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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公然造假,已喪失最基本的“大學精神”

(2021-04-11 18:50:43) 下一個

1

2002年,我來到浙江工商大學。先在雜誌社幹著。兩年中,完成了從記者到學者的轉換。

2004年人文學院成立,校領導動員我當院長。當時我做雜誌社社長挺順手,又有時間搞研究,不想動。

校領導說,你幹嘛要看一輩子稿子,多一些人生經曆,感受一番中國高校主流的東西不好嗎?再說,上點課多看看坐在前排的女生,精神會一振呢。

我隻好笑著應了。幹了一屆,有些事隻做了一半,於是接著第二屆。

實際上我在連任後一年多就知道自己不適合這個行政職位了,2009年初即向學校提出另請高明,也幫著聯係過接班的人選。

為什麽不適應?我置身其中,越卷越深,深感高校行政化、權力化日趨嚴重,尤其在本科教學評估中的作為,公然全體造假,已喪失了最起碼的大學精神。

近年盛行的數字化考評、高校排名,讓各級像瘋了一樣抓項目、課題、報獎、報點、基地之類,上級考什麽,下邊就幹什麽,行政權肆無忌憚地侵害教育權和學術權,攪得放不下一張“安靜的書桌”。

如果有人問我,六年多來最大的體會是什麽?

一是沒有精力認真考慮真正的教學和科研事宜,隻是窮於應付上級下達的各項冠冕堂皇的所謂“創新強校”的指標;

二是高校中違背常識的行為,甚至造假的勾當居然大行其道。

可以說,這六年多裏學校無數次開會、布置工作,沒一次真實地倡導大學精神、學術自由、堅持學者良心、敢於批評政府、擔待社會責任。

口頭上雖講過幾次大學精神,但隻是招牌,實處要大家去做的淨是如何討好ZF、送禮攻關,爭項目、要課題。

這是大學境界、大學氣度嗎?在文明國家這可是學界大忌,學者須與政府保持距離。

我想到斯諾夫人90年代的一次來訪。中國ZF看她生活比較艱難,欲以演講費等形式給點資助,亦算是對斯諾過去幫助中國革命的感謝。

斯諾夫人謝絕了。她說:斯諾和我在世界上講的話,之所以有人相信,全因他們認定我們和**沒有利益關係,所言所論皆出自我們的獨立觀察。

如果我拿了錢,今後沒人再信我們的話了,連以前說的也都不信。
現在中國大學的領導和學者存有這樣的觀念與意識嗎?

不僅想方設法向政府討錢,要錢的時候甚至可以送禮行賄,不擇手段。
這一切,都頂著個堂而皇之的名義:為了學校做大做強!功利高於一切,良心和是非一錢不值。這正常嗎?

2

校內部門的領導們在一起的話題,說來說去老這麽幾條:怎樣貫徹學校的考評指標,設計個方案逼下邊竭盡全力;強調本部門如何重要,希望領導格外關照;本部門的考評在學校裏排了個第幾、什麽擋次;如何通過搞關係、走門子達到了目的;大家相互之間多關照,你這次幫我,我下次幫你……古人講求勸人以德,此間流行的皆是勸人以“利”。

我看清了,如今大學裏就是丘八文化加農民文化,再添個所謂的“量化管理”,行事的根據隻有一條“有奶便是娘”,說好聽點是謂“謀食不謀道”。

權力在這一領域中為所欲為,這不僅在世界上,就是在中國的各個行業裏,都算問題最大的。

因此,近些年社會上對教育尤其是對高等教育的批評一浪高過一浪,可以說已失去人們的信任。

今天上午聽學校一位老師說,網上評“十大缺德”行業,教育“居首”。

我聽後並不感到驚呀。最近我去東北講學,一路碰到各色人等,說起現今中國的教授、學者,普遍的反映都是不值得尊敬,水平不怎樣又不敢講真話,為了錢可以昧良心。

最能說明教育危機的莫過於此種現象:現在的有錢有勢者,都想方設法將子女送到國外接受教育,包括教育部的領導和諸多大學校長的孩子,自己辦的教育自己瞧得上嗎?

