圍繞《我的政治改革設想》一文再答網友來函

再次收到網友（[e-mail]）發來的電子郵件。我非常感謝該網友的再次來信，並征得他的同意，再次公開答複如下： 

 

網友：戎先生，你好,感謝逐條回複我的評論。

從你的字裏行間我可以感受到改變這麽大一個國家，哪怕是一點點，將是人類曆史上最大的工程之一。

答：我完全同意。21世紀中國的改革，將是一個偉大的曆史事件。

網友：我不太認同你說的 “若想讓最高決策者想通，我們知識界一定要拿出一個具體可行的方案。” 因此我所說所寫的從來就不指望最高決策者能想通，我能體會到在這樣一個國家當最高決策者真不容易，搞不好掉腦袋不說，還可能被滅族，哪像美英澳加這些所謂的領導人，搞不好下台拿著退休金做政府的LOBBIER或者私人公司的獨立董事，還比在職時優越。如果有一天上帝和主席說，搞砸了不要緊，我保證你平安到達加拿大和你老婆孩子團聚，住在溫哥華ENGLISH BAY旁邊的一個多層洋房，過著衣食無憂又無人打擾的生活，我相信最高決策者會想通的。可惜的是，盡管我相信加拿大的法院可以給他的國民某些豁免（比如，往往證人作證時法院可以給CERTIFICATE AGAINST SELF INCRIMINATION），在國際間，不存在這樣的組織。

答：我認為，到目前為止，中國的最高決策者所知道的知識界提供的方案，全是西方式的憲政民主那一套；他們之所以沒有采納，主要是因為他們認為這套方案行不通，會導致天下大亂。現在他們已經沒有掉腦袋的風險了，最多是進秦城監獄而已。中國一方麵習慣了幾千年的王朝統治，另一方麵也深知其弊端。正因為此，才不斷有仁人誌士想改革它，隻是他們（包括現任的最高領導）始終沒有找到正確的道路。之所以當初選擇了蘇聯模式的社會主義，隻是因為社會主義模式與中國曆史上高度中央集權的模式最接近，最相似。當然，這不能苛求前人。如果說前人（包括知識分子們）沒有找到正確的道路是因為曆史的局限，那麽，如果我們知識界現在還不斷重複前人的錯誤，責任就在我們自己了。

 

網友：個人而言，我偏好實踐，我不相信圖書館或者實驗室裏能產生什麽可行的方案。鄧公說了，摸著石頭過河，我覺得是這樣。我也是偶爾一兩年回國看看，和國內客戶聊聊國內的情況，對國內的了解相當有限。因此當你回答“在行政型國家中，這樣做至少會導致強烈的本位主義” 、 “采取完全的聯邦製，行政型的國家容易導致分裂或地方本位主義”等，我無法做評論，因為我沒有實踐，不知道可不可行。

 

答：1、我也“不相信圖書館或者實驗室裏能產生什麽可行的方案。”現在的許多知識分子對我國的基層情況不了解，容易紙上談兵。而我在基層待了幾十年，又親身經曆了數次基層的改革實踐，因此才得出結論：中央集權行不通、憲政民主也行不通，應該走“兩權共享”的新路。2、作為政治領導人，確實隻能摸著石頭過河，但作為我們知識分子，則有責任告訴他們石頭在哪裏。3、我們可以參照曆史：近似地說，周朝的分封製就相當於聯邦製，結果就是分裂。漢代的七國之亂、晉代的八王之亂，也都是因為分封搞的。因此，在市場型國家可以搞聯邦製，在行政型國家則不可以搞聯邦製。

網友：我部分同意你說的“在行政型國家中，根本就不存在西方語境中的法律，而隻存在大大小小、各種各樣的命令”。命令其實就是最低級的法律，如果命令具備LON FULLER說的那7個特征的某些特征，則該國家至少為法治國家，惡法也是法。這些特征比如政令的連貫性（前後不矛盾），臣民可以執行，再比如政令不溯及既往等等。很可惜，胡時代的政令不出中南海，和當代的朝令夕改，是對江時代“依法治國”的倒退。當然江也搞不清楚，所以他後來又說了“以德治國”。我六七年前在國外上政治學的法治課時，曾寫過一篇文章《淺論中國的法治》發表在國外的網站上，我覺得這幾年習和他的朋友們有意推動“軍令治國”，但效果上我感覺進退失據。

 

