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母親在一起的日子 (22 - 勞動中的快樂與苦悶 )

    我在生產隊裏幹活，雖然很累，但時間長了，有時候也覺得挺熱鬧的。好多人一起幹一種活兒，都有說有笑。有時候我們還可以大聲唱歌，隻要不耽誤幹活，隊長也不太限製。沒有主題，大家隨心所欲，有識樂譜的社員還教教新歌。休息時還可以看書，講故事，做小針線活兒。那時能看的書籍很少，誰家有本小說都傳著看。我喜歡看書，借到一本書就像得到寶貝似的。白天帶到地頭幹活休息時看，晚上點上煤油燈在被窩裏看。那個年代點燈的煤油也是憑票供給的，夜裏奶奶舍不得讓我點著燈看很久。我每借到一本書都要翻來覆去看好幾遍都舍不得還。每次都要被人家催著要才肯放手。 

    在那幾年裏，我借看的小說，有 《雷鋒》、《紅岩》、《歐陽海之歌》、《迎春花》、《苦菜花》、《青春之歌》、《野火春風鬥古城》、《高玉寶》、《可愛的中國》等等。有機會我就會講給母親聽，她非常希望我們能多讀一些書，經常會為不能給我們提供繼續讀書的機會而愧疚。

    記得因為看書，我還跟三姐吵架的事。那次我借到一個薄本短篇小說《高高的白楊樹》，吃過晚飯滿心歡喜地趕快收拾完碗筷，準備拿到奶奶家躺在炕上看。結果怎麽也找不到了。 我都急哭了，三姐才說是她藏起來了，她要看。我哭著要，母親也幫我要。父親問我們為什麽吵架，我說：“她把《高高的白楊樹》給藏起來了。”父親思索一會兒逗我說：“一棵白楊樹有什麽好爭的，走吧，我帶你出去看看就是了！”一句話把我們都給逗樂了，“那是本書！”我忍不住破涕為笑。最後還是三姐乖乖地把書還給我，等我看完才讓她看的。

    在生產隊幹活每天掙幾個工分得大家來評。一般是半年評一次。大家在記工屋坐下來，由隊長先說出一個數，社員們看平時幹活的表現有沒有意見，有看法不同的，或上調或下減。我在第二年就評上了女勞力的最高分，每日八分五。

    我們那裏下地幹活的時間分三段式，就是二四四計時製。

    早晨太陽還沒出來，社員們就下地幹活兒，誰要是等太陽露頭才到地頭，不用別人笑話他懶，自己就會感覺十分不好意思。那時人們都把起得早作為勤快的象征。有句俗話：早起三朝似一天。意思是早起幹的活，能趕上一天幹的工作量了。人勤快不懶才能把日子過好，起得早是一件很光榮的事情。到生產隊出工幹活一早晨記二分工。

    等太陽升起到杆子高的時候，就收工回家吃早飯。吃完早飯到地裏幹活到中午，那時社員們都沒有手表，都是年歲大的人看太陽，太陽正南就收工回家吃午飯。一上午記四分工。

    春天秋天的下午是吃完午飯就下地。夏天的中午炎熱，天又長，生產隊會讓社員們歇晌，休息一會兒再下地。一下午要幹到太陽下山才收工，記四分工。那時候人們就是跟著太陽轉，真正是按照“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自然法則。

    吃完晚飯還要到記工屋去記工分，大家湊在一起有說有笑，鬧哄哄得一團。每人一個記工簿，記工員叫到誰，誰就起來報一天的工，在哪塊地跟誰一起幹的什麽活兒，便記上一天的工時了。最後隊長安排分配各個人明天的活計。 

    月底記工員匯總一個月的工分數，麥收匯總上半年的工分報給會計參加夏糧的分配。秋後匯總下半年的工分，報給會計結合上半年的工分參加秋糧的分配。

    會計還要年終核算，不光是分配糧食，還要算出每個工分值多少錢。根據每個人全年的工分數算出全年應得到現金工錢。那時間完全是按照“按勞分配，多勞多得，不勞動者不得食”的原則。根本沒有病假事假那一說，更不用說婚假產假節日假，完全是幹一天活兒記一天工分，掙一天的錢。 