學者這副“權力附庸”、給點錢讓幹什麽就幹什麽的德行,其實當官的打心眼裏也瞧不起,不當你一回事兒。

3

我親曆過一件事,2006年吧,搞過一次什麽“保鮮”活動,當時一位省委副書記到中國美院檢查。有位老師正在創作,說搞不懂,不予理睬。

該副書記大為光火,對美院的“保鮮”活動嚴厲批評,推遲驗收。

我們學校傳達此事時,居然以本校得以順利通過而慶幸,對美院還有點幸災樂禍的味道。

上世紀五十年代,彭真去協和醫院拜訪林巧稚,林正在給患者看病,表示不便見,彭真因此而更加敬重林巧稚。

不要說跟民國時代的知識分子比氣質了,生活在五十年前的林巧稚,也足令我們汗顏,不自重,又何以能讓別人尊重。

在這種體製中,我陷入一種無法自拔的矛盾。我無法象大部分所謂學者型領導那樣,一邊不痛不癢地批評體製,一邊又利用體製大撈好處。

那些撈好處的套路我不是不清楚,無非利用手中資源,請掌握項目的官員、高級別刊物的主編、學界評委等來講學,變相用公款行賄。逢年過節再去孝敬送禮。

然後就可以在為學校、學院作貢獻的名義下拿課題、發文章、得獎項,慢慢自己也就成了名家、評委。

這些年我要幹此類事處在非常有利的地位,相關的利益鏈也鋪到過我麵前,但我不屑為之。

我的道德底線不許可,這些既然是我批評的事情,就決不隨波逐流。

中國最大的問題,也是很多知識分子的通病即說與做的分離,人格的兩麵性,甚至到了不自覺的地步。

慷慨激昂的體製弊端批判者,行為的目的不是改造體製,而是一轉身也參預其中去分一杯羹,連半點內疚也沒有。這不是鄉願是什麽?

我選擇了批判的態度,行動上便不會另行一套。

4

2006年本科教育評估,大家無不反感,但學校要求評估組進場時全體起立,長時間鼓掌。

那天我是整個禮堂中惟一不起立、不鼓掌的。

人為什麽要這樣假、這樣賤?反感或反對,為什麽不敢公開表達。

2008年學校搞所謂“加速發展”的改革方案,小組討論時我發表了不同意見,蔣書記要我大會上講講,我便在大會上坦言:如今之大學是“謀食不謀道”。

2009年底續簽增長20%的責任書時,我曾打算拒簽,因此而下台也無所謂。

為此找過蔣書記。蔣書記做工作說,你不簽,這件事就僵住了,反正年內要搞“三定”方案,到時會調整的。這樣我才勉強簽約。

中國大學改革的方向和出路在於與世界大學接軌,若不行,哪怕學學民國時的北大和西南聯大也好,總在現行體製框架裏折騰是沒有希望的,所謂“錢學森之問”即這個意思。

我不想發言,就是對當下“隻見樹木,不見森林”的討論不感興趣。

黨代會後接著開教學工作會,吃飯時我坐在蔣書記邊上想說個事,看到一撥一撥的中層幹部來祝賀蔣書記當選,言辭阿諛,全是官場文化。我說不出口,坐至終席不發一言。

近些年裏,無論省領導還是學校領導的報告,我極少參加,不是擺譜,實在是聽不下去那些假大空的言語,坐不住。

我任職期間向學校的建言,都不在所謂搞指標的“強校”方麵,粗想大約有這樣幾條:

引進人才的政策要適當靈活、寬鬆,否則難以操作白費勁;認真履行低碳節能,消滅長明燈、跑冒滴漏;撤掉學校的駐京辦事處。

對以上言行,有人說我敢直言、有見識,其實在我心裏,隻是遵循常識而已。

目前中國高校所犯的毛病,多在常識以下。

在對待體製的業績、考評等事情上,限於我個人的好辦,不當會事罷了。

5

近年來我從不報獎、爭什麽帶頭人、入什麽人才工程、第幾層次啥啥的……每回報獎都有人勸我,包括學校領導、好友、同事,職能部門還表示願意代為填表。

我感謝他們,但依然故我,解釋的理由也簡單:一是本人的成果水平低,夠不著,白折騰;二是生性怕花時間填表,有功夫更願意去打球或漫步西湖,感受點令人愉快的事。

當然,我對報獎和獲獎的老師,也表示尊重。大學的老師們不需要同質化,有差別,價值多元是好事。但關係到部門工作和集體利益的事,就不能完全不在乎了。

我的分寸是,按學校要求公事公辦,報學位點、學科、團隊、精品課等等,一板一眼地執行,但重點在於提高水平、壯大實力、打好基礎,結果是自然而成的,而不是急功近利,靠攻關忽悠,跑省裏、跑部裏。