答：1、現在的許多知識分子搞不清法律的本質。西方的法律本質是契約，中國的法律本質是命令，阿拉伯法律的本質是理念（宗教信條）。如果照搬“契約”的樣式來改造“命令”，結果自然碰壁。知識分子之所以搞不成“司法獨立”，原因就在於此。執政黨自己也搞不成“依（固定的）法治國”，原因也在於此。因為命令具有可變性，雖不能朝令夕改，但幾年一變很正常（如果存在什麽長期不變的憲法，那一定是一紙空文）；契約則一旦簽署，則絕不可再變（修憲極難）；阿拉伯的法律則介於兩者之間，宗教信條的原文雖不可變，但對信條的解讀則會不斷出新。2、習和他的朋友們確實是在搞“軍令治國”,本質上是搞秦製，這是又一個老套的循環（放權和集權之間的循環），談不上是倒退，也談不上是進步，進退失據是必然的。3、很想讀一下你的《淺論中國的法治》，網上搜不到，能給我發一份嗎？謝謝！

 

網友：我同意你說的“若在市場型國家，則確實如果沒有個四五百年的時間，一個全新的製度是很難建立起來、或根本就無法建立起來的”。中華民族說自己有五千多年曆史，如果四、五百年能和平地建立起一個完善的製度，那是十四億人乃至全人類的萬幸。如果十四五年建立起一個法西斯的軍令製度，那將是全人類的悲哀。但是該發生的總是要發生，如果沒有二戰，日本還會是原來的日本。

 

答：1、我們可以“和平地建立起一個完善的製度”，那就是“兩權分解，三方共享”2、日本之所以變成現在的日本，當然一個重要原因是二戰；但還有一個也許更重要的原因，即：日本沒有長期中央集權的曆史，它基本上實行的是“周製”。

 

網友：我也不同意“ 隻要我們先努力用三方共享的方式把行政係統內部的關係理順了，其他方麵的改革，如教育、科技、文化等等會馬上風生水起。”我覺得你把本末倒置了。尤其是教育，中國人能達到目前全世界人人喊打的境界，教育“功不可沒”。我有不少國內的客戶，通過他們在英美法治背景下的表現，我深深的覺得，“愛國主義教育”應該去除，宗教教育、曆史教育、社會教育非常重要。而這，不管製度怎樣，是每一個老師、醫師、律師所應該對每一個小孩盡的責任。隻有把這些孩子教好了，他們成年後，我們的國家會產生好人，紮紮實實搞科研、不抄襲的風氣，文化界裏少一些阿諛奉承的人，國家就能慢慢走上正軌。但不好意思，我沒有實踐，我不知道要怎麽實現這個夢想。

 

答：現在國內的“過度愛國主義”，恰恰是現在執政黨的過度中央集權和過度中樞集權造成的。至於抄襲的風氣、阿諛奉承的風氣，也都根源於過度中央集權和過度中樞集權。我們隻有改變了過度集權，解決了這個“因”，才能最終消滅那個“果”。存在決定意識，改變存在，意識自變。解決了最核心的政治改革，文化改革、教育改革才能真正有所突破。

 

網友：最後，你說“西方的憲政公認起源於英格蘭，原因隻有一個，當年英格蘭的市場係統已足夠發達、足夠強大。你所說的那些具體原因，則是在不同的方麵、不同的領域，從不同的角度促成了市場係統的發達和強大”，這個我不敢苟同。英國的憲政起源於1215年的大憲章，那時根本談不上市場。憲政起源於國王（KING JOHN）要打仗，沒有錢，要給貴族征稅，貴族不滿於國王虐待他們（後來STAR CHAMBER, LORD COKE和查爾斯一世的審判、光榮革命等等），所以要限製國王的權力，其實你要說“限政”也可以，即限製國王權力。因此你把本末倒置了，英國能有強大的市場，可能源於她那不經意的“限政”，即國王想幹涉經濟也沒什麽辦法，你看現在美國政府、加拿大政府想幹涉市場，可以嗎？可以的，但隻有有限的力量，可能WARREN BUFFET說句話還更有用。中國沒有市場嗎？鄧公30年前開始的改革開放，就在建立市場經濟。三十年後我們建立了什麽呢？我個人覺得肯定不是計劃經濟，但你要說它是市場，也不盡然，看看我們的證監會就好。我覺得它更像是“市儈經濟”，唯利是圖，CUT THROAT CAPITALIST——即現代英美人所不齒的、莎士比亞戲劇中描述的那群商人。為什麽？我覺得不外乎幾個原因：1、三十年太短，也許三百年能成功；2、鄧公何許人也？接受過什麽理論教育？有什麽樣的遠矚？他說的摸著石頭過河，肯定和厲以寧等人說的，不是同一塊石頭，要過的可能也不是同一條河。3、江、胡繼承鄧公衣缽，但江的“腐敗治國”和胡的“不折騰”，確實帶來太多的社會問題，有點類似萬曆中興，實在搞不下去啦。像崇禎一樣，現在的領導人很不幸撿了一個爛攤子，但更不幸的是這個包子比前麵三個還爛。建立市場是對的，但那是果，不是因。鄧公出國考察看到了果，覺得移植到國內很好。美國人覺得中國也許以果朔因，所以幫助我們加入WTO等等，沒想到所有人的如意算盤都錯了。鄧公之後的三代領導（我不敢推斷鄧公算不算）要的是江山，不是“限政”。這個根本上，和1215年英國所發生的事情就是對立的！

