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石峪
沙石峪網絡博客
分餐、公筷、不紮堆、一米線、勤洗手……疫情爆發以來，街頭巷尾，社區內外，這些格外醒目的防疫警示、反複播放的防疫須知，誰不習以為常？可仔細一想，所謂警示和須知，針對的不都是那些陳年的習俗嗎？假如放在過去，誰敢這麽說？尤其那個分餐，被斥責為崇洋媚外，我看是免不了的！
可見，在疫情麵前，與惜命相比，什麽國情、什麽曆史，何足掛齒！
重大疫情，我遇上幾次
重大疫情，再加上引發的後果，一生能遇見一次已經不易，像我這把年紀的人，不到20年居然撞上了兩次，非典到新冠，一次比一次來勢凶猛，一次比一次後患嚴重。
回想起來，我不但趕上了非典，而且上海甲肝爆發時，也曾身臨其境。
那個年代，各個城市的生存環境都不怎麽樣，而上海又最為擁擠，好不容易享個口福，吃點毛蚶，還傳染了甲肝，高達30來萬人，別提多倒黴了。
我由滬回京，寫了篇文字，描述那種狀態下的上海人，標題叫“螺螄殼裏做道場”，很快就在人民日報副刊登出。雜文家舒展時任人民日報文藝部副主任，定要我來個上下篇。下篇說的就是如何接受甲肝爆發的教訓。
災難，對人類而言，好像不可避免，但每趕上一次，起碼應該接受一次教訓，如果借此下決心革除一些弊端和積習，當然最好不過，否則，真是白過了。
所謂白過，一是所有的弊端和毛病照舊，二是健忘。從這麽多年的各種情形看，大抵是十年一個大概忘，十五年則是基本忘，二十年一過，那就是徹底忘了。有些更早的災難在我們的大腦裏早就了無痕跡，連史書上都難覓隻字片言。
就說非典吧。
有誰還記得非典時期，北京街頭生活有哪些改變？
那個時期，大家最怕的就是飛沫傳染，別的不敢說，排隊人貼人、粘痰脫口而出、捏住鼻子擤鼻涕、說話吐沫星子滿天飛、動不動就往一起湊的毛病，頓時收斂。既不用號召，也不必管控，因為人人擔心，自覺抵製，誰要是一不小心故態複萌，肯定遭到歧視！
世紀初，我曾在新民晚報副刊辟有專欄“無笑不談”，時常以陋習當做調侃的對象，有的朋友不以為然，戲稱我是“五講四美”的專家。還有讀者來信稱盡管說的都是事實，但他們那份感情受不了，因為那是傳統，所以“敝帚自珍”。
直到非典來了，大家才終於明白，原來生活習慣之類的小事還能影響國計民生！
可惜，非典疫情過後沒多久，好了傷疤忘了疼，一切恢複原樣。這次新冠病毒一來，不知為什麽，與戴口罩相比，吐痰卻沒人在意了，一遇吐痰旺季，時不時摘下口罩啐出一口，好像特別流行。有人吐痰直接就上了新聞直播，也有少年與老年，為了一口黏痰，打得不可開交，最後還想對簿公堂。
自新冠病毒疫情爆發至今，也有一年多了，平時讀微信、看跟帖，耳聞街談巷議，發現指點全球、縱論天下的比較盛行。我想，對平頭百姓而言，與其在那裏指點全球、縱論天下，還不如靜下心來想想自己身上那些大大小小的毛病。
指點全球、縱論天下，多半於事無補，最多過過嘴癮手癮罷了，而改掉自身的毛病，卻利在自己、功在社會，起碼沒白過。
這次防疫，更說明了生活習慣絕非小事，其影響之深，遠遠超出了我們的想象。對各種家醜，很多人以為絕不可外揚，個個因此還能義憤填膺，但一說到陋習這種家醜，所幸現在起碼在口頭上，已經沒多少人再敢當成敝帚在那裏自珍了。你敢公然反對公筷行動？你有本事抗拒一米線？
社交距離，究竟是什麽
社交距離，這是個新鮮詞兒，對絕大多數人而言，可能聞所未聞。打我記事的時候起，就沒聽說過人與人之間還要保持距離的，幹什麽都是人貼人、人擠人，尤其是排隊。
我經曆過的計劃經濟年代，什麽都要排隊。排隊的時候，理所當然的是後一個緊貼著前一個，你不貼上去，更後麵的人就會吼你，跟緊了，別留空兒！
