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道路
對中國社會現實的思考與評論
5.9 傳統中國曆史反複再現的幾個現象
官員腐敗，權臣篡政，宦官幹政，災民造反，這些都是中國傳統社會無法根治的社會弊病，其背後都有著深層的社會文化的根源。中國傳統社會一切與公眾事物相關的一切社會權利都是圍繞著最高權力展開，這個最高權力就是皇權。在中國傳統社會，皇權是暴力的產物，或曰馬上得天下，馬上治天下，其本質是暴力打天下，暴力治天下，暴力享天下，暴力是政權或權力的基礎，使得暴力成為權力的護身符，暴力基因隨權力延申至社會各個方麵於至底層，暴力也成為與社會權力同在的社會文化，也就必然產生許多與暴力文化相關的社會弊端，這些社會弊端成為中國傳統社會周期性動蕩的根源。
官員腐敗是中國傳統社會普遍的現象，官員即是政治體製與權威的代表者，同時也是社會公器或利益的管理者及守護者，掌握社會權力就必然掌握相應的社會利益，以人的自私，或更中性的說，以生命追求利益的本性而言，有利益就可能產生腐敗，權力利益腐敗在社會現實或在生命的本性中在某些方麵無疑是同義的，是一體的多麵。權力的防腐劑是製度與監督，權力監督是一係列的社會管理配套，官員是皇權的延申，官員是皇權在社會各階層權力的代理人。對皇權利益而言，官員個人對皇權的忠誠高於對社會的忠誠，也自然高於官員個人操守，社會監督官員也意味著監督皇權，這與傳統社會長期固有的的統治者或勝利者隨意使用權力或暴力，及皇權不受限製的社會文化是根本矛盾的，而不受監督的皇權是官員腐敗濫權的基礎。盡管皇權與官員個人或小集團利益並非一體，然而不受製約的皇權，以及隨意使用暴力的結果就是隨意使用權力，暴力使社會輿論猥縮，甚至默認皇權暴力為天經地義，皇權與官員上行下效，權力失去監督是中國傳統社會圍繞著權力孳生的種種社會弊端的根源。
而製度與監督不僅是一套製度係統或所謂上層建築，還必須是具有相應社會文化思想為基礎的製度係統，毫無疑問，中國傳統社會不具備產生這些製度的文化思想。社會是一個完整相互關聯的的係統，統治者及官員隨意使用權力，不受監督，以權謀私，在中國曆史上比比皆是，也許不能簡單的歸之於為社會文化，然而社會文化習俗無力規範限製隨意使用權力，使權力成為滋生腐敗的溫床及諸多社會弊端的根源。中國文化常以史書評述曆史，然而過後的曆史評說或道德譴責，對於屬於世俗社會的中國的社會文化心理並無實質意義。掌權者永遠不會產生監督權力的意願，製度的設計也非皇家或官員所能完成，需要社會文化思想的基礎。而社會文化思想受皇權脅迫不具備產生權力監督的驅動力，這就使經曆數千年文明中華文化無法建立健康的社會權力製約製度，而官員腐敗是社會走向崩潰的第一步。無法監督的皇權，為官員的腐敗提供溫床。中國曆史上朝廷對貪汙腐敗官員的處罰其殘忍恐怕也是無人能出其右，製度的缺乏與漏洞也是引發官員腐敗的原因。