 

答：1、學界對當代英國的憲政是否發源於《大憲章》存在爭議。這裏，我們姑且同意憲政發源於《大憲章》。那麽大憲章的作用是什麽呢？即：限製國王的權力。換句話說就是，大憲章徹底杜絕了英國向中央集權發展的可能，而進一步強化了英國已經存在的分封製（周製）。一個行政係統若實行分封製，必然給其他係統更多的發展空間，例如市場經濟和宗教。這也就是歐洲及日本等地可以或早或晚發展起市場經濟的根本原因。總之，大憲章給市場經濟準備好了發展的條件，發展的場所，發展的土壤，一旦因為偶然的原因落下了市場經濟的種子，它就會蓬蓬勃勃地發展起來（雖然當時市場經濟還沒有大規模出現）。我主張打破中央集權，實施“兩權共享”，本質上也是要加強各省的相對獨立性、相對自主權，從而給中國的市場經濟以更大的發展空間（但絕不是像某些學者所想的那樣，用市場來完全取代行政）2、鄧公想過的河，肯定和厲以寧們想過的河不一樣，這也就是現在政府和知識界越來越遠的根本原因。我們不能要求政府向知識界靠攏，我們隻能要求知識界向政府靠攏（我說的是靠攏，不是同流合汙）。政府不是想國家富強嗎？不是想長治久安嗎？不是拒絕搞憲政嗎？那我們知識界為什麽就不能提供一條除憲政之外的富強之路、久安之路？條條大路通羅馬呀！如果說外國政府、外國的知識界由於不了解中國，由於自己本身的生長環境的限製，而無法為中國提出一個合適的建設性的改革方案，那麽中國知識界則就責無旁貸了。我們現在應該給政府提供一個和1215年的大憲章相似的道路：限製中央集權。這就是我提出“兩權分解，三方共享”的根本原因。

 

網友：當今，中國還有周製的貴族嗎？江胡時代有一些，但包子又恢複了秦政，定於一尊，這些貴族慢慢被消滅啦，馬雲幹了王健林，但他也笑不起來啊，他也得跑路啊。

 

答：中國目前需要的不是貴族，需要的也不是建立中產階級，而是要打破中央集權和中樞集權，建立一個半周半秦的體製，則中產階級自然而然就會蓬勃發展。

 

網友：我悲觀，也許是我的職業病，但是我能解決問題。我始終認為，我沒有前人聰明，因此首要任務是學習他們的理論，研究他們的原理，很關鍵的是要應用、實踐其原理，通過犯錯、反饋、更正，從而形成一種解決方案，而後人會像我們學習前人方案一樣，學習我們，這就是千年來普通法、案例法的原理！目前我無法和你爭論什麽方案，我可以在國外實踐，但我無法在中國實踐。我覺得隻要有機會，能一點一滴地去接觸實際問題並解決問題，問題終將能夠解決。至於創新與否，由後人去評說。我們能做的，就是為後人創造一個比前人更好的條件，管他四五百年，在我們的棺材蓋蓋上的時候，我們會很欣慰地離開，因為我們已經開了一個好頭，問題最終能夠解決，時間不是問題。

 

答：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我就是在前人幾千年的周製、秦製均反複失敗的實踐中，在當代政府幾十年的反複集權、放權但效果不佳的實踐中，反複思索、觀察實際，比較各種理論，從而得出了既不能搞集權、也不能搞憲政的結論。當然，創新不是目的，改革成功才是目的。我相信，曆史將會證明，實行半周半秦的“兩權分解，三方共享”，是中國成本最低、風險最小、成效最大的改革方案，也是目前的執政黨最有可能接受的方案。時間其實是一個問題，若在100年後再搞“兩權共享”，則執政黨已經徹底腐爛，到那時，無論何種改革方案都將無濟於事，隻能迎來又一個血流成河的改朝換代，嗚呼！

 

再次感謝來函！歡迎繼續切磋、討論，謝謝！