後來市場經濟起步，買日用品不必再排隊了，但出行的人又猛然多了起來，結果，火車站排長龍成了各地一景。春運前火車站排隊的恐怖景象估計終身難忘，那種排隊誰也不敢有絲毫距離，沒貼你背上摟著你已經算是很給麵子了。
改成叫號前，過去在銀行窗口排隊，基本也是後麵的嘴巴貼著前麵的脖頸子，我每次都能深切感受到後麵那種手握餘款的急促呼吸聲。好不容易挨到窗口，忽然又想起密碼是不是會暴露在後麵那位的眼皮底下，趕緊高聳雙肩，低頭遮住，後麵的那位也很識趣，用一個很大且鮮明的動作將頭扭向一邊。
幾十年間，一進醫院，從掛號到看病到劃價到交費到抓藥再到各項檢查，數小時裏，更是親密式排隊為主，無距離接觸為輔。醫院空間狹小，想不親密都不行。這種排隊，我一直以為是一種將沒病轉成有病、將輕症加為重症的過程，精神受傷就更別提了。
後來轉為喊號，還有網約，再加手機付款，病患終於可以坐等，也不必事事都要望眼欲穿了，但一進診室，密集型接觸還是撲麵而來。每當我坐在醫生對麵，總是不斷有人過來探頭探腦，時不時還會圍著一圈人。至於隱私、病況，是否暴露於光天化日之下，姑且可以不論，但各種感染呢，那麽些嘴巴對著你，不感染隻能說明自己尚存一定的免疫力。
有的醫院設置重重關卡，不準病患擁入診室候診，但也未必見效。我曾在一家有名的軍隊醫院看病，醫生正在為我填寫病曆，忽然間，他的同事為了托人情，率領一群老鄉魚貫而入，一邊閑扯，一邊圍著我，掃視我的病曆，看到他們與醫生勾肩搭背、親密互動，我沒敢表達不滿。
一說社交距離保持一米開外，我就記起了去年夏天去做核酸檢測的場麵。等待檢測的眾人都在露天排起長龍，安保人員用喇叭不斷地呼叫：請保持一米距離！不錯，大夥還都乖乖地相隔一米！可再一看那幾張填表的桌子，每張桌子都是頭挨頭、肩碰肩，幾乎是俯身擠在一起，基本是零距離。看來，保持社交距離究竟為了什麽，根本沒人在意！
最近，疫情才緩和不久，很多人就已經急不可待地在那裏故態複萌。
我住在北京六環外，行人不多，好不容易看到幾個人，還是橫隊而來，他們看到對麵來人時從不知改改隊形，非要與你擦肩而過不可。電梯口，多數人依舊是堵著門口等電梯，硬要和你打個照麵，來個親炙，不如此似乎就不足以證明他們有天大的急務要辦。一進商場，明明有空間可以保持點距離，可有人偏偏要找出摩肩接踵的感覺，好像除此之外，都不能稱之為逛。
即使不是防疫，我想，在未來的生活中，保持社交距離也是必不可少，這不但為了防傳染，更是隱私和安全的需要。隻是，如我們這樣人口密度極高的地方，在很多場合要想維持必要的距離，難度確實很大，尤其是擠在地鐵，沒有嘴對嘴已是萬幸。但在有可能的情形下，我以為，還是需要盡量有點距離，既利己，也利他。道理很簡單，世上沒多少人想與你親密無間，也不會有什麽人願意與你呼吸對流。
分餐，八十年代已倡導
看見滿大街倡導分餐製，我就想起上個世紀八十年代，記得胡耀邦當時就倡導過分餐製，有的地方還真推行過，但沒多久就難以為繼了，有人指責這是罔顧國情、照搬外國。
當時，吃來吃去，大夥最終還是覺得合在一盆一盤裏，你來一筷子、我嘬一口、起筷時再抖一抖，比較有集體感、親熱感，起碼可以勁往一處使、筷子往一處湊、目光往一處瞄。假如埋頭隻吃自己眼皮底下的這份，冷冷清清，心理上的疏離不說，外觀上也欠熱鬧、缺人氣、沒有場麵感，連究竟有幾個硬菜都記不住。
最早自覺實行分餐製的，我想，應該是火鍋。
