終於匯集成為改變中國的革命洪流，這背後的推手就是毛澤東，最又標識性的事件就是延安整風。

延安整風無疑是中共曆史上有著非常意義的政治事件。抗戰時期，出於對蔣介石國民黨政府腐敗專製無能的唾棄，許許多多城市知識青年紛紛投入抗日救國的行列，來到延安投入中共的抗日陣營，這些城市知識分子無疑帶來新生的力量與血液，也帶來各種社會的雜質，如何清除或洗滌這些人思想上的雜質，關係到中共未來的發展與前途，延安整風無疑給出完美答案。延安整風達到兩個重要的目的，其一在黨的領導權上徹底清除來自莫斯科的馬列主義基本教義派的影響，使中共成為真正獨立的政黨，其二徹底改造由於抗日救國而投入中共陣營的知識青年，如果不使其真正心悅誠服，也受革命陣營的環境震懾，成為服從黨的紀律的革命者，或者革命的螺絲釘，而不僅是追求抗日救國及自由民主的進步青年。

如同曆史上許多重大事件，對延安整風同樣有著許多不同評價。對整風的負麵評價，負麵非議，甚至許多不知真偽令人發指的指控，然而這就是革命，‘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也不是講人道人權之處之時。任何投入社會大革命洪流的個體，他就不再屬於自己，而是社會洪流的一滴水，革命戰車的一棵螺絲釘，隨時會被所謂革命利益所拋棄所犧牲，法國大革命如此，蘇聯革命是如此，中國革命也不例外。那些因非議而否定延安整風，如果不是無知偏見，在本質上就是否定中共，否定中國革命的。就如同肯定軍隊的戰爭功能，就不會去批評甚至否定軍人訓練的非人道甚至野蠻，尤其是特種部隊的野外生存訓練，野蠻殘忍的訓練就是為了極端條件下求生存的目的，更不會非議戰場的血腥與殘酷。盡管整風有許多可非議之處，其後來對中共及後續戰爭起著積極的作用。求生存是在戰爭中的第一要務，同樣求生存也是毛能成為中共領袖的唯一原因。延安整風無疑達到毛的目的，毛真正成為中共絕對的領袖，中共也不僅成為一個步調一致，目標明確的革命政黨，而且是一部精準的戰爭機器。這部戰爭機器在後來的國共內戰中毛的的意誌不僅得到堅決的執行，而是做出超常的發揮，超出毛預想的發揮，這不僅是一部服從與執行上級意誌的機器，而是每個部件，即絕大多數成員，軍隊與地方，不僅富有自我犧牲精神，並且都能主動發揮個體主觀能動與創造精神的戰爭機器。這部戰爭機器也在朝鮮戰爭也打出中華民族的智慧與頑強精神，而鐵的紀律與犧牲精神是必不可少的，無疑將中國傳統文化集體主義與英雄主義價值在意識形態理想的旗幟下發揮到了極致。

提及這些僅是表明中國傳統文化中有其他文化不具備的超常潛力，中國潛能的本質與基礎就是集體主義與英雄主義的價值，然而這個傳統文化潛能的發揮往往係與領袖個人的能力與魅力，而這在特殊曆史時期更是關聯國家與民族的命運。社會思想理論或意識形態思想理論對改變社會固然重要，然而這僅是喚醒社會民眾與凝聚社會力量之工具，對於具有數千年文化曆史沉澱之中國，社會領袖個人之能力與魅力，往往才是真正激發蘊藏於社會民眾之力量並凝聚而成為改造社會力量之關鍵，這也是曆經清末革新，及袁孫蔣之政治變革仍難於達成凝聚社會與社會變革目的，使人不得產生中華民族命運多蹇，而沉睡之東方雄獅何以難於喚醒之感歎。

 

這是一位在延安受訓的軍隊指揮員的回憶，‘“開學典禮上，毛澤東上來的第一句話就問，這是個什麽地方啊？指指背後的那座山。這是元始天尊修煉的地方！今天，坐在這裏的，就算是元始天尊的弟子啦！你們這些弟子跋山涉水地跑到這裏來是做什麽呢？是求道！求中國革命之道！不要多久，一個新的局麵就要到來了，就要輪到你們下山了。今天我要說的是，你們今天是深山學道，明天要下界去普度眾生！”’，這些言語對來自農村的子弟，比馬列理論的語言實在多了，容易理解多了。毛澤東這位通曉中國曆史及中國傳統社會民間文化，即懂得與知識分子論理說道論，又懂得如何點撥撩騷農村青年與遊擊隊長們的內心對未來的憧憬，在廣大來自農村的紅軍將士眼裏，毛集革命領袖導師，傳統的元始天尊，江湖大哥乃至秦始皇於一身，毛渾身散發著中國傳統文化與江湖傳說的魅力，這個大哥就是方向。中國這樣一個傳統文化滯重，又處在向新社會過渡的曆史時期，誰懂得新時代的方向又能善用傳統文化，誰就能抓住社會的脈動。

昆侖山下修煉的神仙弟子，臥薪嚐膽，奔赴四方，八年對日遊擊戰練就天尊的弟子們，不僅是枕戈待旦殺敵練兵，在戰爭中學習壯大的過程，也是深入中國農村發動民眾，深掘蘊藏以中國農村社會民眾之力量，同時將傳統中國農村與農民從原有閉塞的農耕社會推入二十世紀的近代社會。中國近代史國共兩黨的對決既是血腥的軍事對決，也是中華傳統思想文化的演繹。《孫子兵法 形篇》曰，‘昔之善戰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毛所能做的也僅使中共處於不可勝之形勢，通往勝利的一半，而另外一半‘待敵之可勝’，需要對手蔣介石去完成，而蔣確實也做到了。‘得人心者得天下’，中國人都懂得，然而現實中，人心僅是可能的天下，並不是真實的天下，真正的天下還得用刀槍一寸一寸地殺出來，國共的內戰對壘，毛的雄才大略與過人意識展露無遺。

