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才是更冷酷自私的人？

昨晚，有讀者留言來罵我，他說，看看現在放開之後的感染者的病痛、街市的蕭條，就可見像我這樣的共存派“骨子裏是冷酷自私的”，隻顧抱著自己的抽象理念，卻渾然不顧這可能會給現實中的人們帶來什麽樣的衝擊，“難道你家裏沒有老人和孩子嗎？”

我不知道他究竟經曆了什麽，以至於如此憤激。當然，我個人被罵幾句是無所謂的，但這確實是一種耐人尋味的社會心態——現在確實有很多人認定，當下放開之後出現的問題，印證了自己原先的預感，也反過來證明當初堅持清零、封控才是對的，而那些嚷嚷著要放開的觀點則是在“草菅人命”。

問題是：當下的放開，真的是受共存派影響所致，並貫徹了其主張嗎？這其中無疑有著微妙而重大的區別，但對抨擊者來說，這並不重要，重要的是為自己的憤恨找到一個現成的替罪羊。

我注意到一點：他們在這麽控訴時，通常不是說自身利益受損，而會說是為了老人和孩子，仿佛放開就是無視老幼的冷酷心腸，所謂“自私”的邏輯是：“你反正陽了也沒事，想到的隻有自己生活因封控而不便，不顧別人死活。”

這樣一對比，封控所帶來的種種次生災害，就仿佛都不成問題了，那被輕描淡寫為一些私利的小小損失，是理應當服從大局而犧牲的。你受不了？那越發證明你吃不得苦、自私自利，眼裏看不到更大的善。

在上海封城時，就曾有人對我說，目睹種種事件，他也“很痛心”，“但是，放開管控後，許多人的年邁父母，更有可能因新冠並發症而不幸去世，你我會不會更痛心？”

吊詭之處就在這裏：抨擊他人冷酷的人，卻認為他人在封控之下所遭受的苦難是可以接受的，理由是為了保障集體的絕對安全，不得不如此——他完全意識不到自己這樣是“冷酷”的。

日前，通俗讀物作家張憶安說，他母親不幸肺癌晚期腦轉移，在醫院感染新冠去世，宣稱“因為我母親的緣故，我是最堅決的清零派”；然而同樣是死，別人的死則被他視為“為更多人的福祉、安康做出的犧牲”。

還有不少人是為了孩子而支持清零，但現實是：清零之下，孩子可能是最不需要過度保護，卻又是受苦最多的人群之一，其結果，讓許多人更不願意生孩子了。當下的社會環境，已經讓“養孩子”這件事變成了普通人的英雄之舉。

我當然也上有老下有小，母親寡居鄉下多年，為免我擔憂，一直讓我安心，她會照顧好自己。她甚至反過來憐憫我們，因為上海封城時，她還能在村裏活動，“你們都不能出樓道，兩個孩子是真可憐！”

鄉下的很多老人，平日原本也不怎麽出門，尤其是老頭，家裏油瓶倒了也不會去扶一下，封控對他們的生活幾乎談不上什麽損失，種種不便都沒有感受，當然支持。有一次說起，母親說：“你們是無所謂，但睜眼看看年輕人吧，都快沒飯吃了！”

她說，老人不能那麽自私，拖著年輕人一起受罪，人這一輩子生死有命，該做的防護做了，萬一真感染上沒了，那也坦然接受，誰還能一直不死呢？

當然，像她這麽想的，在鄉下絕對是少數，但關鍵是這一點：在她看來，其實那些自己利益沒多大損失、因而支持封到底的人，才是“自私”的。支持她這樣想法的，也未必是多麽現代的權利意識，倒不如說是一種傳統的命運觀：該做的做了，剩下的都是命，老人不應該為了自己去拖累年輕一代。