在此類事情上,我從不行賄送禮,至多意思一點勞務費而已。也有人建議多送,說有的學院五倍、十倍於我們,我未接受。

我的觀念是:即使得不到也不越此底線。對於通過送重禮達到目的者,我毫不羨慕,甚至可憐他們。我不會為此而焦慮、糾結的,也決不會為了得到並維係諸如此類的“業績”,綁架自己寶貴的生命。

多個點什麽的,真的就代表水平高了嗎?這是真學問?真科研嗎?在我眼中,不少各種名義的大項目,資金上千萬上億的,搞出些偽科學成果來,通過動用科研經費攻關,就能整個大獎來。這是在糟塌納稅人的血汗,還敗壞學風。

我這樣的態度,本人身陷矛盾,學校可能也有看法。雖然我對學校領導是否滿意並不在意,但最終還是存在著讓我解不開的糾結,即這些考評指標與部門利益和群體利益的掛鉤與捆綁。

如前幾年的學院考評劃分ABCD檔,近兩年的達標120%發足額獎,還有各種學科點、基地之類,皆撥下相應的經費等等。並且這都與每位老師個人的業績、職稱有關。

我隻能盡量跟上趟,無法做到如何出色,讓大家滿意。解決辦法隻有一條:我再次選擇退出,不和體製玩了。

去年上半年蔣書記問我為何不願續聘了?我說,現在高校教育的這套做法,無法得到我價值上和道義上的認同。

對我的工作,學校如果不滿意,我完全理解,站在學校角度這樣看是正常的。但我不願改變,最好的辦法是請來新院長。

高老師這次在海內外招聘中脫穎而出,我很高興,總算可以擺脫矛盾處境,回歸原本的人生角色——臥龍崗上散淡的人。

“人言我憒憒,後人當思此憒憒”,此話乃東晉名相王導的存世名言。憒憒是昏亂、糊塗之意。我非常佩服東晉那一代士人的氣度,身臨偏安一偶(隅)的危局,仍義無反顧地信奉玄學的“無為而治”,自覺遏製體製化儒家——禮教的回潮,以“務在清靜”的文化理念“力撐東南”。

我當然是小人物,但也有根深蒂固的“無為而治”理念,也聽到一些徐老師不愛管事,隻布置不督促、檢查,重討論不重落實等議論或批評意見。

從事實上講,這些看法都沒錯,提出批評也是出於對工作的負責,我表示感謝。但老話說,江山易改,本性難移,我還是尊奉“無為而治”。我的信念基於以下幾點:

第一,從根本上講,教師皆成年人,並具備高等學曆,屬於社會上最熱愛學術和教學的群體,他們有足夠的能力自己管好自己。

第二,我自學生時代研究玄學,飽受浸染,深信“無為而治”是自由知識分子永遠的價值追求,這也是當今體製下尤其需要提倡和發揚的內容。

第三,目前高校管理體製問題多多,推行、布置的東西,每曰做強做大,加快改革,說白了都是些無聊的折騰,幹的事皆違背常識。

6

在教育體製行政化的背景下,“無為而治”是最有效的擋箭牌和解毒藥。如搞“精品課”,我也讚成,但首先要整明白什麽叫“精品課”。

精品課的標準隻有一個:學生受益並形成口碑。不存在什麽固定格式。

現在的這套,千人一麵:課件、作業、教材、網上互動等等,缺一不可,講的再精彩也沒用。照此標準,過去北大陳寅恪、劉文典的課亦算不上精品了。陳寅恪僅帶一布包,劉文典上來先把國民政府罵它半點鍾,這如何是好?教學講求的是多元化、多樣化,哪有倡導一付麵孔的道理。

單純的科研經過這一係列的幹擾與附加,古人所推崇的“因心而會道”的“為己之學”還有生存空間嗎?怕是多為“憑譽以顯揚”的“為人之學”了。

 

作者: 徐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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