我曾經住在張自忠路，附近的寬街十字路口有一家清真飯館，我讀中小學的時候叫“寬街回民小吃店”，九十年代後又稱白魁老號。在那家飯館吃涮羊肉，最早的火鍋是一個巨大的爐子，爐子中間豎個煙囪，吃客圍成一圈，來了客人就發兩片不知是用什麽材質製成的篦子，意思是讓你在爐子裏隔出一段。等坐下左右一瞧，這才明白，原來，涮鍋的湯與其他食客是共用的，那湯通過篦子，流來淌去，也不知熬了了多久，周圍更不知換了多少撥人。
後來，這種巨型公用火鍋不見了，可能還是因為心理不舒服，眼見旁邊那位嘴裏的豆腐渣、羊肉沫掉進鍋裏，又流轉到自己嘴下，畢竟有點惡心。往後吃的火鍋，先是一桌共享一個，又逐步過度到一人一個，基本屬於分餐了。
西餐是分餐的，但我們吃西餐，往往改為西餐中吃，為何要中吃呢？就是因為老朱嚼著盤裏的牛扒，卻還想請老牛嚐一口，小楊吃著自己的煎魚，又忍不住想再品品小李的那份豬排，於是乎，幹脆把盤子都放在中間，還是你一刀、我一叉，湊在一起吃著過癮。
在不知道公筷為何物的時代，我們吃飯，人人都用沾著自己口水的筷子和勺子在一個盤子裏麵來回扒拉，在一個盆中翻江倒海，絲毫不覺得有什麽難堪。為了表示親熱，好客，還盛行用自己的筷子，在嘴巴裏嘬一撮，砸吧一下，再給客人布菜，客人還會感謝一番，以為主人很講禮貌，待客周全。
應該也是上世紀九十年代開始吧，生活逐漸富足，飯局大增，有很多人從國外回來，也有很多外國人來到中國，覺得一雙雙筷子從幾張嘴裏到一盤一盆裏出出進進，確實不幹淨，從此就有了公筷。尤其宴會，公筷成了必備。
不過，盡管公筷已經實行了很久，隻要在像樣的館子請客吃飯都有預備，但常常形同虛設。想想也是，吃個飯還要如使雙槍一般，兩雙筷子來回換，吃得興起時難免忘其所以。在外餐敘，我常常發現公筷不知何時就不見了蹤影，一尋覓，原來某位朋友正拿著公筷往嘴裏送紅燒肉呢。
防疫戴個口罩，過後呢
防疫期間，出門的標配就是戴口罩。不過，什麽多就亂扔什麽，這也是實情。有的口罩居然掛上枝頭、吊在欄杆，時刻在眼前晃蕩，這大概標誌的就是口罩已經普及到了一定程度。
雖說口罩如今普及了，但往後呢，一旦時來運轉，疫情過去，口罩還需要嗎？
在我小的時候，平時老是張著個嘴巴，是會被長輩訓斥的，打噴嚏、打哈欠、咳嗽時不掩口，也會令家長難堪的。
有事沒事非要張著個嘴巴，張嘴的人還是不知不覺，這，其實就是習慣，一種缺少家教的習慣。當家教這個詞隻剩下家庭教師這一種解釋時，大街小巷、寫字樓裏，張著嘴巴走動的人就開始成倍增長。擠在地鐵車廂裏，隻要一股股異味撲麵而來，稍一搜尋就會發現，肯定有人正在那裏張嘴哈氣呢。
現在，公交裏，對著所有人猛咳，是無需任何遮掩的；當眾大口打哈欠，是不必難為情的；公共場合，將噴嚏噴到你身上，是不必道歉的。走在路上，坐在屋裏，萬一見到有誰還知道掩口，甚至用紙用手絹，那恐怕就是在看個老古董了。
無論習慣張著嘴巴的，還是從來不知掩口為何物的，其實就是任由自己身上的病毒、細菌、臭氣四下傳播。防疫期間戴個口罩，隻露兩個眼睛，有意無意間，恰好讓這些傳播渠道從此不再。所以，陋習不改，口罩就不妨一直戴下去，成為公共生活的必需！
防疫期間，除了戴口罩，大概就屬勤洗手最自覺了，既不必監督，也無需強製。
不過，勤洗手是要講條件的。
40年前，十幾戶人家、幾十口人共用一個水龍頭，在北京也很普遍，一臉盆水是要反複使用的，那時講勤洗手確實強人所難。而且，當時如果老是去洗手，還有資產階級生活習慣之嫌。為了向勞動人民優秀品質學習，我們去農村參加勞動，在地頭吃飯，不洗手是會被黑板報表揚的。
不幹不淨，吃了沒病，是那個年代的流行語，很受用的；用袖子揩揩，在衣服上蹭蹭，這樣的清潔方式，當時也隨處可見。
家家有了獨立的廚房，用上了自家的衛生間，這應該也是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以後的事情了；後來亞運、奧運、世博等等國際盛事相繼來臨，公共廁所不再是旱廁，起碼在城市裏一律有了上下水，而且水管裏確實流水，勤洗手才終於轉變為現實。
