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水滸》中武鬆殺潘金蓮案為例，淺析古代司法實踐中存在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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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鬆殺潘金蓮案案情回顧

先來回顧一下水滸中關於武鬆殺潘金蓮案的案情，潘金蓮原來是一個大戶人家的使喚丫頭，後來與大戶搞出糾纏，最終被大戶人家倒賠嫁妝，嫁給了武大郎，在清河縣的時候，很多浪蕩子弟就糾纏在武大家門口。

武大郎

當時人都形容潘金蓮："無般不好，為頭的愛偷漢子。""好一塊羊肉，倒落在狗口裏!"

武大郎氣不過，帶著潘金蓮搬到陽穀縣居住。

武鬆路過景陽岡打虎後，被陽穀縣聘為小吏，武鬆與武大郎兄弟得以相聚，潘金蓮見武鬆長得高大威猛，想要勾引武鬆，被武鬆拒絕，後在武鬆出差公幹的時候，經王婆攛掇與陽穀縣大戶西門慶發生不正當男女關係。

賣犁的鄆哥因為王婆不讓他賣犁給西門慶，因此有意破壞這件事，就把潘金蓮與西門慶通奸的事情告訴了武大郎，武大郎隨即去捉奸，結果被西門慶打傷，武大郎因此一病不起，後來西門慶、潘金蓮、王婆等三人畏懼武鬆，認為一不做二不休，就毒死了武大郎。

在負責驗屍的時候，西門慶買通何九叔，使得武大郎能夠火化，等武鬆公幹回來後，發現武大郎已死，通過詢問何九叔得知武大郎是被毒死，並且取得武大中毒的骨頭兩塊，又從鄆哥處，得知潘金蓮與西門慶通奸打傷武大。

新版水滸西門慶與潘金蓮

在還原了整個案件的時候，武鬆在武大靈堂上殺死潘金蓮，隨後又在獅子樓鬥殺西門慶，再提著兩顆頭顱後到縣衙門自首。

經過縣級衙門和府尹上報刑部，刑部最終給出判決：

“據王婆生情造意，哄誘通奸，唆使本婦下藥毒死親夫；又令本婦趕逐武鬆不容祭祀親兄，以致殺死人命，唆令男女故失人倫，擬合淩遲處死。據武鬆雖係報兄之仇，鬥殺西門慶奸夫人命，亦則自首，難以釋免，脊仗四十，刺配二千裏外。奸夫淫婦雖該重罪，已死勿論。”

武鬆連殺兩人，隻判脊杖四十、刺配兩千裏

“殺人償命，欠債還錢”這都是天經地義的事情，為何武鬆連殺潘金蓮和西門慶兩人，最終隻判一個“脊仗四十，刺配二千裏外。”

在判詞裏麵對武鬆的判決解釋是：據武鬆雖係報兄之仇，鬥殺西門慶奸夫人命，亦則自首，難以釋免。

武鬆

可以看見，刑部對武鬆殺潘金蓮案的裁定是，首先是為兄報仇，情有可原；其次是有自首情節，予以減免；最後就是被殺者有重罪，罪有應得。以下，縱橫將會展開來分析武鬆連殺兩人為何會判得如此之輕。

（一）武鬆替兄報仇是血親複仇

我國古代一直有血親複仇的文化因素，武鬆與武大感情深厚，兩個人從小就相依為命，文中也一再提及長兄如父的話，從親情的角度來考量武鬆殺人，雖然犯法，但也是情理之中。

《禮記·曲禮》中提到：“父之仇弗與戴天。兄弟之仇不反兵。”

盡管在後世一直強調禁止私鬥，比如唐玄宗時處理張琇、張瑝為父複仇，殺殿中侍禦史楊汪一案時指出：“複仇雖禮法所許，殺人亦格律俱存。孝子之情，義不顧命，國家設法，焉能容此？殺人成複仇之誌，赦之虧律格之條。然道路喧議，故須告示。”

可見官府雖然反對私鬥，但是也有情感的考量在其中，也表明曆朝曆代對於複仇問題都極為棘手。

在宋朝時期，法律相對規範與完善，對於血親複仇在《刑統》中規定，複仇案件複雜的還需要皇帝來親自裁決。

民國時期施劍翹為父報仇槍殺孫傳芳

以儒家親情血緣為基礎形成的社會秩序，儒家崇尚父慈子孝、兄友弟恭，血濃於水，家庭是社會的基本單位，所以，官府對於武鬆案件，處於替兄複仇的角度，在量刑的時候必然給予一定程度上的減少。

（二）自首情節，可以減免罪行

武鬆能夠被減免罪行的第二條原因就是，武鬆係自首，古代官府限於人力和物力，以及偵查案件的能力，往往很多案件都無法偵破，在這樣的情況下，往往號召作案人能夠自首。

在秦朝時期，秦律中就有“自首”、“自告”等詞語，形成一種法律製度被確立，而到唐朝時期，自首製度逐漸成熟，在武鬆犯罪已成為事實後，他深知自己的罪行觸犯了刑律，主動帶著證人、證物、口詞到縣衙投案自首，並讓四鄰如實作證。