權臣篡政也是中國傳統社會一個反複再現的現象。暴力的產物，很可能因暴力而失去，關鍵是誰掌握暴力。權臣篡位是中國曆代統治者永遠無法抹除的陰影，就如同中國傳統社會各階層，包括官員都無法抹除朝廷暴力陰影一樣。由於無法產生有效的權力製約，使用權力的尺度完全憑由掌權者個人取舍與喜好。皇權為社會最高權力，理應為天下公器，憑暴力據為己有，成為皇家囊中之物，皇權視天下為己有，對社會予取予求，官員則上行下效，視權力為囊中之物。為求長久把持權力，官員忠於掌握權力者，忠於知遇者，致使權力結盟忠於權力擁有者，而不是忠於國家也不是忠於皇權。官員結成利益團體，效忠於強權，人治文化走向儒家人治思想的反麵，不是以德治人，而是以權治人，以利益治人，跟著利益走，官員結成權力即利益同盟，同榮同損，形成朝廷或國家機器內部的小集團。這些小集團成為朝廷或國家機器內部的毒瘤，小則結黨營私，假公濟私，黨同伐異，阻滯政務暢行，激發社會事件，大則威脅皇權，弑君篡位，引發社會動蕩激變。無論是官員結黨營私，瀆職墮政引發社會事件，還是權臣篡權，都是中國曆史屢見不鮮的事例。
權臣篡政就會引發皇權重大危機。為避免權臣篡政，朝廷往往以殘暴對付朝臣，以達赫阻之效，或編織罪名，或以中國獨有之‘莫須有’之罪，無論‘君之視臣如土芥’，或‘則臣視君如寇仇’，皆中華文化之獨有，這都是缺乏製度性的權力相互製衡之害，最根本的原因就是自古延襲而下的暴力決定是非成敗的文化基因。誰掌握暴力誰可以決定一切，皇權掌握武力，以暴力赫阻覬覦者，視天下己有，臣民如土芥，當大權旁落，武力易手，皇權就成為權臣掌中玩偶。最有名的是曹操，挾製天子而令諸侯者是中國曆史屢見不鮮的戲碼，成為一種逃不脫的宿命或文化必然。這是一種相虧相損的社會文化，武力決定是非成敗的傳統文化壓抑阻滯抹殺了社會文化產生進步思想因素的一切可能性，使中華文明不能走出野蠻的叢林規則，甚至也腐蝕了社會文化與道德，民眾崇拜權力武力，更切確是崇拜強者，甚至強盜，強盜也是強者，不以真理為榮，嘲笑失敗者，這種社會文化習性的最普遍的社會表現就是店大欺客，反之則客大欺店，本屬正常的童叟無欺竟成社會道德楷模，所謂禮儀中庸不過文化自我標榜，自欺欺人，毫無意義。
宦官幹政也是中國曆史文化獨特的社會政治現象，其根本社會原因也是皇權獨大結果。皇權獨大至使皇權係天下安危，這不僅表現在掌握皇權的皇帝個人安危之重要，同樣也表現在皇權的繼承。傳統社會的皇權獨大與利益獨吞，覬覦天下者比比皆是，‘彼可取而代也’，皇權的絲毫鬆動都可能帶來天下大亂，皇權承繼就是皇權鬆動一個最現實的節點，也是曆代皇權潛在危機。以中國傳統社會血統繼承，圍繞皇權立儲或有眾多競爭者，而立皇儲也無可遵循之規則，而是皇帝一念之間，這就潛藏眾多可能與危機。而以皇權獨大贏家全拿的傳統文化，勝者成為刀俎，敗者或為魚肉，曆史上的弑君與兄弟相殘就是一種文化的必然，這樣的事件往往都會造成皇朝元氣大傷的惡果，皇朝開始走向危亡，除非篡位者是馬上打天下的雄主，如李世民朱棣。這樣的文化結果是，皇儲如皇權般係皇朝及天下安危。嫡子而皇儲或太子是皇權繼承的第一要素，為保護皇儲安危，皇儲或太子就被養護於深宮大殿之內，雖有朝廷命官或大儒執教，以儒家學說之禮治尊卑，曆史上眾多皇帝之表現，儒家學說教導之結果可謂乏善可陳，往往都是皇權繼承者或太子對世事全然無知，是謂‘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未嚐知哀也，未嚐知憂也，未嚐知勞也，未嚐知懼也，未嚐知危也。’，簡而言之，統治者對世事盡未嚐知也，皇朝存繼僅氣數也，兩百來年一興替可謂文化必然。社會文化決定了皇權延續的氣數，這就是中國傳統社會皇朝興替的密碼所在。
