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母親在一起的日子 (13 - 文革中父親被打成'叛徒' )

    文化大革命運動，一開始是學習毛主席的《炮打司令部》，批判掌權的走資派，文化領域裏的人物。後來矛頭就指向村裏的“地富反壞右“黑五類。

    我父親生性願意進步，凡事都愛較真兒，也希望他的子女求進步有前途。雖然我家大街門的門檻上掛著“革命軍人光榮人家”的牌子，但我爺爺奶奶的富農成分傳給我家，擺脫不掉。大姐二姐在東北邊疆的國營農場是革命職工，思想進步，吃苦能幹，經常被評為“五好職工”“模範標兵”，大喜報寄回老家。父母親和我們這些弟弟妹妹都覺得無上光榮。大姐有時寫信告訴我們，她在農場的事跡還被登上報紙，就是富農成分阻礙她的發展前途。父親也想甩掉這個厭惡的出身，又找到村革委會，申請把富農改成中農。理由是土改時，父母親已經與奶奶爺爺分家另立了鍋灶，按我家的人口土地不應該劃成富農，應該是中農。何況他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一直參加革命工作。

    可是事與願違，父親成分沒有改成，倒被造反派揪住了辮子。硬說父親被捕在獄中叛變投降，是個叛徒。要不怎麽會沒有死在牢裏，活著出獄了。

    就這樣，在那幾年裏，父親白天下地幹活，晚上常常被紅衛兵叫去審訊批鬥，交待坦白寫檢查材料。村裏大街上貼著大字標語“打倒叛徒富農張友春！”父親的名字上還用紅筆打上紅叉。我輕易不敢上街，有時必須路過大街時渾身就不由自主的發緊發怵，腿腳都不聽使喚。每當傍晚我們和母親都提心吊膽，生怕紅衛兵上門來叫我父親。那時三姐年齡大些，父親挨批鬥時，紅衛兵也叫三姐和村裏的二三十個地富反壞右以及子女，站在台上的牆角陪批。因母親經常有病，沒有被迫陪伴。

 

    一個晚上，紅衛兵又上門來叫父親去開批鬥會，還硬是把我也叫去陪批。台前掛了兩盞大汽燈。台下坐了貧下中農。台上放了一條長凳，台上一個角落站著麵向台下的二三十個黑五類和他們的子女。我和三姐也被指定站在那裏。幾個紅衛兵把脖子上掛著寫有“富農叛徒”木頭牌子的父親拉上台子，大聲呼喊著口號：“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無產階級專政萬歲”等等。我渾身發抖，哆嗦，腦子一片空白。他們問了什麽，父親說了什麽我根本沒聽著，隻是被動地跟著舉起握著拳頭的手臂喊口號：“打到叛徒張友春！”後來隻見紅衛兵又叫父親跪在長凳上，兩個紅衛兵架著父親光著上身的兩個膀子。父親低著頭，脖子上掛著那個重重的木頭牌子，好像是個小黑板做的。“徹底交代，不然就要無產階級專政了！”他們大聲呼叫著，就要動手打人了，父親就要挨揍了。父親大聲呼喊口號“打倒小日本！打倒日本狗崽子！打倒走狗漢奸！”折騰了大半夜宣布散會，紅衛兵才讓父親穿上了棉襖。母親在家提心吊膽地等著。

 

    麵對顛倒黑白的批鬥，父親固執地認定這些紅衛兵是日本人一夥的，替日本人繼續折磨他讓他屈服。父親對我們說：“我沒有屈服於日寇漢奸，我怕他們什麽？”父親還說：“現在的年輕人都忘本了，不知道日本人是怎麽欺負咱們的，他們是在幫日本人整死我！”

 

    父親之前也曾想一走了之，死了算了。我與父親一起去給隊裏看水車澆小麥，半下午時父親說先回家一會兒。母親後來跟我說，你爹回來對我說他不想活了，要先走了。母親說：“不能啊！你走了我怎麽辦啊！”這句話使父親猛然清醒，重新喚起了他的責任心。經過與紅衛兵抗爭讓父親愈發倔強。紅衛兵扣住父親讓他交代問題，怕父親自殺，讓他解下褲帶。父親說：“不解，我不會去死！”

 

    父親雖然認識不少字，能讀書看報，但對於坦白材料，他還是不知道怎麽寫。開始是他交待，一個紅衛兵寫記錄。後來他們給了一疊稿紙叫父親自己寫。父親叫我哥哥幫忙寫了幾次，老覺得寫的不是他要表達的意思，又叫我幫他寫。那時我寫作文水平有限。母親生病整個小學階段我是三日打魚兩日曬網，上農中也沒有課本，根本沒學到多少東西。父親說那就我說一句你寫一句吧。

 

    記得父親叫我從他與奶奶爺爺分家開始寫，怎麽當民兵打鬼子，怎麽阻擊鬼子進村掃蕩。有一次，村裏得到鬼子又要進村掃蕩的消息。為了阻擋鬼子進村，父親組織民兵連夜跑到石對頭村，毀了河上的一座橋。父親又叫我寫他們是怎麽被鬼子包圍，他和張嘉言是怎麽被鋪入獄的，受盡嚴刑拷打。他嚴守秘密，是八路軍打下了鬼子的炮樓，他才跑出來的。還寫了他參軍入伍浴血奮戰光榮負傷...。 

 

    由於我聽父親話，叫我怎麽寫我就怎麽寫，父親很滿意。當材料交上去給革委會審查，紅衛兵們並不滿意，沒有過關。他們說這哪兒是坦白交代罪行，照你這麽說，你還是個功臣了呢！父親說：“我是實事求是，不是胡編亂造。”村革委會一直沒能給父親正式定上什麽罪行，但就是時鬆時緊揪著不放。

 

    也正是因為沒有正式地被定罪名，後來也就沒有平反的說頭。就這麽不清不楚地，背了叛徒的罪名。

 

    那幾年的文革運動，我們和母親覺得全是在黑暗中過著日子。母親總是說文化大革命什麽時候是個頭，什麽時候能結束啊！這些誰能知道啊！

 

    每當父親被叫走，我們都惶惶不安，生怕父親挨打受窩囊，不知能給搞成什麽樣子。記得大隊的會議室在我家東麵隔著好幾條胡同的東沙河邊上。大晚上母親往自己家的東院牆上搭個梯子，登上梯子趴在牆頭上聽會議室裏發出的口號聲，判斷會議的動靜。有時候我會像小偷一樣，偷偷地溜到會議室的牆根下，聽聽裏麵的動靜激烈不激烈，再回去告訴焦急萬分的母親，讓她的擔心減輕一點兒。那時候在我的心裏真正體會到了什麽叫擔驚受怕的滋味兒。

 

    有好幾次母親愁得沒有法子，叫我去韓家姨姨家，去找姨夫給算一算，父親啥時候才能了事不被折騰。姨夫是個好人，總是在我麵前伸出他那粗壯的雙手，用大拇指鉤點著其餘四個手指頭的骨節，嘴裏念叨著日期數著，叫我回去告訴我媽別發愁放寬心，下個月吧，下個月初一初二就會有好轉的。姨夫和姨姨是極善良的，記得小時候我們家經常得到他們家的幫襯。母親沒有親姐妹。這個姨姨是我媽舅舅家的表妹，因為她父母去世得早，投奔了姑姑我姥姥。我媽出嫁生了孩子，她還跟著到我家幫著看護我大姐二姐。姨姨善良好心眼兒，姨夫在他們村也很有名望，有一個兒子在抗日戰爭中為國捐軀，很受人尊敬。

 

    我家的日子就那麽熬著，熬著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