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母親在一起的日子 (20 - 我的農業中學 )

    一九六六年夏，我十四歲，小學畢業了。 

    遠望著埠南張家東北礓上剛建好幾年的“招遠十中”，我和母親的眼淚嘩嘩流。離著不足二裏路的紅磚紅瓦學校，我卻上不了。全村二三十個學生隻收那麽兩三個。經常請假落課考試成績不是多好，更何況又是富農子女，我哪兒有資格邁進門檻？母親說那不是為咱們建的學校啊！可是我怎麽那麽想上學啊！

    那時村裏針對上不了正式中學的學生，利用閑置在東河沿的粉坊辦了所“農業中學”，招收了我們村和周圍鄰村的一些學生。但因為我家成分不好，這個農業中學也沒有我的份。
   

    上不了學，我就隻能在生產隊下地幹活掙工分了。整個秋天，我都是到“農中”跟前的生產隊的飼養院，牽牛牽驢下地耕地播種什麽的，或提個筐跟在牛拉的犁杖後麵，給生產隊撿地瓜。心裏的那種無可奈何和對學校的向往無以言表。

    秋收完了，半個學期過去了。有一天，父親高興地告訴我，村裏的領導說看小姑娘怪可憐的，同意讓我上農中了。同時還有一個上中農成分出身的，個子非常矮小的張加瑞男同學和我一起。就是學校沒有桌椅，得自己準備課桌板凳。全家人都高興得了不得。找不到課桌，我奶奶說她有塊木頭桌麵可以給我。張加瑞說他家有條長凳子可坐兩個人。我和張加瑞到農中東麵窯廠裏找了一些碎磚頭，趁星期天教室裏沒人，在教室的最前麵右邊的位置壘了四條腿，安上桌麵。我倆算有課桌了，就又開始上學了。

    那時說是文化大革命開始了，上課沒有教科書。班主任是自己村的老高中生，女的，叫張維華。她上數學課，看著挺有學問的。梳著兩條打下肩膀的辮子，個頭非常矮小，我們學生都比她高。語文老師是個男的，東邊蔣家村的，叫蔣作興，是說話嘴有點笨的那種老師。他上課就是讀報紙，學習毛主席著作之類。我很珍惜這次的上學機會，學得很認真，像毛主席的老三篇《為人民服務》、《紀念白求恩》、《愚公移山》到現在還能背誦。記得數學課學了百分數，是配比藥水的應用題，還上了幾堂珠算課。 

    教室外邊的院子是一小塊空場地，邊上有幾塊大石頭。前麵有兩個臭水坑，是這所房子作粉坊時的粉漿窖子，夏天裏麵的蛤蟆青蛙“咕嘎咕嘎”地亂叫喚。再前麵是各家各戶分的自留地，小麥玉米輪流倒茬種。冬天下課後出來曬太陽，女生們坐在大石頭上，手裏都拿著小針線包，有的納襪底，有的繡鞋墊或半圓的襪後跟，還有的織線襪子手套什麽的。男生們都嘻嘻哈哈地追逐著打鬧。

    我在農中上學時，二姐從東北帶著大姐家三歲半的外甥女回來探親。外甥女說一口普通話，會說好多歌謠和毛主席語錄。我帶外甥女到學校玩，一些女同學都逗她，叫她背毛主席語錄和歌謠。外甥女不怯場叫背就背：“革命不是請客吃煥（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致，那樣從容不迫···。紅高娘（梁）花玉米，棉花潔白青太（菜）綠，人民公社大豐收，社員個個心歡喜”。我的同學都誇外甥女長得漂亮還聰明。

   教室西邊隔著一條小胡同，有一家鄰居大哥，家裏有好幾個小孩。下課後，大嫂有時帶小孩過來跟我們聊天。大哥三十來歲，父親是我們村的烈士。大哥是個身體挺棒的壯漢子，就是精神上有點問題。沒病時他什麽活兒都能幹，也會過日子。但犯起病來又喊又唱。有時還自殘身體，能在自己腳背上戳洞從腳底下再拴上根粗鐵絲，窩成個圓環兒套在腳上，攪得我們上課也不得安寧。

 

    教室後麵是生產隊養牛養驢的飼養院，上課時能清楚地聽到毛驢“嗷啊嗷啊”和老牛“哞哞”的叫聲。盡管是這樣的條件，那也是在上學啊！我還是覺得挺喜歡的。

    雖說是上學，但老師授課沒有課本，學生也沒有學習任務。老師讀一些報紙，叫我們寫寫大字報，都是反對“三家村”“四家店”什麽的。隨著文化大革命的發展，各學校還搞起了大串聯。開始是到招遠城，後來到青島煙台，有的甚至還跑到北京。雖然都是徒步行走，但總得花些錢。考慮到家裏沒錢，我哪兒也沒去，就在學校裏混日子了。 

    那時社會和學校都很混亂，批判老師是“臭老九”，給老師寫大字報。在外地教書的老師也都被遣返回自己村子。老師的辦公室跟小學老師在一起，都在大書坊院裏靠西邊的正屋裏。我們小時候管村裏的小學校叫書坊，上學就是上書坊。

    就是在這個時期，我遇到了一位好老師，從北京回村的張培業老師。那是在農中初三的冬天，因學校不像個學校，有時上課有時不上課，好多同學都自動退學了，我們班也就十來個人。我們村小學五年級人數也不多，學校索性把我們合並在五年級的教室裏。在書坊大院的東側四間廂房裏，由張培業老師一個人一起來教。

    沒有課本，連一本小冊子都沒有。張老師組織我們學了好多毛主席詩詞。他的普通話特別好，每次上課他都先把詩詞抄在黑板上，自己先範讀一遍，然後是領讀好幾遍。他讀一句，我們跟著讀一句，再是齊讀，再是逐個學生單獨起來讀。每個學生讀完他都給予評價，“還可以”，“好”。因為覺得他用標準的普通話朗讀詩詞的聲音特別好聽，我也用心聽，認真模仿，所以每當我起來讀完，他總會說“很好”。到最後還要背誦、默寫。老師教得認真，我們學得也很認真。

    後來我在東北工作進學校教書時，有人說我普通話說得挺好的，我總驕傲地說：“因為我的老師是北京的，他的普通話特別標準。”我特別喜歡這個老師，在那個混亂時期，是他正經八百地教了我們一點兒有用的知識。工作後有一次教師考試默寫《沁園春·雪》，好多人不會，可我很快就想起來了，就是那時候學的。

    晚上我和母親在煤油燈下做針線活兒，我常常一邊做活兒，一邊有感情地背誦詩詞或者唱好多歌給母親聽。母親臉上露出笑容，笑眯眯地聽不夠。

    休完寒假，正當我滿懷期待地進入初三第二學期的第一節課時，老師卻宣布：“農中的同學，你們今天畢業了”。啊！ 不是還有一學期嗎？老師說：“這是學製改革，上邊定的。”就這樣，我們稀裏糊塗的從農業中學畢業了，戀戀不舍地離開了那個極其簡陋的教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