世事盡未嚐知，而執掌天下，隻能事事仰仗朝中大臣，稍有不慎即大權旁落，蹈權臣篡位之覆轍，對官員施與殘暴以達赫阻與駕馭之功，這是曆代皇權慣用之手段，結果必然是朝廷君臣離心離德，遇大事也不敢據理力爭，延誤朝政。皇帝唯一可信任的人就是朝夕相處的宦官太監，最終走向宦官幹政結果。盡管開朝皇帝往往立下嚴規，不許宦官幹政，然而皇權繼承者成長於深宮，不僅不具備開朝皇帝的文治武功，及對世事之洞達，中國傳統社會文化與武力決定是非成敗的潛規則，決定了皇權繼承者必然成為孤家寡人，朝中大臣都是潛在的篡位者，惟有身邊朝夕相伴的宦官可信任，結果曆代皇朝都無法逃脫宦官幹政的命運，而中國曆代皇朝的衰敗往往與宦官幹政相關，也從宦官幹政開始。
災民造反也是中國曆史的一個重要現象，也往往導致皇朝的坍塌。災民造反表明看往往是皇朝顛覆的根本原因，而實際上災民問題往往是前麵幾個問題的結果，隻是這個結果往往是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中國曆史上無論天災還是人禍，災民總是在皇朝的中後期造成重大社會問題，也往往成為顛覆舊皇朝，建立新皇朝的導火索，然而在皇朝的中前期，災民即使給社會帶來動蕩，卻不能撼動皇朝的根基，這就說明災民是一個社會治理的問題，而不是一個顛覆社會的根本性問題，成為根本性問題僅是社會治理的疏失。皇朝中前期，開朝君主馬上得天下，洞悉前朝弊政，朝綱新立，體恤民情，精曆圖治，糾正時弊，嚴懲官吏腐敗，而無論官員還是社會精英對前朝諸多弊端記憶猶新，故能多有節製，使朝廷管理社會功能正常發揮，即使天災出現災民也會得到救治，反叛者找到及時鎮壓，不致禍延天下，積極的社會管理措施都會帶來社會穩定及經濟與人口的擴增，這也使大多皇朝中前期都會有所謂盛世或治世。在皇朝的中後期，隨著前期奠定的社會發展與繁榮，隨之而來的是不受製約的權力在繁榮的聲色犬馬中逐步走向腐化，官員懶政慵政，絕對的的皇權也必然是絕對的腐化，做為統治工具的體製與官員，在缺乏監督與製約的環境下，也成為魚肉社會的幫凶，朝綱廢弛，從皇朝中樞到地方，社會積弊得不到及時化解，朝廷管理社會的職能盡失，民怨累積，一有風吹草動，即成社會熔岩突破口，如有天災，得不到及時救助的災民即成壓垮駱駝的稻草，新一輪皇朝興替的風暴就此拉開帷幕。
上述種種都是造成中國曆代皇朝顛覆的原因，每次皇朝顛覆，社會動蕩都會帶來戰亂與人口的銳減，少則五成，多則七八成，這不僅是社會生產的極大破壞，也會造成社會物質生產技藝的遺失，有形的無形的社會文化資產遭受毀滅性的摧殘，社會文明的毀滅性倒退。皇朝坍塌，群雄並起，所謂逐鹿中原，寥寥幾字，看似又一英雄曆史篇章，而社會現實卻是飽浸華夏民族的滄桑血淚。待武力統一華夏，中華人文社會又一切幾乎從零開始，如此周期往複竟數千年不輟，怪不得德國偉大的哲學家黑格爾說：“中國曆史從本質上看是沒有曆史的，它隻是君主覆滅的一再重複而已，任何進步都不可能從中產生。”。這些中國曆史反複出現的現象，其根本原因就是社會文化無法產生相互製約與糾錯的機製，根源就是暴力文化成為社會主宰，代表文明的法理文化屈從於暴力文化的結果。
5.10 傳統中國之命運
文化表現一個民族的精神，也是一個民族的靈魂與傳承基因，文化基因決定民族性格，性格決定命運。中華傳統文化也必然決定中華民族數千年的曆史與命運。