    當然村裏也會根據國家的政策，有一些優惠補貼。比如那時村裏的烈軍屬，每年不光享受國家撫恤金，還能得到大隊下撥的工分補貼。因為我父親是傷殘軍人，我家在村裏就享受全村的平均生活水平。根據烈軍屬家的人數分糧食需要多少工分，都由大隊下撥到隊裏，再撥到我家賬上。也不是村裏全包，大隊上要根據家裏的勞動力情況，規定能掙多少工分，不足的部分再由大隊下撥。父親因頭部遺留的彈片問題時常頭疼有病，是按半勞力訂的工分。因為家裏人多家務多，母親還時常有病就不訂工分，我們這些孩子隻要上學就不給訂工分，長大了不上學了，就按勞力給訂出工分。如果家裏按勞力訂的工分，足以達到村裏人均需要的水平，大隊上就不再下撥了。我們家在我畢業之前都是享受大隊下撥工分的。雖然我覺得小時候家裏特別窮，相比之下，還有比我家更窮的人。那個年月，我們村也有好幾個被餓死的人。

    深秋季節，社員們在生產隊地裏一邊收著地瓜，曬著地瓜幹，還要收獲花生。

    刨起來的花生蔓抖摟幹淨泥土，婦女們一人抱一大抱，用腳平整一塊場地，大家圍成一個大圈兒，再找塊兒大石頭放在跟前，坐在帶來的小板凳上，抓起一把花生蔓，把帶花生果的根部對準大石頭使勁抽去，花生果就隨之掉落下來。有時候隊裏對這種活兒還會實行包工，不管花生果甩下多少，隻管稱一稱你甩幹淨花生的蔓有多重，就給記上工分。不記得一百斤蔓能記幾個工分了。反正這個算是好活兒，坐著幹活，掙著工分，大家還能偷偷吃著花生。那時我們管油料作物的花生叫長生果。

    地裏的莊稼都收完了，也就到了冬天了。

    一年下來，村裏雖然效益不好，但作為一個人民公社社員必須下地幹活，不管多累我都那麽堅持著，母親看著也心疼著。我也時常跟母親說，如果是假期幹幾天還行，要是這麽幹一輩子，我真是打心眼兒裏不甘心，又累又掙不到多少錢。怎麽辦啊！

    那時，我心裏是那麽羨慕學校的老師，醫院的醫生護士，供銷社的售貨員。看人家日曬不著，雨淋不著的，還按時領工資，穿著時尚又幹淨，連臉皮兒都是白嫩嫩的。天呐，我怎麽就沒有那樣的命呢！看到來村裏蹲點的女幹部，我也羨慕得不得了。心思著哪管叫我幹個半工半農的赤腳醫生也行啊！可哪兒有指望啊！怎麽才能改變自己的命運呢？ 

    有一次，我還跟母親說，如果當初我真的被張善會家抱走了，也許現在可能也不是農民了。母親說：人過日子，哪兒有前後眼哪！早知道這樣，你爹複員那會兒，如果不回來留在濟南工作，你們不也都是城市人啊！

    全村的青年沒有幾個能走出幹農活兒的處境的。成分好的男生有可能去當兵，偶爾一個兩個還能被保送上大學。可我家這個富農成分，父親還是個時常被叫去坦白交待問題的“叛徒”，在接受批判。羨慕與向往，隻能是個夢。

    因為我們的前途，我奶奶沒少罵死去的爺爺：“老死鬼的，就是他逼著我成天累死累活地幹活，整天連覺都不讓睡，困的我啊，覺得能在灶坑旮旯兒裏睡會兒也行啊！人家貧農都是天一黑關上門就能去睡覺了，就是那老東西弄那麽多的營生，不分白天黑夜地忙乎著掙錢買地。一口好東西都不舍得讓吃，整天就知道攢錢買地。他早早死了享福了，留下富農罪名讓孩子們受苦。那個死老頭子一點兒好的也沒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