《唐律疏議·名例》中規定：“諸犯罪未發而自首者，原其罪”，宋朝時期在法律上對唐朝多有繼承，基本上唐律的基礎上進行的一些小修小補，對有自首情節的罪犯，都主張進行罪責減免。

可以說曆代法律都對有自首情節的罪犯進行罪責減免，以提倡自首。

武鬆在複仇的過程中，並沒有像在鴛鴦樓的時候大開殺戒，而是秉著冤有頭，債有主的原則，對官府也有一定的憧憬，因此在找好了左鄰右舍的人作證，再找出潘金蓮與西門慶通奸並且毒殺武大的證據，並且找人錄了王婆與潘金蓮的口供，在人證物證俱全的情況下，武鬆先是在靈堂上殺了潘金蓮，然後再去鬥殺西門慶。

武鬆

隨後，武鬆直接到縣衙自首，並且提供了充分的人證、物證、書證。人證有：王婆、何九叔、鄆哥、四鄰；物證有：行凶刀子、兩顆人頭；書證有供詞。

對於官府來說，大大減輕了官府的破案成本，後麵還會說到宋代地方官府司法部門的短缺，這裏先不展開了。

總之，武鬆殺人後能夠自首，也是量刑時候減免的重要因素。

（三）被殺者有重罪，酌情諒解

另一方麵，武鬆所殺潘金蓮與西門慶也有重罪，是死有餘辜，在判詞中說：奸夫淫婦雖該重罪，已死勿論。

在古代，通奸本已是重罪，而因奸弑夫則罪責更重，唐代法律規定因通奸而謀殺親夫的，兩人都按罪當斬，元明時期更是處於淩遲，王婆當時未被武鬆所殺，後來卻因為參與這個事件，最終被判：

據王婆生情造意，哄誘通奸，唆使本婦下藥毒死親夫；又令本婦趕逐武鬆不容祭祀親兄，以致殺死人命，唆令男女故失人倫，擬合淩遲處死。

水滸中王婆

通奸和謀殺親夫，在古代一直都是重罪，李悝在魏國變法時製定《法經》中就寫到：“夫有二妻則誅，妻有外夫則宮，曰淫禁。”

秦朝時期更是規定：“有子而嫁，倍死內外，禁止淫佚，男友浩誠，夫為寄之，殺之無罪……”在這裏，對“私通”定以極刑，“人人得以誅之”。

宋代法律規定，隻有當場捉到男女通奸才可以殺死奸夫淫婦而不被法律追究，武大郎如果能夠沉住氣，等到武鬆回來捉奸再殺死西門慶，是不用承擔法律責任的。

《宋刑統》規定：“犯奸而奸人殺其夫，謂妻妾與人奸通，而奸人殺其夫，謀而已殺故殺鬥殺者，所奸妻妾雖不知情，與殺者同罪斬，謂所奸妻妾亦合絞。”

從這一點來看，武鬆殺死罪有應得的潘金蓮和西門慶，也得到了官府的諒解。

（四）官府有意包庇武鬆

實際上在這個案件中，官府對武鬆有很多包庇，這也是最重要的因素，前麵的因素隻不過是影響量刑的因素，最重要的還是官府的態度，從陽穀縣到東平府，再到刑部對武鬆殺人案多有包庇和諒解。

武鬆

陽穀縣縣令在接到案子的時候，將武鬆殺人的招狀改為：

“武鬆因幾點亡兄武大，有嫂不容祭祀，因而相爭。婦人將靈床推到，武鬆救護亡兄神主，與嫂鬥毆，一時殺死。次後西門慶因與本婦通奸，前來強護，因而鬥毆。互相不服，扭打至獅子橋邊，以致鬥殺身死。”

如此一說，成功將武鬆的故意殺人，解釋成殺潘金蓮是潘金蓮有意阻攔在先，武鬆失手殺人在後，而殺西門慶也變成了西門慶動手在先，武鬆鬥毆殺死在後。

武鬆這個人是不會行賄的，縣令如此做法就是有意偏袒武鬆，盡管縣令曾經受了西門慶的賄賂，在之前沒有審理武鬆的報案，然而知縣見其為人仗義倒不見得，但是武鬆剛幫他到北京公幹，幫了他的大忙，自然有意偏袒。

東平府的府尹陳文昭對武鬆這個案子看得更重，武鬆畢竟是陽穀縣打虎的公眾人物，而且在情理上對武鬆也有諸多理解，因此陳文昭不但將案子再次改輕，再去刑部省院議罪的時候還找人前去疏通。

東平府尹陳文昭對武鬆多有偏袒

這也是武鬆隻判脊杖四十，刺配兩千裏的最根本的因素。

潘金蓮案中展現出宋代司法實踐中存在的問題

整個案件已經解釋的差不多了，在這個過程中，相信大家也能夠看出一定的問題，比如當道義與法律相衝突的時候，往往會考慮道德的標準，而官府在司法實踐的地方，也有很多主觀因素，可以說，盡管法律相對健全，但在實施過程中，仍然出現很多問題。