中國曆史最明顯的特征是周期性的皇朝興替，主要與基本的表現就是舊皇權經曆一段時期的統治，逐漸失去對權力或社會的控製，舊皇朝崩潰，國家走向崩解，天下大亂，豪強並起，血腥殺戮，逐鹿中原，天下重新歸於一統，新周期開始。新皇朝精曆圖治，天下太平，百姓安居樂業，再現所謂盛世，皇朝上下走向腐敗，皇權再度失去控製，國家走向崩潰，舊皇朝結束，重新開始天下紛亂，戰爭，統一，新皇朝周期。中國曆史呈現無法逃脫的必然的周期性反複，皇朝興替，短則一百多年，長則兩百多年三百年，時間長者期間必有動亂，而後有所謂中興，中興實質也是舊秩序受社會動蕩衝擊的重組，重組使舊皇朝體製輸入新血，舊皇朝得以拖延時日，最終也走向崩潰。中國曆史自秦皇朝以降，皇朝壽命平均兩百來年，既是平均每兩百年中國社會就會發生動蕩顛覆，又最終需要通過戰爭重新恢複社會秩序，社會重回正軌，期間是人口驟減，社會生產與物質財富積累遭受極度破壞。
中國曆史的周期性動蕩崩解，究其原因不外乎兩個，一是天災帶來饑民形成流寇，最終成為難於治愈的社會亂源。另一個是朝綱廢弛，官員腐敗，無法有效行使社會統治與治理職能，社會弊病積重難返，這兩個原因都會帶來天下大亂。第一個原因往往與第二各原因相關，政府低效無能造成災民失控成為流寇，然而這兩個原因也都是表麵現象。在每個皇朝的前期，一般不會出現朝綱廢弛的權力體製病變，官員腐敗也不至於影響朝廷管理社會的正常職能，即使發生天災人禍，都能得到及時處理，而災民成為流寇，也會遭到及時鎮壓，不至於禍延天下。究其最根本的原因隻有一個就是中樞權力失控，朝綱廢弛，這往往多發生在曆代皇朝曆史的中後期，究其根本原因既是皇權或無知或無能，權力中樞失去管理朝政治理社會的能力。朝廷無法正常發揮政府社會管理職能，是中國曆代皇朝中後期普遍現象，自然也是中國曆史周期性顛覆的普遍現象，這無關天災，而是人禍，天災僅是加速皇朝覆滅的推手，一個反複重現的人禍就必然有其深刻的社會文化的根源。
文化根源就是作為社會主流與正統思想的儒家思想，並未能在社會思想與道德上建立起一條真正規範社會道德行為的準則，作為世俗學說與思想的儒家學說受權力欽點成為社會主流，不可能形成社會的真正的共同認知，儒家思想隻能成為社會表麵共同遵循的準則，而不是猶如一神教信仰一樣建立在信仰之上的社會規範，作為社會上層的統治集團與最高皇權更是形同虛設，而皇權與統治集團就是危害與顛覆社會秩序的始作俑者。在皇朝的中前期，由於受前朝顛覆的教訓，皇權以及及統治階層即有所節製，對社會現實也有所了解，這些都會影響官僚群體的作為，而中後期就逐漸失去對自身的反省與節製，又缺乏社會環境與體製的製約，體製逐漸走向腐化。且人有三六九等，皇權血統代代相傳，也最終逃不脫會出現自毀江山的昏庸之君繼承大統，而社會文化與體製諸方麵都無法製約這樣的昏君，以暴力為根本的皇權必然走向坍塌，失去製約的或為非作歹使朝廷失去管理社會的功能，社會也必然走向解體。中國曆史皇朝往往經曆十幾二十代而終，無疑也符合統計學昏君出現的概率，最後一個皇帝未必就是昏庸的皇帝，然而在此之前國本已所剩無幾，明末就是例子，在其他皇朝也不乏實例。無論是昏君還是庸君，最根本的是社會文化及與其相適應的體製無法製約最高權力皇權，皇權最終難免走向與社會隔絕，這也是中國曆史每逢兩三百年必有大亂，社會秩序坍塌，生靈塗炭的根本原因，簡而言之，作為社會主流文化思想或儒家思想受暴力脅迫，也受儒家自身思想內涵之限，未能建立起一個承托社會進步的平台是根本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