如今，你再與年輕一代講不幹不淨，吃了沒病，不被噴才怪呢。
紮堆聚集，會海算不算
平頭百姓聚會，離不開吃、喝、牌，一有熱鬧，也會圍著一群人，喜歡紮堆，連下個棋都會有一群支招的。
上世紀九十年代後，大家兜裏開始有了點錢，不但公款，即使私款，同事、同學、親友，也會隔三差五地來個飯局，飯局之後有人還要唱上幾首，或是打上幾圈。
飯局最喜歡要個密閉式的包間，或是一群人湊在一張桌子，席位不夠，就喊加椅子，一張桌子可以圍著十幾號人，胳臂肘碰來撞去，口氣吐沫互相傳遞。有時明明是兩張桌子，還會高呼不熱鬧，非要讓服務員拚在一起，以便紮堆。紮堆少不了推杯換盞、高談闊論，所有的飛沫都在毫無保留地四下散布。
我發現紮堆時有一個獨特的景觀，就是，話題越大，飛沫越多，而且噴得越遠，等到議題縮小到自己周邊的事情時，飛沫也就隻能咽在肚子裏了。
與聚集吃喝不相上下的聚會就是會。會，不能不說也是一種聚會，更是一種紮堆，而且還是大聚、大紮。記得上世紀七十年代末《參考消息》轉載了一篇文章，裏麵采訪一位逃港的人。沒去之前他幹的是腦力，去了後他幹的是體力，人家問他為什麽還要偷渡？他的回答就是：開會！開會！開會！那時真是改革開放，這樣的內容居然也敢登！這個故事讓我一直不忘，因為由此得知，人們對會海的反感居然如此強烈，不惜以身冒險！
自疫情爆發以來，會議驟減，可開可不開的基本不開。即使開會，也改視屏了，不但減低了傳染的可能性，還降低了經費，讓多少年無法消除的會海，終於顯露轉機。
多年間，我對兩種事情不堪其累，一是開會，二是飯局，想推又不能推。疫情來了，謝天謝地，開會、飯局沒了不說，連有限的約請都有了謝絕的充足理由，卸去了沉重的精神包袱。但將來呢？這些還會卷土重來嗎？很難說，因為這是深深植根於社會的習慣，不開會不足以說明他們在工作，沒飯局不足以證明他們還活著!怎麽改？
電梯前，顯露一堆毛病
在我上學的年代，北京可供大眾使用的電梯隻有北京火車站，上下還有專人看管，怕的是有人跑到這裏以電梯為樂。後來，電梯日漸增多。最初是派員專司把守，估計還撥有專款，一進電梯門就會聽到一聲喝問：幾層？有的電梯看守員幹脆坐在椅子上，手握一根長棍，對著按鈕一杵一杵的。直到家家戶戶每天都離不開電梯時，電梯看守員的經費日益增長，這才改為自助。不過，隻要稍稍留心，你就會發現，不知有多少人至今還不知該如何上下電梯，叫電梯盲亦無不可。
電梯門前有上下兩個按鍵，上當然是按上鍵，下自然要按下鍵。在按鍵上按一次與按一百次，大概也無多大區別。可有人性急，也可能過於無聊，為了催促電梯，居然能在那裏來回按，我曾目睹某人按了三十多次。還有人是上下兩鍵一起按， 大約在急著要下的那些人的想象裏，先把電梯趕緊叫上來了才可以下；而在急於想上的這種人的認知裏，隻有把電梯按下來了才有上的可能。
電梯終於來了，是上是下無不顯示，可偏偏有很多人從來不看標識，每次都是對著門裏毫不客氣地質問：上還是下？
有人羞於啟齒，幹脆先鑽進來再說。一看目標相反，無不是一副奉陪到底的模樣，在裏麵陪著別人上上下下，開開闔闔。我曾經與一家演藝團體出境，某日清晨，我們在三樓吃過早餐，準備下去乘車出發，等電梯來了，一位雜技名流一個箭步就衝了進去，有人眼快，忙喊他，這是上。這位老兄礙於顏麵，就說了一句：上也能下！還招呼助手也一道上去。那座大廈幾十層，他們就這麽一直升空到頂，再折返而下，大夥隻得坐在車裏幹等。