下麵就講講在這個案件中，古代司法實踐中存在的一些問題。

（一）情理與法理衝突後的取舍問題

在這個案件中，武鬆替兄報仇始終是一個繞不開的話題，這也是一直以來難以繞過的話題，那就是武鬆報仇合乎情理，為道義所支持。符合古代政府宣揚的儒家思想中的“義”，也為社會主流所支持。

武鬆在被刺配的時候，有很多人送行，細細來看，武鬆在陽穀縣並未給老百姓做什麽事情，相反是為知縣做了些私事，老百姓更多的是對武鬆替兄報仇這件事的認同。

武鬆

所以，盡管殺人違法，在社會輿論的壓力下，官府也有一定的考量，於是有了法外開恩，從輕處罰的問題。

在水滸中武鬆殺潘金蓮一案，完全可以看作是親情與法律的集中矛盾下，官府“徇情枉法，妄改供狀”，最終導致為情屈法，以法就情的現象。

為什麽會出現這樣的狀況，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這些官員都是科舉考試出身，天天背的就是四書五經，從內心深處，他們也認為道義應該淩駕於法律，因此並不尊重法律，完全是根據個人好惡來判斷是非。

這種情況其實在古代屢禁不止，連官員都不重法，那還有誰重法呢？

（二）司法部門的缺位，報案程序複雜

之所以會出現上麵官員不注重法律的情況，也表明古代很多時候地方政府缺乏專業的司法人員，古代曆來將縣級政府作為最基層的管理機構，並沒有設有專業的司法部門。

宋太宗時下詔：“諸州長吏，凡決徒罪並須親臨”。到宋徽宗時進一步規定：“州縣不親聽囚而使吏鞫審者，徒二年”。

最終形成了中國古代縣太爺親自坐堂審判的司法製度，實際上，我們應該清楚，官員都是行政官員，會當官的不一定會審案，也就是將行政與司法結合後，往往會出現諸多問題。

宋代縣太爺

而且宋代的法律程序較為複雜，對官員的司法素質要求很高，一般官員難免適從，在具體實踐當中，往往出現上一段出現的問題，根據官員好惡來審判案件的情況。

而從另一方麵，古代司法對程序較為複雜，武鬆的哥哥去世，在有證據報案的情況下，知縣卻不受理，原因是：捉奸見雙，捉賊見贓，殺人見傷。

獄吏更是解釋道：

“但凡人命之事，須要屍、傷、病、物、蹤五件事全，方可推問得。”

你想想，已經出現命案，並且有人證和物證的情況下，還要這些東西才能夠辦案，如果老百姓都把這些整明白了，還要你政府來判什麽案。

（三）民眾不願牽扯到司法當中，不相信官府

《宋刑統》規定：

“諸告人罪，皆須明注年月，指稱實事，不得稱疑，違者笞五十。”

也就是說，你想要經官，得自己把案件的來龍去脈搞清楚，出了問題還是原告的錯。

正是因為訴訟程序複雜，導致老百姓都不願意經官，實際上是對官府的不信任，在水滸中，武鬆去找鄆哥打聽情況的時候，鄆哥說了一句沒來由的話，“隻是一件，我的老爹六十歲沒人養贍，我卻難相伴你們吃官司耍。”

近一段時間被罵慘了的鄆哥

不過就是做個人證，竟然牽扯到父親的養老問題，武鬆先是給拿五兩銀子，後來又許諾一些，鄆哥才敢於作證。

而武鬆去找團頭何九叔的時候，是帶著刀去的，何九叔其實是個明白他，他知道武大是冤死的，但是武鬆當時不在家，沒有“苦主”不敢聲張，說明什麽？如果沒有人出頭，武大就白了。

但是他知道武鬆回來後會為武大出頭，因此火化的時候留了兩塊骨頭。

在證人方麵，宋代也有詳細的法律規定，《宋刑統》規定：

誣告人者反坐，所誣屬流以下罪，則視前人已拷未拷而決定反坐罪之等級，“即拷證人亦是”。

也就是說，在詢問證人的時候，可以用拷問的方式，這一製度雖然加強了證言的真實性，另一方麵也導致人不願意出證，這就明白為何武鬆會拿刀去找何九叔，會給鄆哥養老，鄆哥才出來作證，實在是鬧不好就搭了自己的小命。

總結：

想一想，假如這個殺人的不是武鬆，而是另一個人，又會是如何下場呢？同樣的罪在不同的人出現不同的結果，那就是對法律的踐踏。

替天行道是因為法治不公

《水滸傳》中很多的案件中都出現的根本性的問題就是，人治往往高於法治，主觀往往淩駕於客觀，正是因為宋代對司法實踐的忽視，不能為老百姓伸張正義，才使得很多好人最終走上梁山“替天行道”。

假如法律合理，司法公正，也就不用誰來替誰行道了。(Z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