如果封控的代價不用自己來承受，那就會出現一種吊詭的現象：聲稱為了“老人和孩子”的“偽利他主義”，內在的卻可能是利己的。

像張憶安的聲討看起來斬釘截鐵，但有人翻出他的記錄發現，其實他在母親病逝的前天晚上還去看《阿凡達2：水之道》，何況其母本已病重，其死亡在多大程度上是因新冠引起的都很難說，不僅如此，在喪母的悲痛之下，他竟然還不忘在微博上長篇大論，這不是為了流量又是為什麽？

要指望一個人的觀念發生轉變，那是極難的事，也因此，我有朋友說，煩瑣爭論已經沒有意義了：

隻有沉浸式地體驗一下才可能醒悟，譬如下個月起他收入都沒有了，醫院封半年其他病他也去不了；那些拉橫幅要把陽性拉走的，不過因為他和他的家人沒有陽啊，等他們陽了，還會拉橫幅嗎？總之不過是沒有到他那個臨界點。
我並不希望那些磨難降臨到他們頭上，隻要不拖著別人一起封控，如果一個人願意選擇一種生活方式，自己封自己，這當然是他的權利。並不需要在我們理解的意義上“醒悟”。

作家張明揚日前也說：“其實放開後，恐懼的人還是可以自我封閉啊，有誰攔著了？封城是強製所有人封，放開可沒有強製所有人放開，愛封的人還是可以封自己，而且不用擔心沒快遞，不用擔心做核酸聚集感染，不用擔心經濟崩潰沒退休金，簡直太好了。因此，防疫愛好者就是又想絕對安全（呆在家當然更安全），又看不得人家在外麵吃喝玩樂，就想拖著大家一起。”

實際上，流感每年也造成全國88000人超額死亡，但沒有人會說：“為什麽讓我家人流感而死，難道不能封城嗎？”畢竟那聽起來很瘋狂。換言之，眼下煩瑣爭論的背後，其實是默認的自然狀態不同：哪一種生活才應當是“常態”？

在廣州放開後，有一個觀點曾引發很多人的共鳴：“首先要搞清楚，放開是常態，是人人都有的權利，居家是非常態。居家的人自願放棄權利是可以的，但他不能要求別人也放棄這種權利。”

支持放開的那些人，並不一定是“自私”的。我有些朋友，雖然也曾被封控，收入影響卻很小，但他們照樣支持放開，因為他們早早就意識到，隻有這樣，我們所有人的生活才能恢複正常。

但這就又牽扯到一個問題：在放開的過程中所出現的磨難呢？我有一次曾說，放開是正常的，雖然不可避免會有死亡，但社會還是會生生不息，不然若論人口，那單單是這三年，恐怕就少出生了不止百萬人。結果有人說，這話讓他相當震驚，隱含的意味“極為冷酷”。

我想他這麽說也未必就是支持清零，隻是在他看來，任何個體的價值都是至上的，不應被當作一個數字。當然我並不是說那些人是“應該死”的，事實上我一貫主張為放開共存做好盡可能周全的準備，減少傷亡和衝擊，每個人的死亡對親友而言都是不可替代的損失，但事實是：不論是哪一種方案都不可能避免任何死亡，我們所能做的，隻能是在不完美的資源和技術條件下盡力而為，就像醫生無法包治百病，如果他在程序上做了所有能做的，那就不應為病患的死亡承擔無限責任。

不可否認的是，任何“公共利益”的視角都可能隱含著去個體價值的危險，我們所爭的是如何權衡這兩者。公共衛生法原本就需要個人讓渡一些自由和權益，但如果一個人不能清楚地理解個人和群體利益的邊界，寸步不讓，那規則勢必就難以建立。

也因此，當下的爭論，撇開“冷酷自私”這樣混雜著情緒的道德指控不論，乍看是一個公共衛生問題，但在背後其實是對“個人權利”和“公共利益”的不同理解。

說到底，這需要自治、自主、自立的現代個體在權利得到保障的基礎上，自我負責，並自願遵守規則，而這或許意味著可能由此誕生一個新的社會共同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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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維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