蔣對中國的統治無疑也有著先天的不足，滿清垮台後的社會戰亂與動蕩，無疑摧毀了廣大鄉村地區的原有秩序，蔣的統一不僅未能及時恢複社會秩序，甚至無法對鄉村地區實現有效的治理，鄉村社會的失序，土豪劣紳魚肉鄉裏，這無疑為鄉村革命提供養分，是中國革命的最肥沃土壤，也是曆代農民戰爭或皇朝興替的軍閥兵源。在政治方麵，蔣不顧國民黨形成過程各種政治與軍事山頭，也許是缺乏政治手腕，也許是性格使然，一律采取軍事碾壓或收買的策略，致使北伐勝利到抗戰爆發，蔣都無法真正統一及有效的治理中國，這也是為什麽中國革命之火累累幾近撲滅，又死灰複燃。而蔣的軍閥與特務統治手段，以及私相授受帶來政府無法根治的腐敗，並不比舊軍閥更開明，這些都是滋養革命的溫床，唾棄蔣政權腐敗投奔延安或加入中共的知識青年成為中共豐富的新血與中層的中堅力量。

國共兩黨兩軍最大的不同，就是對教訓與新知識的吸取與學習，以及對新環境的適應，這不僅是由各自的組織體質與素質所決定，也是由各自領袖的性格所決定。國民黨也曾是革命的政黨，至少是以革命為口號，國民黨軍隊也曾朝氣蓬勃而富有革命精神，然而國民黨清共及與軍閥的混戰，蔣介石的私心與狹隘，用人惟親，都使國民黨黨政軍墮落為蔣私人的政治與軍事工具，而聚集在權力核心的如果不是趨炎附勢之流，也絕少敢言之士。從某些方麵而言，國民黨如果不是與社會脫節，至少作為最高權力的蔣是與社會脫節的，而國民黨軍隊也派係林立成為名義上的國軍黨軍，實際上效忠於派係的私人軍隊，這種軍隊也自然以私人利益為優先，也難於有效學習新的知識以適應社會的變化，或形成上下一心的頑強戰鬥力。而中共則不然，這是由一群以救國救民為理想為人生目標的年輕知識分子與鄉村青年，無私的精神使中共承受得起任何磨難，為生存為理想的終極目標靈活調適改變，並隨時準備適應新的環境。而中共這種能夠靈活調試以適應環境的能力，黨員幹部理想主義者的忍辱負重與領袖毛澤東的高瞻遠矚是分不開的，前者如體質而後者如大腦，後者更是關鍵。

馬列主義理論是一個無產階級革命的理論，在一個沒有產業工人，或社會工業化極低，產業工人力量極其微弱的中國要取得所謂無產階級革命的成功無疑有如天方夜譚。中國沒有無產階級革命的基礎，也沒有工人階級革命的力量。然而時代造就一代中國馬列主義知識青年，為救國救民組成政黨，毛將軍隊與黨引向農村，失敗與挫折又將毛推上黨的領袖，一個以救國救民為理想，無產階級革命為手段的所謂無產階級政黨，最終落地生根，與社會現實結合，轉化成為農民革命政黨。政治經濟理論是馬克思主義的基礎，而社會革命時期，不是基本理論的實踐時期，而是革命理論與策略的實踐，革命無關社會生產與分配，而社會生產與分配才是一切人類社會最根本的物質基礎，同樣也是馬克思主義理論為未來人類描繪的社會主義乃至共產主義社會的共同基礎。而社會革命與戰爭的現實，將社會的生產與分配從革命的實踐中分離出來，使之成為純理論的，無關革命戰爭的，至少可以暫時忽略的，屬於未來的社會實踐。戰爭的實踐或第一要務是生存與戰爭勝利。戰爭的現實，革命的現實將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或政治經濟理論，所謂的生產與分配等等隔離於戰爭之外。在革命的現實中，馬克思主義僅是一麵旗幟，旗幟下聚集了中國最富有犧牲精神，以救國救民為目的理想的青年，這些青年動員了中國最廣大最有力量的農民群體，而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理論無關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馬克思主義僅是旗幟與革命力量的結合劑。而革命具體策略，是對中國文化與曆史，乃至人性的洞察與理解，而這一切都藏儲於領袖毛澤東的大腦，革命戰略戰術的醞釀與改變完全無關馬克思主義革命理論。中共走過的道路就是為理想而戰鬥，為生存而妥協，為勝利而改變，一個追求無產階級理想的政黨蛻變為一個馬克思主義為旗幟的農民革命政黨，無產階級革命也變成農民革命，沒有這些蛻變就不會有中國革命的成功。毛澤東就是所有這些蛻變的推手。

到農村去，發動民眾，教育民眾，組織民眾，使中國最落後最懦弱最無知的社會群體，成為改變中國最堅實的力量。這不僅需要對當代世界思潮的理解，也需要對中國傳統社會文化與曆史的深刻理解，而毛澤東就是將二十世紀的中國革命思潮與中國傳統社會文化巧妙串聯起來的推手。馬列知識分子，中國農民，毛澤東是中國革命成功缺一不可的三大根本力量，而前兩者是曆史的必然存在，無疑作為個人的毛澤東是曆史的偶然，是革命成功的唯一關鍵，中國傳統文化相信命運機緣，時也運也命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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