疫情來臨，個個電梯裏麵都備有紙巾，為的就是避免手觸按鍵，減少病毒流傳。可自從疫情稍緩，我發現，按鍵不知不覺又成了多數人的癖好和雅興，不但在外麵技癢，在那裏來回按，進來之後手也不閑著，低頭就按，即使已經有人按過，他們也要按上加按。好像多幾次觸碰才是進電梯的首選！
進入電梯，第一急務就是按關閉鍵，這是無數人的鐵定習慣，有人連自己去哪層都沒按呢，直接就將手伸向了關閉。假如有些電梯門張開時間過長，你又有天大的要務要辦，按個關閉鍵也未嚐不可，可我們平時的電梯門大都設置在幾秒、十幾秒，基本是前腳進、後腳關，又何必非要去按關閉鍵，多增加一次觸碰感染的機會？
也有一件往事，每次說到電梯時都難以忘懷，估計會記一輩子。某次在單位等電梯，電梯門一開，旁邊兩位不知有什麽急務，還是要趕著去投胎，不等電梯裏麵的人都下來，就擠了進去，而且立馬按住關閉鍵，結果，當最後一位下電梯的人撞著電梯門擠出來後，門當即闔上。我呢，當然就被遠遠甩在下麵，獨自望梯興歎！
吐痰，為什麽長盛不衰
吐痰是傳染源，這個大概沒人反對。可一百多年前蔡元培先生形容的那種“咳痰於地”，至今仍然隨處可見。請勿隨地吐痰、不準隨地吐痰，這種號召應該很有年頭了，然而，全社會始終定格在隨地這一級，言外之意，不隨地就可以時不時啐一口了。
其實，蔡先生還形容過“拭涕以袖”。這個好像比較稀少了，大概是因為衣服變得珍貴起來，但捏著鼻子往外擤，然後再甩在地上，或是用手抹在牆上、樹上，仍未絕跡。
愛國衛生運動，來來回回，算下來也有幾十年了，無論階級鬥爭的年代，還是大幹快上的時期，或是改革開放以來，隔三差五就會來那麽一次，每次愛國衛生，禁止隨地吐痰都是必備，但從請勿到禁止，雖說措辭原來越嚴厲，可最不見效，好像吐痰對很多人來說與生俱來，如吃飯喝水一樣，屬於天經地義。過去把隨地吐痰歸結為舊社會的陋習，可現在吐痰的大都是上個世紀五十年代以後出生的人了，看來，吐痰不分新舊。
我們經曆了那麽多運動，哪個運動都是重創，隻有愛國衛生運動，五十年代還比較見效，一聲令下，千軍萬馬，沒人敢說個不字。但往後漸漸就不靈了，規模無論多大，次數無論多少，口號無論多響，都沒多少人在意。盡管衛生被抬到愛國的高度，也沒用，連那些愛國喊得最響亮的人似乎也不認可。大概在他們那裏，隻有比較抽象、比較宏大、比較國際化時，才有愛的可能。
其實， 愛國衛生運動短效還是有的，一時間煥然一新，也是多年的一景，隻有長效比較難。而一說長效，似乎就隻有幹等、苦熬了，熬到重孫子那代以後再說。可我們不能眼看著都站起來、富起來、強起來了，陋習卻還在那裏一代代堅挺。比如吐痰，任你再怎麽起來，隻要吐痰聲此伏彼起，什麽都等於白說。
對陋習，有的朋友主張重典，可陋習在我們的眼裏都是小節，而且人數龐大，所謂法不責眾，罰不勝罰。八十年代對吐痰就有過罰款，北京是罰款五毛，街頭有人吐痰，被罰後掏出一元，再吐一口，還說別找了！結果是，多少年過去了，隻有這麽個故事留存下來，而吐痰的勢頭卻仍舊很旺。
為什麽隻有愛國衛生運動沒多大效力？有朋友解釋說，別的運動都是打棍子、扣帽子，上綱上線，那一大堆的罪名誰不害怕？所以特管用！而愛國衛生運動既無罪名也不批鬥，誰還在乎？假如也弄個吐痰分子、痰奸什麽的，填表時再填個“亂扔垃圾反動骨幹”出身，本人成分是“擤鼻涕”，大概就會事半功倍了。當然，這屬於玩笑話。
吐痰是習慣，一個習慣要改變，沒個兩三代人恐怕很難；改變陋習也一樣，隻有經過幾代人的磨洗才有可能。這次疫情確實是個天大的機會，或許能縮短改變的曆史，就怕時過境遷，甚至還沒過呢，有人已經開始遺忘了。
作者： 顧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