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一夢如是（12）
今天的中國，已經沒有真正意義上的人民，也不再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正常國家。按照美國學者的觀點，中共自進入習近平時代，總結並實施了一套被稱為“新斯大林主義”的極權治理手法，其實無非將之前的一黨獨裁變成習的個人獨裁。目的是為避免重蹈蘇俄覆轍。
不過這一切卻適得其反，因為流氓基因獨有的自噬本能，導致了普遍的、製度性的治理潰敗。而這一切並非始於饑荒、疫情等社會失序的特殊時期，它一直存在，隻是在危機時刻得以全麵暴露而已。如果說經濟奇跡有著多種多樣的複雜因素，治理失靈則是中共特色專製的必然產物，也是滅亡的前奏。按照前中央黨校蔡霞教授說法，中共已經是一具“政治僵屍”。當其內部的良幣基本被驅除殆盡，而一個完全由劣幣構成的組織，其消亡的必然已是不爭的事實。
或許中共並不這樣認為，在這場生死賭局中，中共押上的唯一籌碼是中國民眾的不敢反抗和不會反抗。因為沒有強大的外敵，能讓中共滅亡的力量隻有中國人自己。不過從1949年後的曆史看來，中共顯然對中國人不會反抗充滿自信。即便麵對越來越高昂的維穩成本，他們仍然可以把民眾的生存需要壓縮到最低限度，把有限的資源用於維持自己權力的延續。
曆史上人類社會所有專製獨裁體製，維持統治基本依靠兩個手段，謊言與暴力。1949年後的毛澤東時代，中共主要通過不停製造謊言實行統治。盡管謊言欺騙的統治成本較低，但畢竟謊言可以長期欺騙少數人或短期欺騙大多數人，卻難以長期欺騙大多數人。因此當中共進入習近平時代，謊言欺騙效應已經遞減並趨於無效，中共就隻能轉而以暴力維持統治。
不過，暴力必須依靠收買，若暴力的範圍和強度無限增大，需要收買的打手也會無限增加，當統治成本大到無力支付收買，暴力維穩會瞬間崩塌。對此中共不無擔心，畢竟民眾的不反抗是有底線的，極權這把雙刃劍對準自己的一刃仍在閃爍寒光。倘若經濟增長不能保證民眾吃飽肚子，再次出現諸如上世紀五十年代末的大饑荒，同時難以維持收買暴力的支出，則整個體製的風險變數難以預測和掌控。
百年前清王朝把漢地十八省之外的邊疆民族地區交予中國，中國人以為占了便宜，不料拿了這從不屬於自己的東西，卻成今天揮之不去的惡夢。當下所謂的“五獨亂華”，即西藏、新疆、內蒙、香港和台灣，那裏的民眾都對中共的專製進行過大規模的反抗，這證明他們都感到受到的壓迫，所以要以民族主義來進行族群的集體維權。而這些反抗根據“17條協議”，“關於香港問題的中英聯合聲明”以及聯合國《關於準許殖民地國家和民族獨立之宣言》第二條：“所有民族均有自決權，且憑此權利自由決定其政治地位，自由從事其經濟、社會及文化發展。”的原則，都無一例外有著正當性和合法性，因此得到國際社會的認同和支持。
盡管表麵看來，邊疆民族地區的反抗在力量對比顯得過於懸殊，但反抗的綿延不絕不見盡頭，迫使中共不得不每年耗費數千億資金對這些反抗鎮壓和維穩，無限推高統治成本，如同永遠止不住血的傷口，加劇中共的資源、財富和組織等各種有形無形力量的消耗。一旦失血過多經濟不濟，維穩力所不逮，這些看似微弱的反抗，可能成為中共亡黨亡國的導火索。
中共實行新的民族政策幾年來，這種政策導致的災難性後果已然顯現，在漢族地區行之有效的暴力鎮壓、經濟吸引和與文化滅絕為手段的洗腦三種治理手段，在邊疆民族地區的效能越來越低甚至無效，而隨後而來的每一個補救性政策都在製造更大的災難。中共現在與現代文明南轅北轍的所有倒行逆施，都在加劇族群之間分裂，最終將導致國家的解體。
今天，中國邊疆民族地區已經全麵潰爛。上世紀九十年代前那種邊疆民族向中央主流文化靠攏的現象不複存在，邊疆民族對中共的疏離和怨恨日益加深，反抗日益增長。甚至港台地區也出現新的族群認同趨勢，並由此產生日益激烈的分離訴求。這種愈演愈烈的族群怨恨，已經開始危及到個體的生存境遇。一個從新疆回到中國的打工者告訴自己家人：以後沒事不要往那個方向去了，血海深仇，人家遲早要報的。楚雖三戶，亡秦必楚。
史上王朝更替，皆有必然軌跡，即社會主要力量，甚至包括體製內的力量，都感覺應該拋棄舊體製選擇新製度，才能保證自己利益的時候，政治轉型就會開始。當然亦有偶然事件，若無陳勝吳廣因大雨被迫揭竿而起，便無劉項起義和秦帝國滅亡。前蘇聯解體也可看出，雖偶然必然本質相同，但外部因素特別是那些看似無用的過程意義常被忽視。關鍵在於國際社會的共識與努力。至於滅亡方式，無非是手起刀落和扼頸而亡（羅馬尼亞和前蘇聯）的區別。所以，在接下來的日子，我們會目不暇接地看到很多不可思議的事情，一如史上每次覆滅都有的特征，因為紅色宗祠的分崩離析已是快進狀態。
對中共的重新審視和認知，以及由此而來的國際社會之應對，將決定今後一個世紀的世界格局和人類命運。中國人和西藏人的個體及整體命運，將成為這一曆史進程中的最大變數，每個人的立場選擇和價值取向，都不可避免會在曆史上留下痕跡。（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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